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者按］<i>金寶森先生是印嘉佑先生的姐夫，也就是印常榮的女婿。印嘉佑的姐姐名印麗雅，在印嘉佑先生的口述中對她的情況有比較具體的講述。</i>
<i>金寶森先生這篇文章發表在由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寫、北京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後的北京滿族》一書中(321—326頁)，對於印常榮先生的情況，與印嘉佑的敘述略有參差，而以印嘉佑先生所述更為平實坦率，可互相參照。這裏截取的，是金先生文的一部分。</i>
印常榮，字華亭，滿洲鑲白旗明輝佐領下，薩克達氏。父親薩克達德山，幼年讀書，成丁後，被挑選為馬甲養育兵，就讀於國子監，成為候補天文生。成家後，由於錢糧極少，隻好去私塾訓蒙。但仍難以養家糊口，遂棄學而從事手工勞動，在家中製做旗人婦女使用的“兩把頭”，拿到花市、隆福寺、護國寺等地擺攤售賣。辛亥鼎新後，因“兩把頭”無人使用，改做絨絹紙花，以為贍家之計。
常榮家從清兵入關後，世居北京。他於1903年出生在崇文門外東花市大街南小市口內中國強胡同棗樹院1號。常榮幼年失恃，1911年繼母生弟常慶，1925年再繼母生弟常祿。常榮幼承父訓，頗諳滿族禮儀，友愛兩幼弟無間，直至逝日。
常榮8歲開始讀書，12歲小學四年級畢業。此期間，曆經辛亥鼎革與家庭變化，首先改變了姓氏。薩克達係滿語，漢譯為祖或老，其父唯恐餘人接交互通姓氏時有不恭之嫌，乃以其祖名之第一字為姓，改薩克達為印。其次，家庭經濟日益困頓，被迫輟學，習做絨絹紙花貼補家用。軍閥混戰，市麵蕭條，小本生意也無法維持。16歲(1918年)經人介紹，到東單牌樓三條內官場胡同31號，寧波人開設的周記女服店內學徒。由於他聰穎好學，肯吃苦，誠實勤樸，頗得師父師母及師兄之歡心，技藝長足進步，三年零一節的學徒期未滿，就已開始接細活了。20歲(1922年)出師後，按店規必須留在店中工作三年。一次意大利外交官夫人晚上送來一塊紗料做禮服，翌日8時要穿，常榮以其精湛技藝，全憑手工縫製，一夜完成，準時送到，無論裁剪樣式或做工，均屬上乘，使該夫人十分喜悅，讚不絕口。除為師父掙來高報酬與信譽外，他本人也得到該夫人10銀圓的“賞”，這10元約合10袋“洋白麵”。不久就升到裁剪長工人了。一時名噪京華，許多婦女服裝行業爭相高薪聘請，1926年轉至東城幹麵胡同內東石槽胡同朱記女服店任技師。1930年，二弟常慶、表弟王崇武均已學徒出師。三人合作，在東四牌樓炒麵胡同內，設立“華茂女子服裝手工局子”。 三人自己攬活自己做。由於手工精細，恪守信譽，活源不斷。當時東交民巷為使館區，印常榮就到各國使館內搜攬活計，多為來料加工。背回來料子，做成後再背送回去，十分辛苦。
為了積累資金，三個人的收入全不交家，家中仍靠做絨絹紙花糊口。到1931年，全家由棗樹院遷到朝陽門內貴人關胡同，家眷遂從事拚接毛皮手工活，為了協助業務的開展，全家都投入到了服裝業勞動之中。
1931年7月，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了東四牌樓南大街157號和158號房產(即後來的“波緯服裝店”和“春風理發館”址)，開設了“華茂女子服裝店”，這是北京第一家由滿族人經營的女子服裝店。印常榮任經理，印常慶和王崇武任副經理，同時都參加裁剪勞動。隨著業務的發展，逐步招收工人和徒弟，最多時，前櫃(量尺寸、收活)和後櫃(裁剪、縫製)共有60多人。每年純利可達5000元。除他們三人和工人領取的固定工資外，其餘全部投入擴大再生產。到1937年，華茂女子服裝商店的發展已初具規模，在北京市已有相當聲望。1938年，印常榮安排二弟常慶在天津市大沽路27號開設了天津華茂女子服裝店(1953年9月遷到和平路346號，於1955年7月公私合營)。常榮被選為北京市西服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服裝行業業務蕭條，苛捐雜稅數不勝數，屢遭日偽特務的敲詐勒索，被扣上“經濟犯”的罪名，一次罰款多達3萬元，相當於全部資金的一半以上；鐵路局北京站又無故扣留了從上海購進托運來的一大批呢絨皮貨，致使店鋪瀕臨倒閉。
