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時28分。
那時我還意識不到發生了什麽，隻是本能地逃生，街上站滿了人，有的人隻穿了背心短褲就跑了出來。震感很強烈，最厲害的那半分鍾裏，連站都站不住，我清楚地看到街對麵高高的洲際酒店幅度很大地左右搖晃。大家惶然不知所措，人們相互詢問猜測著，來得及帶走手機的人都在撥著號碼，但是誰也打不出去。
老作家很焦急，不停地給安縣老家撥電話，人類的科技和文明卻如此地不堪一擊，沒有任何通信信號，沒有手機，沒有電視，沒有網絡，在災難麵前，最先失去的卻是我們平日裏最為仰仗的。我們恢複最原始的狀態，能依賴的隻是身旁與我們一樣的人們。
老作家說連通信都中斷，說明地震一定非常厲害，我心裏也著了慌，北京離四川這麽遠，應該沒事，但又特別擔心，想趕緊聯係家人。而之前與秦川的各種糾結和小情緒在災難麵前也煙消雲散，我隻是想，要是電話通了，一定要打給他，要聽到他的聲音。
過了大概一個小時，我的手機短暫來了信號，但信息擁堵，周圍的人全都在打電話，一時怎麽也撥不出去，還是我媽搶先打了進來。她帶著哭腔，顯然已經急壞了，我之前還沒覺得怎麽樣，但靜下來越想越害怕。她說是汶川地震，很嚴重，七點幾級，北京都有震感，奶奶家那邊平房裏的人都站到街上來了。她問我這邊怎麽樣，我說重慶還好，她讓我收拾好東西，一定注意安全，要盡快通知社裏情況，但不用等單位同意，趕緊回來，她給我買機票。就在我們互相安撫著的時候，秦川的電話打了進來，我跟我媽匆忙道別，轉到他的來電，一接起來，就聽見他大聲地喊我的名字。
“謝喬！謝喬！”
“秦川！秦川！”
我們呼喚著彼此，以印證對方在這世界上存在。
“有沒有事？”
“沒事……”
“別害怕。”
“嗯。”
“等著我。”
“什麽？”
“等著我，我去找你！”
信號斷了，我們的對話停留在一句古老的承諾上。
我不知世間多少男女曾經這樣許諾過，又有多少人等到了對方，多少人兩散天涯。我想起我和秦川的所有過往，我們前後腳來到這個世界，好像這從最初就注定了我們永遠前後腳地在追在找在等。小時候，我在我們的小院裏等他在窗根下麵喊“喬喬！出來玩！”；上中學，他在我們學校門口等著我一起放學回家；念大學，我在北京他在加拿大，我等他回國；畢業了，他說等到我們30歲，沒人要我他就來娶我。我們就這樣一直小心翼翼地互相等著，不敢走得太近，又不願走得太遠，保持安全的距離，然後肆意讓友情越來越貪婪。
也許本來我們會這樣等一輩子，然而直到“5·12”那天我才發現，人生是那麽脆弱，根本不夠強大到容納那些自以為是的秘密和等待。汶川死了很多人，就那麽半分鍾的工夫，很多曾經和希冀就一股腦地消失了。人們口耳相傳的那些數字，都曾是鮮活的，都曾是有故事的，都曾與這世界緊密相連卻又即刻無影無蹤。如果我沒有來到重慶，我在安縣，可能我就是那些數字裏的一個，關於我的一切，我的成長，我的親人和朋友，我的沒說出口的隱忍的愛情，就都會變成冰冷的阿拉伯數字1。
真可怕啊。
房間有餘震，我放在桌角的一瓶倒立的礦泉水微微晃著，而每一次的顫動都讓我的等待更加安定和沉靜。我從來沒以這樣的心情去等待過秦川，我覺得這是命運替我做的一次抉擇。我想等他來的時候就告訴他，我等他好久好久了，等得終於不想再隻是等了，等得忍不住拋開所有憂慮和困惑，等得想立即告訴他，我是那麽那麽愛他。
我慶幸自己還活著，還有機會讓他知道這件事。
