我最近看過蘇聯影片《外套》，那是根據果戈理的小說改編攝製的。影片的確不錯，強烈地打動了觀眾的心。可是我看完電影，整個晚上不舒服，總覺得有什麽東西壓在心上，而且有透不過氣的感覺。眼前有一個影子晃來晃去，不用說，就是那個小公務員阿加基·巴什馬金。過了一天他的影子才漸漸淡去。但是另一個人的畫顏又在我的腦子裏出現了。我想起了我的主人公汪文宣，一個患肺病死掉的小公務員。
汪文宣並不是真實的人，然而我總覺得他是我極熟的朋友。在過去我天天看見他，處處看見他。他總是臉色蒼白，眼睛無光，兩頰少向，埋著頭，垂著手，小聲咳嗽，輕輕走路，好象害怕驚動旁人一樣。他心地善良，從來不想傷害別人，隻希望自己能夠無病無災、簡簡單單地活下去。象這樣的人我的確看得太多，也認識不少。他們在舊社會裏到處遭受白眼，不聲不響地忍受種種不合理的待遇，終日終年辛辛苦苦地認真工作，卻無法讓一家人得到溫飽。他們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慘的死亡，隻有在斷氣的時候才得到休息。可是妻兒的生活不曾得到安排和保障，他們到死還不能瞑目。
在舊社會裏有多少人害肺病受盡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貧困中過著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象汪文宣那樣的人實在太多了。從前一般的忠厚老實人都有這樣一個信仰：“好人好報”。可是在舊社會裏好人偏偏得不到好報，“壞人得誌”倒是常見的現象。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間樓梯下麵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裏開始寫《寒夜》，正是壞人得誌的時候。我寫了幾頁就擱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筆接著一年前中斷的地方寫下去，那時在重慶，在國統區仍然是壞人得誌的時候。我寫這部小說正是想說明：好人得不到好報。我的目的無非要讓人看見蔣介石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是個什麽樣子。我進行寫作的時候，好象常常聽見一個聲音在我耳邊說：“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說，這是我自己的聲音，因為我有不少象汪文宣那樣慘死的朋友和親戚。我對他們有感情。我雖然不讚成他們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為自己眼看他們走向死亡無法幫助而感到痛苦。我如果不能替他們伸冤，至少也得繪下他們的影像，留作紀念，讓我永遠記住他們，讓旁人不要學他們的榜樣。
《寒夜》中的幾個人物都是虛構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卻十分真實。我並不是說，我在這裏用照相機整天攝影；我也不是說我寫的是真人真事的通訊報導。我想說，整個故事就在我當時住處的四周進行，在我住房的樓上，在這座大樓的大門口，在民國路和附近的幾條街。人們躲警報，喝酒，吵架，生病……這一類的事每天都在發生。物價飛漲，生活困難，戰場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論到哪裏，甚至坐在小屋內，也聽得見一般“小人物”的訴苦和呼籲。盡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戶曉的真人，盡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載之史冊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時候的確常常見到、聽到那樣的人和那樣的事。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繼續發生，一切都是那麽自然，我好象活在我自己的小說中，又好象在旁觀我周圍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歡離合的苦戲。冷酒館是我熟悉的，咖啡店是我熟悉的，“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也是我熟悉的。小說中的每個地點我都熟悉。我住在那間與老鼠、臭蟲和平共處的小屋裏，不斷地觀察在我上下四方發生的一切，我選擇了其中的一部分寫進小說裏麵。我經常出入汪文宣夫婦每天進出若幹次的大門，早晚都在小說裏那幾條街上散步；我是“炒米糖開水”的老主顧，整夜停電也引起我不少的牢騷，我受不了那種死氣沉沉的陰暗環境。《寒夜》第一章裏汪文宣躲警報的冷清清的場麵正是我在執筆前一兩小時中親眼見到的。從這裏開始，雖然過了一年我才繼續寫下去，而且寫一段又停一個時期，後麵三分之二的原稿還是回到上海以後在淮海坊寫成的，脫稿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雖然時寫時輟，而且中間插進一次由重慶回上海的“大搬家”，可是我寫得很順利，好象在信筆直書，替一個熟朋友寫傳記一樣；好象在寫關於那一對夫婦的回憶錄一樣。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塊兒生活，每天都要經過狹長的市道走上三樓，到他們房裏坐一會兒，安安靜靜地坐在一個角上聽他們談話、發牢騷、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機會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樹生同路走到銀行，陪老太太到菜場買菜……他們每個人都對我坦白地講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
我的確有這樣的感覺：我寫第一章的時候，汪文宣一家人雖然跟我同在一所大樓裏住了幾個月，可是我們最近才開始交談。我寫下去，便同他們漸漸地熟起來。我愈往下寫，愈了解他們，我們中間的友誼也愈深。他們三個人都是我的朋友。我聽夠了他們的爭吵。我看到每個人的缺點，我了解他們爭吵的原因，我知道他們每個人都邁著大步朝一個不幸的結局走去，我也向他們每個人進過忠告。我批評過他們，但是我同情他們，同情他們每個人。我對他們發生了感情。我寫到汪文宣斷氣，我心裏非常難過，我真想大叫幾聲，吐盡我滿腹的怨憤。我寫到曾樹生孤零零地走在陰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勸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會掉進深淵裏去。但是我沒法改變他們的結局，所以我為他們的不孝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會批評我浪費了同情，認為那三個人都有錯，值不得惋惜。也有讀者寫信來問：那三個人中間究竟誰是誰非？哪一個是正麵人物？哪一個是反麵的？作者究竟同情什麽人？我的回答是：三個人都不是正麵人物，也都不是反麵人物；每個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說，不能責備他們三個人，罪在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罪在當時重慶的和國統區的社會。他們都是無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這裏替自己辯護。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噓和掩飾都毫無用處。我隻是說明我執筆寫那一家人的時候，我究竟是怎樣地想法。
