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 需要說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訪談，尤其是深入訪談，並未被全部收入這套《北京口述曆史》叢書之中。最近幾年，我還與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區消失之前》《個人敘述中的同仁堂曆史》《大曆史·小人物》等圍繞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專著，已分別由北京出版集團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此外，對常人春、常壽春兄弟的口述訪談，也正在編輯之中。
注2 《清世祖實錄》卷24，順治三年(1646年)二月甲申；《八旗通誌初集》卷23，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點校本，434頁。
注3 清朝對禁旅八旗兵額長期保密，很難稽考。一說順治年間約有八萬人，乾隆年間為十萬餘人，見嵇璜等輯：《皇朝文獻通考》卷179，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注4 《清朝經世文編》卷35。
注5 劉曾複口述收入本套叢書的《生在城南》卷，可參看。
注6 這裏說的用黃布包著的東西，指的應是滿族祭祖的渥輒庫(weceku)，即神主，俗稱祖宗板子。滿族以西為貴，祖宗板子都是供在西牆，但印先生對此已經沒有印象了。
注7 沙板莊位於北京朝陽區西南部。東起北京吉普汽車有限公司，西至東三環南路，北臨北京化工設備廠，南抵南磨房路。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圖》此處標有沙板街。東端至今之西大望路，西端約至今勁鬆二區東側。20世紀50年代聚成村落。70年代末建勁鬆居民區，沙板莊農田被征用，此處遂被改造為平房住宅區，沙板莊農民也轉為非農業戶口。
注8 薩克達，即滿語的sakda，是老、老者之意，還有另一意為母野豬(據[日]羽田亨編《滿和辭典》，1938年國書刊行會)。
注9 八三四一部隊，即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共中央警衛團，是負責保護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要領導人的一支警衛部隊。1951年，公安二師更名為警衛師，第四團更名為第一團。2000年10月，改名為61889部隊。
注10 北京叫“福壽堂”的不止一處，據印先生說：“我說的福壽堂，是在金魚胡同西口內路北，東安市場北門對過。解放後改為總政文工團宿舍。我祖父逝世三周年辦脫孝禮，就是在此福壽堂辦的事。”
注11 20世紀40年代《369畫報》《立言畫刊》；40年代後期《147畫報》《星期六畫報》。
注12 指“文化大革命”時期印先生全家隨北京林學院遷到雲南，詳見下文。
注13 指的是1948年12月1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北平的圍城。
注1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遼東半島的旅順口卻仍被蘇聯占有，成為蘇聯海軍太平洋艦隊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直到1955年才被中國收回。
注15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於1949年10月5日， 是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個針對具體國家的友好組織。協會總會機關是部級單位，行政編製為80人，黨組受中央群直黨委的領導。根據工作需要，總會還設立了辦公室和宣傳部等新的部門。此後隨著中蘇關係從友好、分歧、惡化、分裂到恢複正常化的全過程，中蘇友好協會經過數次調整，最終在蘇聯解體的曆史轉變中走完了它的曆程。引自張萍：《中蘇友好協會的組織結構及其變遷》，參見山西省檔案館檔案，檔號：c54-1018-26。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8年第1期。
注16 傅華亭(1898—1954)，山東巨野人。原名正舜。曾在馮玉祥部任軍需處處長、兵站總監。後任河南省財政廳廳長，陝西省企業公司總經理，天津市財政局、北平市財政局局長，北平唯一麵粉廠總經理。1948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9年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新中國成立後，曆任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民建北京市分會第三、四屆副主任委員和第五屆主任委員，北京市工商聯第一、二屆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第一屆副主任委員。
注17 第二屆到第五屆北京市人民代表的名單中，確實有印常榮。
注18 1956年4月，上海的“藍天”“造寸”等27家服裝店遷京。《當代北京大事記》，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版，96頁。
注19 1952年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共北京市委《關於“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3月28日，北京市審查和處理一、二、三類工商戶的工作已基本結束。6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華北局報告北京市工商戶分類處理情況。全市城郊區工商戶為52548戶，其中守法戶4765戶(五類)、基本守法戶37696戶(四類)、半守法半違法戶8601戶(三類)、嚴重違法戶1025戶(二類)、完全違法戶461戶(一類)。可知印先生的父親被劃的基本守法戶為最大多數。《當代北京大事記》49—51頁。
注20 據百度百科：1969年2月，中國和蘇聯在中國的東北邊界上發生衝突，國際形勢驟然緊張，林彪發出戰備疏散的“一號命令”。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央提出了要準備打仗的號召。8月之後大批的中央機關人員被精簡疏散，離開北京到各地的“五七”幹校。10月17日，各單位又傳達林彪發布的“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更加劇了緊張的氣氛，導致了更大規模的在京機關團體單位的搬遷撤離。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決定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13所農林地礦油水電等工科院校遷出北京，稱為“京校外遷”。北京林學院(即今天的北京林業大學)也包括在內。該校於1969年11月由北京遷往雲南省麗江，更名為“麗江林學院”，1972年4月遷到雲南省下關，1973年4月又遷到雲南省昆明市安寧縣，改名為雲南林業學院。1973年，搬遷至昆明市安寧縣楸木園，同時，雲南農業大學林學係並入雲南林業學院。在多次的倉促搬遷中，儀器、圖書資料、標本、教學文檔等損失嚴重。“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學院在多方努力後於1979年返京複校，複名“北京林學院”。並收回部分原有土地，但總麵積減少了40.5%，校內科研基地植物園被毀(現為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印先生這裏講述的，就是全家遷往雲南的經曆。
注21 1948年12月1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北平圍困後，當時的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將南口等地的軍隊撤回北平城內，宣布倚城野戰正式開始。為了便於射擊，傅作義下令大舉拆毀城牆外麵的民居，造成數以萬計的百姓流離失所。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這段圍城時間不到一個月，卻給京城百姓留下深刻印象。
注22 這裏說到的葉文甫，即葉龍章，字文甫(1906—1988)，是中國京劇科班喜連成(即後來的富連成)班主葉春善的長子。據他的兒子葉鐵森在《京劇永繁榮告慰我家翁——回憶先父葉龍章晚年的幾件事》一文中稱：“父親葉龍章，字文甫，是葉氏五兄弟之中的長兄，以下有蔭章、盛章、盛蘭、盛長。父親自幼入科學戲，在富字班學老生，因嗓音關係又兼祖父母考慮到長子將來要支撐門戶，就培養他去上學，在成達中學高中畢業。之後在東北軍隊中做文職官員。 1935年我祖父葉春善病重，富社老少教師及蕭長華先生和財東沈秀水先生等力推父親為社長。他臨危受命，挑起了這個重擔。時年29歲，正當少壯。他為人正直，辦事嚴謹，富有開拓精神，又有較高的文化水平。他的上任為富社的延續、興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與印先生這裏的講述類似。文中也提到，葉龍章確實居住在東城甘雨胡同。
注23 《梨園一葉》，葉盛長敘事，陳紹武撰文。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出版。分為“根深葉茂憶科班”“ 梨園世家話一葉”兩部分，較詳細地敘述了著名京劇科班“富連成”的發展經曆；介紹了資深年長的老藝術家蕭長年、蘇雨卿、唐宗成、宋起山、郭春山、沈文成，學業有成的學生侯喜瑞、於連泉、譚富英、裘盛戎、袁世海、譚元壽等，以及葉氏一家兩代人的曆史。
注24 葉盛章(1912—1966) 字耀如，是京劇藝術有史以來首創醜行挑班的第一人，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享有“流派”鼻祖之譽的醜角藝術大師。生於北京，葉春善第三子。7歲入朱幼芬之福清社學習淨角，三年後該社解散，轉入富連成社小四科，初習武生，後改文武醜。1966年8月31日晚上葉氏全家在所住的龍潭湖某居民區遭到街道和戲校造反派的批鬥，直至深夜。次日清晨被人發現葉先生的屍體漂浮在護城河中，此後有文章說他是自殺，甚至傳說他是跳入龍潭湖而亡的。但其子葉鈞發現其父腦後有傷洞，絕非自己投河自盡。葉盛章死因至今是個謎。印先生這裏說的就是此事。又按，富連成學生排序是喜、連、富、盛、世、元六韻，盛即四科。
注25 發生在1946年12月24日的駐華美軍士兵強奸北大學生沈崇事件，在當時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事件，是當時引發全國規模的抗議美軍暴行運動的導火索。12月30日北平學生一萬多人上街遊行示威，拉開了抗暴運動的序幕。對於沈崇其人以及這一事件的真實經過，目前各種材料和報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裏一概不予討論。
注26 據《當代北京大事記》：1950年9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破獲美國間諜武裝暴動案，逮捕案犯李安東(意大利人)、山口隆一(日本人)等7人，並繳獲軍火武器、情報等大批罪證。這些案犯妄圖在10月1日炮擊天安門檢閱台，謀害國家領導人。1951年8月17日，市軍管會軍法處對7名罪犯進行判決，主犯李安東、山口隆一被判處死刑(34頁)。20世紀50年代末，以該案例為素材創作的電影《國慶十點鍾》，風靡全國。這7 人是： 意大利人李安東(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出生於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王牌飛行員。日本人山口隆一(台基廠北京法文圖書館中文部圖書目錄編輯)。意大利人馬迪懦(天主教易縣教區主教、羅馬教廷駐華公使黎培裏的北京代表)。法國人魏智(台基廠北京法文圖書館經理)。意大利人哲力(教員)。德國人甘斯納(德國寶世公司北京代理人)。中國人馬新清(曾任美軍翻譯)。這些人被指是為美國政府收集情報的間諜，受到前美國駐華使館駐北平武官包瑞德的指揮，企圖在1950年10月1日國慶大典時，用迫擊炮等武器轟擊天安門城樓檢閱台，謀殺黨和國家領導人。警衛森嚴的天安門廣場和周邊地帶，一萬警察，一萬武裝部隊，滿廣場高度警覺的中國人。孤零零幾個外國人，動了在這裏謀殺毛澤東的念頭，讓人無法相信這是真的。這個案子的一個目的是激起反美情緒，那時正值朝鮮戰爭。另一個目的是打擊在中國擁有三百三十萬信徒的天主教會，被捕的有梵蒂岡在北京的主要代表、意大利人馬迪懦。幾乎所有的外國教士都被驅逐。跟他們一道被趕走的還有外國生意人和記者。到1953年，中國基本上沒什麽非共產黨國家的外國人了。
注27 鄒德華(1926— )，女高音歌唱家、歌劇演唱家，江蘇吳縣人。1950年畢業於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同年回國。曆任中央歌劇院演員、聲樂藝術指導、藝委會副主任。曾在《草原之歌》《望夫石》《茶花女》等歌劇中擔任角色。1980年在美國進修期間曾舉行獨唱音樂會。歌曲代表作有《漁光曲》《飛花歌》《梅娘曲》《塞外村女》等。
注28 王人美(1914—1987)，電影表演藝術家。原名庶熙。原籍湖南瀏陽。1931年後主演或參加演出，主演的《漁光曲》於1935年在蘇聯第一屆國際電影節上獲榮譽獎。1950年從香港回上海，在北京電影製片廠相繼拍攝《兩家春》《青春之歌》等影片。197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影家協會名譽理事。1980年，王人美中風，癱瘓在床。1986年12月，再次中風，成為植物人。1987年4月12日，王人美在北京病逝，享年73歲。王人美的丈夫葉淺予 (1907—1995)，確實是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他是浙江桐廬人，從事國畫教育和以舞蹈、戲劇人物為主的國畫創作，是中國漫畫和生活速寫的奠基人。曾任中國美協副主席，中國文聯委員，中國畫研究院副院長，中央美院教授。為茅盾小說《子夜》、老舍劇本《茶館》等書繪製過插圖，出版個人畫集多種。
注29 王明道(1900—1991)，原名王永盛，20世紀前半葉中國基督教自立教會的代表人物，主張基要派神學，重視《聖經》的教導和基督徒生活，反對自由派神學，斥責教會與世界中的種種罪惡。從1927年起，他自資發行《靈食季刊》共28年，發表很多有影響力的文章。從1933年起，他在北京建立並引領基督會堂共22年。因為反對自由派神學和三自教會，1955年被中國政府逮捕，以反革命罪被判處無期徒刑。1980年被釋，但未被平反。1991年在上海因病逝世。
注30 據《當代北京大事記》，1951年3月28日，根據北京市政府決定，市民政局接收美國人經營的迦南孤兒院等幾個孤兒院，以及甘雨胡同養老院等16個單位，總計收容兒童2524人，老弱145人(39~40頁)。印先生這裏提到的，應該就是被民政局接收的美國人經營的甘雨胡同養老院了。