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接收大員、投機暴發戶很多，他們生活極奢侈，服裝行業的業務有所好轉，女服業則出現“繁榮”景象。其表弟王崇武自認有實力，即拉部分職工從華茂分出，另行開設了“霓裳女子服裝行”。印常榮以百兩黃金投資於王府井大街東華西服店(後更名為泰來西服店)。
1949年，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貨幣貶值，商店貨物被搶購一空，加上多如牛毛的捐稅，在一片蕭條聲中，印常榮約損失全部資金的三分之一。
勉強維持到北平解放後，由於解放初期女子服裝行業處於停頓狀態，全店40多名職工和部分職工家屬，都依靠店中資金生活，使資金更趨短缺。經勞資雙方協商，自願離店另謀他職的職工，每人分走數量不等的呢絨毛料，學徒每人分給11袋麵粉。至此，店中已無周轉資金，遂與剩下不走的職工、徒弟合作改織線襪，但由於不懂技術和業務，不久即停業了。到1949年年末，賣掉演樂胡同房產作資金，將服裝店遷至王府井大街14號。1950年又賣掉禮士胡同房產以增加活動資金，隨著國民經濟好轉，服裝業務逐漸開展起來，1951年估產時，全部資產為24000元。
遷到王府井後，印常榮於1950年被選為王府井街代表、服裝業公會主任委員。1951年年初，北京市工商業聯合會開始籌建，印常榮任籌委會委員，1951年7月，市工商聯正式成立，他當選為執行委員兼組織委員，此職務一直擔任到逝世。
1952年年初，“三反”“五反”開始，印常榮受聘為北京市節約委員會檢查組成員。華茂女子服裝店經審核定為守法戶，但因管閑事幫人買東西被罰5000元。至此，又賣掉東四南大街157號房產(後“波緯服裝店”址)，所得款除交罰金外，剩下的加入店中充資金。1954年後，以帶頭購買公債的愛國行動被任為東單區公債推銷員。1955年又被聘為北京市商業委員會委員，1956年被選為東單區人民代表，爾後，又被選為北京市第二、三、四屆人民代表。
在公私合營運動中印常榮積極帶頭，實現合營後又協助政府做好工商業者私方人員的工作。華茂合營後，名稱不變，直到“文革”中期，才改名為“新穎”，直到今天。
印常榮為籌建北京市服裝鞋帽公司，將甘雨胡同住宅(26間房)的大部分拿出來作為辦公室和職工宿舍。他親赴上海聘請女服專家朱秉良到京，朱後被彭真市長授予特級技師稱號。參加了北京第一家婦女商店即前門婦女商店的創建，同時還聘請了四位留日和旅日華僑女服設計專家，為北京市的婦女服裝事業奠定了良好基礎。1956年印常榮擔任了北京市服裝鞋帽公司副經理，後該公司與北京市百貨批發公司(現市百貨公司)合並，繼任副經理之職，直到1966年因病退休。
他在任職期間，積極響應黨和國家關於增產節約、美化人民生活的號召，於1956年至1958年期間，主持舉辦了翻舊改新美化人民服裝的展覽。他以高超的女服技藝，親自動手設計、裁剪、縫製各式女服，用家裏的舊馬褂、旗袍等為女兒麗雅改製成西服裙套裝、夾克、連衣裙等。美觀、實用、大方、節約，頗具說服力和吸引力。國家進口大量蘇聯花布，由於人民群眾不適應而積壓，他組織人力，趕製成“布拉吉”(連衣裙)大力推廣，引起較大震動，受到黨中央和市領導的重視。無論主持服裝、鞋帽，還是小百貨工作，他都和有關科室幹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及時解決問題。如有一年北京市場上婦女所用發卡斷檔，他認為東西雖小，但關係人民生活，就及時從上海等地調入各式發卡，充分滿足市場需要。在他的積極呼籲和奔走下，周總理提出將部分上海服裝業遷京。至此，上海的蘭天、造寸、紅霞、雷蒙四家服裝店先後遷京。
周總理出國訪問前，用車把他接進中南海為總理、鄧大姐連夜趕製服裝，保證總理外事活動的需要。印常榮還多次和當時的“雷蒙”經理一起去中南海為毛主席、周總理等國家領導人量裁修改舊衣，去名譽主席宋慶齡府中，為她裁製服裝，都受到讚賞和熱情接待。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平易近人的作風和節約儉樸的生活方式，是他經常向子女們進行教育的談話內容。
1958年在民族文化宮舉辦的少數民族展覽中，他是滿族企業家代表。