我已經說明《寒夜》的背景在重慶，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當時住的民國路那個三層“大樓”。我住在樓下文化生活出版社裏麵，他們住在三樓。一九四二年七月我頭一次到民國路，也曾在三樓住過。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續寫《寒夜》時，已經搬到了二樓臨街的房間。這座“大樓”破破爛爛，是不久以前將就轟炸後的斷壁頹垣改修的。不過在當時的重慶，象這樣的“大樓”已經是不錯的了，況且還裝上了有彈簧的縷花的大門。樓下是商店和寫字間。樓上有寫字間，有職員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幹淨整齊，有些屋子搖搖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間常常聽得見四麵八方的聲音。這種房間要是出租的話，租金絕不會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樓”改修的時候，出了一筆錢，便可以搬進來住幾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進來，不用說，還是靠曾樹生的社會關係，錢也是由她付出的。他們搬到這裏來住，當然不是喜歡這裏的嘈雜和混亂，這一切隻能增加他們的煩躁，卻無法減少他們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們夫婦工作的地點就在這附近。汪文宣在一個“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裏當校對，我不曾寫出那個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訴人圖書公司就是國民黨的正中書局。我對正中書局的內部情況並不了解。不過我不是在寫它的醜史，真實情況隻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醜惡，而且醜惡若幹倍。我寫的是汪文宣，在國民黨統治下比什麽都不如的一個忠厚、善良的小知識分子，一個象巴什馬金那樣到處受侮辱的小公務員。他老老實實地辛苦工作，從不偷懶，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輕視。至於他的妻子曾樹生，她在私立大川銀行裏當職員，大川銀行也在民國路附近。她在銀行裏其實是所謂的“花瓶”，就是作擺設用的。每天上班，工作並不重要，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說會笑，讓經理、主任們高興就算是盡職了。收入不會太少，還有機會找人幫忙做點投機生意。她靠這些收入養活了半個家（另一半費用由她的丈夫擔任），供給了兒子上學，還可以使自己過著比較舒適的生活。還有汪文宣的母親，她從前念過書，應當是雲南昆明的才女，戰前在上海過的也是安閑愉快的日子；抗戰初期跟著兒子回到四川（兒子原籍四川），沒有幾年的功夫卻變成了一個“二等老媽子”，象她的媳婦批評她的那樣。她看不慣媳婦那種“花瓶”的生活，她不願意靠媳婦的收入度日，卻又不能不間接地花媳婦的錢。她愛她的兒子，她為他的處境感到不平。她越是愛兒子，就越是不滿意媳婦，因為媳婦不能象她那樣把整個心放在那一個人身上。
我在小說裏寫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家庭。兩個善良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兩個上海某某大學教育係畢業生靠做校對和做“花瓶”勉強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見不合的婆媳間的糾紛，夾在中間受氣的又是丈夫又是兒子的小公務員默默地吞著眼淚，讓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這便是國民黨統治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悲劇，悲劇的形式雖然不止這樣一種，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結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孫三代，可是十三歲的初中學生在學校寄宿，他身體弱，功課緊，回家來不常講話，他在家也不會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說裏隻著重地寫了三個人，就是上麵講過的那三個人。關於他們，我還想聲明一次：生活是真實的，人物卻是拚湊攏來的。當初我腦子裏並沒有一個真實的汪文宣。隻有在小說脫稿以後我才看清了他的麵顏。四年前吳楚帆先生到上海，請我去看他帶來的香港粵語片《寒夜》，他為我擔任翻譯。我覺得我腦子裏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個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來了，我讚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縮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說，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別人不敢隨意欺侮他。其實在金錢和地位占絕對優勢的舊社會裏，形象早已是無關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書局經理、主任，或者當上銀行經理、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彎腰駝背，也會到處受人尊敬，誰管他有沒有淵博的學問，有沒有崇高的理想，過去在大學裏書念得好不好。汪文宣應當知道這個“真相”。可是他並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著壞蛋們的謊言，他有耐心地等待著好日子的到來。結果，他究竟得到了什麽呢？
我在前麵說過對於小說中那三個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評了他們每一個人。他們都有缺點，當然也有好處。他們彼此相愛（婆媳兩人間是有隔閡的），卻又互相損害。他們部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滅亡。對汪文宣的死，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子都有責任。她們不願意他病死，她們想盡辦法挽救他，然而她們實際做到的卻是逼著他，推著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樣，他願意活下去，甚至在受盡痛苦之後，他仍然熱愛生活。可是他終於違背了自己的意誌，不聽母親和妻子的勸告，有意無意地糟蹋自己的身體，大步奔向毀滅。這些都是為了什麽呢？難道三個人都發了狂？
