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氏集團員工正紮堆兒，圍繞著身份證問題七嘴八舌地議論起來。
“我們還用得著辦理身份證嗎？”
“對呀，身份證與我們集團員工的工牌號好像是一個意思。”
“還需要交十文錢才能辦呢，聽說有不少人不願意辦這個。”
“……”
起初，朱氏集團的員工也有不少猶豫，沒意識到身份證的重要性。
王衡負責為他們答疑解惑，“當然要辦，而且必須得辦，這是陛下頒發下來的一項國策，身份證怎會與我們的工牌號一樣？身份證具有唯一性，全國各地通用，以後我們無論做什麽去哪兒，都得需要出示身份證才行。”
“這不僅僅是我們需要配合陛下的問題，而且還是涉及到我們每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待身份證製度推行開來，沒有身份證將寸步難行。大家再忙，也得放下手中的活兒，盡快去衙門辦理，這件事遲早要做，逃不掉。”
“還有，身份證號是唯一的，其實也好記，比如湖廣荊州府江陵縣，前麵六位代碼一樣，後麵八位是各自的生日數字，要記的隻有後麵四位數字而已，大家辦完身份證最好記住自己的號碼，以後身份證比你們的名字更重要。”
“陛下的政策已經頒發下來，別的地方咱不管，反正咱朱氏集團的員工必須全力配合，爭取三天之內全部辦完，別舍不得這區區十文錢。記住，朱氏集團的工牌號隻在朱氏集團裏有效，放到其它地方就不能代表個人了，而隻有身份證可以，任何時候任何地方。”
有了王衡的解讀，朱氏集團員工自然無話可說，紛紛前往衙門辦理。
可在許多地方依然有不理解這項舉措的，畢竟這是新鮮事物。
尤其是天下的窮苦百姓，讓他們掏十文錢去辦理身份證，便猶如拿著刀子剁他們一刀放他們血一樣。
“老百姓要這玩意兒幹嘛？又不能當飯吃，還要自掏腰包辦理。”
“就是嘛，十文錢對於窮苦百姓來說多大的事兒啊！免費都懶得辦呢，就說辦一張卡片有什麽用吧？”
“咱又不像那些大官大僚地主們，他們需要進進出出各種應酬，需要一個證明自己身份的東西還是情有可原，可咱這些人要身份證何用？”
“不辦，不辦，朝廷讓辦身份證，給俺十文錢還差不多。”
“……”
類似這種想法的大有人在。
在許多人的心目中，“身份證”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才配擁有。
的確，從前就是這樣。
而且，這本也是人性，有便宜可占時蜂擁而上；可感覺自己要吃虧時，總會找各種理由拒絕甚至謾罵。
然而，任何時候總是還有一些理智的人，哪怕是窮苦百姓中也有，這樣的人比常人看得更遠，對新鮮事物更加寬容，通常被稱之為意見領袖。
“身份證可不能不辦呀，咱這些人雖然不用出遠門，這一輩子或許就在這旮旯裏度過，可國家馬上就要分田分地給咱，就問你們要不要吧？”
“怎麽？分田分地需要身份證嗎？”
“當然了，沒有身份證便意味著是黑戶，國家怎麽可能分給你田地？北直隸就是按照這個思路來的。”
“這樣說我們非辦身份證不可了？”
“嗯，必須的，這是皇帝爺頒發下來的國策，身份證具有唯一性，代表每個人在大明擁有自己合法的身份地位，以及存在的合法依據，以後無論做什麽去哪兒，咱都得出示身份證。”
這樣啊，田地不能不要，如果因為舍不得十文錢而分不到田地，那孰重孰輕哪個劃算不言自明了。
經過一番醞釀與討論後，天下人都湧向各地能夠辦理身份證的衙門。
天下窮苦百姓也很積極，畢竟都盼著國家盡快分給他們田地。
當然，尚未想明白或是實在掏不出來十文錢的人也還是有的。
但隻是少數。
故而身份證推行起來，相對於清田均田大計，切斷對皇親國戚的無條件供給等國策，相對要容易得多。
任務量雖然也很大，可這個事兒做起來並沒有那麽難。隻要將個人信息收集起來，利用設計好的模具製作一張證明自己身份的金屬卡片容易。
伴隨著身份證製度的推行，也可以促進更準確地普查全國人口。
