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部失敗的電影麵市後不久，我和奧薩諾還有查理-布朗一起到卡內基大廳出席全國婦女解放大會。奧薩諾是這次大會中唯一的男性演講者。
來之前我們曾在“珍珠餐廳”吃飯，查理-布朗的驚人胃口又一次令那裏的侍者瞠目結舌：她吃了一整隻北京烤鴨，一盤螃蟹釀豬肉，一份豆豉牡蠣，一條大魚，還把奧薩諾和我盤子裏吃剩的食物一掃而光，最精彩的是她吃了這麽多東西連口紅都沒碰掉！
我們在卡內基大廳前麵走下出租車，我試圖說服奧薩諾走在前麵，讓我挽著查理-布朗的手臂跟在他後麵，從而使出席會議的婦女們以為她是和我在一起的，因為她實在太像傳說中的妓女了。這副模樣很可能會激起那些左翼婦女的過敏反應，但是奧薩諾像往常一樣頑固，他要在她們麵前示威，展示查理-布朗是他的女人，因而當我們通過過道走向前台時，我跟在他們的後麵。與此同時，我仔細觀察大廳中的婦女，她們唯一讓人感到奇特的地方就是整個會場裏全是女人。我以前在部隊和孤兒院以及球賽時所見的全是男人，或者大部分是男人，此時此刻置身於這麽多的女人麵前，我不由得一陣膽戰心驚，仿佛自己正孤立無助地站在異國他鄉。
幾個婦女出來迎接奧薩諾，有人陪他走到主席台，我和查理-市朗則在第一排就座。我當時真希望我們能坐在最後麵，以便萬一發生什麽不測時能夠在第一時間離開會場。我一直暗自為奧薩諾捏一把汗，所以對大會的那些開場白之類的發言充耳不聞。緊接著隻見奧薩諾突然被帶上講台，被人向全場與會者做了介紹。奧薩諾在那裏站了一會兒，等待歡迎的掌聲，可惜一時間什麽都沒有。
數年前，許多婦女曾被他在男人雜誌上發表的大男子主義的文章激怒過，還有一些和他同輩的女人則因為他是一個當代最傑出的文豪而妒忌他，當然也不乏一些他的崇拜者，因此會場上終於響起了稀稀拉拉的幾下掌聲，恐怕這還是為了不使奧薩諾在發言時因受到大會的抵製感到難堪而對他的鼓勵。
奧薩諾站在講台前，就像一個龐然大物擺在那裏。他一聲不吭地站了很長時間，然後倚在講台上，緩緩地、傲慢地、清晰地把一個字一個字吐了來：“我要和你們做鬥爭，或者說我要和你們造愛！”
整個大廳頓時騷動起來，噓聲、罵聲、喝倒彩聲混合成一片。奧薩諾仍然站在那裏，企圖繼續說下去。我知道他如此舉動是想吸引她們的注意力。他原來準備的發言內容支持婦女解放，卻讓這麽出格的開端造成了與會者不允許他接著講下去的局麵。會場裏的叫罵聲和喝倒彩聲越來越大，每當奧薩諾一開口說話，那些鋪天蓋地的聲浪形成高xdx潮，把他的聲音徹底淹沒，直到奧薩諾極其誇張地向她們鞠了一躬，大步流星地走下講台。我們在走廊上和他匯合，一起走到卡內基大廳的外麵。此時的叫罵聲和喝倒彩聲馬上變成了歡呼聲和掌聲，這是在向奧薩諾表示她們不需要他，趕他盡快離開。
奧薩諾當晚沒有讓我陪他回家，他想單獨和查理-布朗在一起，但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他的電話，說是要我幫個忙。他在電話裏解釋道：“我打算到北卡羅萊納州的杜克大學辦的米飯診療所去，據說這是全美國最佳的減肥中心，他們同時還可以使參加減肥的人恢複健康。我必須減肥，醫生認為我似乎連部分血管也堵塞了，米飯療法正好可以治療此病。查理也要求和我一起到那裏去，你能想象讓那可憐的女孩子陪著我吃兩個月的米飯嗎？我決定不帶她去，但這樣我也就沒法把車帶過去了，所以我想請你幫我開車去。我們開車到那裏後順便玩幾天，也許能樂一樂。”
我考慮了差不多一分鍾後才說：“好的，我陪你去。”我們商定在下星期的某個時間出發。我對維麗說我隻去三四天，先開奧薩諾的車送他去，把他安頓下來幾天後就飛回來。
“他為什麽不能自己開車去呢？”維麗問。