不，三個人都沒有發狂。他們都是不由自主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不是出於本心，快要崩潰的舊社會、舊製度、舊勢力在後麵指揮他們。他們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犧牲品。舊勢力要毀滅他們，他們不想保護自己。其實他們並不知道怎樣才能保護自己。這些可憐人，他們的確象某一個批評家所說的那樣，始終不曾“站起來為改造生活而鬥爭過”。他們中問有的完全忍受，象汪文宣和他的母親；有的並不甘心屈服，還在另找出路，如曾樹生。然而曾樹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會有什麽出路呢？她想擺脫毀滅的命運，可是人朝南走絕不會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吳楚帆主演的影片了。影片裏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樹生差不多。隻是她有一點跟我的人物不同。影片裏的曾樹生害怕她的婆母。她因為不曾舉行婚禮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輕視，自己也感到慚愧，隻要婆母肯原諒她，她甘願做個孝順媳婦。可是婆母偏偏不肯原諒，把不行婚禮當作一件大罪，甚至因為它，寧願毀掉兒子的家庭幸福。香港影片的編導這樣處理，可能有他們的苦衷。我的小說人物卻不是這樣。在我的小說裏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劇的主犯是蔣介石國民黨，是這個反動政權的統治。我寫那幾個人物的時候，我的小說情節逐漸發展的時候，我這樣地了解他們，認識他們：
汪文宣的母親的確非常愛兒子，也願意跟著兒子吃苦。然而她的愛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婦曾樹生所說，是一個“自私而又頑固、保守”的女人。她不喜歡媳婦，因為一則，媳婦不是象她年輕時候那樣的女人，不是對婆母十分恭順的孝順媳婦；二則，她看不慣媳婦“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狀”，上館子，參加舞會，過那種“花瓶”的生活；三則，兒子愛媳婦勝過愛她。至於“你不過是我兒子的‘姘頭’。我是拿花轎接來的”，不過是在盛怒時候的一個作戰的武器，一句傷害對方的咒罵而已。因為在一九四四年，已經沒有人計較什麽“結婚儀式”了。兒子連家都養不活，做母親的哪裏還會念念不忘那種奢侈的儀式？她希望恢複的，是過去婆母的權威和舒適的生活。雖然她自己也知道過去的日子不會再來，還是靠媳婦當“花瓶”，一家人才能夠勉強地過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覺地常常向媳婦擺架子發脾氣，而且正因為自己間接地花了媳婦的錢更不高興媳婦，常常借故在媳婦身上發泄自己的怨氣。媳婦並不是逆來順受的女人，隻會給這位婆母碰釘子。生活苦，環境不好，每個人都有滿肚皮的牢騷，一碰就發，發的次數愈多，愈不能控製自己。因此婆媳間的不和越來越深，誰也不肯讓步。這個平日鍾愛兒子的母親到了怒火上升的時候，連兒子的話也聽不進去了。結果兒子的家庭幸福也給破壞了。雖然她常常想而且願意交出自己的一切來挽救兒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火卻隻能加重兒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來。
汪文宣，這個忠厚老實的舊知識分子，在大學念教育係的時候，“滿腦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濟世的宏願。可是他在舊社會裏工作了這麽些年，地位越來越低，生活越來越苦，意氣越來越消沉，他後來竟然變成了一個膽小怕事、見人低頭、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務員。他為了那個吃不飽穿不暖的位置，為了那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惜犧牲了自己年輕時候所寶貴的一切，甚至自己的意誌。然而苟安的局麵也不能維持多久，他終於害肺病，失業，吐盡血，失掉聲音痛苦地死去。他“要活”，他“要求公平”。可是舊社會不讓他活，不給他公平。他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可是他始終沒有能等到她回來再見一麵。
曾樹生和她的丈夫一樣，從前也是有理想的。他們夫婦離開學校的時候，都有為教育事業獻身的決心。可是到了《寒夜》裏，她卻把什麽都拋棄了。她靠自己生得漂亮，會打扮，會應酬，得到一個薪金較高的位置，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來培養兒子讀書，來補貼家用。她並不願意做“花瓶”，她因此常常苦悶、發牢騷。可是為了解決生活上的困難，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她口口聲聲嚷著追求自由，其實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虛的，用她自己的話來解釋，就是：“我愛動，愛熱鬧，我需要過熱情的生活。”換句話說，她追求的也隻是個人的享樂。她寫信給她丈夫說：“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其實，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樂以外，究竟有什麽“痛快”呢？她又有過什麽“自由”呢？她有時也知道自己的缺點，有時也會感到苦悶和空虛。她或許以為這是無名的惆悵，絕不會想到，也不肯承認，這是沒有出路的苦悶和她無法解決的矛盾，因為她從來就不曾為著改變生活進行過鬥爭。她那些追求也不過是一種逃避。她離開汪文宣以後，也並不想離開“花瓶”的生活。她很可能答應陳經理的要求同他結婚，即使結了婚她仍然是一個“花瓶”。固然她並不十分願意嫁給年紀比她小兩歲的陳經理，但是除非她改變生活方式，她便難擺脫陳經理的糾纏。他們在經濟上已經有密切的聯係了，她靠他幫忙，搭夥做了點囤積、投機的生意，賺了一點錢。她要跟他決裂，就得離開大川銀行，另外安排生活。然而她缺乏這樣的勇氣和決心。她丈夫一死，她在感情上更“自由”了。她很有可能在陳經理的愛情裏尋找安慰和陶醉。但是他也不會帶給她多大的幸福。對她來說，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經不太遠了。陳經理不會長久守在她的身邊。這樣的事在當時也是常見的。她不能改變生活，生活就會改變她。她不站起來進行鬥爭，就隻有永遠處在被動的地位。她有一個十三歲的兒子。她不象一般母親關心兒子那樣地關心他，他對她也並不親熱。兒子象父親，又喜歡祖母，當然不會得到她的歡心。