朱翊鏐剛登基不久，就曾下旨普查全國人口，後來又要統計軍戶數量，但因為黑戶、流民過多，這兩個方麵的數字都還沒有完全有效統計出來。
事實上，沒有身份證，不將每個人備案，不將他們的唯一性確定下來，普查人口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兒。
即便能夠統計出來一個數字，也隻是一個概數，而不會很準確。
這就是為什麽關於大明全國到底有多少人口一直沒有定論的緣故。
這個爭議一直很大。
比如：據《明實錄》所載，大明人口峰值為七千一百八十五萬，但大部分學者認為實際上逾億，也有學者指出晚明人口接近兩億。
大明戶口峰值出現在晚明，這個結論基本上沒有異議。
但對於具體時間點與人口數，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說法。
有人認為明末人口有六千餘萬，也有人認為實際人口大約為一億，還有認為萬曆年間大明人口達到峰值，實際人口在1.3億至1.5億之間，甚至有人認為約有1.97億人口，並推測1655年明清之際人口穀底約為1.2億人。
所以，大明到底有多少人口，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數字，估計永遠都不會有人清楚地知道。
即便有像《明實錄》記載的那樣得到一個數據，也不準確，因為大明有許多黑戶與流民，而黑戶與流民很難計入官方數據。
利用推行身份證製度與普查人口並行，朱翊鏐希望得到一個有關大明人口相對比較準確的數字。
也隻能說是相對準確了，畢竟即便在嚴格的京城都查不準實。
瞧鄭妙謹的父親鄭承憲，不就藏著兩個胡姬沒有被查出來嗎？像這樣的現象肯定還有，絕非個例。
但無論如何，推行身份證製度，普查人口，利國利民毋庸置疑，朱翊鏐的目標都要在泰和元年完成。
……
。
“我們還用得著辦理身份證嗎？”
“對呀，身份證與我們集團員工的工牌號好像是一個意思。”
“還需要交十文錢才能辦呢，聽說有不少人不願意辦這個。”
“……”
起初，朱氏集團的員工也有不少猶豫，沒意識到身份證的重要性。
王衡負責為他們答疑解惑，“當然要辦，而且必須得辦，這是陛下頒發下來的一項國策，身份證怎會與我們的工牌號一樣？身份證具有唯一性，全國各地通用，以後我們無論做什麽去哪兒，都得需要出示身份證才行。”
“這不僅僅是我們需要配合陛下的問題，而且還是涉及到我們每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待身份證製度推行開來，沒有身份證將寸步難行。大家再忙，也得放下手中的活兒，盡快去衙門辦理，這件事遲早要做，逃不掉。”
“還有，身份證號是唯一的，其實也好記，比如湖廣荊州府江陵縣，前麵六位代碼一樣，後麵八位是各自的生日數字，要記的隻有後麵四位數字而已，大家辦完身份證最好記住自己的號碼，以後身份證比你們的名字更重要。”
“陛下的政策已經頒發下來，別的地方咱不管，反正咱朱氏集團的員工必須全力配合，爭取三天之內全部辦完，別舍不得這區區十文錢。記住，朱氏集團的工牌號隻在朱氏集團裏有效，放到其它地方就不能代表個人了，而隻有身份證可以，任何時候任何地方。”
有了王衡的解讀，朱氏集團員工自然無話可說，紛紛前往衙門辦理。
可在許多地方依然有不理解這項舉措的，畢竟這是新鮮事物。
尤其是天下的窮苦百姓，讓他們掏十文錢去辦理身份證，便猶如拿著刀子剁他們一刀放他們血一樣。
“老百姓要這玩意兒幹嘛？又不能當飯吃，還要自掏腰包辦理。”
“就是嘛，十文錢對於窮苦百姓來說多大的事兒啊！免費都懶得辦呢，就說辦一張卡片有什麽用吧？”
“咱又不像那些大官大僚地主們，他們需要進進出出各種應酬，需要一個證明自己身份的東西還是情有可原，可咱這些人要身份證何用？”