“他看起來身體不好，”我回答她，“我想他獨自一人沒辦法堅持長時間開車。這段路程起碼要開八個小時呢！”
維麗聽後不再說什麽。對我要開車送他去的這件事，我一直納悶：奧薩諾為什麽不讓查理幫他開車呢？他們一到那裏他就可以把她打發走，不讓她吃大米飯的借口根本站不住腳。如此看來，也許是奧薩諾已經對查理感到厭倦，正在想方設法擺脫她。我倒不怎麽為她擔心，她的朋友多得很，完全可以照顧她。
於是我就駕駛著奧薩諾那輛用了四年的卡迪拉克送他到杜克大學診療所去。那天奧薩諾的精神飽滿，身體也顯得比平時好。“我喜歡美國的南方，”當我們駛進南方之後奧薩諾說，“我喜歡這裏的人們所開辦的耶穌事業——幾乎每個小城都有一個耶穌商店。他們還開辦了夫妻店，收入不錯，又能廣交朋友，這真是全世界最理想的職業。每當我回顧自己的一生時，我常想到假如我是個宗教領袖，而不是一名作家，那該有多好哇！我的日子就會過得舒心得多。”
我什麽話也沒說，隻是邊開車邊聽他嘮叨。其實我們兩人都清楚，奧薩諾除了當作家，別的哪行都幹不了，他隻能隨著自己的思路去想象，去創作。
“這樣我就可以組織一支由南方山地人組成的樂隊，為了上帝，我給這支樂隊取名為‘傻子樂隊’。我特別欣賞他們對宗教的虔誠態度，也喜歡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嚴肅和自豪。他們很像正在受訓的猴子，尚未把動作跟結果聯係起來。關於這一點也許適用於所有的宗教，比如說以色列的希伯來人不就是那樣嗎？在神聖的日子裏，他們禁止汽車和火車通行，同時還要和阿拉伯人打鬥，而在意大利，天主教徒們對教皇是何等尊敬！我可真希望自己能統治梵蒂岡。我要寫給世人一句話：‘所有的牧師都是賊’。這也將是我們的座右銘，將是我們的目標。基督教的問題就在於仍有少數牧師是誠實的，正是他們把一切都搞亂了。”
在以後的50英裏的路程中，他先是喋喋不休地議論宗教，接著又轉到文學，然後再大談政客，最後快到目的地時，他一下子又扯到了婦女解放運動。
“你知道，我完全是為了她們著想的，我總認為婦女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即使在我對她們不公平時，我都有這種想法。有趣的是那些婦女竟然不讓我把話說完，這可就是婦女的弱點了。她們完全沒有幽默感，難道她們不知道我是在開玩笑嗎？就沒有想到我過會兒就說到正題並為她們說話嗎？”
我對他說：“你為什麽不把那篇演講稿刊登出來？這樣她們不就全明白了嗎？《紳士》雜誌會給你刊登的，對嗎？”
“那當然了，”奧薩諾說，“也許我在減肥診所呆的這段時間裏就把稿子寫出來。這樣登出來也像個樣子。”
後來我陪奧薩諾在杜克大學診療所足足呆了一個星期。在那一周裏，我見到了真正的大胖子。我說的是我見到了重250磅到350磅以上的肥胖人士，比我這輩子所見過的大胖子的總和還多。自從那個星期以後，我再也不相信披鬥篷的女人了，因為所有超過200磅的女人都深信墨西哥的毛毯或法國憲兵式的鬥篷可以遮掩她們肥胖的身軀，其實她們這樣打扮的效果適得其反，她們披上鬥篷走在路上簡直就像個危險的巨無霸在那裏耀武揚威，也像個可怕的膨脹的超人或是中世紀的拜火教教徒。
杜克醫療診所絕對不是以美容為目標的減肥中心，它的宗旨是努力修複人體由於長期超重所造成的損害。每個新來的患者都得經過各種各樣的驗血和x光檢查，因此我決定留在奧薩諾身邊，以便幫助準確測定和控製他到餐廳吃大米飯的飲食量。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自己還算幸運——不論我吃多少東西，我的體重都保持不變。在杜克醫療診所的第一周使我大開眼界，終生難忘：我看見體重300磅的女子在彈簧床上翻騰，還看見一個體重500多磅的男子讓人抬到火車站的貨物磅秤上測體重。每天看見胖子們在黃昏中拖著臃腫的身體，步履艱難地散步時，就好像看見一隻隻垂死的大象在邁向自己的墳墓一樣叫人心寒絕望。