她花一筆不算小的款子供給兒子到所謂“貴族學校”念書，好象隻是在盡自己的責任。她在享受她所謂“自由”的時候，頭腦裏連兒子的影子也沒有。最後在小說的“尾聲”裏，她從蘭州回到重慶民國路的舊居，隻看見一片陰暗和淒涼，丈夫死了，兒子跟著祖母不知走到哪裏去了。影片中曾樹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個金戒指，表示自己跟墓中人永不分離，她在那裏意外地見到了她的兒子和婆母。婆母對她溫和地講了一句話，她居然感激地答應跟著祖孫二人口到家鄉去，隻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麽都可以。這絕不是我寫的曾樹生。曾樹生不會向她的婆母低頭認錯，也不會放棄她的“追求”。她更不會親手將“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們婆媳帶著孩子回到家鄉，拿什麽生活？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要養活一家三口並不是容易的事。曾樹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別的路了。她不會曆盡千辛萬苦去尋找那兩個活著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墳墓，至多也不過痛哭一場。然後她會飛回蘭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銀行經理夫人的身份，大宴賓客。她和汪文宣的母親同樣是自私的女人。
我當然不會讚揚這兩個女人。正相反，我用責備的文筆描寫她們。但是我自己也承認我的文章裏常常露出原諒和同情的調子。我當時是這樣想的：我要通過這些小人物的受苦來譴責舊社會、舊製度。我有意把結局寫得陰暗，絕望，沒有出路，使小說成為我所謂的“沉痛的控訴”。國民黨反動派宣傳抗戰勝利後一切都有辦法，而汪文宣偏偏死在街頭鑼鼓喧天、人們正在慶祝勝利的時候。1我的憎恨是強烈的。但是我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鼓舞人們的戰鬥熱情的是希皇，而不是絕望。特別是在小說的最後曾樹生孤零零地消失在淒清的寒夜裏，那種人去樓空的惆悵感覺，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所以我的“控訴”也是沒有出路的，沒有力量的，隻是一罵為快而已。
男主人公斷氣時，街頭鑼鼓喧天，人們正在慶祝勝利，用花炮燒龍燈。這是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沉痛的控訴。”
我想起來了：在抗戰勝利後那些日子裏，尤其是在停電的夜晚，我自己常常在民國路一帶散步，曾樹生所見的也就是我目睹的。我自己想回上海，卻走不了。我聽夠了陌生人的訴苦，我自己悶得發慌，我也體會到一些人的沮喪情緒。我當時發表過一篇小文章，寫出我在寒風裏地攤前的見聞。過了一年多，我寫到《寒夜》的“尾聲”時，也曾參考這篇短文。而且那個時候（一九四六年最後兩天）我的情緒也很低落。無怪乎我會寫出這樣的結局來。一九五九年年底我在上海編輯《文集》的最後三卷，一九六○年年終我在成都校改《寒夜》的校樣，兩次都有意重寫《寒夜》的“尾聲”。可是我仔細一想，覺得僅僅改寫“尾聲”太不夠了，要動就得從頭改起，那麽還不如另寫別的。因此我就讓它保存了下來。反正是解放前的舊作，當時我的想法是如此，而且作品已經以那樣的形式跟讀者們見過麵了。連我也無法替它掩飾，也不想為它的缺點辯護。
我還想談談鍾老的事。並不需要很多話，我不談他這個人，象他那樣的好心人在舊社會裏也並非罕見。但是在舊社會裏鍾老起不了作用，他至多隻能替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如汪文宣）幫一點小忙。誰也想不到他會死在汪文宣的前頭。我寫他死於霍亂症，因為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慶霍亂流行，而重慶市衛生局局長卻偏偏大言不慚，公開否認。文化生活出版社燒飯老媽譚嫂的小兒子忽然得了霍亂。那個五十光景的女人是個天主教徒，她急得心慌意亂，卻跑去向中國菩薩禱告，求來香灰給兒子治病。兒子當時不過十五六歲，躺在廚房附近一張床上，已經奄奄一息了。我們勸譚嫂把兒子送到小龍坎時疫醫院。她找了一副“滑竿”把兒子抬去了。過兩夭兒子便死在醫院裏麵。我聽見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友講起時疫醫院裏的情形，對那位局長我感到極大的憎惡。我在《第四病室》的“小引”裏“表揚”了他的“德政”，我又在《寒夜》裏介紹了這個“陪都”唯一的時疫醫院。倘使沒有那位局長的“德政”，鍾老也很有可能活下去，他在小說裏當然不是非死不可的人。我這些話隻是說明作者並不常常憑空編造細節。要不是當時有那麽多人害霍亂症死去，要不是有人對我講過時疫醫院的情形，我怎麽會想起把鍾老送到那裏去呢？連鍾老的墓地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斜坡上”的孤墳裏埋著我的朋友繆崇群。那位有獨特風格的散文作家很早就害肺病。我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一次看見他，他臉色蒼白，經常咳嗽，以後他的身體時好時壞，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蘇醫院。他的性格有幾分象汪文宣，他從來不肯麻煩別人，也害怕傷害別人，到處都不受人重視。他沒有家，孤零零的一個人；靜悄悄地活著，又有點象鍾老。據說他進醫院前，病在床上，想喝一口水也喝不到；他不肯開口，也不願讓人知道他的病痛。他斷氣的時候，沒有一個熟人在場。我得了消息連忙趕到北碚，隻看見他的新墳，就象我在小說裏描寫的那樣。連兩個紙花圈也是原來的樣子，我不過把“崇群”二字換成了“又安”。聽說他是因別的病致死的。害肺病一直發展到喉結核最後喪失了聲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見過不多，但也不是太少。朋友範予（我為他寫過一篇《憶範兄》）和魯彥（一位優秀的小說家，我那篇《寫給彥兄》便是紀念他的），還有我一個表弟……他們都是這樣悲慘地結束了一生的。我為他們的死感到不平，感到憤怒，又因為自己不曾幫助他們減輕痛苦而感到懊悔。我根據我的耳聞和目見，也根據範予病中寄來的信函，寫出汪文宣病勢的逐漸發展，一直到最後的死亡。而且我還把我個人的感情也寫在書上。汪文宣不應當早死，也不該受這麽大的痛苦，但是他終於慘痛地死去了。我那些熟人也不應該受盡痛苦早早死去，可是他們的墳頭早已長滿青草了。我懷著多麽悲痛的心情詛咒舊社會，為他們喊冤叫屈。現在我卻萬分愉快、心情舒暢地歌頌象初升太陽一樣的新社會。那些負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要是死而有知，他們一定會在九泉含笑的。不斷進步的科學和無比優越的新的社會製度已經征服了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談虎色變了。這兩天我重讀《寒夜》，好象做了一個噩夢。但是這樣的噩夢已經永遠、永遠地消失了！
1961年11月20日——
注釋：