注31 張壽崇(1921—2002)，1955年到東城區人民委員會民政科正式參加工作。1959年東單區和東四區合並為東城區，張壽崇被任命為東城區政協的副秘書長。1981年後任政協副主席，此後在此職位上連任九屆委員、四屆副秘書長，四屆副主席。並擔任北京市政協常務委員，直至1998年退休。此外並擔任過北京市政協常務委員、北京市民委副主任，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工作領導小組負責人等職。印先生此處所述相當準確。關於他的身世，可參見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曆史》張壽蓉、張壽崇姐弟的口述。
注32 譚鑫培(1847—1917)，京劇譚派創始人，京劇表演藝術承前啟後的一代宗師。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自組“同春班”，十六年(1890年)入升平署“內廷供奉”。十八年(1892年)重組“三慶班”。三十一年(1905年)拍攝中國第一部京劇無聲影片《定軍山》片斷。民國六年(1917年)，大總統黎元洪在北京金魚胡同那家花園設宴歡迎廣西督軍陸榮廷。警察總監李達三奉命邀請譚鑫培演堂會戲，譚患病在身，推托未遂，隻得抱病演出《洪羊洞》，又因心情不爽，演唱更加淒婉蒼涼。演畢回家後，病情加重，於當年5月10日溘然去世，時年70歲。
注33 關於那家花園後來的情況，可見張壽崇之女張瑗的回憶：“1950年4月，空軍司令部要購買此宅院產權。經過協商，準備簽訂契約。4月24日，家中的長輩和父親到房管交易所正式簽立契約，空軍司令部以三千五百匹白布(按當日布價，約合26萬元人民幣)收購。從這一刻起，那家花園換了新主人。”“1952年，中央政務院在園子的西大院部分，建設和平賓館。東大院在1977年前後被拆除，建成北京市電子計算機中心大樓。剩下的一部分平房院落，被改造成了21個大小不一的院落。”見張瑗：《我的父親張壽崇》(未公開出版)，北京市東城區政協學習和文史委員會編，2011年版，21—23頁。
注34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由中國著名和平人士宋慶齡、郭沫若、彭真、劉寧一等十一人代表中國人民的意誌，並根據世界和平理事會和國際和平保衛者的熱誠建議，於1952年3月聯名邀請亞洲和太平洋區域的和平人士共同發起了這次會議。1952年10月2日—12日，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37個國家的367位代表，還有列席代表和特邀來賓。會期11天，共有112位代表和來賓發言。為了慶祝這次盛會召開，中國郵電部在會議開幕當天發行了一套紀念郵票。
注35 賢良寺位於北京東城區校尉胡同，在明朝時是著名的“十王府”， 清雍正年間是怡親王允祥(康熙十三子)的王府，允祥死後，遵其遺願舍宅為寺，寺於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成。允祥死後諡曰賢，並世襲罔替，寺名由雍正皇帝欽賜，依其諡號取名“賢良寺”。雍正十一年(1733年)於賢良寺內設藏經館，廣集經本，校勘編纂《大藏經》。乾隆二十年(1755年)，賢良寺遷建於冰渣胡同(一稱冰盞胡同)路北，正門開在冰渣胡同北邊。移建後的賢良寺麵積減少，但仍規模不小，主要建築有山門、碑亭、前殿、正殿、經樓、東西配殿、寮房等。正殿前有兩座碑亭，正殿麵闊五間，為綠琉璃瓦歇山頂，懸木額“賢良寺”。其餘建築均為大式硬山灰筒瓦頂，還有乾隆皇帝禦書心經塔碑。因賢良寺距皇宮很近，外省官吏進京述職多居於此，如康有為、沈子培、王病山等維新派人物進京時都居住於此，左宗棠進京也多次在此居住。又按，據印嘉佑先生閱稿之後補充：剛解放未建八寶山公墓之前，很多追悼會都在賢良寺或嘉興寺召開(嘉興寺即今廠橋的婦女幹校)，“文化大革命”之後才稱為“遺體告別”。
注36 四聯是理發店的名稱。1956年7月，由上海遷京的華新、紫羅蘭、雲裳、湘銘4戶理發店聯合在東城區金魚胡同開業，店名為“四聯理發店”。
注37 天義順，全名天義順京醬園，原名叫天義成，是創建於清代鹹豐年間的老字號。1930年前後，因經營不善，該店轉給了東來順的財東丁子青，於是將“成”字改為“順”，遂為京城著名的清真京醬園。天義順經過丁子青翻修後，門麵大為改觀，兼經營得法，宣傳有方，在同行中頗有影響。這就是八麵槽金魚胡同西口路北的“五味香”醬園，老北京人叫它天義順。該店以保持特味見長，嚴格選材，操作精細,品種繁多，經常產的醬菜就有30多種。物美價廉，適合當時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注38 煤渣胡同位於王府井大街東側，東起東單北大街，西止校尉胡同，南與北帥府胡同相通，北鄰金魚胡同。呈東西走向。胡同內原有美國聖經會、英文北平《時事日報》，東口北側有基督教青年會舊址。1984年煤渣胡同東口的“中華聖經會舊址”即今北京市基督教教務委員會被確定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注39 青年會，即基督教青年會，舊址在東城區東單北大街3號，是一座紅磚砌築的3層小樓，占地360平方米。1911年，由美國人捐建。原會所已全部拆除。青年會借用東單北大街21號原基督教聖經會舊址辦公。
注40 1949年10月25日，北京市軍管會查封“中國”“民生”“軍友”三家反動的私營廣播電台。私營華聲廣播電台繼續播音。1952年6月，北京人民廣播電台收購華聲廣播電台，從而結束了本市最後一家私營電台。《當代北京大事記》，20頁、51頁。
注41 傅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關紀新先生引薦給我的，特此致謝。
注42 引自傅耕野：《隨心集》，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注43 鬆壽，字鶴齡，滿洲正白旗人。以蔭生官工部筆帖式，累遷郎中。出為陝西督糧道。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晉山東按察史。明年調江西，晉江寧布政使。二十四年(1898年)擢江西巡撫。越三載移撫江蘇，曆河南，加尚書銜，所蒞皆稱職。二十八年(1902年)召為工部右侍郎……三十三年(1907年)授閩浙總督。居官垂二十年，不務赫赫名，然律己以廉，臨下以寬，為時論所美。宣統三年(1911年)秋，鄂、湘、江、浙新軍踵變，閩軍乘之，將舉事，使人要鬆壽，令繳駐防營軍械，斥之，遂決戰，初獲勝，繼乃大挫，憤甚，飲金以殉。事聞，贈太子少保，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諡忠節。(《清史稿》卷469，12787頁)
注44 陸鍾琦，字申甫，順天宛平人，本籍浙江蕭山。光緒十五年(1889年)進士……宣統改元(1909年)，晉布政史，三年(1911年)擢山西巡撫。到官未逾月，而武昌難作。鍾琦語次子敬熙曰：“大事不可為矣！省垣倘不測，吾誓死職。汝曹讀書明大義，屆期毋效婦仁害我！”又曰：“生死之事，父子不相強，任汝曹自為之。但吾孫毋使同盡，以斬宗祀。”敬熙知父意決，入告母，母曰：“汝父殉國，吾惟從之而己。”……遲明變作，新軍突入撫署。鍾琦出堂皇，仆李慶雲從，麾之弗去，且挺身出，先被戕。鍾琦叱曰：“爾輩將反邪？”語未竟，遽中槍而殞。光熙奔救，亦被擊死。叛軍入內室，其妻唐氏抱雛孫起，並遇害。詔褒其忠孝節義萃於一門，予諡文烈。妻唐旌表。(《清史稿》卷469，12789—12790頁)
注45 按該卷末之論曰：“武昌變起，各行省大吏惴惴自危，皆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唯鬆壽、鍾琦等數人，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示天下以大節，垂絕綱常，庶幾恃以複振焉。”(12790頁)傅耕野語當自此來。
注46 趙爾豐(1845—1911)，漢軍正藍旗人。是近代史上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他在兄弟四人中行三，二哥是《清史稿》的編纂者趙爾巽。1908年2月清廷命趙爾巽為四川總督，趙爾豐為駐藏大臣，但仍兼任邊務大臣。1911年4月趙爾巽調任東三省總督，清廷命趙爾豐接任四川總督，8月2日到任。當時四川正掀起聲勢浩大的保路風潮，趙爾豐奉朝廷之命予以鎮壓，造成“成都血案”。血案發生後，各地革命軍聞起義，被看作是辛亥革命的導火線。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成都召開四川官紳代表大會，宣布脫離北京政府獨立，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但是局勢並不穩定，12月軍隊嘩變，軍政部長尹昌衡平定叛亂，被推為都督。趙爾豐以總督的名義張貼布告以安定軍心，卻被懷疑兵變是由他所指使。1911年12月22日淩晨，尹昌衡指揮所部擒獲趙爾豐，並在成都皇城壩召開公審大會公審趙爾豐，當眾盡斥其罪，並令部下將趙爾豐當場殺害。以往趙爾豐一直是以反麵形象出現的，但近年來開始有不同意見，其爭議首先是對他在任駐藏大臣期間功過的評價，其次是對他在四川保路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的評價。
注47 《清史稿》卷469將鬆壽、陸鍾琦、趙爾豐和端方等都列入一卷，都屬辛亥革命時“殉難”者，但在該卷最後，又將所謂“關內本”和“關外一次本”中有關趙爾豐的部分作為附錄，內容也確實較詳，這大概就是傅先生表示不滿的原因。按傅先生是學曆史出身，顯然熟讀過《清史稿》和其他相關史料，所述鬆壽事，與史書所記大致不差。
注48 傅先生的父親曾寫《隨扈西巡記》，講隨慈禧到西安的經曆，其前言中有一句稱：“迨至秋七月聯軍入京，孝欽皇太後及德宗後妃等倉皇出走，不侫聞信單騎趕至京西之貫市村，於是隨扈西行抵長安”。(見傅耕野《隨心集》，60頁)這裏提到的西貫市，在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曆史》中曾被一再提起，尤見《城郊編》最後一篇“京北回族第一村”。
注49 酒缸，即舊日北京人常說的“大酒缸”，實際上就是小酒館，當時京城這些酒館都在地裏埋上幾口貯酒的大缸，露在地麵的部分約與桌齊，缸上蓋有一圓形或方形的木蓋，用來代替桌子，周圍擺上幾個方凳以招徠顧客。當年大酒缸遍布京城鬧市，是男人常去的飲酒消遣之所。
注50 小翠花，即於連泉(1900—1967)，京劇花旦演員，被稱為四大名旦之外的旦行名宿。
注51 在京劇《豔陽樓》中，主角為高登，花逢春是配角，兩個角色都是武生。
注52 汪逢春是當時北京的四大名醫之一，擅長醫治時令病及胃腸病，對於濕溫病亦多有闡發。著作主要有《中醫病理學》《泊廬醫案》等。《老北京旅行指南》記其寓西河沿中間路南(363頁)。
注53 傅耕野先生的父親名傅謙豫，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1945年卒。清朝時曾任戶部郎中兼充神機營差務。1904年(光緒三十年)奉命駐法國公使參讚，兼西班牙代辦公使。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奉使廈門，接待美國艦隊訪華。1911年中華民國後，曆任外交、內務等部僉事科長。晚年在京詩文自娛。參見傅耕野《隨心集》“自白”，1~2頁。
注54 指光緒二十六年即庚子年(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事。
注55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0月美國海軍少將額堅利和石樂達率一支由“路易斯安娜”號旗艦和少艘萬噸級軍艦組成的美國艦隊，載官兵一萬多人橫跨太平洋經日本、菲律賓到中國廈門訪問。這是晚清中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美海軍的“第一次和平接觸”。美國海軍艦隊官兵在廈門居住了6天，根據1908年12月4日《申報》的報道，清政府從最初的40萬銀圓接待費上升到100萬銀圓，最後達到了136萬銀圓，其中很多賬目不明，令人可笑的是，單單是啤酒一項，清政府就花費了14萬銀圓。傅耕野先生這裏也明確指出，他父親被派去這樣的肥差，明顯是讓他父親從中大撈一把的，參見《東南早報》2011年6月20日。今廈門南普陀寺後山仍有記錄此次美國艦隊訪華的石刻題記。
注56 瓦岔胡同位於北京東城區東北部，東起東直門南小街，西至新太倉胡同。清朝時屬正白旗，乾隆時大菊胡同供應官府、廟堂所用之瓦，便叫作瓦礤胡同。清宣統時又改為瓦岔胡同。1965年整頓地名，比照附近的小菊胡同，改名大菊胡同。“文化大革命”時一度改稱紅日路十七條。
注57那桐(1856—1925)，字琴軒，葉赫那拉氏，滿洲鑲黃旗人，清末光緒、宣統年間先後充任戶部尚書、外務部尚書、總理衙門大臣、軍機大臣、內閣協理大臣等，在清末政壇上是炙手可熱的人物。史稱：“清光緒初，滿部員之最負時望者為榮祿、端方、那桐，皆於部中最有權，當時所謂紅人也。”京城百姓稱其為“那中堂”。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園”始建於清光緒朝，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魚胡同1號，是老北京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大宅門，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曆史》中有對他的孫輩張壽崇、張壽蓉的訪談，186—196頁。
注58傅耕野先生的兩個族兄，即傅芸子和傅惜華兄弟。傅芸子(1902—1948)，滿族，北京人，原名寶坤，字韞之，別號餐英、竹醉生，戲曲理論家傅惜華之兄。自幼酷愛國學，博識舊京名物掌故，早年在“燕京華文學校”圖書館任職，又為《京報》記者，曾主編《北京畫報》和《國劇畫報》，並與梅蘭芳、餘叔岩、齊如山等發起成立“北平國劇學會”，作品散見於天津《國聞周報》《益世報》和在北京出版的日文漢學雜誌《文字同盟》等。1932年傅芸子赴日任京都帝國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講師，主講中國語言文學，在此期間，考察日本皇家寶庫正倉院，遍訪公私各家藏書，撰就代表作《正倉院考古記》和《白川集》，並為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會員。20世紀40年代初回國執教北京大學文學院，同時任職北京圖書館。抗戰勝利後協助溥心畬主編北平《新生報》副刊《故都文物》，又與其弟傅惜華合作主編《華北日報》副刊《俗文學》，主要著作還有《舊京閑話》《春明鱗爪錄》《餐英廬隨筆》《清代名人故宅考》等。其弟傅惜華(1907—1970)，字寶泉，因其書齋名碧蕖館，別號碧蕖館主。滿族。北京人。由於其兄傅芸子的影響，他走上了文學的研治道路，且專注於俗文學。這也許與當時特別彰顯小說、戲曲的社會功用有關。1926年所作的《跳加官考》和《戲曲匯考》，成為了他從事俗文學研究的奠基之作。他的最大貢獻是收藏保存了大量的俗文學文獻。而且不僅收藏，還注意整理編目，利用自己豐富的藏書和所見資料，編寫了大量的文獻著作，他編寫的《北京傳統曲藝總錄》盡收元明清以來至新中國成立前北京地區流行的各種傳統曲藝作品，並注明版本、藏處等，今無有超其上者。他編寫的《元代雜劇全目》《明代雜劇全目》《明代傳奇全目》《清代雜劇全目》《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與杜穎陶合編)是學習、研究戲曲的專家學者必用的文獻著作。整理的《白蛇傳集》《水滸戲曲集》是今天劇本研究必據的本子。這些豐富的俗文學文獻整理成果，奠定了其學術史上無可動搖的地位。曾和梅蘭芳、餘叔岩、齊如山、張伯駒、清逸居士等名家組建“北平國劇學會”、創辦“國劇傳習所”。