奧薩諾在杜克醫療診所附近的假日酒店租了個套間，許多病人都住在這裏。如此多的同病相憐者聚在一起，閑聊時有共同的話題，也方便約伴去散步和打牌，甚至可以創造機會開始一段婚外情。有個體重250磅的男孩子帶上一個體重350磅的少女溜去新奧爾良搞周末騷動約會，不幸的是新奧爾良的餐館太好了，他們在那裏吃了兩天，回來後每人的體重都增加了十磅。讓我感到有趣的是他們增加十磅體重被當做彌天大罪，比他們所犯下的不道德的罪行還要嚴重！
有個晚上，應該說是淩晨四點鍾時，我和奧薩諾被一個男人的極端痛苦的尖叫聲吵醒了，原來是一個男病人正四腳朝天地躺在我們臥室窗外的草地上呻吟。此君已經把自己的體重減到200磅，算是個令其他胖子佩服的成功者，現在很明顯他正處於死亡的邊緣，至少那掙紮聲聽起來是這樣。人們衝去幫他，才發現已有一個診所的醫生在那裏搶救他。他終於被救護車送走了。幾個小時後我們得知了真相：該病人把酒店裏所有賣巧克力的自動售貨機都掏得一幹二淨，人們數過草地上的包裝紙，足足有116張！更奇怪的是幾乎沒有誰認為這是一件奇怪的事。幸好這個人挺過來了，繼續留下來減肥。
“你會在這裏過得很快樂，”我對奧薩諾說，“這裏的創作素材太多了。”
“不，”奧薩諾反駁道，“你可以寫一個骨瘦如柴者的悲劇，卻不能夠寫一個肥胖者的悲慘故事。你還記得肺結核曾經猖獗一時嗎？許多人都為卡米拉傷心，而人們怎麽會為一個裝滿了300磅肥油的皮囊哭泣呢？胖的本身是個悲劇，但它看起來不像悲劇。藝術作品能表現的東西多著呢，它可不在其中。”
第二天是奧薩諾所有檢查的最後一天，我打算當天晚上飛回紐約。奧薩諾的表現很不錯，能夠嚴格遵守吃大米飯的飲食規定，自我感覺也良好，這也許是有我陪著他的緣故吧。當奧薩諾到醫療中心去取化驗結果時，我邊收拾行李邊恭候他回到酒店來。
奧薩諾過了四個小時才回來，他的臉部表情顯得很興奮，綠眼睛大放光芒，恢複了以往的明亮和光彩。
“檢查的結果正常嗎？”我問他。
“那還用說！”奧薩諾答道。
就在那一刻，我無法相信他的話，他顯得太健康、太愉快了。
“樣樣檢查都沒事，我的身體棒極了，今晚你可以放心地飛回家。我應該說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沒有別的人肯這樣為我吃苦：天天吃大米飯，更糟的是天天看見那些體重300磅的女人招搖過市。不管你對我犯下了何種罪行，我都寬恕你。”有一會兒，他的目光流露出慈祥和仁愛，臉上洋溢著和藹的神情。“我寬恕你，”他又強調了一次，“別忘了你是個罪孽深重之人，我希望你明白這一點。”
我們認識以來很少用擁抱來表示友誼，這一次他卻熱烈地擁抱了我。我很了解他討厭與男人擁抱，也知道他看不起多愁善感，如今他一反常態，我不能不感到驚奇。我沒有深入分析他說的“寬恕我”到底是什麽意思，我隻知道奧薩諾的智力過人，他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最聰明的一個，有辦法得知我為什麽沒有在三重文化電影製片廠為他謀到那個改編劇本工作的真實原因。他如今已寬恕了我，這是件好事，這才像奧薩諾的風格。他是個真正的偉人，剩下的麻煩是我還沒有寬恕自己。
我當晚就離開了杜克大學飛回了紐約。一個星期後我接到查理-布朗打來的電話，這也是我第一次和她在電話裏交談。她的聲音溫柔甜美，天真得像個孩子，她說：“墨林，你得幫我一把。”
我驚訝地問：“出了什麽事？”
