覲見完朱翊鏐，魏學曾心中頗多感慨，久久不能平靜。
第一，他想不到曾經因為張居正辭官回鄉，如今又因為張居正舉薦而被再度重用，這是何其之幸！
第二，原來緊急調任他果然是因為哱拜之死。準確地說，朱翊鏐是讓他去寧夏平亂的。那哱拜當初離奇的調任與死亡，是不是有些蹊蹺？但他肯定不敢問，隻能將疑問留在心底。
第三，無論怎麽看，哪壺不開提哪壺也好，滿眼的殺伐之氣也罷，他都覺得朱翊鏐極不簡單，雖然隻一次覲見也並未讓他見識到如同外界所傳說的那樣朱翊鏐有多英明神武料事如神。
見過朱翊鏐，與吏部交接，魏學曾便啟程前往寧夏衛了。
此時，他的身份已經是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禦史，總督陝、甘、寧三邊軍務。
……
關於西南少數民族的問題，朱翊鏐專門召開了一次廷議。
除了六科廊言官，其他參加廷議的都是四品以上的官員。
廷議的主旨還是像雲台接見申時行與許國時的一樣：逐步廢除落後的土司製度，結合實際適當推行改土歸流，最後的目標是要實現平等、團結、共同繁榮進步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
對於落後的土司製度，以及土司製度的弊端，在座官員無不清楚。
對於改土歸流的方案也不陌生，廣西、雲南早就有局部地區在推行，隻是效果不理想所以不被重視。
對他們而言，真正感到新鮮的是平等、團結、共同繁榮進步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還是頭一次聽說。
關鍵是，感覺很不可思議，甚至感覺有點天方夜譚了。
但這項政策已經得到了首輔申時行與閣臣許國的認同，他們倆已經基本上領會了朱翊鏐的用心。
召開廷議之前，申時行、許國，包括王錫爵，他們與朱翊鏐一樣，都想到這次廷議的爭論將十分激烈，畢竟這個問題自唐宋時就困擾著朝廷，一直懸而未解，可謂是千古大難題。
然而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是，廷議之上並沒有引發多激烈的爭論。
張彪不顧自己身份地位，第一個站起來表示讚同，並將朱翊鏐著實狠地誇讚了一番，什麽高瞻遠矚啊，什麽解西南邊陲少數民族於倒懸之中啊……
剛有一位侍郎站起來提出異議，便被張彪一句“你根本不懂得陛下改革的決心與深意”懟了回去。
讓朱翊鏐哭笑不得。
緊接著劉大元也附議支持。劉大元倒是沒有誇朱翊鏐的決策有多英明，但表示堅決支持廢除土司製度。
繼而，以劉凱為首的六科給事中竟全部支持西南邊陲問題的改革。
沒有一個表示反對的。
朝中大臣從未見過六科廊言官如此齊心的一次。
盡管六科廊言官品秩不高，但享受的待遇好，他們能代表政治風向標，也確實有發言權。
再加上首輔申時行、被視為首輔接班人的王錫爵、還有即將要前往雲南經略三行省的許國，都表示支持朱翊鏐的政策主張。
如此一來，引發的爭論自然就不激烈。盡管朱翊鏐讓大家暢所欲言，也確實討論了。
但反對的聲音很少。
仔細一想，朱翊鏐也不覺得有多奇怪。因為首先，都知道土司製度弊端重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了，隻是不知道怎麽改或沒有信心改。
其次，經過幾輪的博弈，朝中大臣對他這個皇帝的認可程度已經越來越高了，而且也知道他一旦作出決定將很難改變。如果堅決反對，或許會迎來當初劉大元與張彪那尷尬的情形，還是不要出頭為好。
另外有張彪、劉大元呐喊衝鋒，加上內閣幾位成員的加持，此消彼長，反對的聲音自然弱了下來。
況且朱翊鏐也確實提供了一個不錯的方向，指明了一條道路。
他們擔心也無非隻是擔心朝廷有沒有能力解決好的問題。
總之，就這方案本身反對的大臣很少，都清楚西南邊陲問題急需解決，土司製度的弊端日益凸顯。
這樣，廷議進展十分順利。
廷議上，朱翊鏐正式任命許國為欽差大臣，以武英殿大學士的身份，經略雲南、貴州、四川三行省，著手西南少數民族的改革。
但在廷議上，朱翊鏐並未提及雲南大小金川將要叛亂這一節。此情目前隻有內閣幾位成員，還有馮保與陳炬他們這幾個人知道。
既然許國馬上要離開京城，那內閣就少了一位成員，朱翊鏐決定增加一位閣臣——與申時行也已經溝通過。申時行擬定了幾個備選名單。
朱翊鏐一眼認定了王家屏。
因為他記得明朝首輔名單中就有王家屏的名字，所以熟悉。
也知道王家屏是一位非常難得的正義之士，盡管他在曆史上擔任首輔的時間極其短暫，隻有六個月，但給當時朝野以及後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家屏不貪權武斷，推誠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擾，最後因為立儲問題與萬曆皇帝鬧翻了，辭職回家。