注59 榮慶(1859—1917)，其實是蒙古正黃旗人。與袁世凱、慶親王奕劻和榮祿等關係都非同一般。曾管京師大學堂的事務，後擔任過國史館總裁。
注60 錦什坊街位於西城，即今阜成門內大街一帶。清朝時正紅旗滿洲都統署在此。按：趙元芳在民國年間曾任東南銀行襄理，解放後任中國人民銀行參事，而不是如傅先生說為國務院參事。因積畢生巨資集藏明代、清初銅活字版古籍而成為著名藏書家。
注61 那彥圖(1867—1938)，蒙古賽音諾顏部人。祖先策淩因為幫助朝廷平定厄魯特叛亂有功，被封為劄薩克親王(即喀爾喀親王、超勇王)，“世襲罔替”。那彥圖父親叫達爾瑪，是怡親王載垣的女婿。那彥圖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襲第七代喀爾喀親王，又稱“那王”，其嶽父為慶親王奕劻。由此可知那彥圖家族與清朝皇室之間通過締結婚姻網絡所締結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傅耕野說他的大母親是那彥圖的姑姑，那應該就是達爾瑪的姐妹了，說她姓博爾濟吉特氏，也是對的。北京的那王府位於北城的寶鈔胡同內國祥胡同甲2號。那彥圖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重要人物，簡述如下：為了轄製外蒙的勢力，慈禧重用那彥圖，使他與嶽父慶親王奕劻權傾一時，曆任清廷禦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上駟院大臣等。1898年6月補授閱兵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後，曾以“蒙古王公聯合會”的名義，代表內外蒙古全體蒙古王公向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呈遞一封信函，其主旨是“保存君主”，反對共和，阻撓清帝退位。清帝退位後，曆任國會議員及1917年臨時參議院副議長，擁袁的共和黨、進步黨理事。國民黨當政後，曾應邀參加1932年洛陽國難會議，被列為百靈廟蒙政會委員。
注62 端方(1861—1911)，托忒克氏，號匋齋，滿洲正白旗人。曾任直隸霸昌道、陝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撫、攝湖廣總督、攝兩江總督、閩浙總督等職。1911年任粵漢、川漢鐵路督辦大臣時，正逢四川保路運動興起，由湖北率新軍前去鎮壓，在資州(今資中)被響應武昌起義的部下所殺。端方在任期間大力興學，資送出洋學生甚多。著有《端忠敏公奏稿》《匋齋去金錄》等。光緒初曾與那桐等一道被說成是在部中最有權的紅人，參見《老北京人的口述曆史》“最要緊的是門第”篇訪談者按中有關那桐的部分，186~196頁。
注63 北京女一中，即北京161中學的前身，創建於1913 年，已有近百年的曆史。但該校地址不在北海前門，而是在北長街南口路西。
注64 據《清史稿》卷469《端方傳》：“端方性通侻，不拘小節。篤嗜金石書畫，尤好客……”(12786頁)
注65 據《清史稿》卷469，端方是托忒克氏，而非陶佳氏，但以“托”音轉為姓陶也說得過去。
注66 這裏的勝利指的是抗日戰爭勝利，傅耕野先生這篇口述隻要提到“勝利”都是指此，不另述。
注67 這裏說的“財神對兒”，其實就是華北民間所謂的“四大門”，即對四種靈異動物即狐狸(“胡門”)、黃鼠狼(“黃門”)、刺蝟(“白門”)和蛇(“常門”)的總稱，在華北地區廣泛流傳著關於它們的民俗信仰。對“四大門”的專門研究，可參見李慰祖著、周星補編的《四大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注68 朝陽大學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法科大學。創辦於1913年9月，設法、商二科，稱民國大學，1916年改名為朝陽大學，校址在東直門內海運倉。是我國法學搖籃之一。享有盛譽，世稱“南有東吳，北有朝陽”，1949年改建為中國政法大學，1950年2月，中央決定將中國政法大學和華北大學合並成立中國人民大學，法律係為人大初建時設立的八大係科之一。
注69 李健生(1908—1990)，女，著名社會活動家。章伯鈞夫人。1949年後任農工民主黨中央常委、民盟中央婦女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注70 即今天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注71 天堂河農場成立於1960年，位於北京大興縣(今大興區)天宮院以北，有五個分場。剛成立時的目的是接納北京市區及縣城城鎮一些閑散無業人員，歸屬北京民政部門。“文化大革命”期間改屬公安局十三處管理，總場設管教科，各分場設管教人員。
注72 上萬村位於今北京房山區青龍鎮。
注73 朱家溍(1914—2003)，字季黃，浙江蕭山人，從小在北京長大。其父朱翼庵，名文鈞，1902年作為中國第一批公費留學生就讀於英國牛津大學經濟係，畢業歸國後出任財政部鹽務署署長。由於家學淵源，所以對中國的古籍碑帖有較多的了解，早在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被聘為專門委員。書香門第的朱家除了四壁圖書外，也陸續收藏了很多各類文物。中國有一份在收藏界很出名的雜誌叫《收藏家》，該刊自創刊號開始到現在一直都在連載《介祉堂藏書畫器物錄》《歐齋藏帖目錄》和《六唐人齋藏書錄》。
注74 金啟孮(1918—2004)，愛新覺羅氏，名啟孮，字麓漴，為清乾隆帝第五子榮純親王永琪七世孫。五世祖母為清代著名女詞人顧太清，父金光平(恒煦)為女真文和滿文的著名學者。金啟孮為著名女真文、滿學、清史和蒙古史專家。曾任遼寧省民族研究所所長、教授、《滿族研究》雜誌主編。
注75 滿族文化協進會是1945至1948年間由滿族知名人士發起組織的一個群眾團體。據金啟孮先生追憶，抗戰勝利以後，溥儒為受南京政府邀請出席“國大”的滿族代表，回到北平之後即聯絡滿族同胞成立一個群眾團體，由於參加者多是文化界人士，溥儒本人也是以畫家知名，所以定會名為“滿族文化協進會”。由溥儒任理事長，下設理事和監事若幹人。除提出要求平等待遇滿族之外，還想闡揚滿族文化，但均未果。由於傅耕野先生的族兄傅芸子也是該會的主要發起人，所以傅耕野先生與金啟孮先生在這個協會的活動中相識。當時滿族代表在“國大”提出的滿族對祖國的兩大貢獻也很有意思，這兩大貢獻，一是修《四庫全書》，二是辛亥“讓國”。參見金啟孮《北京城區的滿族》十三“群眾團體和請願運動”，遼寧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129—131頁。
注76 原載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後的北京滿族》，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427—429頁。
注77 內務府是清代負責管理皇家事務的機構，由七司三院組成，三院即上駟院、奉宸苑和武備院。
注78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1171《內務府·官製》“上駟院”。
注79 夏錫五一生授徒六人，皆有成就，其傳人有吳定寰、郭憲和、周玉宗、馮詡、王振邦、章太儀等。
注80 綏遠位於今天的呼和浩特新城區，清代在此設立八旗駐防，由綏遠城將軍統馭。又，成都也是清代設八旗駐防將軍之處。
注81 金魚胡同北是西堂子胡同，又北為甘雨胡同，又北為椿樹胡同，再北就是燈市口了。
注82 燒鍋：指釀酒的作坊。
注83 馬占山(1885—1950)，著名抗日愛國將領。1885年11月 30日生於吉林懷德縣，陸軍中將加上將銜，被世人稱作“抗日英雄” 。1931年九一八事變，馬占山在齊齊哈爾就任黑龍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軍事總指揮，率領愛國官兵抵抗日本侵略軍，江橋抗戰打響了抗日第一槍。
注84 燈市口大街在昔時為內城繁盛處所。《天咫偶聞》：燈市在明代為極盛之地。《燕都遊覽誌》：燈市在東華門王府街東，崇文門街西，亙二裏許，南北兩廛，凡珠寶玉器，以達日用微物，無不悉具。衢中列肆，(其石)置數行，相望俱高樓，樓設氍毹簾幕，為宴飲地。一樓日貨賃值有數百緡者。夜則燃燈於上，望如星衢。市正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始罷。陳宗蕃：《燕都叢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98頁。
注85 大酒缸：老北京把一種檔次較低的酒館叫大酒缸，參見前注。
注86 孫家坑在東城隆福寺東廊下(今人民市場東巷)東。據當地老居民傳說這個坑是當年修建隆福寺時取土的窪坑。其附近有孫某居住，遂名孫家坑。其坑早已填平，改為民居，但胡同名仍存，直到20世紀60年代，始改連豐胡同。
注87 陳宗蕃《燕都叢考》：文華殿後為文淵閣，循閣西北為上駟院，西向。其南為禦馬廄。(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44頁)
注88 據吳老說，他們曾去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查閱過上駟院的檔案，這便是“綽班處”選綽班的由來。但據我請張莉(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研究館員、滿文專家)查閱，卻稱隻有“綽班”而無“綽班處”，因吳老已逝，再無對證，這裏隻能存疑。
注89 三兩銀子，相當於八旗一個馬甲的收入。
注90北京政變：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被任命為“討逆軍”第三軍總司令，出古北口迎戰奉軍。10月23日，馮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圍了總統府，迫使直係控製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戰並解除吳佩孚的職務，監禁總統曹錕，宣布成立“國民軍”。政變後，馮玉祥授意攝政內閣通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廢除帝號，將清室遷出紫禁城，將溥儀驅逐出宮。
注91鹿鍾麟(1884—1966)，西北軍著名將領，國民黨二級上將。自北洋新軍學兵營與馮玉祥相識後，隨馮戎馬生活近四十年，成為馮的主要助手。在“北京政變”中率部先行入城，僅三天就控製了北京全城，接著帶領軍警等20餘人直入清室，將皇帝溥儀驅逐出宮。這裏吳老說夏老他們出宮是鹿鍾麟“接風”，倒不如說是“辭行”更合適些。
注92 即北京東城北小街寶玉胡同。
注93吳老這裏提到的，是從宮廷上駟院傳下來的另一支，他們的師承關係，據說是德壽田→桂祝峰→文佩亭，文佩亭的下一代，就是孫壽山與夏錫五，所以二人同是宮廷正骨的第三代傳人。劉壽山，名泉，北京市人，生於1901年，卒於1980年。自幼隨舅父學習針灸，19歲拜文佩亭先生為義父,得此真傳。注重武術健身，在繼承文老正骨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身臨證體會，對骨傷科頗有心得。後於北京東城、朝陽區一帶開業行醫。1959年受聘於北京中醫學院，任東直門醫院骨科副主任、主任。《簡明中醫傷科學》《劉壽山正骨經驗》是其臨證經驗的很好總結。東直門醫院推拿疼痛科的技術便傳承自中醫骨科大師劉壽山開創的“宮廷理筋術”這一學術流派。薩仁山，字金壽，原名沙尼爾·紮拉芬，鄂倫春族，北京市人。早年肄業於民國大學(建立於1913年，為朝陽大學前身)，先從王鵬雲學習內科，後師事清上駟院正骨科於月如達13年。1936年在京行醫，新中國成立後曆任朝陽門聯合診所所長，北京公共衛生局第一、第二門診部正骨科中醫師，北京中醫醫院骨科副主任等。
注94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聞名遐邇的北京四大名醫，為施今墨、汪逢春、蕭龍友、孔伯華。這四位醫家不僅醫術高超，而且對近百年來中醫界風雲變幻的曆史進程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注95趙炳南(1899—1984)，中醫皮外科專家。原名趙德明，回族，經名伊德雷斯，祖籍山東德州。1912年13歲時開始在北京德善醫室從師於名醫丁德恩，學習中醫皮膚瘡瘍外科，盡得其傳。1920年自設醫館開始行醫，懸壺於北京西交民巷。1953年被聘為北京醫院、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和平醫院等單位的中醫顧問。1956年北京市第一所中醫醫院——北京中醫醫院成立，他離開苦心經營多年的醫館參加醫院工作。曾任北京中醫醫院副院長、名譽院長，兼北京中醫研究所所長。1957年北京中醫醫院首任五名科主任，其中外科即趙炳南，骨科則是薩仁山。
注96劉道信(1872—1968)，字義臣，山東鄒平人。劉氏祖傳正骨，自明朝開始，即襲傳少林武技和正骨醫術，傳至劉道信已有數代。他自幼隨父劉兌峰，叔劉仙峰日習武技，夜學正骨。1908年於北京“會友鏢局”供職，後受聘於瑞蚨祥綢緞莊守護西交民巷庫房，兼療跌打損傷及教授武術。1940年經北平市衛生局批準，在西城和平門內翠花街正式懸壺行醫，專治跌打損傷。1941年受北京四大名醫之一孔伯華先生邀請，應聘為“北平國醫學院”講授正骨課程，1947年被衛生局聘為正骨科考試委員。1956年被聘為中國中醫研究院籌備處特聘醫師，1960年調到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骨科工作。1961年被聘為中華醫學會顧問。
注97 宏廟正骨的創始人為陳啟老先生(1878—1958)。陳氏，河北省新城縣人，自幼習武，天資聰穎，為人敦厚。少時從事“頂上功夫”，即理發業，頗懂正骨之術，後於北京西城區宏廟胡同創建正骨診所，為人接骨療傷。20世紀50年代宏廟正骨診所與附近的個體中醫診所合並，成立豐盛聯合診所。1960年隨著西城區豐盛人民公社醫院(豐盛醫院前身)的建立，以宏廟正骨診所為主體成立了醫院的中醫骨科，陳老的弟子董萬鑫為主任，董萬鑫主任於1977年調至西城區中醫院(現護國寺中醫醫院)擔任副院長。
注98 北京中醫學會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成立較早的行業學會之一。1950年5月30日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宣告成立。北京中醫學會吸收廣大中醫參加，成為群眾性的學術組織。自開始籌備至1950年12月20 日止，會員由225人增加到517人，到1951年5月底止，增加到861人。在預防、針灸、科研、出版和中西醫結合各方麵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北京中醫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該學會經過多次易名，凝聚吸引了一大批中醫藥界的專家學者和科技工作者。學會在冊會員由建會時的500多人已經發展到今天的4360多人，團體會員單位81個，專科專業委員會25個。