她說：“奧薩諾快死了，他現在正躺在醫院裏，請你盡快來一趟！”
來之前我們曾在“珍珠餐廳”吃飯，查理-布朗的驚人胃口又一次令那裏的侍者瞠目結舌：她吃了一整隻北京烤鴨，一盤螃蟹釀豬肉，一份豆豉牡蠣，一條大魚，還把奧薩諾和我盤子裏吃剩的食物一掃而光，最精彩的是她吃了這麽多東西連口紅都沒碰掉！
我們在卡內基大廳前麵走下出租車，我試圖說服奧薩諾走在前麵，讓我挽著查理-布朗的手臂跟在他後麵，從而使出席會議的婦女們以為她是和我在一起的，因為她實在太像傳說中的妓女了。這副模樣很可能會激起那些左翼婦女的過敏反應，但是奧薩諾像往常一樣頑固，他要在她們麵前示威，展示查理-布朗是他的女人，因而當我們通過過道走向前台時，我跟在他們的後麵。與此同時，我仔細觀察大廳中的婦女，她們唯一讓人感到奇特的地方就是整個會場裏全是女人。我以前在部隊和孤兒院以及球賽時所見的全是男人，或者大部分是男人，此時此刻置身於這麽多的女人麵前，我不由得一陣膽戰心驚，仿佛自己正孤立無助地站在異國他鄉。
幾個婦女出來迎接奧薩諾，有人陪他走到主席台，我和查理-市朗則在第一排就座。我當時真希望我們能坐在最後麵，以便萬一發生什麽不測時能夠在第一時間離開會場。我一直暗自為奧薩諾捏一把汗，所以對大會的那些開場白之類的發言充耳不聞。緊接著隻見奧薩諾突然被帶上講台，被人向全場與會者做了介紹。奧薩諾在那裏站了一會兒，等待歡迎的掌聲，可惜一時間什麽都沒有。
數年前，許多婦女曾被他在男人雜誌上發表的大男子主義的文章激怒過，還有一些和他同輩的女人則因為他是一個當代最傑出的文豪而妒忌他，當然也不乏一些他的崇拜者，因此會場上終於響起了稀稀拉拉的幾下掌聲，恐怕這還是為了不使奧薩諾在發言時因受到大會的抵製感到難堪而對他的鼓勵。
奧薩諾站在講台前，就像一個龐然大物擺在那裏。他一聲不吭地站了很長時間，然後倚在講台上，緩緩地、傲慢地、清晰地把一個字一個字吐了來：“我要和你們做鬥爭，或者說我要和你們造愛！”
整個大廳頓時騷動起來，噓聲、罵聲、喝倒彩聲混合成一片。奧薩諾仍然站在那裏，企圖繼續說下去。我知道他如此舉動是想吸引她們的注意力。他原來準備的發言內容支持婦女解放，卻讓這麽出格的開端造成了與會者不允許他接著講下去的局麵。會場裏的叫罵聲和喝倒彩聲越來越大，每當奧薩諾一開口說話，那些鋪天蓋地的聲浪形成高xdx潮，把他的聲音徹底淹沒，直到奧薩諾極其誇張地向她們鞠了一躬，大步流星地走下講台。我們在走廊上和他匯合，一起走到卡內基大廳的外麵。此時的叫罵聲和喝倒彩聲馬上變成了歡呼聲和掌聲，這是在向奧薩諾表示她們不需要他，趕他盡快離開。
奧薩諾當晚沒有讓我陪他回家，他想單獨和查理-布朗在一起，但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他的電話，說是要我幫個忙。他在電話裏解釋道：“我打算到北卡羅萊納州的杜克大學辦的米飯診療所去，據說這是全美國最佳的減肥中心，他們同時還可以使參加減肥的人恢複健康。我必須減肥，醫生認為我似乎連部分血管也堵塞了，米飯療法正好可以治療此病。查理也要求和我一起到那裏去，你能想象讓那可憐的女孩子陪著我吃兩個月的米飯嗎？我決定不帶她去，但這樣我也就沒法把車帶過去了，所以我想請你幫我開車去。我們開車到那裏後順便玩幾天，也許能樂一樂。”
我考慮了差不多一分鍾後才說：“好的，我陪你去。”我們商定在下星期的某個時間出發。我對維麗說我隻去三四天，先開奧薩諾的車送他去，把他安頓下來幾天後就飛回來。
“他為什麽不能自己開車去呢？”維麗問。
“他看起來身體不好，”我回答她，“我想他獨自一人沒辦法堅持長時間開車。這段路程起碼要開八個小時呢！”