但在朱翊鏐的腦海裏，最先認識王家屏的卻不是因為這些，而是因為《金瓶梅》的作者之謎。
《金瓶梅》的藝術成就有多高無須贅述，關於它的作者卻一直是個謎。
由於《金瓶梅》這部小說實在是與眾不同，因而有關它的作者到底是誰自然成為人們常年感興趣的熱門話題。
朱翊鏐也不例外。
他清楚地記得上一世在山西介休發現了明朝萬曆四十五年的丁巳本《金瓶梅詞話》。
這個版本的“序”介紹說，《金瓶梅》的作者是化名為“蘭陵笑笑生”的一個山東人。盡管“蘭陵笑笑生”使人生疑，但總算有了作者的化名。
至少，在山西介休發現的這個版本為研究《金瓶梅》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提供了另一種說道。
在明代，凡是見過，或藏有《金瓶梅》抄本的人，不是不想知道或沒有注意作者的情況。
而是他們絞盡腦汁也隻能記載一些關於作者的捕風捉影的傳說，卻無法得知其詳確的情形。
而且在傳聞中，誰也不曾正式提到過有這麽一位“蘭陵笑笑生”。
可見這個“蘭陵笑笑生”在明代萬曆年間的丁巳版本中的突然出現，隻能使人想到它是由刊刻者強加上去的，而那個所謂的“序”更有可能是偽托。
眾說紛壇之際，後世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觀點出現了。
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發現，山西省的《金瓶梅》研究專家也曾提出：《金瓶梅》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山西省山陰縣人王家屏——也就是朱翊鏐很感興趣即將任命的這一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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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想不到曾經因為張居正辭官回鄉，如今又因為張居正舉薦而被再度重用，這是何其之幸！
第二，原來緊急調任他果然是因為哱拜之死。準確地說，朱翊鏐是讓他去寧夏平亂的。那哱拜當初離奇的調任與死亡，是不是有些蹊蹺？但他肯定不敢問，隻能將疑問留在心底。
第三，無論怎麽看，哪壺不開提哪壺也好，滿眼的殺伐之氣也罷，他都覺得朱翊鏐極不簡單，雖然隻一次覲見也並未讓他見識到如同外界所傳說的那樣朱翊鏐有多英明神武料事如神。
見過朱翊鏐，與吏部交接，魏學曾便啟程前往寧夏衛了。
此時，他的身份已經是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禦史，總督陝、甘、寧三邊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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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西南少數民族的問題，朱翊鏐專門召開了一次廷議。
除了六科廊言官，其他參加廷議的都是四品以上的官員。
廷議的主旨還是像雲台接見申時行與許國時的一樣：逐步廢除落後的土司製度，結合實際適當推行改土歸流，最後的目標是要實現平等、團結、共同繁榮進步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
對於落後的土司製度，以及土司製度的弊端，在座官員無不清楚。
對於改土歸流的方案也不陌生，廣西、雲南早就有局部地區在推行，隻是效果不理想所以不被重視。
對他們而言，真正感到新鮮的是平等、團結、共同繁榮進步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還是頭一次聽說。
關鍵是，感覺很不可思議，甚至感覺有點天方夜譚了。
但這項政策已經得到了首輔申時行與閣臣許國的認同，他們倆已經基本上領會了朱翊鏐的用心。
召開廷議之前，申時行、許國，包括王錫爵，他們與朱翊鏐一樣，都想到這次廷議的爭論將十分激烈，畢竟這個問題自唐宋時就困擾著朝廷，一直懸而未解，可謂是千古大難題。
然而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是，廷議之上並沒有引發多激烈的爭論。