印常榮退休後，仍然十分關心公司和街道工作，為了支持街道辦食堂，他寧肯自己住得緊一些，把6間東廂房騰出，無償供給街道使用。他在街道上是一位受到普遍尊敬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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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金寶森先生這篇文章發表在由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寫、北京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後的北京滿族》一書中(321—326頁)，對於印常榮先生的情況，與印嘉佑的敘述略有參差，而以印嘉佑先生所述更為平實坦率，可互相參照。這裏截取的，是金先生文的一部分。</i>
印常榮，字華亭，滿洲鑲白旗明輝佐領下，薩克達氏。父親薩克達德山，幼年讀書，成丁後，被挑選為馬甲養育兵，就讀於國子監，成為候補天文生。成家後，由於錢糧極少，隻好去私塾訓蒙。但仍難以養家糊口，遂棄學而從事手工勞動，在家中製做旗人婦女使用的“兩把頭”，拿到花市、隆福寺、護國寺等地擺攤售賣。辛亥鼎新後，因“兩把頭”無人使用，改做絨絹紙花，以為贍家之計。
常榮家從清兵入關後，世居北京。他於1903年出生在崇文門外東花市大街南小市口內中國強胡同棗樹院1號。常榮幼年失恃，1911年繼母生弟常慶，1925年再繼母生弟常祿。常榮幼承父訓，頗諳滿族禮儀，友愛兩幼弟無間，直至逝日。
常榮8歲開始讀書，12歲小學四年級畢業。此期間，曆經辛亥鼎革與家庭變化，首先改變了姓氏。薩克達係滿語，漢譯為祖或老，其父唯恐餘人接交互通姓氏時有不恭之嫌，乃以其祖名之第一字為姓，改薩克達為印。其次，家庭經濟日益困頓，被迫輟學，習做絨絹紙花貼補家用。軍閥混戰，市麵蕭條，小本生意也無法維持。16歲(1918年)經人介紹，到東單牌樓三條內官場胡同31號，寧波人開設的周記女服店內學徒。由於他聰穎好學，肯吃苦，誠實勤樸，頗得師父師母及師兄之歡心，技藝長足進步，三年零一節的學徒期未滿，就已開始接細活了。20歲(1922年)出師後，按店規必須留在店中工作三年。一次意大利外交官夫人晚上送來一塊紗料做禮服，翌日8時要穿，常榮以其精湛技藝，全憑手工縫製，一夜完成，準時送到，無論裁剪樣式或做工，均屬上乘，使該夫人十分喜悅，讚不絕口。除為師父掙來高報酬與信譽外，他本人也得到該夫人10銀圓的“賞”，這10元約合10袋“洋白麵”。不久就升到裁剪長工人了。一時名噪京華，許多婦女服裝行業爭相高薪聘請，1926年轉至東城幹麵胡同內東石槽胡同朱記女服店任技師。1930年，二弟常慶、表弟王崇武均已學徒出師。三人合作，在東四牌樓炒麵胡同內，設立“華茂女子服裝手工局子”。 三人自己攬活自己做。由於手工精細，恪守信譽，活源不斷。當時東交民巷為使館區，印常榮就到各國使館內搜攬活計，多為來料加工。背回來料子，做成後再背送回去，十分辛苦。
為了積累資金，三個人的收入全不交家，家中仍靠做絨絹紙花糊口。到1931年，全家由棗樹院遷到朝陽門內貴人關胡同，家眷遂從事拚接毛皮手工活，為了協助業務的開展，全家都投入到了服裝業勞動之中。
1931年7月，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了東四牌樓南大街157號和158號房產(即後來的“波緯服裝店”和“春風理發館”址)，開設了“華茂女子服裝店”，這是北京第一家由滿族人經營的女子服裝店。印常榮任經理，印常慶和王崇武任副經理，同時都參加裁剪勞動。隨著業務的發展，逐步招收工人和徒弟，最多時，前櫃(量尺寸、收活)和後櫃(裁剪、縫製)共有60多人。每年純利可達5000元。除他們三人和工人領取的固定工資外，其餘全部投入擴大再生產。到1937年，華茂女子服裝商店的發展已初具規模，在北京市已有相當聲望。1938年，印常榮安排二弟常慶在天津市大沽路27號開設了天津華茂女子服裝店(1953年9月遷到和平路346號，於1955年7月公私合營)。常榮被選為北京市西服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服裝行業業務蕭條，苛捐雜稅數不勝數，屢遭日偽特務的敲詐勒索，被扣上“經濟犯”的罪名，一次罰款多達3萬元，相當於全部資金的一半以上；鐵路局北京站又無故扣留了從上海購進托運來的一大批呢絨皮貨，致使店鋪瀕臨倒閉。
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接收大員、投機暴發戶很多，他們生活極奢侈，服裝行業的業務有所好轉，女服業則出現“繁榮”景象。其表弟王崇武自認有實力，即拉部分職工從華茂分出，另行開設了“霓裳女子服裝行”。印常榮以百兩黃金投資於王府井大街東華西服店(後更名為泰來西服店)。