“不辦，不辦，朝廷讓辦身份證，給俺十文錢還差不多。”
“……”
類似這種想法的大有人在。
在許多人的心目中，“身份證”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才配擁有。
的確，從前就是這樣。
而且，這本也是人性，有便宜可占時蜂擁而上；可感覺自己要吃虧時，總會找各種理由拒絕甚至謾罵。
然而，任何時候總是還有一些理智的人，哪怕是窮苦百姓中也有，這樣的人比常人看得更遠，對新鮮事物更加寬容，通常被稱之為意見領袖。
“身份證可不能不辦呀，咱這些人雖然不用出遠門，這一輩子或許就在這旮旯裏度過，可國家馬上就要分田分地給咱，就問你們要不要吧？”
“怎麽？分田分地需要身份證嗎？”
“當然了，沒有身份證便意味著是黑戶，國家怎麽可能分給你田地？北直隸就是按照這個思路來的。”
“這樣說我們非辦身份證不可了？”
“嗯，必須的，這是皇帝爺頒發下來的國策，身份證具有唯一性，代表每個人在大明擁有自己合法的身份地位，以及存在的合法依據，以後無論做什麽去哪兒，咱都得出示身份證。”
這樣啊，田地不能不要，如果因為舍不得十文錢而分不到田地，那孰重孰輕哪個劃算不言自明了。
經過一番醞釀與討論後，天下人都湧向各地能夠辦理身份證的衙門。
天下窮苦百姓也很積極，畢竟都盼著國家盡快分給他們田地。
當然，尚未想明白或是實在掏不出來十文錢的人也還是有的。
但隻是少數。
故而身份證推行起來，相對於清田均田大計，切斷對皇親國戚的無條件供給等國策，相對要容易得多。
任務量雖然也很大，可這個事兒做起來並沒有那麽難。隻要將個人信息收集起來，利用設計好的模具製作一張證明自己身份的金屬卡片容易。
伴隨著身份證製度的推行，也可以促進更準確地普查全國人口。
朱翊鏐剛登基不久，就曾下旨普查全國人口，後來又要統計軍戶數量，但因為黑戶、流民過多，這兩個方麵的數字都還沒有完全有效統計出來。
事實上，沒有身份證，不將每個人備案，不將他們的唯一性確定下來，普查人口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兒。
即便能夠統計出來一個數字，也隻是一個概數，而不會很準確。
這就是為什麽關於大明全國到底有多少人口一直沒有定論的緣故。
這個爭議一直很大。
比如：據《明實錄》所載，大明人口峰值為七千一百八十五萬，但大部分學者認為實際上逾億，也有學者指出晚明人口接近兩億。
大明戶口峰值出現在晚明，這個結論基本上沒有異議。
但對於具體時間點與人口數，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說法。
有人認為明末人口有六千餘萬，也有人認為實際人口大約為一億，還有認為萬曆年間大明人口達到峰值，實際人口在1.3億至1.5億之間，甚至有人認為約有1.97億人口，並推測1655年明清之際人口穀底約為1.2億人。
所以，大明到底有多少人口，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數字，估計永遠都不會有人清楚地知道。
即便有像《明實錄》記載的那樣得到一個數據，也不準確，因為大明有許多黑戶與流民，而黑戶與流民很難計入官方數據。
利用推行身份證製度與普查人口並行，朱翊鏐希望得到一個有關大明人口相對比較準確的數字。
也隻能說是相對準確了，畢竟即便在嚴格的京城都查不準實。
瞧鄭妙謹的父親鄭承憲，不就藏著兩個胡姬沒有被查出來嗎？像這樣的現象肯定還有，絕非個例。
但無論如何，推行身份證製度，普查人口，利國利民毋庸置疑，朱翊鏐的目標都要在泰和元年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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