注99 1952年年底，由於中醫工作的發展，北京中醫學會感到中醫本身有責任組織一個中醫醫療機構來研究提高中醫學術和解決廣大群眾的治療問題。首先開辦的是針灸門診部。1953年增設內科門診部，合並成為北京中醫學會門診部。後來又增了正骨科、外科等，逐步發展壯大，建立中醫醫院。中醫門診部的建立為市立中醫醫院的建立以及後來的中醫學術研究打下了基礎。到1955年，北京中醫學會門診部每日門診數量，已由最初80人次，增加到400人次以上，醫師和工作人員隨之由11人增加到30人，並對外建立了醫療合同關係22處。
注100 楊克勤於20世紀40年代出國深造後回國，對新中國骨科學科的早期建設與發展做出過巨大的貢獻。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曾在當時的北京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率先開展了腰椎間盤突出症和頸椎病的手術治療，在當時尚處於初始階段的國內脊柱外科，無疑是一種大膽的嚐試和探索，從此北醫三院骨科就因在頸椎病手術治療領域的突出成就而享譽全國。曾任中華醫學會骨科分會委員、名譽顧問，北醫三院副院長。主編《骨科手冊》，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
注101 德國醫院，今北京醫院前身，所在地址也是今天的北京醫院。
注102 這裏提到的英國專家名洪若詩(j.s.horn)，是北醫建設、發展初期的“洋先生”代表之一。洪若詩1914年出生於英國倫敦，1936年獲得了醫師資格，當年他選擇了在一艘開往中國的遠東的貨輪上，充當隨船醫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被任命為英國伯明翰外科顧問。1954年作為英共中央的代表，以一名外科醫生的身份派往中國。當時中共中央非常希望加強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負責人的聯係。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由衛生部安排，1955年來到北醫。他的專業是創傷骨科，當時北醫尚無這一專業，於是曲正副院長安排他到當時北醫的教學醫院積水潭醫院幫助建立創傷骨科。洪若詩醫生在中國居住了十五年，直到1969年回到英國，又重新回到英國教授解剖學課程。1974年11月7日，洪若詩醫生在香港港大醫學會的演講會上做了題為《我在新中國十五年》的演講，回顧了他對新中國的認識和了解。轉引自彭瑞驄《北醫的“洋先生”》，北京大學醫學部新聞網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2011年11月23日。
注103 引自《北京舊影》，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版，第49張。
注104 崔月犁(1920—1998)，原名張廣印，河北省深縣人，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被派往北平、天津從事地下工作，1948年曾以中共代表身份參與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1958年後先後任北京市委衛生體育部部長等職。1982年任衛生部長，黨組書記。崔月犁任衛生部長期間，大力推廣中醫，他留下的最重要遺產，是在衛生部長任內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1條的修訂，新條款規定了中華原創醫學具有與西方醫學同等的學術地位。崔月犁還大力推廣對氣功的研究，並出任世界醫學氣功學會主席。醫學界對此也有不同意見和爭論。參見馬駿：《俯仰無愧天地，褒貶自有千秋——追憶鍾愛中醫事業的老部長崔月犁》，載《中國中醫藥報》2008年12月11日。按，“中華原創醫學”一詞並未寫入憲法中，這個詞是由中醫文化學者林中鵬於2006年前後倡導使用的，初期稱“中國原創醫學”，在2008年11月7日至9日北京舉行的首屆“中華原創醫學複興論壇”上正式使用。係指以東方文明整體觀為指導建立的醫學知識體係，既不同於建立在以西方文明還原論為基礎上的西方醫學，又有別於近年來以西方還原論指導下經改造後的“中醫”，故冠之“原創”以示區別。
注105 十三科，指我國古代醫學分科。元代、明代的太醫院都把醫學分為十三科，即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風科、產科、眼科、口齒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瘡腫科、針灸科、祝由科、禁科等元代13種醫學專科的合稱。
注106 《醫宗金鑒》：清乾隆四年(1739年)由太醫吳謙負責編修的一部醫學叢書，刊行於乾隆七年(1742年)。書名係由乾隆欽定，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該書有很高的評價。自成書以來，這部禦製欽定的太醫院的教科書就被一再翻印。全書分上、中、下3冊，90卷，15分冊，“正骨心法”在外科卷下，共4卷，包括器具釋義和手法總論。是綜合性中醫醫書中比較完善和簡要的一種。
注107 即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
注108 清代京師官兵食用的糧食，都從江南一帶通過漕運送至京城，稱為漕米。每年漕米的額數約為四百多萬石，運到京城後，均貯於京倉之內。京城共計13個倉，其中內城七倉，即祿米倉、南新倉、海運倉、北新倉、興平倉、富新倉和舊太倉；還有城外四倉以及通州的中、西兩倉。這裏說的祿米倉位於祿米倉胡同71號、73號，為明、清兩代儲存京官俸米的糧倉。但東門倉、南門倉無考。
注109 筆者所見《醫宗金鑒》並無“正骨心法要旨”，隻有“正骨心法”，而且不是“器械總論”，而是“器具釋義”和“手法總論”。可能吳老的記憶有誤，或者所見並非同一版本。
注110 關於技巧型和功力型手法，有文章講得比這篇訪談更為具體詳細：“宮廷正骨按摩手法有兩大特點，一是‘技巧型’，一是‘功力型’。功力型講究氣功內力和意念的運用，施治時以意念引導指力，用於軟組織損傷和中醫痹證。技巧型以《醫宗金鑒·正骨心法要旨》為理論指導，力求對正骨八法‘摸、接、端、提、推、拿、按、摩’的掌握和運用精益求精，既治療骨折脫位，又能治療運動損傷、關節疾病以及各種老年性頸肩腰腿痛。吳老的摸法堪稱一絕，不論新傷宿疾，骨斷筋離，吳老手摸心會，診斷立明，手法精細，‘法之所施，患者不知其苦。’”載《健康時報》2001年12月20日第10版。
注111 據陳宗蕃在《燕都叢考》的記載：“自棋盤街東麵而北，為公安局街，昔為戶部街，亦稱富貴街……舊署(宗人府，在街東)南一部分為警察廳消防隊駐所，其北夷為平地，售歸民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67頁)這裏所說的警察廳消防隊，應該就是關先生的父親所在的單位。
注112 光緒皇帝死於1908年11月14日18時，在他死亡20個小時之後慈禧去世，使人們懷疑光緒之死與慈禧有關，成為清宮一大疑案。
注113 陳宗蕃《燕都叢考》記：“西交民巷：戶部銀行即設於是，嗣改為大清銀行。民國元年又改為中國銀行。其後大陸、金城、中國實業各銀行，均先後設立於此。”(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26頁)按：大陸銀行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四個民營商業銀行“北四行”(金城、鹽業、大陸、中南)之一，成立於1919年，地址在北京西交民巷20號。該銀行是中國建築師設計的西方古典式建築中質量最高的一座，至今仍保持得相當完好，成為天安門廣場區的一棟標誌性建築。
注114 這裏指的是1958年天安門廣場的那場大規模改擴建。據北京市檔案館館藏檔案記載，1958年6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給中央寫了請示報告，提出了在今後幾年內徹底改變北京市的城市麵貌的計劃，其中一項就是展寬天安門廣場，準備把人民英雄紀念碑以北、東長安街以西、司法部街以東的房屋拆除，並從東長安街西側、西皮市東側各向縱深拓展40公尺，把廣場拓寬。當年9月5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召開會議，萬裏傳達中央關於籌備慶祝建國10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國慶10周年到來之前改建好天安門廣場。當時天安門廣場周圍的拆遷速度很快，僅僅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到1958年10月就基本完成了拆房10129間的拆遷工作。見《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在1958年進行展寬天安門廣場、鋪設煤氣管網和拆除有軌電車線路三項工程向中央的請示報告》，1958年6月10日；《關於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的建設》，1958年9月至11月，均載《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413—414頁、803—807頁；並見《當代北京大事記》，129頁。
注115 東交民巷教堂名聖彌額爾堂，由法國教士建於1901年，是在庚子之亂後建在當時使館區的公共教堂，典型的哥特式建築。
注116 北京城現有天主教堂6座，其中著名的是4座，即因所處京城地理位置而簡稱的南堂、東堂、北堂、西堂，還有東交民巷天主堂和南崗子天主堂。南堂位於宣武門大街，坐北朝南，始建於清順治七年(1650年)，為京城首座正規天主教堂。東堂位於王府井大街，坐東朝西，本名聖若瑟堂。建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1904年用庚子賠款重建。北堂位於西安門內西什庫，坐北朝南，本名救世主堂，始建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建成後即作為天主教在北京的總堂。西堂位於西直門內大街，坐南朝北，最初名七苦聖母堂，建於雍正元年(1723年)。現在的教堂是1912年重建的。
注117 引自《北京舊影》，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張。
注118 關嘉祿先生1968年從中央民族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沈陽工作。
注119 劉學銚先生是由中央民族大學吳楚克教授幫我聯係的，特此致謝。
注120 靈官胡同位於安定門橋南，清代屬鑲黃旗。因該胡同西部北側有一座靈官廟得名，舊稱靈官廟胡同。
注121 北京清河製呢廠：清河位於北京北郊，距德勝門僅9公裏，是當年京北第一古鎮。位於清河鎮的清河製呢廠，創辦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1909年4月正式投產，是北京紡織工業中唯一的一家官僚資本企業。
注122 即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簡稱保定軍校)，是中國近代軍事教育曆史上成立最早、規模最大、學製最正規的軍事學府，位處直隸(今河北省)保定城東郊，前身為清朝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陸軍速成學堂、陸軍軍官學堂。1912年至1923年期間，保定軍校共辦九期，畢業生有6300餘人，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黃埔軍校教官。在北洋政府、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陣營都有保定軍校畢業的學生，尤其是清朝滅亡後國民政府時期內。
注123 這裏所說不太準確。早在清入關前的1599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就曾命額爾德尼和噶蓋二人參照蒙古文字母創製滿文，稱為無圈點滿文，俗稱老滿文。1632年清太宗皇太極又命達海(1594—1632)對老滿文加以改進，稱為新滿文，俗稱有圈點滿文。也就是說，滿文的創製是在清入關前就已開始並基本完成的。
注124 清代京城設有內館、外館，作為安置來朝覲的內外蒙古年班使臣的場所。內館居住內蒙古各部年班使臣，外館居住的則是外蒙古諸部王公和西藏黃教領袖的年班使臣。據傳，當時外館占地四十八畝，因當時蒙古共有四十八家王公貴族，故設大小宅院四十八所。一些隨員及商人則用騾、馬、駱駝載運皮毛、藥材等土特產，搭帳篷在此與內地商人運來的絲綢、布匹、金銀首飾等進行易貨交易。此地與西鄰的黃寺在清時期是十分繁華的地區。外館的具體地址，在今天的朝陽區西北部。東起安定門外大街，西至黃寺大街。大體呈東西走向，東段略偏向東南。因街位於原外館地區，故名外館，亦名哈爾哈館。黃寺旁，即安定門外黃寺東側，有“外館斜街”之稱，今為青年湖北街。白化文有《京劇富連成科班的東家——外館沈家》一文，記清末同治光緒年間的“外館沈家”，可參看。該文附於唐伯弢編著，白化文修訂：《富連成三十年史》(修訂版，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書後。
注125 孫中山是1925年3月12日病逝於北京的，當時各界人士在太和殿前為他舉行了追悼大會。當年4月2日孫中山的靈柩被移至香山碧雲寺暫厝。1929年南京中山陵竣工，為表示對孫中山的尊崇並增加自己的合法性與權威性，自命為中山傳人的蔣介石決定為孫先生舉行盛大的奉安移靈大典。當年6月1日靈櫬運至南京紫金山麓，這就是今天的南京中山陵。
注126 新鮮胡同位於朝陽門內。東老所說的第三小學，全名為京師公立第三小學，是北京最早的小學之一，今名新鮮胡同小學。一些名人如梁實秋、李敖等都曾就讀於此。
注127 二閘是通惠河上的一道水閘，詳見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曆史》下冊《城郊編》中的劉子揚口述。二閘也稱慶豐閘，是京城著名的遊覽場所。《天咫偶聞》記：“都城昆明湖、長河例禁泛舟，什刹海僅有踏藕船，小不堪泛，二閘遂為遊人薈萃之所。”
注128 八旗高等學堂的前身是清入關時建立的八旗官學。1902年改名為宗室覺羅八旗中學堂；1904年改名為宗室覺羅八旗高等學堂；1912年8月改為北京市立第一中學，東老就讀即為此時；1949年後改為北京一中。
注129 這裏提到的“新北京”，指的是抗戰期間日本在北京公主墳至五棵鬆一線計劃設立的“新市區”。範圍大抵在現在公主墳以西，永定路以東，南至豐台區與海澱區交界的豐溝河，北至複興路所轄地域內。1949年以後軍委各總部機關和各軍兵種機關均集中安置在這裏，稱為“軍委城”。