1解放後我為《寒夜》新版寫的“內容提要”裏，有這樣的一段話：“長篇小說寫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國民黨統治下的所謂‘戰時首都’重慶的生活。……
汪文宣並不是真實的人，然而我總覺得他是我極熟的朋友。在過去我天天看見他，處處看見他。他總是臉色蒼白，眼睛無光，兩頰少向，埋著頭，垂著手，小聲咳嗽，輕輕走路，好象害怕驚動旁人一樣。他心地善良，從來不想傷害別人，隻希望自己能夠無病無災、簡簡單單地活下去。象這樣的人我的確看得太多，也認識不少。他們在舊社會裏到處遭受白眼，不聲不響地忍受種種不合理的待遇，終日終年辛辛苦苦地認真工作，卻無法讓一家人得到溫飽。他們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慘的死亡，隻有在斷氣的時候才得到休息。可是妻兒的生活不曾得到安排和保障，他們到死還不能瞑目。
在舊社會裏有多少人害肺病受盡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貧困中過著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象汪文宣那樣的人實在太多了。從前一般的忠厚老實人都有這樣一個信仰：“好人好報”。可是在舊社會裏好人偏偏得不到好報，“壞人得誌”倒是常見的現象。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間樓梯下麵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裏開始寫《寒夜》，正是壞人得誌的時候。我寫了幾頁就擱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筆接著一年前中斷的地方寫下去，那時在重慶，在國統區仍然是壞人得誌的時候。我寫這部小說正是想說明：好人得不到好報。我的目的無非要讓人看見蔣介石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是個什麽樣子。我進行寫作的時候，好象常常聽見一個聲音在我耳邊說：“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說，這是我自己的聲音，因為我有不少象汪文宣那樣慘死的朋友和親戚。我對他們有感情。我雖然不讚成他們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為自己眼看他們走向死亡無法幫助而感到痛苦。我如果不能替他們伸冤，至少也得繪下他們的影像，留作紀念，讓我永遠記住他們，讓旁人不要學他們的榜樣。
《寒夜》中的幾個人物都是虛構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卻十分真實。我並不是說，我在這裏用照相機整天攝影；我也不是說我寫的是真人真事的通訊報導。我想說，整個故事就在我當時住處的四周進行，在我住房的樓上，在這座大樓的大門口，在民國路和附近的幾條街。人們躲警報，喝酒，吵架，生病……這一類的事每天都在發生。物價飛漲，生活困難，戰場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論到哪裏，甚至坐在小屋內，也聽得見一般“小人物”的訴苦和呼籲。盡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戶曉的真人，盡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載之史冊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時候的確常常見到、聽到那樣的人和那樣的事。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繼續發生，一切都是那麽自然，我好象活在我自己的小說中，又好象在旁觀我周圍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歡離合的苦戲。冷酒館是我熟悉的，咖啡店是我熟悉的，“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也是我熟悉的。小說中的每個地點我都熟悉。我住在那間與老鼠、臭蟲和平共處的小屋裏，不斷地觀察在我上下四方發生的一切，我選擇了其中的一部分寫進小說裏麵。我經常出入汪文宣夫婦每天進出若幹次的大門，早晚都在小說裏那幾條街上散步；我是“炒米糖開水”的老主顧，整夜停電也引起我不少的牢騷，我受不了那種死氣沉沉的陰暗環境。《寒夜》第一章裏汪文宣躲警報的冷清清的場麵正是我在執筆前一兩小時中親眼見到的。從這裏開始，雖然過了一年我才繼續寫下去，而且寫一段又停一個時期，後麵三分之二的原稿還是回到上海以後在淮海坊寫成的，脫稿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雖然時寫時輟，而且中間插進一次由重慶回上海的“大搬家”，可是我寫得很順利，好象在信筆直書，替一個熟朋友寫傳記一樣；好象在寫關於那一對夫婦的回憶錄一樣。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塊兒生活，每天都要經過狹長的市道走上三樓，到他們房裏坐一會兒，安安靜靜地坐在一個角上聽他們談話、發牢騷、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機會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樹生同路走到銀行，陪老太太到菜場買菜……他們每個人都對我坦白地講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
我的確有這樣的感覺：我寫第一章的時候，汪文宣一家人雖然跟我同在一所大樓裏住了幾個月，可是我們最近才開始交談。我寫下去，便同他們漸漸地熟起來。我愈往下寫，愈了解他們，我們中間的友誼也愈深。他們三個人都是我的朋友。我聽夠了他們的爭吵。我看到每個人的缺點，我了解他們爭吵的原因，我知道他們每個人都邁著大步朝一個不幸的結局走去，我也向他們每個人進過忠告。我批評過他們，但是我同情他們，同情他們每個人。我對他們發生了感情。我寫到汪文宣斷氣，我心裏非常難過，我真想大叫幾聲，吐盡我滿腹的怨憤。我寫到曾樹生孤零零地走在陰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勸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會掉進深淵裏去。但是我沒法改變他們的結局，所以我為他們的不孝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會批評我浪費了同情，認為那三個人都有錯，值不得惋惜。也有讀者寫信來問：那三個人中間究竟誰是誰非？哪一個是正麵人物？哪一個是反麵的？作者究竟同情什麽人？我的回答是：三個人都不是正麵人物，也都不是反麵人物；每個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說，不能責備他們三個人，罪在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罪在當時重慶的和國統區的社會。他們都是無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這裏替自己辯護。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噓和掩飾都毫無用處。我隻是說明我執筆寫那一家人的時候，我究竟是怎樣地想法。