1949年，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貨幣貶值，商店貨物被搶購一空，加上多如牛毛的捐稅，在一片蕭條聲中，印常榮約損失全部資金的三分之一。
勉強維持到北平解放後，由於解放初期女子服裝行業處於停頓狀態，全店40多名職工和部分職工家屬，都依靠店中資金生活，使資金更趨短缺。經勞資雙方協商，自願離店另謀他職的職工，每人分走數量不等的呢絨毛料，學徒每人分給11袋麵粉。至此，店中已無周轉資金，遂與剩下不走的職工、徒弟合作改織線襪，但由於不懂技術和業務，不久即停業了。到1949年年末，賣掉演樂胡同房產作資金，將服裝店遷至王府井大街14號。1950年又賣掉禮士胡同房產以增加活動資金，隨著國民經濟好轉，服裝業務逐漸開展起來，1951年估產時，全部資產為24000元。
遷到王府井後，印常榮於1950年被選為王府井街代表、服裝業公會主任委員。1951年年初，北京市工商業聯合會開始籌建，印常榮任籌委會委員，1951年7月，市工商聯正式成立，他當選為執行委員兼組織委員，此職務一直擔任到逝世。
1952年年初，“三反”“五反”開始，印常榮受聘為北京市節約委員會檢查組成員。華茂女子服裝店經審核定為守法戶，但因管閑事幫人買東西被罰5000元。至此，又賣掉東四南大街157號房產(後“波緯服裝店”址)，所得款除交罰金外，剩下的加入店中充資金。1954年後，以帶頭購買公債的愛國行動被任為東單區公債推銷員。1955年又被聘為北京市商業委員會委員，1956年被選為東單區人民代表，爾後，又被選為北京市第二、三、四屆人民代表。
在公私合營運動中印常榮積極帶頭，實現合營後又協助政府做好工商業者私方人員的工作。華茂合營後，名稱不變，直到“文革”中期，才改名為“新穎”，直到今天。
印常榮為籌建北京市服裝鞋帽公司，將甘雨胡同住宅(26間房)的大部分拿出來作為辦公室和職工宿舍。他親赴上海聘請女服專家朱秉良到京，朱後被彭真市長授予特級技師稱號。參加了北京第一家婦女商店即前門婦女商店的創建，同時還聘請了四位留日和旅日華僑女服設計專家，為北京市的婦女服裝事業奠定了良好基礎。1956年印常榮擔任了北京市服裝鞋帽公司副經理，後該公司與北京市百貨批發公司(現市百貨公司)合並，繼任副經理之職，直到1966年因病退休。
他在任職期間，積極響應黨和國家關於增產節約、美化人民生活的號召，於1956年至1958年期間，主持舉辦了翻舊改新美化人民服裝的展覽。他以高超的女服技藝，親自動手設計、裁剪、縫製各式女服，用家裏的舊馬褂、旗袍等為女兒麗雅改製成西服裙套裝、夾克、連衣裙等。美觀、實用、大方、節約，頗具說服力和吸引力。國家進口大量蘇聯花布，由於人民群眾不適應而積壓，他組織人力，趕製成“布拉吉”(連衣裙)大力推廣，引起較大震動，受到黨中央和市領導的重視。無論主持服裝、鞋帽，還是小百貨工作，他都和有關科室幹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及時解決問題。如有一年北京市場上婦女所用發卡斷檔，他認為東西雖小，但關係人民生活，就及時從上海等地調入各式發卡，充分滿足市場需要。在他的積極呼籲和奔走下，周總理提出將部分上海服裝業遷京。至此，上海的蘭天、造寸、紅霞、雷蒙四家服裝店先後遷京。
周總理出國訪問前，用車把他接進中南海為總理、鄧大姐連夜趕製服裝，保證總理外事活動的需要。印常榮還多次和當時的“雷蒙”經理一起去中南海為毛主席、周總理等國家領導人量裁修改舊衣，去名譽主席宋慶齡府中，為她裁製服裝，都受到讚賞和熱情接待。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平易近人的作風和節約儉樸的生活方式，是他經常向子女們進行教育的談話內容。
1958年在民族文化宮舉辦的少數民族展覽中，他是滿族企業家代表。
印常榮退休後，仍然十分關心公司和街道工作，為了支持街道辦食堂，他寧肯自己住得緊一些，把6間東廂房騰出，無償供給街道使用。他在街道上是一位受到普遍尊敬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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