注130 農事試驗場始建立於1906年8月，是中國第一個部屬科學研究機構，而不是日本人入侵之後才設立的。該試驗場位於北京西郊今北京動物園所在地，占地一千餘畝。內設農林、蠶桑、動物、畜物等科學以及氣象觀測所。主要工作內容為土壤化學分析、肥料分析與化驗、穀類與飼料化驗、農作物栽培試驗、病蟲害的調查與防治、氣象觀測與天氣預報等。
注131 誇蘭是滿語kuwaran，原義為圍的圍子，後引申為營地、墳地。
注2 《清世祖實錄》卷24，順治三年(1646年)二月甲申；《八旗通誌初集》卷23，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點校本，434頁。
注3 清朝對禁旅八旗兵額長期保密，很難稽考。一說順治年間約有八萬人，乾隆年間為十萬餘人，見嵇璜等輯：《皇朝文獻通考》卷179，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注4 《清朝經世文編》卷35。
注5 劉曾複口述收入本套叢書的《生在城南》卷，可參看。
注6 這裏說的用黃布包著的東西，指的應是滿族祭祖的渥輒庫(weceku)，即神主，俗稱祖宗板子。滿族以西為貴，祖宗板子都是供在西牆，但印先生對此已經沒有印象了。
注7 沙板莊位於北京朝陽區西南部。東起北京吉普汽車有限公司，西至東三環南路，北臨北京化工設備廠，南抵南磨房路。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圖》此處標有沙板街。東端至今之西大望路，西端約至今勁鬆二區東側。20世紀50年代聚成村落。70年代末建勁鬆居民區，沙板莊農田被征用，此處遂被改造為平房住宅區，沙板莊農民也轉為非農業戶口。
注8 薩克達，即滿語的sakda，是老、老者之意，還有另一意為母野豬(據[日]羽田亨編《滿和辭典》，1938年國書刊行會)。
注9 八三四一部隊，即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共中央警衛團，是負責保護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要領導人的一支警衛部隊。1951年，公安二師更名為警衛師，第四團更名為第一團。2000年10月，改名為61889部隊。
注10 北京叫“福壽堂”的不止一處，據印先生說：“我說的福壽堂，是在金魚胡同西口內路北，東安市場北門對過。解放後改為總政文工團宿舍。我祖父逝世三周年辦脫孝禮，就是在此福壽堂辦的事。”
注11 20世紀40年代《369畫報》《立言畫刊》；40年代後期《147畫報》《星期六畫報》。
注12 指“文化大革命”時期印先生全家隨北京林學院遷到雲南，詳見下文。
注13 指的是1948年12月1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北平的圍城。
注1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遼東半島的旅順口卻仍被蘇聯占有，成為蘇聯海軍太平洋艦隊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直到1955年才被中國收回。
注15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於1949年10月5日， 是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個針對具體國家的友好組織。協會總會機關是部級單位，行政編製為80人，黨組受中央群直黨委的領導。根據工作需要，總會還設立了辦公室和宣傳部等新的部門。此後隨著中蘇關係從友好、分歧、惡化、分裂到恢複正常化的全過程，中蘇友好協會經過數次調整，最終在蘇聯解體的曆史轉變中走完了它的曆程。引自張萍：《中蘇友好協會的組織結構及其變遷》，參見山西省檔案館檔案，檔號：c54-1018-26。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8年第1期。
注16 傅華亭(1898—1954)，山東巨野人。原名正舜。曾在馮玉祥部任軍需處處長、兵站總監。後任河南省財政廳廳長，陝西省企業公司總經理，天津市財政局、北平市財政局局長，北平唯一麵粉廠總經理。1948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9年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新中國成立後，曆任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民建北京市分會第三、四屆副主任委員和第五屆主任委員，北京市工商聯第一、二屆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第一屆副主任委員。
注17 第二屆到第五屆北京市人民代表的名單中，確實有印常榮。
注18 1956年4月，上海的“藍天”“造寸”等27家服裝店遷京。《當代北京大事記》，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版，96頁。
注19 1952年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共北京市委《關於“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3月28日，北京市審查和處理一、二、三類工商戶的工作已基本結束。6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華北局報告北京市工商戶分類處理情況。全市城郊區工商戶為52548戶，其中守法戶4765戶(五類)、基本守法戶37696戶(四類)、半守法半違法戶8601戶(三類)、嚴重違法戶1025戶(二類)、完全違法戶461戶(一類)。可知印先生的父親被劃的基本守法戶為最大多數。《當代北京大事記》49—51頁。
注20 據百度百科：1969年2月，中國和蘇聯在中國的東北邊界上發生衝突，國際形勢驟然緊張，林彪發出戰備疏散的“一號命令”。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央提出了要準備打仗的號召。8月之後大批的中央機關人員被精簡疏散，離開北京到各地的“五七”幹校。10月17日，各單位又傳達林彪發布的“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更加劇了緊張的氣氛，導致了更大規模的在京機關團體單位的搬遷撤離。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決定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13所農林地礦油水電等工科院校遷出北京，稱為“京校外遷”。北京林學院(即今天的北京林業大學)也包括在內。該校於1969年11月由北京遷往雲南省麗江，更名為“麗江林學院”，1972年4月遷到雲南省下關，1973年4月又遷到雲南省昆明市安寧縣，改名為雲南林業學院。1973年，搬遷至昆明市安寧縣楸木園，同時，雲南農業大學林學係並入雲南林業學院。在多次的倉促搬遷中，儀器、圖書資料、標本、教學文檔等損失嚴重。“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學院在多方努力後於1979年返京複校，複名“北京林學院”。並收回部分原有土地，但總麵積減少了40.5%，校內科研基地植物園被毀(現為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印先生這裏講述的，就是全家遷往雲南的經曆。
注21 1948年12月1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北平圍困後，當時的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將南口等地的軍隊撤回北平城內，宣布倚城野戰正式開始。為了便於射擊，傅作義下令大舉拆毀城牆外麵的民居，造成數以萬計的百姓流離失所。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這段圍城時間不到一個月，卻給京城百姓留下深刻印象。
注22 這裏說到的葉文甫，即葉龍章，字文甫(1906—1988)，是中國京劇科班喜連成(即後來的富連成)班主葉春善的長子。據他的兒子葉鐵森在《京劇永繁榮告慰我家翁——回憶先父葉龍章晚年的幾件事》一文中稱：“父親葉龍章，字文甫，是葉氏五兄弟之中的長兄，以下有蔭章、盛章、盛蘭、盛長。父親自幼入科學戲，在富字班學老生，因嗓音關係又兼祖父母考慮到長子將來要支撐門戶，就培養他去上學，在成達中學高中畢業。之後在東北軍隊中做文職官員。 1935年我祖父葉春善病重，富社老少教師及蕭長華先生和財東沈秀水先生等力推父親為社長。他臨危受命，挑起了這個重擔。時年29歲，正當少壯。他為人正直，辦事嚴謹，富有開拓精神，又有較高的文化水平。他的上任為富社的延續、興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與印先生這裏的講述類似。文中也提到，葉龍章確實居住在東城甘雨胡同。
注23 《梨園一葉》，葉盛長敘事，陳紹武撰文。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出版。分為“根深葉茂憶科班”“ 梨園世家話一葉”兩部分，較詳細地敘述了著名京劇科班“富連成”的發展經曆；介紹了資深年長的老藝術家蕭長年、蘇雨卿、唐宗成、宋起山、郭春山、沈文成，學業有成的學生侯喜瑞、於連泉、譚富英、裘盛戎、袁世海、譚元壽等，以及葉氏一家兩代人的曆史。
注24 葉盛章(1912—1966) 字耀如，是京劇藝術有史以來首創醜行挑班的第一人，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享有“流派”鼻祖之譽的醜角藝術大師。生於北京，葉春善第三子。7歲入朱幼芬之福清社學習淨角，三年後該社解散，轉入富連成社小四科，初習武生，後改文武醜。1966年8月31日晚上葉氏全家在所住的龍潭湖某居民區遭到街道和戲校造反派的批鬥，直至深夜。次日清晨被人發現葉先生的屍體漂浮在護城河中，此後有文章說他是自殺，甚至傳說他是跳入龍潭湖而亡的。但其子葉鈞發現其父腦後有傷洞，絕非自己投河自盡。葉盛章死因至今是個謎。印先生這裏說的就是此事。又按，富連成學生排序是喜、連、富、盛、世、元六韻，盛即四科。
注25 發生在1946年12月24日的駐華美軍士兵強奸北大學生沈崇事件，在當時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事件，是當時引發全國規模的抗議美軍暴行運動的導火索。12月30日北平學生一萬多人上街遊行示威，拉開了抗暴運動的序幕。對於沈崇其人以及這一事件的真實經過，目前各種材料和報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裏一概不予討論。
注26 據《當代北京大事記》：1950年9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破獲美國間諜武裝暴動案，逮捕案犯李安東(意大利人)、山口隆一(日本人)等7人，並繳獲軍火武器、情報等大批罪證。這些案犯妄圖在10月1日炮擊天安門檢閱台，謀害國家領導人。1951年8月17日，市軍管會軍法處對7名罪犯進行判決，主犯李安東、山口隆一被判處死刑(34頁)。20世紀50年代末，以該案例為素材創作的電影《國慶十點鍾》，風靡全國。這7 人是： 意大利人李安東(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出生於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王牌飛行員。日本人山口隆一(台基廠北京法文圖書館中文部圖書目錄編輯)。意大利人馬迪懦(天主教易縣教區主教、羅馬教廷駐華公使黎培裏的北京代表)。法國人魏智(台基廠北京法文圖書館經理)。意大利人哲力(教員)。德國人甘斯納(德國寶世公司北京代理人)。中國人馬新清(曾任美軍翻譯)。這些人被指是為美國政府收集情報的間諜，受到前美國駐華使館駐北平武官包瑞德的指揮，企圖在1950年10月1日國慶大典時，用迫擊炮等武器轟擊天安門城樓檢閱台，謀殺黨和國家領導人。警衛森嚴的天安門廣場和周邊地帶，一萬警察，一萬武裝部隊，滿廣場高度警覺的中國人。孤零零幾個外國人，動了在這裏謀殺毛澤東的念頭，讓人無法相信這是真的。這個案子的一個目的是激起反美情緒，那時正值朝鮮戰爭。另一個目的是打擊在中國擁有三百三十萬信徒的天主教會，被捕的有梵蒂岡在北京的主要代表、意大利人馬迪懦。幾乎所有的外國教士都被驅逐。跟他們一道被趕走的還有外國生意人和記者。到1953年，中國基本上沒什麽非共產黨國家的外國人了。
注27 鄒德華(1926— )，女高音歌唱家、歌劇演唱家，江蘇吳縣人。1950年畢業於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同年回國。曆任中央歌劇院演員、聲樂藝術指導、藝委會副主任。曾在《草原之歌》《望夫石》《茶花女》等歌劇中擔任角色。1980年在美國進修期間曾舉行獨唱音樂會。歌曲代表作有《漁光曲》《飛花歌》《梅娘曲》《塞外村女》等。
注28 王人美(1914—1987)，電影表演藝術家。原名庶熙。原籍湖南瀏陽。1931年後主演或參加演出，主演的《漁光曲》於1935年在蘇聯第一屆國際電影節上獲榮譽獎。1950年從香港回上海，在北京電影製片廠相繼拍攝《兩家春》《青春之歌》等影片。197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影家協會名譽理事。1980年，王人美中風，癱瘓在床。1986年12月，再次中風，成為植物人。1987年4月12日，王人美在北京病逝，享年73歲。王人美的丈夫葉淺予 (1907—1995)，確實是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他是浙江桐廬人，從事國畫教育和以舞蹈、戲劇人物為主的國畫創作，是中國漫畫和生活速寫的奠基人。曾任中國美協副主席，中國文聯委員，中國畫研究院副院長，中央美院教授。為茅盾小說《子夜》、老舍劇本《茶館》等書繪製過插圖，出版個人畫集多種。
注29 王明道(1900—1991)，原名王永盛，20世紀前半葉中國基督教自立教會的代表人物，主張基要派神學，重視《聖經》的教導和基督徒生活，反對自由派神學，斥責教會與世界中的種種罪惡。從1927年起，他自資發行《靈食季刊》共28年，發表很多有影響力的文章。從1933年起，他在北京建立並引領基督會堂共22年。因為反對自由派神學和三自教會，1955年被中國政府逮捕，以反革命罪被判處無期徒刑。1980年被釋，但未被平反。1991年在上海因病逝世。
注30 據《當代北京大事記》，1951年3月28日，根據北京市政府決定，市民政局接收美國人經營的迦南孤兒院等幾個孤兒院，以及甘雨胡同養老院等16個單位，總計收容兒童2524人，老弱145人(39~40頁)。印先生這裏提到的，應該就是被民政局接收的美國人經營的甘雨胡同養老院了。
注31 張壽崇(1921—2002)，1955年到東城區人民委員會民政科正式參加工作。1959年東單區和東四區合並為東城區，張壽崇被任命為東城區政協的副秘書長。1981年後任政協副主席，此後在此職位上連任九屆委員、四屆副秘書長，四屆副主席。並擔任北京市政協常務委員，直至1998年退休。此外並擔任過北京市政協常務委員、北京市民委副主任，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工作領導小組負責人等職。印先生此處所述相當準確。關於他的身世，可參見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曆史》張壽蓉、張壽崇姐弟的口述。