維麗聽後不再說什麽。對我要開車送他去的這件事，我一直納悶：奧薩諾為什麽不讓查理幫他開車呢？他們一到那裏他就可以把她打發走，不讓她吃大米飯的借口根本站不住腳。如此看來，也許是奧薩諾已經對查理感到厭倦，正在想方設法擺脫她。我倒不怎麽為她擔心，她的朋友多得很，完全可以照顧她。
於是我就駕駛著奧薩諾那輛用了四年的卡迪拉克送他到杜克大學診療所去。那天奧薩諾的精神飽滿，身體也顯得比平時好。“我喜歡美國的南方，”當我們駛進南方之後奧薩諾說，“我喜歡這裏的人們所開辦的耶穌事業——幾乎每個小城都有一個耶穌商店。他們還開辦了夫妻店，收入不錯，又能廣交朋友，這真是全世界最理想的職業。每當我回顧自己的一生時，我常想到假如我是個宗教領袖，而不是一名作家，那該有多好哇！我的日子就會過得舒心得多。”
我什麽話也沒說，隻是邊開車邊聽他嘮叨。其實我們兩人都清楚，奧薩諾除了當作家，別的哪行都幹不了，他隻能隨著自己的思路去想象，去創作。
“這樣我就可以組織一支由南方山地人組成的樂隊，為了上帝，我給這支樂隊取名為‘傻子樂隊’。我特別欣賞他們對宗教的虔誠態度，也喜歡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嚴肅和自豪。他們很像正在受訓的猴子，尚未把動作跟結果聯係起來。關於這一點也許適用於所有的宗教，比如說以色列的希伯來人不就是那樣嗎？在神聖的日子裏，他們禁止汽車和火車通行，同時還要和阿拉伯人打鬥，而在意大利，天主教徒們對教皇是何等尊敬！我可真希望自己能統治梵蒂岡。我要寫給世人一句話：‘所有的牧師都是賊’。這也將是我們的座右銘，將是我們的目標。基督教的問題就在於仍有少數牧師是誠實的，正是他們把一切都搞亂了。”
在以後的50英裏的路程中，他先是喋喋不休地議論宗教，接著又轉到文學，然後再大談政客，最後快到目的地時，他一下子又扯到了婦女解放運動。
“你知道，我完全是為了她們著想的，我總認為婦女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即使在我對她們不公平時，我都有這種想法。有趣的是那些婦女竟然不讓我把話說完，這可就是婦女的弱點了。她們完全沒有幽默感，難道她們不知道我是在開玩笑嗎？就沒有想到我過會兒就說到正題並為她們說話嗎？”
我對他說：“你為什麽不把那篇演講稿刊登出來？這樣她們不就全明白了嗎？《紳士》雜誌會給你刊登的，對嗎？”
“那當然了，”奧薩諾說，“也許我在減肥診所呆的這段時間裏就把稿子寫出來。這樣登出來也像個樣子。”
後來我陪奧薩諾在杜克大學診療所足足呆了一個星期。在那一周裏，我見到了真正的大胖子。我說的是我見到了重250磅到350磅以上的肥胖人士，比我這輩子所見過的大胖子的總和還多。自從那個星期以後，我再也不相信披鬥篷的女人了，因為所有超過200磅的女人都深信墨西哥的毛毯或法國憲兵式的鬥篷可以遮掩她們肥胖的身軀，其實她們這樣打扮的效果適得其反，她們披上鬥篷走在路上簡直就像個危險的巨無霸在那裏耀武揚威，也像個可怕的膨脹的超人或是中世紀的拜火教教徒。
杜克醫療診所絕對不是以美容為目標的減肥中心，它的宗旨是努力修複人體由於長期超重所造成的損害。每個新來的患者都得經過各種各樣的驗血和x光檢查，因此我決定留在奧薩諾身邊，以便幫助準確測定和控製他到餐廳吃大米飯的飲食量。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自己還算幸運——不論我吃多少東西，我的體重都保持不變。在杜克醫療診所的第一周使我大開眼界，終生難忘：我看見體重300磅的女子在彈簧床上翻騰，還看見一個體重500多磅的男子讓人抬到火車站的貨物磅秤上測體重。每天看見胖子們在黃昏中拖著臃腫的身體，步履艱難地散步時，就好像看見一隻隻垂死的大象在邁向自己的墳墓一樣叫人心寒絕望。