我已經說明《寒夜》的背景在重慶，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當時住的民國路那個三層“大樓”。我住在樓下文化生活出版社裏麵，他們住在三樓。一九四二年七月我頭一次到民國路，也曾在三樓住過。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續寫《寒夜》時，已經搬到了二樓臨街的房間。這座“大樓”破破爛爛，是不久以前將就轟炸後的斷壁頹垣改修的。不過在當時的重慶，象這樣的“大樓”已經是不錯的了，況且還裝上了有彈簧的縷花的大門。樓下是商店和寫字間。樓上有寫字間，有職員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幹淨整齊，有些屋子搖搖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間常常聽得見四麵八方的聲音。這種房間要是出租的話，租金絕不會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樓”改修的時候，出了一筆錢，便可以搬進來住幾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進來，不用說，還是靠曾樹生的社會關係，錢也是由她付出的。他們搬到這裏來住，當然不是喜歡這裏的嘈雜和混亂，這一切隻能增加他們的煩躁，卻無法減少他們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們夫婦工作的地點就在這附近。汪文宣在一個“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裏當校對，我不曾寫出那個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訴人圖書公司就是國民黨的正中書局。我對正中書局的內部情況並不了解。不過我不是在寫它的醜史，真實情況隻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醜惡，而且醜惡若幹倍。我寫的是汪文宣，在國民黨統治下比什麽都不如的一個忠厚、善良的小知識分子，一個象巴什馬金那樣到處受侮辱的小公務員。他老老實實地辛苦工作，從不偷懶，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輕視。至於他的妻子曾樹生，她在私立大川銀行裏當職員，大川銀行也在民國路附近。她在銀行裏其實是所謂的“花瓶”，就是作擺設用的。每天上班，工作並不重要，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說會笑，讓經理、主任們高興就算是盡職了。收入不會太少，還有機會找人幫忙做點投機生意。她靠這些收入養活了半個家（另一半費用由她的丈夫擔任），供給了兒子上學，還可以使自己過著比較舒適的生活。還有汪文宣的母親，她從前念過書，應當是雲南昆明的才女，戰前在上海過的也是安閑愉快的日子；抗戰初期跟著兒子回到四川（兒子原籍四川），沒有幾年的功夫卻變成了一個“二等老媽子”，象她的媳婦批評她的那樣。她看不慣媳婦那種“花瓶”的生活，她不願意靠媳婦的收入度日，卻又不能不間接地花媳婦的錢。她愛她的兒子，她為他的處境感到不平。她越是愛兒子，就越是不滿意媳婦，因為媳婦不能象她那樣把整個心放在那一個人身上。
我在小說裏寫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家庭。兩個善良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兩個上海某某大學教育係畢業生靠做校對和做“花瓶”勉強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見不合的婆媳間的糾紛，夾在中間受氣的又是丈夫又是兒子的小公務員默默地吞著眼淚，讓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這便是國民黨統治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悲劇，悲劇的形式雖然不止這樣一種，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結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孫三代，可是十三歲的初中學生在學校寄宿，他身體弱，功課緊，回家來不常講話，他在家也不會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說裏隻著重地寫了三個人，就是上麵講過的那三個人。關於他們，我還想聲明一次：生活是真實的，人物卻是拚湊攏來的。當初我腦子裏並沒有一個真實的汪文宣。隻有在小說脫稿以後我才看清了他的麵顏。四年前吳楚帆先生到上海，請我去看他帶來的香港粵語片《寒夜》，他為我擔任翻譯。我覺得我腦子裏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個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來了，我讚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縮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說，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別人不敢隨意欺侮他。其實在金錢和地位占絕對優勢的舊社會裏，形象早已是無關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書局經理、主任，或者當上銀行經理、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彎腰駝背，也會到處受人尊敬，誰管他有沒有淵博的學問，有沒有崇高的理想，過去在大學裏書念得好不好。汪文宣應當知道這個“真相”。可是他並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著壞蛋們的謊言，他有耐心地等待著好日子的到來。結果，他究竟得到了什麽呢？
我在前麵說過對於小說中那三個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評了他們每一個人。他們都有缺點，當然也有好處。他們彼此相愛（婆媳兩人間是有隔閡的），卻又互相損害。他們部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滅亡。對汪文宣的死，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子都有責任。她們不願意他病死，她們想盡辦法挽救他，然而她們實際做到的卻是逼著他，推著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樣，他願意活下去，甚至在受盡痛苦之後，他仍然熱愛生活。可是他終於違背了自己的意誌，不聽母親和妻子的勸告，有意無意地糟蹋自己的身體，大步奔向毀滅。這些都是為了什麽呢？難道三個人都發了狂？