注32 譚鑫培(1847—1917)，京劇譚派創始人，京劇表演藝術承前啟後的一代宗師。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自組“同春班”，十六年(1890年)入升平署“內廷供奉”。十八年(1892年)重組“三慶班”。三十一年(1905年)拍攝中國第一部京劇無聲影片《定軍山》片斷。民國六年(1917年)，大總統黎元洪在北京金魚胡同那家花園設宴歡迎廣西督軍陸榮廷。警察總監李達三奉命邀請譚鑫培演堂會戲，譚患病在身，推托未遂，隻得抱病演出《洪羊洞》，又因心情不爽，演唱更加淒婉蒼涼。演畢回家後，病情加重，於當年5月10日溘然去世，時年70歲。
注33 關於那家花園後來的情況，可見張壽崇之女張瑗的回憶：“1950年4月，空軍司令部要購買此宅院產權。經過協商，準備簽訂契約。4月24日，家中的長輩和父親到房管交易所正式簽立契約，空軍司令部以三千五百匹白布(按當日布價，約合26萬元人民幣)收購。從這一刻起，那家花園換了新主人。”“1952年，中央政務院在園子的西大院部分，建設和平賓館。東大院在1977年前後被拆除，建成北京市電子計算機中心大樓。剩下的一部分平房院落，被改造成了21個大小不一的院落。”見張瑗：《我的父親張壽崇》(未公開出版)，北京市東城區政協學習和文史委員會編，2011年版，21—23頁。
注34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由中國著名和平人士宋慶齡、郭沫若、彭真、劉寧一等十一人代表中國人民的意誌，並根據世界和平理事會和國際和平保衛者的熱誠建議，於1952年3月聯名邀請亞洲和太平洋區域的和平人士共同發起了這次會議。1952年10月2日—12日，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37個國家的367位代表，還有列席代表和特邀來賓。會期11天，共有112位代表和來賓發言。為了慶祝這次盛會召開，中國郵電部在會議開幕當天發行了一套紀念郵票。
注35 賢良寺位於北京東城區校尉胡同，在明朝時是著名的“十王府”， 清雍正年間是怡親王允祥(康熙十三子)的王府，允祥死後，遵其遺願舍宅為寺，寺於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成。允祥死後諡曰賢，並世襲罔替，寺名由雍正皇帝欽賜，依其諡號取名“賢良寺”。雍正十一年(1733年)於賢良寺內設藏經館，廣集經本，校勘編纂《大藏經》。乾隆二十年(1755年)，賢良寺遷建於冰渣胡同(一稱冰盞胡同)路北，正門開在冰渣胡同北邊。移建後的賢良寺麵積減少，但仍規模不小，主要建築有山門、碑亭、前殿、正殿、經樓、東西配殿、寮房等。正殿前有兩座碑亭，正殿麵闊五間，為綠琉璃瓦歇山頂，懸木額“賢良寺”。其餘建築均為大式硬山灰筒瓦頂，還有乾隆皇帝禦書心經塔碑。因賢良寺距皇宮很近，外省官吏進京述職多居於此，如康有為、沈子培、王病山等維新派人物進京時都居住於此，左宗棠進京也多次在此居住。又按，據印嘉佑先生閱稿之後補充：剛解放未建八寶山公墓之前，很多追悼會都在賢良寺或嘉興寺召開(嘉興寺即今廠橋的婦女幹校)，“文化大革命”之後才稱為“遺體告別”。
注36 四聯是理發店的名稱。1956年7月，由上海遷京的華新、紫羅蘭、雲裳、湘銘4戶理發店聯合在東城區金魚胡同開業，店名為“四聯理發店”。
注37 天義順，全名天義順京醬園，原名叫天義成，是創建於清代鹹豐年間的老字號。1930年前後，因經營不善，該店轉給了東來順的財東丁子青，於是將“成”字改為“順”，遂為京城著名的清真京醬園。天義順經過丁子青翻修後，門麵大為改觀，兼經營得法，宣傳有方，在同行中頗有影響。這就是八麵槽金魚胡同西口路北的“五味香”醬園，老北京人叫它天義順。該店以保持特味見長，嚴格選材，操作精細,品種繁多，經常產的醬菜就有30多種。物美價廉，適合當時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注38 煤渣胡同位於王府井大街東側，東起東單北大街，西止校尉胡同，南與北帥府胡同相通，北鄰金魚胡同。呈東西走向。胡同內原有美國聖經會、英文北平《時事日報》，東口北側有基督教青年會舊址。1984年煤渣胡同東口的“中華聖經會舊址”即今北京市基督教教務委員會被確定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注39 青年會，即基督教青年會，舊址在東城區東單北大街3號，是一座紅磚砌築的3層小樓，占地360平方米。1911年，由美國人捐建。原會所已全部拆除。青年會借用東單北大街21號原基督教聖經會舊址辦公。
注40 1949年10月25日，北京市軍管會查封“中國”“民生”“軍友”三家反動的私營廣播電台。私營華聲廣播電台繼續播音。1952年6月，北京人民廣播電台收購華聲廣播電台，從而結束了本市最後一家私營電台。《當代北京大事記》，20頁、51頁。
注41 傅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關紀新先生引薦給我的，特此致謝。
注42 引自傅耕野：《隨心集》，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注43 鬆壽，字鶴齡，滿洲正白旗人。以蔭生官工部筆帖式，累遷郎中。出為陝西督糧道。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晉山東按察史。明年調江西，晉江寧布政使。二十四年(1898年)擢江西巡撫。越三載移撫江蘇，曆河南，加尚書銜，所蒞皆稱職。二十八年(1902年)召為工部右侍郎……三十三年(1907年)授閩浙總督。居官垂二十年，不務赫赫名，然律己以廉，臨下以寬，為時論所美。宣統三年(1911年)秋，鄂、湘、江、浙新軍踵變，閩軍乘之，將舉事，使人要鬆壽，令繳駐防營軍械，斥之，遂決戰，初獲勝，繼乃大挫，憤甚，飲金以殉。事聞，贈太子少保，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諡忠節。(《清史稿》卷469，12787頁)
注44 陸鍾琦，字申甫，順天宛平人，本籍浙江蕭山。光緒十五年(1889年)進士……宣統改元(1909年)，晉布政史，三年(1911年)擢山西巡撫。到官未逾月，而武昌難作。鍾琦語次子敬熙曰：“大事不可為矣！省垣倘不測，吾誓死職。汝曹讀書明大義，屆期毋效婦仁害我！”又曰：“生死之事，父子不相強，任汝曹自為之。但吾孫毋使同盡，以斬宗祀。”敬熙知父意決，入告母，母曰：“汝父殉國，吾惟從之而己。”……遲明變作，新軍突入撫署。鍾琦出堂皇，仆李慶雲從，麾之弗去，且挺身出，先被戕。鍾琦叱曰：“爾輩將反邪？”語未竟，遽中槍而殞。光熙奔救，亦被擊死。叛軍入內室，其妻唐氏抱雛孫起，並遇害。詔褒其忠孝節義萃於一門，予諡文烈。妻唐旌表。(《清史稿》卷469，12789—12790頁)
注45 按該卷末之論曰：“武昌變起，各行省大吏惴惴自危，皆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唯鬆壽、鍾琦等數人，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示天下以大節，垂絕綱常，庶幾恃以複振焉。”(12790頁)傅耕野語當自此來。
注46 趙爾豐(1845—1911)，漢軍正藍旗人。是近代史上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他在兄弟四人中行三，二哥是《清史稿》的編纂者趙爾巽。1908年2月清廷命趙爾巽為四川總督，趙爾豐為駐藏大臣，但仍兼任邊務大臣。1911年4月趙爾巽調任東三省總督，清廷命趙爾豐接任四川總督，8月2日到任。當時四川正掀起聲勢浩大的保路風潮，趙爾豐奉朝廷之命予以鎮壓，造成“成都血案”。血案發生後，各地革命軍聞起義，被看作是辛亥革命的導火線。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成都召開四川官紳代表大會，宣布脫離北京政府獨立，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但是局勢並不穩定，12月軍隊嘩變，軍政部長尹昌衡平定叛亂，被推為都督。趙爾豐以總督的名義張貼布告以安定軍心，卻被懷疑兵變是由他所指使。1911年12月22日淩晨，尹昌衡指揮所部擒獲趙爾豐，並在成都皇城壩召開公審大會公審趙爾豐，當眾盡斥其罪，並令部下將趙爾豐當場殺害。以往趙爾豐一直是以反麵形象出現的，但近年來開始有不同意見，其爭議首先是對他在任駐藏大臣期間功過的評價，其次是對他在四川保路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的評價。
注47 《清史稿》卷469將鬆壽、陸鍾琦、趙爾豐和端方等都列入一卷，都屬辛亥革命時“殉難”者，但在該卷最後，又將所謂“關內本”和“關外一次本”中有關趙爾豐的部分作為附錄，內容也確實較詳，這大概就是傅先生表示不滿的原因。按傅先生是學曆史出身，顯然熟讀過《清史稿》和其他相關史料，所述鬆壽事，與史書所記大致不差。
注48 傅先生的父親曾寫《隨扈西巡記》，講隨慈禧到西安的經曆，其前言中有一句稱：“迨至秋七月聯軍入京，孝欽皇太後及德宗後妃等倉皇出走，不侫聞信單騎趕至京西之貫市村，於是隨扈西行抵長安”。(見傅耕野《隨心集》，60頁)這裏提到的西貫市，在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曆史》中曾被一再提起，尤見《城郊編》最後一篇“京北回族第一村”。
注49 酒缸，即舊日北京人常說的“大酒缸”，實際上就是小酒館，當時京城這些酒館都在地裏埋上幾口貯酒的大缸，露在地麵的部分約與桌齊，缸上蓋有一圓形或方形的木蓋，用來代替桌子，周圍擺上幾個方凳以招徠顧客。當年大酒缸遍布京城鬧市，是男人常去的飲酒消遣之所。
注50 小翠花，即於連泉(1900—1967)，京劇花旦演員，被稱為四大名旦之外的旦行名宿。
注51 在京劇《豔陽樓》中，主角為高登，花逢春是配角，兩個角色都是武生。
注52 汪逢春是當時北京的四大名醫之一，擅長醫治時令病及胃腸病，對於濕溫病亦多有闡發。著作主要有《中醫病理學》《泊廬醫案》等。《老北京旅行指南》記其寓西河沿中間路南(363頁)。
注53 傅耕野先生的父親名傅謙豫，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1945年卒。清朝時曾任戶部郎中兼充神機營差務。1904年(光緒三十年)奉命駐法國公使參讚，兼西班牙代辦公使。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奉使廈門，接待美國艦隊訪華。1911年中華民國後，曆任外交、內務等部僉事科長。晚年在京詩文自娛。參見傅耕野《隨心集》“自白”，1~2頁。
注54 指光緒二十六年即庚子年(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事。
注55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0月美國海軍少將額堅利和石樂達率一支由“路易斯安娜”號旗艦和少艘萬噸級軍艦組成的美國艦隊，載官兵一萬多人橫跨太平洋經日本、菲律賓到中國廈門訪問。這是晚清中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美海軍的“第一次和平接觸”。美國海軍艦隊官兵在廈門居住了6天，根據1908年12月4日《申報》的報道，清政府從最初的40萬銀圓接待費上升到100萬銀圓，最後達到了136萬銀圓，其中很多賬目不明，令人可笑的是，單單是啤酒一項，清政府就花費了14萬銀圓。傅耕野先生這裏也明確指出，他父親被派去這樣的肥差，明顯是讓他父親從中大撈一把的，參見《東南早報》2011年6月20日。今廈門南普陀寺後山仍有記錄此次美國艦隊訪華的石刻題記。
注56 瓦岔胡同位於北京東城區東北部，東起東直門南小街，西至新太倉胡同。清朝時屬正白旗，乾隆時大菊胡同供應官府、廟堂所用之瓦，便叫作瓦礤胡同。清宣統時又改為瓦岔胡同。1965年整頓地名，比照附近的小菊胡同，改名大菊胡同。“文化大革命”時一度改稱紅日路十七條。
注57那桐(1856—1925)，字琴軒，葉赫那拉氏，滿洲鑲黃旗人，清末光緒、宣統年間先後充任戶部尚書、外務部尚書、總理衙門大臣、軍機大臣、內閣協理大臣等，在清末政壇上是炙手可熱的人物。史稱：“清光緒初，滿部員之最負時望者為榮祿、端方、那桐，皆於部中最有權，當時所謂紅人也。”京城百姓稱其為“那中堂”。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園”始建於清光緒朝，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魚胡同1號，是老北京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大宅門，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曆史》中有對他的孫輩張壽崇、張壽蓉的訪談，186—196頁。
注58傅耕野先生的兩個族兄，即傅芸子和傅惜華兄弟。傅芸子(1902—1948)，滿族，北京人，原名寶坤，字韞之，別號餐英、竹醉生，戲曲理論家傅惜華之兄。自幼酷愛國學，博識舊京名物掌故，早年在“燕京華文學校”圖書館任職，又為《京報》記者，曾主編《北京畫報》和《國劇畫報》，並與梅蘭芳、餘叔岩、齊如山等發起成立“北平國劇學會”，作品散見於天津《國聞周報》《益世報》和在北京出版的日文漢學雜誌《文字同盟》等。1932年傅芸子赴日任京都帝國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講師，主講中國語言文學，在此期間，考察日本皇家寶庫正倉院，遍訪公私各家藏書，撰就代表作《正倉院考古記》和《白川集》，並為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會員。20世紀40年代初回國執教北京大學文學院，同時任職北京圖書館。抗戰勝利後協助溥心畬主編北平《新生報》副刊《故都文物》，又與其弟傅惜華合作主編《華北日報》副刊《俗文學》，主要著作還有《舊京閑話》《春明鱗爪錄》《餐英廬隨筆》《清代名人故宅考》等。其弟傅惜華(1907—1970)，字寶泉，因其書齋名碧蕖館，別號碧蕖館主。滿族。北京人。由於其兄傅芸子的影響，他走上了文學的研治道路，且專注於俗文學。這也許與當時特別彰顯小說、戲曲的社會功用有關。1926年所作的《跳加官考》和《戲曲匯考》，成為了他從事俗文學研究的奠基之作。他的最大貢獻是收藏保存了大量的俗文學文獻。而且不僅收藏，還注意整理編目，利用自己豐富的藏書和所見資料，編寫了大量的文獻著作，他編寫的《北京傳統曲藝總錄》盡收元明清以來至新中國成立前北京地區流行的各種傳統曲藝作品，並注明版本、藏處等，今無有超其上者。他編寫的《元代雜劇全目》《明代雜劇全目》《明代傳奇全目》《清代雜劇全目》《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與杜穎陶合編)是學習、研究戲曲的專家學者必用的文獻著作。整理的《白蛇傳集》《水滸戲曲集》是今天劇本研究必據的本子。這些豐富的俗文學文獻整理成果，奠定了其學術史上無可動搖的地位。曾和梅蘭芳、餘叔岩、齊如山、張伯駒、清逸居士等名家組建“北平國劇學會”、創辦“國劇傳習所”。
