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那天,北京下了好些天的雨停了,天晴得終於有了盛夏的樣子。


    院子裏紫色的喇叭花都開了,串紅也已經能吸出蜜來,棗樹和槐樹遮住一片陰涼,蟬聲一陣一陣的。天空中有蜻蜓飛過,時而還有幾隻黑白花的天牛。


    乘涼的老人們聚在一起,老奶奶推著小竹車,哄著孫子和孫女,老爺爺一邊搖著蒲扇一邊下著象棋。他們從不觀棋不語,常常為了跳馬或是支士而爭論不休。小賣部裏掛出冰鎮北冰洋汽水的牌子,小販在白色的小木箱上蓋一層棉被,裏麵有奶油雪糕,也有小豆冰棍。


    胡同裏的孩子成堆,男孩們玩彈球、拍畫兒,也有抓蟋蟀的,放在玻璃罐頭瓶裏養起來,罐子上麵要糊一層紙,用皮筋捆緊,再紮幾個小孔透氣。他們會給蟋蟀起名字,什麽“常勝將軍”“山大王”,再把它們放在一起讓它們鬥。女孩們玩跳皮筋,缺人抻筋就把皮筋綁在電線杆上。她們也“跳房子”,拿碎紅磚或是家裏裁衣服用的滑石在地上畫線,小沙包都是碎布拚的,灰乎乎的看不出原本的顏色。


    雖然出了胡同西口就是繁華的東單大街,但在胡同裏麵絲毫感覺不到喧囂,偶爾才有幾輛自行車騎過,不是永久就是鳳凰,都是黑色的,連車把上的鈴都一樣。也難怪,不隻自行車,那時家家過的日子都差不多。北京的變化尚還細不可聞,也許誰說一句話,這座城便可一模一樣起來。


    然而就在我生日那天,發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我們院東屋的辛偉哥被警察抓走了,說他與西大院那個外號叫猴子的男孩一起在女廁所外麵耍流氓。他們早晨偷看了女廁所,還衝裏麵的人吹口哨,說不三不四的話。辛偉哥的弟弟辛原在一旁覺得不好意思,喊他們倆走,辛偉哥嫌他煩,不但不聽他的,還踹了他一腳。辛原一個人哭著回家,正巧碰見居委會的趙主任出來倒尿盆,辛原順口向他告了狀。趙主任臉沉下來,哄了他幾句,也不倒尿盆了,急匆匆地轉身就走。


    中午,警察就來院裏抓人了,說他們犯了流氓罪。


    有人犯罪了,這可一下炸了窩。正巧趕上禮拜天,大人小孩全出來看。辛偉哥平時是院子裏最調皮、最神氣的男孩,可那天嚇得腿都站不直了,18歲的大小夥子,被人硬是從屋裏架了出來,一邊走一邊哭,又喊媽又喊奶奶,“嗚嗚”地也聽不清說了些什麽。


    警察來那會兒,辛原正在院門口跟一幫小孩玩“我們都是木頭人,一不許說話二不許動”。他就真像木頭人一樣,一動不動地站在院牆邊上,看著小夥伴們都跑過去瞧熱鬧,看著他哥被警察拖走,看著他奶奶坐在地上大哭,看著院子被一層又一層的人圍住,把他徹底圍在了外麵。


    在我後來的印象裏,辛原哥一直不愛說話,總低著頭,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看你的眼睛。有人說就是因為辛偉哥被抓,他被唬住了,所以一下變成了不說話的悶葫蘆。可我想,他也許從那天起,就再沒有從木頭人變回來。


    辛偉哥被抓進去沒多久就判了刑,因為他在裏麵交代曾經一起聚眾看黃色錄像,所以判了流氓罪,15年。猴子情況更嚴重,他那時有個女朋友,就是那天在女廁所裏的女孩,調查發現他們發生過不正當的男女關係,被判了死刑。執行死刑之前,法院的人還來收了7毛錢的子彈費,據說他那個女朋友也因為這事喝敵敵畏自殺了。


    他們運氣不好,趕上“嚴打”,為一個惡作劇搭進了一輩子。大人說這就是命。這個命字,既是生命的命,也是命運的命。


    當然了,這些我一點都不記得,我才剛剛出生,因為辛偉哥的事,大家都把老謝家新添了一個叫謝喬的小丫頭給徹底忘了,以至於院裏還有人以為我是立秋以後才出生的呢。


    隻有我的小船哥清清楚楚地記得我,這些都是他講給我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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