不，三個人都沒有發狂。他們都是不由自主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不是出於本心，快要崩潰的舊社會、舊製度、舊勢力在後麵指揮他們。他們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犧牲品。舊勢力要毀滅他們，他們不想保護自己。其實他們並不知道怎樣才能保護自己。這些可憐人，他們的確象某一個批評家所說的那樣，始終不曾“站起來為改造生活而鬥爭過”。他們中問有的完全忍受，象汪文宣和他的母親；有的並不甘心屈服，還在另找出路，如曾樹生。然而曾樹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會有什麽出路呢？她想擺脫毀滅的命運，可是人朝南走絕不會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吳楚帆主演的影片了。影片裏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樹生差不多。隻是她有一點跟我的人物不同。影片裏的曾樹生害怕她的婆母。她因為不曾舉行婚禮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輕視，自己也感到慚愧，隻要婆母肯原諒她，她甘願做個孝順媳婦。可是婆母偏偏不肯原諒，把不行婚禮當作一件大罪，甚至因為它，寧願毀掉兒子的家庭幸福。香港影片的編導這樣處理，可能有他們的苦衷。我的小說人物卻不是這樣。在我的小說裏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劇的主犯是蔣介石國民黨，是這個反動政權的統治。我寫那幾個人物的時候，我的小說情節逐漸發展的時候，我這樣地了解他們，認識他們：
汪文宣的母親的確非常愛兒子，也願意跟著兒子吃苦。然而她的愛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婦曾樹生所說，是一個“自私而又頑固、保守”的女人。她不喜歡媳婦，因為一則，媳婦不是象她年輕時候那樣的女人，不是對婆母十分恭順的孝順媳婦；二則，她看不慣媳婦“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狀”，上館子，參加舞會，過那種“花瓶”的生活；三則，兒子愛媳婦勝過愛她。至於“你不過是我兒子的‘姘頭’。我是拿花轎接來的”，不過是在盛怒時候的一個作戰的武器，一句傷害對方的咒罵而已。因為在一九四四年，已經沒有人計較什麽“結婚儀式”了。兒子連家都養不活，做母親的哪裏還會念念不忘那種奢侈的儀式？她希望恢複的，是過去婆母的權威和舒適的生活。雖然她自己也知道過去的日子不會再來，還是靠媳婦當“花瓶”，一家人才能夠勉強地過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覺地常常向媳婦擺架子發脾氣，而且正因為自己間接地花了媳婦的錢更不高興媳婦，常常借故在媳婦身上發泄自己的怨氣。媳婦並不是逆來順受的女人，隻會給這位婆母碰釘子。生活苦，環境不好，每個人都有滿肚皮的牢騷，一碰就發，發的次數愈多，愈不能控製自己。因此婆媳間的不和越來越深，誰也不肯讓步。這個平日鍾愛兒子的母親到了怒火上升的時候，連兒子的話也聽不進去了。結果兒子的家庭幸福也給破壞了。雖然她常常想而且願意交出自己的一切來挽救兒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火卻隻能加重兒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來。
汪文宣，這個忠厚老實的舊知識分子，在大學念教育係的時候，“滿腦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濟世的宏願。可是他在舊社會裏工作了這麽些年，地位越來越低，生活越來越苦，意氣越來越消沉，他後來竟然變成了一個膽小怕事、見人低頭、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務員。他為了那個吃不飽穿不暖的位置，為了那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惜犧牲了自己年輕時候所寶貴的一切，甚至自己的意誌。然而苟安的局麵也不能維持多久，他終於害肺病，失業，吐盡血，失掉聲音痛苦地死去。他“要活”，他“要求公平”。可是舊社會不讓他活，不給他公平。他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可是他始終沒有能等到她回來再見一麵。
曾樹生和她的丈夫一樣，從前也是有理想的。他們夫婦離開學校的時候，都有為教育事業獻身的決心。可是到了《寒夜》裏，她卻把什麽都拋棄了。她靠自己生得漂亮，會打扮，會應酬，得到一個薪金較高的位置，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來培養兒子讀書，來補貼家用。她並不願意做“花瓶”，她因此常常苦悶、發牢騷。可是為了解決生活上的困難，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她口口聲聲嚷著追求自由，其實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虛的，用她自己的話來解釋，就是：“我愛動，愛熱鬧，我需要過熱情的生活。”換句話說，她追求的也隻是個人的享樂。她寫信給她丈夫說：“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其實，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樂以外，究竟有什麽“痛快”呢？她又有過什麽“自由”呢？她有時也知道自己的缺點，有時也會感到苦悶和空虛。她或許以為這是無名的惆悵，絕不會想到，也不肯承認，這是沒有出路的苦悶和她無法解決的矛盾，因為她從來就不曾為著改變生活進行過鬥爭。她那些追求也不過是一種逃避。她離開汪文宣以後，也並不想離開“花瓶”的生活。她很可能答應陳經理的要求同他結婚，即使結了婚她仍然是一個“花瓶”。固然她並不十分願意嫁給年紀比她小兩歲的陳經理，但是除非她改變生活方式，她便難擺脫陳經理的糾纏。他們在經濟上已經有密切的聯係了，她靠他幫忙，搭夥做了點囤積、投機的生意，賺了一點錢。她要跟他決裂，就得離開大川銀行，另外安排生活。然而她缺乏這樣的勇氣和決心。她丈夫一死，她在感情上更“自由”了。她很有可能在陳經理的愛情裏尋找安慰和陶醉。但是他也不會帶給她多大的幸福。對她來說，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經不太遠了。陳經理不會長久守在她的身邊。這樣的事在當時也是常見的。她不能改變生活，生活就會改變她。她不站起來進行鬥爭，就隻有永遠處在被動的地位。她有一個十三歲的兒子。她不象一般母親關心兒子那樣地關心他，他對她也並不親熱。兒子象父親，又喜歡祖母，當然不會得到她的歡心。她花一筆不算小的款子供給兒子到所謂“貴族學校”念書，好象隻是在盡自己的責任。她在享受她所謂“自由”的時候，頭腦裏連兒子的影子也沒有。最後在小說的“尾聲”裏，她從蘭州回到重慶民國路的舊居，隻看見一片陰暗和淒涼，丈夫死了，兒子跟著祖母不知走到哪裏去了。