奧薩諾在杜克醫療診所附近的假日酒店租了個套間，許多病人都住在這裏。如此多的同病相憐者聚在一起，閑聊時有共同的話題，也方便約伴去散步和打牌，甚至可以創造機會開始一段婚外情。有個體重250磅的男孩子帶上一個體重350磅的少女溜去新奧爾良搞周末騷動約會，不幸的是新奧爾良的餐館太好了，他們在那裏吃了兩天，回來後每人的體重都增加了十磅。讓我感到有趣的是他們增加十磅體重被當做彌天大罪，比他們所犯下的不道德的罪行還要嚴重！
有個晚上，應該說是淩晨四點鍾時，我和奧薩諾被一個男人的極端痛苦的尖叫聲吵醒了，原來是一個男病人正四腳朝天地躺在我們臥室窗外的草地上呻吟。此君已經把自己的體重減到200磅，算是個令其他胖子佩服的成功者，現在很明顯他正處於死亡的邊緣，至少那掙紮聲聽起來是這樣。人們衝去幫他，才發現已有一個診所的醫生在那裏搶救他。他終於被救護車送走了。幾個小時後我們得知了真相：該病人把酒店裏所有賣巧克力的自動售貨機都掏得一幹二淨，人們數過草地上的包裝紙，足足有116張！更奇怪的是幾乎沒有誰認為這是一件奇怪的事。幸好這個人挺過來了，繼續留下來減肥。
“你會在這裏過得很快樂，”我對奧薩諾說，“這裏的創作素材太多了。”
“不，”奧薩諾反駁道，“你可以寫一個骨瘦如柴者的悲劇，卻不能夠寫一個肥胖者的悲慘故事。你還記得肺結核曾經猖獗一時嗎？許多人都為卡米拉傷心，而人們怎麽會為一個裝滿了300磅肥油的皮囊哭泣呢？胖的本身是個悲劇，但它看起來不像悲劇。藝術作品能表現的東西多著呢，它可不在其中。”
第二天是奧薩諾所有檢查的最後一天，我打算當天晚上飛回紐約。奧薩諾的表現很不錯，能夠嚴格遵守吃大米飯的飲食規定，自我感覺也良好，這也許是有我陪著他的緣故吧。當奧薩諾到醫療中心去取化驗結果時，我邊收拾行李邊恭候他回到酒店來。
奧薩諾過了四個小時才回來，他的臉部表情顯得很興奮，綠眼睛大放光芒，恢複了以往的明亮和光彩。
“檢查的結果正常嗎？”我問他。
“那還用說！”奧薩諾答道。
就在那一刻，我無法相信他的話，他顯得太健康、太愉快了。
“樣樣檢查都沒事，我的身體棒極了，今晚你可以放心地飛回家。我應該說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沒有別的人肯這樣為我吃苦：天天吃大米飯，更糟的是天天看見那些體重300磅的女人招搖過市。不管你對我犯下了何種罪行，我都寬恕你。”有一會兒，他的目光流露出慈祥和仁愛，臉上洋溢著和藹的神情。“我寬恕你，”他又強調了一次，“別忘了你是個罪孽深重之人，我希望你明白這一點。”
我們認識以來很少用擁抱來表示友誼，這一次他卻熱烈地擁抱了我。我很了解他討厭與男人擁抱，也知道他看不起多愁善感，如今他一反常態，我不能不感到驚奇。我沒有深入分析他說的“寬恕我”到底是什麽意思，我隻知道奧薩諾的智力過人，他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最聰明的一個，有辦法得知我為什麽沒有在三重文化電影製片廠為他謀到那個改編劇本工作的真實原因。他如今已寬恕了我，這是件好事，這才像奧薩諾的風格。他是個真正的偉人，剩下的麻煩是我還沒有寬恕自己。
我當晚就離開了杜克大學飛回了紐約。一個星期後我接到查理-布朗打來的電話，這也是我第一次和她在電話裏交談。她的聲音溫柔甜美，天真得像個孩子，她說：“墨林，你得幫我一把。”
我驚訝地問：“出了什麽事？”
她說：“奧薩諾快死了，他現在正躺在醫院裏，請你盡快來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