張彪不顧自己身份地位，第一個站起來表示讚同，並將朱翊鏐著實狠地誇讚了一番，什麽高瞻遠矚啊，什麽解西南邊陲少數民族於倒懸之中啊……
剛有一位侍郎站起來提出異議，便被張彪一句“你根本不懂得陛下改革的決心與深意”懟了回去。
讓朱翊鏐哭笑不得。
緊接著劉大元也附議支持。劉大元倒是沒有誇朱翊鏐的決策有多英明，但表示堅決支持廢除土司製度。
繼而，以劉凱為首的六科給事中竟全部支持西南邊陲問題的改革。
沒有一個表示反對的。
朝中大臣從未見過六科廊言官如此齊心的一次。
盡管六科廊言官品秩不高，但享受的待遇好，他們能代表政治風向標，也確實有發言權。
再加上首輔申時行、被視為首輔接班人的王錫爵、還有即將要前往雲南經略三行省的許國，都表示支持朱翊鏐的政策主張。
如此一來，引發的爭論自然就不激烈。盡管朱翊鏐讓大家暢所欲言，也確實討論了。
但反對的聲音很少。
仔細一想，朱翊鏐也不覺得有多奇怪。因為首先，都知道土司製度弊端重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了，隻是不知道怎麽改或沒有信心改。
其次，經過幾輪的博弈，朝中大臣對他這個皇帝的認可程度已經越來越高了，而且也知道他一旦作出決定將很難改變。如果堅決反對，或許會迎來當初劉大元與張彪那尷尬的情形，還是不要出頭為好。
另外有張彪、劉大元呐喊衝鋒，加上內閣幾位成員的加持，此消彼長，反對的聲音自然弱了下來。
況且朱翊鏐也確實提供了一個不錯的方向，指明了一條道路。
他們擔心也無非隻是擔心朝廷有沒有能力解決好的問題。
總之，就這方案本身反對的大臣很少，都清楚西南邊陲問題急需解決，土司製度的弊端日益凸顯。
這樣，廷議進展十分順利。
廷議上，朱翊鏐正式任命許國為欽差大臣，以武英殿大學士的身份，經略雲南、貴州、四川三行省，著手西南少數民族的改革。
但在廷議上，朱翊鏐並未提及雲南大小金川將要叛亂這一節。此情目前隻有內閣幾位成員，還有馮保與陳炬他們這幾個人知道。
既然許國馬上要離開京城，那內閣就少了一位成員，朱翊鏐決定增加一位閣臣——與申時行也已經溝通過。申時行擬定了幾個備選名單。
朱翊鏐一眼認定了王家屏。
因為他記得明朝首輔名單中就有王家屏的名字，所以熟悉。
也知道王家屏是一位非常難得的正義之士，盡管他在曆史上擔任首輔的時間極其短暫，隻有六個月，但給當時朝野以及後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家屏不貪權武斷，推誠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擾，最後因為立儲問題與萬曆皇帝鬧翻了，辭職回家。
但在朱翊鏐的腦海裏，最先認識王家屏的卻不是因為這些，而是因為《金瓶梅》的作者之謎。
《金瓶梅》的藝術成就有多高無須贅述，關於它的作者卻一直是個謎。
由於《金瓶梅》這部小說實在是與眾不同，因而有關它的作者到底是誰自然成為人們常年感興趣的熱門話題。
朱翊鏐也不例外。
他清楚地記得上一世在山西介休發現了明朝萬曆四十五年的丁巳本《金瓶梅詞話》。
這個版本的“序”介紹說，《金瓶梅》的作者是化名為“蘭陵笑笑生”的一個山東人。盡管“蘭陵笑笑生”使人生疑，但總算有了作者的化名。
至少，在山西介休發現的這個版本為研究《金瓶梅》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提供了另一種說道。
在明代，凡是見過，或藏有《金瓶梅》抄本的人，不是不想知道或沒有注意作者的情況。
而是他們絞盡腦汁也隻能記載一些關於作者的捕風捉影的傳說，卻無法得知其詳確的情形。
而且在傳聞中，誰也不曾正式提到過有這麽一位“蘭陵笑笑生”。
可見這個“蘭陵笑笑生”在明代萬曆年間的丁巳版本中的突然出現，隻能使人想到它是由刊刻者強加上去的，而那個所謂的“序”更有可能是偽托。
眾說紛壇之際，後世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觀點出現了。
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發現，山西省的《金瓶梅》研究專家也曾提出：《金瓶梅》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山西省山陰縣人王家屏——也就是朱翊鏐很感興趣即將任命的這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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