影片中曾樹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個金戒指，表示自己跟墓中人永不分離，她在那裏意外地見到了她的兒子和婆母。婆母對她溫和地講了一句話，她居然感激地答應跟著祖孫二人口到家鄉去，隻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麽都可以。這絕不是我寫的曾樹生。曾樹生不會向她的婆母低頭認錯，也不會放棄她的“追求”。她更不會親手將“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們婆媳帶著孩子回到家鄉，拿什麽生活？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要養活一家三口並不是容易的事。曾樹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別的路了。她不會曆盡千辛萬苦去尋找那兩個活著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墳墓，至多也不過痛哭一場。然後她會飛回蘭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銀行經理夫人的身份，大宴賓客。她和汪文宣的母親同樣是自私的女人。
我當然不會讚揚這兩個女人。正相反，我用責備的文筆描寫她們。但是我自己也承認我的文章裏常常露出原諒和同情的調子。我當時是這樣想的：我要通過這些小人物的受苦來譴責舊社會、舊製度。我有意把結局寫得陰暗，絕望，沒有出路，使小說成為我所謂的“沉痛的控訴”。國民黨反動派宣傳抗戰勝利後一切都有辦法，而汪文宣偏偏死在街頭鑼鼓喧天、人們正在慶祝勝利的時候。1我的憎恨是強烈的。但是我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鼓舞人們的戰鬥熱情的是希皇，而不是絕望。特別是在小說的最後曾樹生孤零零地消失在淒清的寒夜裏，那種人去樓空的惆悵感覺，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所以我的“控訴”也是沒有出路的，沒有力量的，隻是一罵為快而已。
男主人公斷氣時，街頭鑼鼓喧天，人們正在慶祝勝利，用花炮燒龍燈。這是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沉痛的控訴。”
我想起來了：在抗戰勝利後那些日子裏，尤其是在停電的夜晚，我自己常常在民國路一帶散步，曾樹生所見的也就是我目睹的。我自己想回上海，卻走不了。我聽夠了陌生人的訴苦，我自己悶得發慌，我也體會到一些人的沮喪情緒。我當時發表過一篇小文章，寫出我在寒風裏地攤前的見聞。過了一年多，我寫到《寒夜》的“尾聲”時，也曾參考這篇短文。而且那個時候（一九四六年最後兩天）我的情緒也很低落。無怪乎我會寫出這樣的結局來。一九五九年年底我在上海編輯《文集》的最後三卷，一九六○年年終我在成都校改《寒夜》的校樣，兩次都有意重寫《寒夜》的“尾聲”。可是我仔細一想，覺得僅僅改寫“尾聲”太不夠了，要動就得從頭改起，那麽還不如另寫別的。因此我就讓它保存了下來。反正是解放前的舊作，當時我的想法是如此，而且作品已經以那樣的形式跟讀者們見過麵了。連我也無法替它掩飾，也不想為它的缺點辯護。
我還想談談鍾老的事。並不需要很多話，我不談他這個人，象他那樣的好心人在舊社會裏也並非罕見。但是在舊社會裏鍾老起不了作用，他至多隻能替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如汪文宣）幫一點小忙。誰也想不到他會死在汪文宣的前頭。我寫他死於霍亂症，因為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慶霍亂流行，而重慶市衛生局局長卻偏偏大言不慚，公開否認。文化生活出版社燒飯老媽譚嫂的小兒子忽然得了霍亂。那個五十光景的女人是個天主教徒，她急得心慌意亂，卻跑去向中國菩薩禱告，求來香灰給兒子治病。兒子當時不過十五六歲，躺在廚房附近一張床上，已經奄奄一息了。我們勸譚嫂把兒子送到小龍坎時疫醫院。她找了一副“滑竿”把兒子抬去了。過兩夭兒子便死在醫院裏麵。我聽見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友講起時疫醫院裏的情形，對那位局長我感到極大的憎惡。我在《第四病室》的“小引”裏“表揚”了他的“德政”，我又在《寒夜》裏介紹了這個“陪都”唯一的時疫醫院。倘使沒有那位局長的“德政”，鍾老也很有可能活下去，他在小說裏當然不是非死不可的人。我這些話隻是說明作者並不常常憑空編造細節。要不是當時有那麽多人害霍亂症死去，要不是有人對我講過時疫醫院的情形，我怎麽會想起把鍾老送到那裏去呢？連鍾老的墓地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斜坡上”的孤墳裏埋著我的朋友繆崇群。那位有獨特風格的散文作家很早就害肺病。我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一次看見他，他臉色蒼白，經常咳嗽，以後他的身體時好時壞，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蘇醫院。他的性格有幾分象汪文宣，他從來不肯麻煩別人，也害怕傷害別人，到處都不受人重視。他沒有家，孤零零的一個人；靜悄悄地活著，又有點象鍾老。據說他進醫院前，病在床上，想喝一口水也喝不到；他不肯開口，也不願讓人知道他的病痛。他斷氣的時候，沒有一個熟人在場。我得了消息連忙趕到北碚，隻看見他的新墳，就象我在小說裏描寫的那樣。連兩個紙花圈也是原來的樣子，我不過把“崇群”二字換成了“又安”。聽說他是因別的病致死的。害肺病一直發展到喉結核最後喪失了聲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見過不多，但也不是太少。朋友範予（我為他寫過一篇《憶範兄》）和魯彥（一位優秀的小說家，我那篇《寫給彥兄》便是紀念他的），還有我一個表弟……他們都是這樣悲慘地結束了一生的。我為他們的死感到不平，感到憤怒，又因為自己不曾幫助他們減輕痛苦而感到懊悔。我根據我的耳聞和目見，也根據範予病中寄來的信函，寫出汪文宣病勢的逐漸發展，一直到最後的死亡。而且我還把我個人的感情也寫在書上。汪文宣不應當早死，也不該受這麽大的痛苦，但是他終於慘痛地死去了。我那些熟人也不應該受盡痛苦早早死去，可是他們的墳頭早已長滿青草了。我懷著多麽悲痛的心情詛咒舊社會，為他們喊冤叫屈。現在我卻萬分愉快、心情舒暢地歌頌象初升太陽一樣的新社會。那些負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要是死而有知，他們一定會在九泉含笑的。不斷進步的科學和無比優越的新的社會製度已經征服了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談虎色變了。這兩天我重讀《寒夜》，好象做了一個噩夢。但是這樣的噩夢已經永遠、永遠地消失了！
1961年11月20日——
注釋：
1解放後我為《寒夜》新版寫的“內容提要”裏，有這樣的一段話：“長篇小說寫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國民黨統治下的所謂‘戰時首都’重慶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