注59 榮慶(1859—1917)，其實是蒙古正黃旗人。與袁世凱、慶親王奕劻和榮祿等關係都非同一般。曾管京師大學堂的事務，後擔任過國史館總裁。
注60 錦什坊街位於西城，即今阜成門內大街一帶。清朝時正紅旗滿洲都統署在此。按：趙元芳在民國年間曾任東南銀行襄理，解放後任中國人民銀行參事，而不是如傅先生說為國務院參事。因積畢生巨資集藏明代、清初銅活字版古籍而成為著名藏書家。
注61 那彥圖(1867—1938)，蒙古賽音諾顏部人。祖先策淩因為幫助朝廷平定厄魯特叛亂有功，被封為劄薩克親王(即喀爾喀親王、超勇王)，“世襲罔替”。那彥圖父親叫達爾瑪，是怡親王載垣的女婿。那彥圖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襲第七代喀爾喀親王，又稱“那王”，其嶽父為慶親王奕劻。由此可知那彥圖家族與清朝皇室之間通過締結婚姻網絡所締結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傅耕野說他的大母親是那彥圖的姑姑，那應該就是達爾瑪的姐妹了，說她姓博爾濟吉特氏，也是對的。北京的那王府位於北城的寶鈔胡同內國祥胡同甲2號。那彥圖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重要人物，簡述如下：為了轄製外蒙的勢力，慈禧重用那彥圖，使他與嶽父慶親王奕劻權傾一時，曆任清廷禦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上駟院大臣等。1898年6月補授閱兵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後，曾以“蒙古王公聯合會”的名義，代表內外蒙古全體蒙古王公向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呈遞一封信函，其主旨是“保存君主”，反對共和，阻撓清帝退位。清帝退位後，曆任國會議員及1917年臨時參議院副議長，擁袁的共和黨、進步黨理事。國民黨當政後，曾應邀參加1932年洛陽國難會議，被列為百靈廟蒙政會委員。
注62 端方(1861—1911)，托忒克氏，號匋齋，滿洲正白旗人。曾任直隸霸昌道、陝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撫、攝湖廣總督、攝兩江總督、閩浙總督等職。1911年任粵漢、川漢鐵路督辦大臣時，正逢四川保路運動興起，由湖北率新軍前去鎮壓，在資州(今資中)被響應武昌起義的部下所殺。端方在任期間大力興學，資送出洋學生甚多。著有《端忠敏公奏稿》《匋齋去金錄》等。光緒初曾與那桐等一道被說成是在部中最有權的紅人，參見《老北京人的口述曆史》“最要緊的是門第”篇訪談者按中有關那桐的部分，186~196頁。
注63 北京女一中，即北京161中學的前身，創建於1913 年，已有近百年的曆史。但該校地址不在北海前門，而是在北長街南口路西。
注64 據《清史稿》卷469《端方傳》：“端方性通侻，不拘小節。篤嗜金石書畫，尤好客……”(12786頁)
注65 據《清史稿》卷469，端方是托忒克氏，而非陶佳氏，但以“托”音轉為姓陶也說得過去。
注66 這裏的勝利指的是抗日戰爭勝利，傅耕野先生這篇口述隻要提到“勝利”都是指此，不另述。
注67 這裏說的“財神對兒”，其實就是華北民間所謂的“四大門”，即對四種靈異動物即狐狸(“胡門”)、黃鼠狼(“黃門”)、刺蝟(“白門”)和蛇(“常門”)的總稱，在華北地區廣泛流傳著關於它們的民俗信仰。對“四大門”的專門研究，可參見李慰祖著、周星補編的《四大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注68 朝陽大學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法科大學。創辦於1913年9月，設法、商二科，稱民國大學，1916年改名為朝陽大學，校址在東直門內海運倉。是我國法學搖籃之一。享有盛譽，世稱“南有東吳，北有朝陽”，1949年改建為中國政法大學，1950年2月，中央決定將中國政法大學和華北大學合並成立中國人民大學，法律係為人大初建時設立的八大係科之一。
注69 李健生(1908—1990)，女，著名社會活動家。章伯鈞夫人。1949年後任農工民主黨中央常委、民盟中央婦女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注70 即今天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注71 天堂河農場成立於1960年，位於北京大興縣(今大興區)天宮院以北，有五個分場。剛成立時的目的是接納北京市區及縣城城鎮一些閑散無業人員，歸屬北京民政部門。“文化大革命”期間改屬公安局十三處管理，總場設管教科，各分場設管教人員。
注72 上萬村位於今北京房山區青龍鎮。
注73 朱家溍(1914—2003)，字季黃，浙江蕭山人，從小在北京長大。其父朱翼庵，名文鈞，1902年作為中國第一批公費留學生就讀於英國牛津大學經濟係，畢業歸國後出任財政部鹽務署署長。由於家學淵源，所以對中國的古籍碑帖有較多的了解，早在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被聘為專門委員。書香門第的朱家除了四壁圖書外，也陸續收藏了很多各類文物。中國有一份在收藏界很出名的雜誌叫《收藏家》，該刊自創刊號開始到現在一直都在連載《介祉堂藏書畫器物錄》《歐齋藏帖目錄》和《六唐人齋藏書錄》。
注74 金啟孮(1918—2004)，愛新覺羅氏，名啟孮，字麓漴，為清乾隆帝第五子榮純親王永琪七世孫。五世祖母為清代著名女詞人顧太清，父金光平(恒煦)為女真文和滿文的著名學者。金啟孮為著名女真文、滿學、清史和蒙古史專家。曾任遼寧省民族研究所所長、教授、《滿族研究》雜誌主編。
注75 滿族文化協進會是1945至1948年間由滿族知名人士發起組織的一個群眾團體。據金啟孮先生追憶，抗戰勝利以後，溥儒為受南京政府邀請出席“國大”的滿族代表，回到北平之後即聯絡滿族同胞成立一個群眾團體，由於參加者多是文化界人士，溥儒本人也是以畫家知名，所以定會名為“滿族文化協進會”。由溥儒任理事長，下設理事和監事若幹人。除提出要求平等待遇滿族之外，還想闡揚滿族文化，但均未果。由於傅耕野先生的族兄傅芸子也是該會的主要發起人，所以傅耕野先生與金啟孮先生在這個協會的活動中相識。當時滿族代表在“國大”提出的滿族對祖國的兩大貢獻也很有意思，這兩大貢獻，一是修《四庫全書》，二是辛亥“讓國”。參見金啟孮《北京城區的滿族》十三“群眾團體和請願運動”，遼寧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129—131頁。
注76 原載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後的北京滿族》，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427—429頁。
注77 內務府是清代負責管理皇家事務的機構，由七司三院組成，三院即上駟院、奉宸苑和武備院。
注78 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1171《內務府·官製》“上駟院”。
注79 夏錫五一生授徒六人，皆有成就，其傳人有吳定寰、郭憲和、周玉宗、馮詡、王振邦、章太儀等。
注80 綏遠位於今天的呼和浩特新城區，清代在此設立八旗駐防，由綏遠城將軍統馭。又，成都也是清代設八旗駐防將軍之處。
注81 金魚胡同北是西堂子胡同，又北為甘雨胡同，又北為椿樹胡同，再北就是燈市口了。
注82 燒鍋：指釀酒的作坊。
注83 馬占山(1885—1950)，著名抗日愛國將領。1885年11月 30日生於吉林懷德縣，陸軍中將加上將銜，被世人稱作“抗日英雄” 。1931年九一八事變，馬占山在齊齊哈爾就任黑龍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軍事總指揮，率領愛國官兵抵抗日本侵略軍，江橋抗戰打響了抗日第一槍。
注84 燈市口大街在昔時為內城繁盛處所。《天咫偶聞》：燈市在明代為極盛之地。《燕都遊覽誌》：燈市在東華門王府街東，崇文門街西，亙二裏許，南北兩廛，凡珠寶玉器，以達日用微物，無不悉具。衢中列肆，(其石)置數行，相望俱高樓，樓設氍毹簾幕，為宴飲地。一樓日貨賃值有數百緡者。夜則燃燈於上，望如星衢。市正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始罷。陳宗蕃：《燕都叢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98頁。
注85 大酒缸：老北京把一種檔次較低的酒館叫大酒缸，參見前注。
注86 孫家坑在東城隆福寺東廊下(今人民市場東巷)東。據當地老居民傳說這個坑是當年修建隆福寺時取土的窪坑。其附近有孫某居住，遂名孫家坑。其坑早已填平，改為民居，但胡同名仍存，直到20世紀60年代，始改連豐胡同。
注87 陳宗蕃《燕都叢考》：文華殿後為文淵閣，循閣西北為上駟院，西向。其南為禦馬廄。(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44頁)
注88 據吳老說，他們曾去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查閱過上駟院的檔案，這便是“綽班處”選綽班的由來。但據我請張莉(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研究館員、滿文專家)查閱，卻稱隻有“綽班”而無“綽班處”，因吳老已逝，再無對證，這裏隻能存疑。
注89 三兩銀子，相當於八旗一個馬甲的收入。
注90北京政變：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被任命為“討逆軍”第三軍總司令，出古北口迎戰奉軍。10月23日，馮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圍了總統府，迫使直係控製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戰並解除吳佩孚的職務，監禁總統曹錕，宣布成立“國民軍”。政變後，馮玉祥授意攝政內閣通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廢除帝號，將清室遷出紫禁城，將溥儀驅逐出宮。
注91鹿鍾麟(1884—1966)，西北軍著名將領，國民黨二級上將。自北洋新軍學兵營與馮玉祥相識後，隨馮戎馬生活近四十年，成為馮的主要助手。在“北京政變”中率部先行入城，僅三天就控製了北京全城，接著帶領軍警等20餘人直入清室，將皇帝溥儀驅逐出宮。這裏吳老說夏老他們出宮是鹿鍾麟“接風”，倒不如說是“辭行”更合適些。
注92 即北京東城北小街寶玉胡同。
注93吳老這裏提到的，是從宮廷上駟院傳下來的另一支，他們的師承關係，據說是德壽田→桂祝峰→文佩亭，文佩亭的下一代，就是孫壽山與夏錫五，所以二人同是宮廷正骨的第三代傳人。劉壽山，名泉，北京市人，生於1901年，卒於1980年。自幼隨舅父學習針灸，19歲拜文佩亭先生為義父,得此真傳。注重武術健身，在繼承文老正骨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身臨證體會，對骨傷科頗有心得。後於北京東城、朝陽區一帶開業行醫。1959年受聘於北京中醫學院，任東直門醫院骨科副主任、主任。《簡明中醫傷科學》《劉壽山正骨經驗》是其臨證經驗的很好總結。東直門醫院推拿疼痛科的技術便傳承自中醫骨科大師劉壽山開創的“宮廷理筋術”這一學術流派。薩仁山，字金壽，原名沙尼爾·紮拉芬，鄂倫春族，北京市人。早年肄業於民國大學(建立於1913年，為朝陽大學前身)，先從王鵬雲學習內科，後師事清上駟院正骨科於月如達13年。1936年在京行醫，新中國成立後曆任朝陽門聯合診所所長，北京公共衛生局第一、第二門診部正骨科中醫師，北京中醫醫院骨科副主任等。
注94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聞名遐邇的北京四大名醫，為施今墨、汪逢春、蕭龍友、孔伯華。這四位醫家不僅醫術高超，而且對近百年來中醫界風雲變幻的曆史進程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注95趙炳南(1899—1984)，中醫皮外科專家。原名趙德明，回族，經名伊德雷斯，祖籍山東德州。1912年13歲時開始在北京德善醫室從師於名醫丁德恩，學習中醫皮膚瘡瘍外科，盡得其傳。1920年自設醫館開始行醫，懸壺於北京西交民巷。1953年被聘為北京醫院、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和平醫院等單位的中醫顧問。1956年北京市第一所中醫醫院——北京中醫醫院成立，他離開苦心經營多年的醫館參加醫院工作。曾任北京中醫醫院副院長、名譽院長，兼北京中醫研究所所長。1957年北京中醫醫院首任五名科主任，其中外科即趙炳南，骨科則是薩仁山。
注96劉道信(1872—1968)，字義臣，山東鄒平人。劉氏祖傳正骨，自明朝開始，即襲傳少林武技和正骨醫術，傳至劉道信已有數代。他自幼隨父劉兌峰，叔劉仙峰日習武技，夜學正骨。1908年於北京“會友鏢局”供職，後受聘於瑞蚨祥綢緞莊守護西交民巷庫房，兼療跌打損傷及教授武術。1940年經北平市衛生局批準，在西城和平門內翠花街正式懸壺行醫，專治跌打損傷。1941年受北京四大名醫之一孔伯華先生邀請，應聘為“北平國醫學院”講授正骨課程，1947年被衛生局聘為正骨科考試委員。1956年被聘為中國中醫研究院籌備處特聘醫師，1960年調到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骨科工作。1961年被聘為中華醫學會顧問。
注97 宏廟正骨的創始人為陳啟老先生(1878—1958)。陳氏，河北省新城縣人，自幼習武，天資聰穎，為人敦厚。少時從事“頂上功夫”，即理發業，頗懂正骨之術，後於北京西城區宏廟胡同創建正骨診所，為人接骨療傷。20世紀50年代宏廟正骨診所與附近的個體中醫診所合並，成立豐盛聯合診所。1960年隨著西城區豐盛人民公社醫院(豐盛醫院前身)的建立，以宏廟正骨診所為主體成立了醫院的中醫骨科，陳老的弟子董萬鑫為主任，董萬鑫主任於1977年調至西城區中醫院(現護國寺中醫醫院)擔任副院長。
注98 北京中醫學會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成立較早的行業學會之一。1950年5月30日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宣告成立。北京中醫學會吸收廣大中醫參加，成為群眾性的學術組織。自開始籌備至1950年12月20 日止，會員由225人增加到517人，到1951年5月底止，增加到861人。在預防、針灸、科研、出版和中西醫結合各方麵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北京中醫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該學會經過多次易名，凝聚吸引了一大批中醫藥界的專家學者和科技工作者。學會在冊會員由建會時的500多人已經發展到今天的4360多人，團體會員單位81個，專科專業委員會25個。