那時我還意識不到發生了什麽，隻是本能地逃生，街上站滿了人，有的人隻穿了背心短褲就跑了出來。震感很強烈，最厲害的那半分鍾裏，連站都站不住，我清楚地看到街對麵高高的洲際酒店幅度很大地左右搖晃。大家惶然不知所措，人們相互詢問猜測著，來得及帶走手機的人都在撥著號碼，但是誰也打不出去。
老作家很焦急，不停地給安縣老家撥電話，人類的科技和文明卻如此地不堪一擊，沒有任何通信信號，沒有手機，沒有電視，沒有網絡，在災難麵前，最先失去的卻是我們平日裏最為仰仗的。我們恢複最原始的狀態，能依賴的隻是身旁與我們一樣的人們。
老作家說連通信都中斷，說明地震一定非常厲害，我心裏也著了慌，北京離四川這麽遠，應該沒事，但又特別擔心，想趕緊聯係家人。而之前與秦川的各種糾結和小情緒在災難麵前也煙消雲散，我隻是想，要是電話通了，一定要打給他，要聽到他的聲音。
過了大概一個小時，我的手機短暫來了信號，但信息擁堵，周圍的人全都在打電話，一時怎麽也撥不出去，還是我媽搶先打了進來。她帶著哭腔，顯然已經急壞了，我之前還沒覺得怎麽樣，但靜下來越想越害怕。她說是汶川地震，很嚴重，七點幾級，北京都有震感，奶奶家那邊平房裏的人都站到街上來了。她問我這邊怎麽樣，我說重慶還好，她讓我收拾好東西，一定注意安全，要盡快通知社裏情況，但不用等單位同意，趕緊回來，她給我買機票。就在我們互相安撫著的時候，秦川的電話打了進來，我跟我媽匆忙道別，轉到他的來電，一接起來，就聽見他大聲地喊我的名字。
“謝喬！謝喬！”
“秦川！秦川！”
我們呼喚著彼此，以印證對方在這世界上存在。
“有沒有事？”
“沒事……”
“別害怕。”
“嗯。”
“等著我。”
“什麽？”
“等著我，我去找你！”
信號斷了，我們的對話停留在一句古老的承諾上。
我不知世間多少男女曾經這樣許諾過，又有多少人等到了對方，多少人兩散天涯。我想起我和秦川的所有過往，我們前後腳來到這個世界，好像這從最初就注定了我們永遠前後腳地在追在找在等。小時候，我在我們的小院裏等他在窗根下麵喊“喬喬！出來玩！”；上中學，他在我們學校門口等著我一起放學回家；念大學，我在北京他在加拿大，我等他回國；畢業了，他說等到我們30歲，沒人要我他就來娶我。我們就這樣一直小心翼翼地互相等著，不敢走得太近，又不願走得太遠，保持安全的距離，然後肆意讓友情越來越貪婪。
也許本來我們會這樣等一輩子，然而直到“5·12”那天我才發現，人生是那麽脆弱，根本不夠強大到容納那些自以為是的秘密和等待。汶川死了很多人，就那麽半分鍾的工夫，很多曾經和希冀就一股腦地消失了。人們口耳相傳的那些數字，都曾是鮮活的，都曾是有故事的，都曾與這世界緊密相連卻又即刻無影無蹤。如果我沒有來到重慶，我在安縣，可能我就是那些數字裏的一個，關於我的一切，我的成長，我的親人和朋友，我的沒說出口的隱忍的愛情，就都會變成冰冷的阿拉伯數字1。
真可怕啊。
房間有餘震，我放在桌角的一瓶倒立的礦泉水微微晃著，而每一次的顫動都讓我的等待更加安定和沉靜。我從來沒以這樣的心情去等待過秦川，我覺得這是命運替我做的一次抉擇。我想等他來的時候就告訴他，我等他好久好久了，等得終於不想再隻是等了，等得忍不住拋開所有憂慮和困惑，等得想立即告訴他，我是那麽那麽愛他。
我慶幸自己還活著，還有機會讓他知道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