注99 1952年年底，由於中醫工作的發展，北京中醫學會感到中醫本身有責任組織一個中醫醫療機構來研究提高中醫學術和解決廣大群眾的治療問題。首先開辦的是針灸門診部。1953年增設內科門診部，合並成為北京中醫學會門診部。後來又增了正骨科、外科等，逐步發展壯大，建立中醫醫院。中醫門診部的建立為市立中醫醫院的建立以及後來的中醫學術研究打下了基礎。到1955年，北京中醫學會門診部每日門診數量，已由最初80人次，增加到400人次以上，醫師和工作人員隨之由11人增加到30人，並對外建立了醫療合同關係22處。
注100 楊克勤於20世紀40年代出國深造後回國，對新中國骨科學科的早期建設與發展做出過巨大的貢獻。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曾在當時的北京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率先開展了腰椎間盤突出症和頸椎病的手術治療，在當時尚處於初始階段的國內脊柱外科，無疑是一種大膽的嚐試和探索，從此北醫三院骨科就因在頸椎病手術治療領域的突出成就而享譽全國。曾任中華醫學會骨科分會委員、名譽顧問，北醫三院副院長。主編《骨科手冊》，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
注101 德國醫院，今北京醫院前身，所在地址也是今天的北京醫院。
注102 這裏提到的英國專家名洪若詩(j.s.horn)，是北醫建設、發展初期的“洋先生”代表之一。洪若詩1914年出生於英國倫敦，1936年獲得了醫師資格，當年他選擇了在一艘開往中國的遠東的貨輪上，充當隨船醫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被任命為英國伯明翰外科顧問。1954年作為英共中央的代表，以一名外科醫生的身份派往中國。當時中共中央非常希望加強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負責人的聯係。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由衛生部安排，1955年來到北醫。他的專業是創傷骨科，當時北醫尚無這一專業，於是曲正副院長安排他到當時北醫的教學醫院積水潭醫院幫助建立創傷骨科。洪若詩醫生在中國居住了十五年，直到1969年回到英國，又重新回到英國教授解剖學課程。1974年11月7日，洪若詩醫生在香港港大醫學會的演講會上做了題為《我在新中國十五年》的演講，回顧了他對新中國的認識和了解。轉引自彭瑞驄《北醫的“洋先生”》，北京大學醫學部新聞網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2011年11月23日。
注103 引自《北京舊影》，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版，第49張。
注104 崔月犁(1920—1998)，原名張廣印，河北省深縣人，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被派往北平、天津從事地下工作，1948年曾以中共代表身份參與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1958年後先後任北京市委衛生體育部部長等職。1982年任衛生部長，黨組書記。崔月犁任衛生部長期間，大力推廣中醫，他留下的最重要遺產，是在衛生部長任內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1條的修訂，新條款規定了中華原創醫學具有與西方醫學同等的學術地位。崔月犁還大力推廣對氣功的研究，並出任世界醫學氣功學會主席。醫學界對此也有不同意見和爭論。參見馬駿：《俯仰無愧天地，褒貶自有千秋——追憶鍾愛中醫事業的老部長崔月犁》，載《中國中醫藥報》2008年12月11日。按，“中華原創醫學”一詞並未寫入憲法中，這個詞是由中醫文化學者林中鵬於2006年前後倡導使用的，初期稱“中國原創醫學”，在2008年11月7日至9日北京舉行的首屆“中華原創醫學複興論壇”上正式使用。係指以東方文明整體觀為指導建立的醫學知識體係，既不同於建立在以西方文明還原論為基礎上的西方醫學，又有別於近年來以西方還原論指導下經改造後的“中醫”，故冠之“原創”以示區別。
注105 十三科，指我國古代醫學分科。元代、明代的太醫院都把醫學分為十三科，即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風科、產科、眼科、口齒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瘡腫科、針灸科、祝由科、禁科等元代13種醫學專科的合稱。
注106 《醫宗金鑒》：清乾隆四年(1739年)由太醫吳謙負責編修的一部醫學叢書，刊行於乾隆七年(1742年)。書名係由乾隆欽定，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該書有很高的評價。自成書以來，這部禦製欽定的太醫院的教科書就被一再翻印。全書分上、中、下3冊，90卷，15分冊，“正骨心法”在外科卷下，共4卷，包括器具釋義和手法總論。是綜合性中醫醫書中比較完善和簡要的一種。
注107 即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
注108 清代京師官兵食用的糧食，都從江南一帶通過漕運送至京城，稱為漕米。每年漕米的額數約為四百多萬石，運到京城後，均貯於京倉之內。京城共計13個倉，其中內城七倉，即祿米倉、南新倉、海運倉、北新倉、興平倉、富新倉和舊太倉；還有城外四倉以及通州的中、西兩倉。這裏說的祿米倉位於祿米倉胡同71號、73號，為明、清兩代儲存京官俸米的糧倉。但東門倉、南門倉無考。
注109 筆者所見《醫宗金鑒》並無“正骨心法要旨”，隻有“正骨心法”，而且不是“器械總論”，而是“器具釋義”和“手法總論”。可能吳老的記憶有誤，或者所見並非同一版本。
注110 關於技巧型和功力型手法，有文章講得比這篇訪談更為具體詳細：“宮廷正骨按摩手法有兩大特點，一是‘技巧型’，一是‘功力型’。功力型講究氣功內力和意念的運用，施治時以意念引導指力，用於軟組織損傷和中醫痹證。技巧型以《醫宗金鑒·正骨心法要旨》為理論指導，力求對正骨八法‘摸、接、端、提、推、拿、按、摩’的掌握和運用精益求精，既治療骨折脫位，又能治療運動損傷、關節疾病以及各種老年性頸肩腰腿痛。吳老的摸法堪稱一絕，不論新傷宿疾，骨斷筋離，吳老手摸心會，診斷立明，手法精細，‘法之所施，患者不知其苦。’”載《健康時報》2001年12月20日第10版。
注111 據陳宗蕃在《燕都叢考》的記載：“自棋盤街東麵而北，為公安局街，昔為戶部街，亦稱富貴街……舊署(宗人府，在街東)南一部分為警察廳消防隊駐所，其北夷為平地，售歸民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67頁)這裏所說的警察廳消防隊，應該就是關先生的父親所在的單位。
注112 光緒皇帝死於1908年11月14日18時，在他死亡20個小時之後慈禧去世，使人們懷疑光緒之死與慈禧有關，成為清宮一大疑案。
注113 陳宗蕃《燕都叢考》記：“西交民巷：戶部銀行即設於是，嗣改為大清銀行。民國元年又改為中國銀行。其後大陸、金城、中國實業各銀行，均先後設立於此。”(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26頁)按：大陸銀行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四個民營商業銀行“北四行”(金城、鹽業、大陸、中南)之一，成立於1919年，地址在北京西交民巷20號。該銀行是中國建築師設計的西方古典式建築中質量最高的一座，至今仍保持得相當完好，成為天安門廣場區的一棟標誌性建築。
注114 這裏指的是1958年天安門廣場的那場大規模改擴建。據北京市檔案館館藏檔案記載，1958年6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給中央寫了請示報告，提出了在今後幾年內徹底改變北京市的城市麵貌的計劃，其中一項就是展寬天安門廣場，準備把人民英雄紀念碑以北、東長安街以西、司法部街以東的房屋拆除，並從東長安街西側、西皮市東側各向縱深拓展40公尺，把廣場拓寬。當年9月5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召開會議，萬裏傳達中央關於籌備慶祝建國10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國慶10周年到來之前改建好天安門廣場。當時天安門廣場周圍的拆遷速度很快，僅僅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到1958年10月就基本完成了拆房10129間的拆遷工作。見《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在1958年進行展寬天安門廣場、鋪設煤氣管網和拆除有軌電車線路三項工程向中央的請示報告》，1958年6月10日；《關於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的建設》，1958年9月至11月，均載《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413—414頁、803—807頁；並見《當代北京大事記》，129頁。
注115 東交民巷教堂名聖彌額爾堂，由法國教士建於1901年，是在庚子之亂後建在當時使館區的公共教堂，典型的哥特式建築。
注116 北京城現有天主教堂6座，其中著名的是4座，即因所處京城地理位置而簡稱的南堂、東堂、北堂、西堂，還有東交民巷天主堂和南崗子天主堂。南堂位於宣武門大街，坐北朝南，始建於清順治七年(1650年)，為京城首座正規天主教堂。東堂位於王府井大街，坐東朝西，本名聖若瑟堂。建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1904年用庚子賠款重建。北堂位於西安門內西什庫，坐北朝南，本名救世主堂，始建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建成後即作為天主教在北京的總堂。西堂位於西直門內大街，坐南朝北，最初名七苦聖母堂，建於雍正元年(1723年)。現在的教堂是1912年重建的。
注117 引自《北京舊影》，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張。
注118 關嘉祿先生1968年從中央民族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沈陽工作。
注119 劉學銚先生是由中央民族大學吳楚克教授幫我聯係的，特此致謝。
注120 靈官胡同位於安定門橋南，清代屬鑲黃旗。因該胡同西部北側有一座靈官廟得名，舊稱靈官廟胡同。
注121 北京清河製呢廠：清河位於北京北郊，距德勝門僅9公裏，是當年京北第一古鎮。位於清河鎮的清河製呢廠，創辦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1909年4月正式投產，是北京紡織工業中唯一的一家官僚資本企業。
注122 即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簡稱保定軍校)，是中國近代軍事教育曆史上成立最早、規模最大、學製最正規的軍事學府，位處直隸(今河北省)保定城東郊，前身為清朝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陸軍速成學堂、陸軍軍官學堂。1912年至1923年期間，保定軍校共辦九期，畢業生有6300餘人，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黃埔軍校教官。在北洋政府、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陣營都有保定軍校畢業的學生，尤其是清朝滅亡後國民政府時期內。
注123 這裏所說不太準確。早在清入關前的1599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就曾命額爾德尼和噶蓋二人參照蒙古文字母創製滿文，稱為無圈點滿文，俗稱老滿文。1632年清太宗皇太極又命達海(1594—1632)對老滿文加以改進，稱為新滿文，俗稱有圈點滿文。也就是說，滿文的創製是在清入關前就已開始並基本完成的。
注124 清代京城設有內館、外館，作為安置來朝覲的內外蒙古年班使臣的場所。內館居住內蒙古各部年班使臣，外館居住的則是外蒙古諸部王公和西藏黃教領袖的年班使臣。據傳，當時外館占地四十八畝，因當時蒙古共有四十八家王公貴族，故設大小宅院四十八所。一些隨員及商人則用騾、馬、駱駝載運皮毛、藥材等土特產，搭帳篷在此與內地商人運來的絲綢、布匹、金銀首飾等進行易貨交易。此地與西鄰的黃寺在清時期是十分繁華的地區。外館的具體地址，在今天的朝陽區西北部。東起安定門外大街，西至黃寺大街。大體呈東西走向，東段略偏向東南。因街位於原外館地區，故名外館，亦名哈爾哈館。黃寺旁，即安定門外黃寺東側，有“外館斜街”之稱，今為青年湖北街。白化文有《京劇富連成科班的東家——外館沈家》一文，記清末同治光緒年間的“外館沈家”，可參看。該文附於唐伯弢編著，白化文修訂：《富連成三十年史》(修訂版，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書後。
注125 孫中山是1925年3月12日病逝於北京的，當時各界人士在太和殿前為他舉行了追悼大會。當年4月2日孫中山的靈柩被移至香山碧雲寺暫厝。1929年南京中山陵竣工，為表示對孫中山的尊崇並增加自己的合法性與權威性，自命為中山傳人的蔣介石決定為孫先生舉行盛大的奉安移靈大典。當年6月1日靈櫬運至南京紫金山麓，這就是今天的南京中山陵。
注126 新鮮胡同位於朝陽門內。東老所說的第三小學，全名為京師公立第三小學，是北京最早的小學之一，今名新鮮胡同小學。一些名人如梁實秋、李敖等都曾就讀於此。
注127 二閘是通惠河上的一道水閘，詳見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曆史》下冊《城郊編》中的劉子揚口述。二閘也稱慶豐閘，是京城著名的遊覽場所。《天咫偶聞》記：“都城昆明湖、長河例禁泛舟，什刹海僅有踏藕船，小不堪泛，二閘遂為遊人薈萃之所。”
注128 八旗高等學堂的前身是清入關時建立的八旗官學。1902年改名為宗室覺羅八旗中學堂；1904年改名為宗室覺羅八旗高等學堂；1912年8月改為北京市立第一中學，東老就讀即為此時；1949年後改為北京一中。
注129 這裏提到的“新北京”，指的是抗戰期間日本在北京公主墳至五棵鬆一線計劃設立的“新市區”。範圍大抵在現在公主墳以西，永定路以東，南至豐台區與海澱區交界的豐溝河，北至複興路所轄地域內。1949年以後軍委各總部機關和各軍兵種機關均集中安置在這裏，稱為“軍委城”。
注130 農事試驗場始建立於1906年8月，是中國第一個部屬科學研究機構，而不是日本人入侵之後才設立的。該試驗場位於北京西郊今北京動物園所在地，占地一千餘畝。內設農林、蠶桑、動物、畜物等科學以及氣象觀測所。主要工作內容為土壤化學分析、肥料分析與化驗、穀類與飼料化驗、農作物栽培試驗、病蟲害的調查與防治、氣象觀測與天氣預報等。
注131 誇蘭是滿語kuwaran，原義為圍的圍子，後引申為營地、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