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老祁家哥兒仨，我大爺、二大爺，我父親最小。我就不知道我大爺那會兒幹嗎，哥兒仨之中長子掌權，由我大爺過日子。他沒兒沒女，也沒營生，一輩子身不能肩擔手不能提籃，我奶奶死後留下點錢，他老說坐吃山空，就靠賣家產，賣一點吃一點，吃了十幾年。我媽常說：“那會兒你奶奶留下的一點錢都讓你大爺給放了禿尾巴鷹了。”禿尾巴鷹就是放了債一去不複返，讓人給坑了。我大爺得的是喘病，才40來歲就死了，死時滿口的牙都沒掉，頭發一根白的都沒有。
我二大爺比他強點，是個小排長什麽的，那會兒照的相身上還帶著刀麽，後來是做小買賣。他有3個姑娘。我到今兒記著呢。他倆好像都比我父親強，挺精的。
我們那時管奶奶叫太太，我奶奶的娘家是黃帶子注11，那時候打官司，都不跪著。我奶奶60歲就死了，為什麽呢？那會兒的旗人就老把著自己的孩子，沒出過門似的，四九城恨不能都不能出。我父親那會兒當步營，頭一次是開往廊坊。按說是挺近的，一聽兒子走了，我奶奶就急得要命，她就東家去，西家去，告訴人家說我這小兒子要走了，上哪兒哪兒。晚上回來她就緊痰，就死了，剛剛六十，你說！就為這事兒！我父親也就剛到那兒，那工夫人家就告訴他，說你母親死了，他就折回來了。
我媽嫁過來時是大家庭，妯娌仨都在一塊兒，就屬我媽小。她懷著我哥哥要生還沒生，我奶奶就死了。我奶奶是在北池子死的。後來又搬到西城的魚雁胡同注12(參見本篇附圖)，我就是在西城生的。我母親不同意搬西城，她說窮西北城，幹點什麽都不發展，東城那邊守著東安市場，抓撓點生意都好抓撓。到西城什麽也別打算做了，窮。可是就她小，她也做不了主。我大媽樂意搬西城，她娘家在西城。買的這西城的房是我大爺的錢，一個院兒，那時還在一起住，大娘和大爺當家。5間北房，最小的和最大的住3間，兩邊耳房是我二大爺住。那時候比較生活好一點的家家都有葡萄架，還有十幾盆石榴，一邊八盆兩溜，我記得我家比我婆家強，擺設都挺好的，還有冰箱、條案、八仙桌，每天還要窖冰。一邊一個立櫃，還有櫃塞子，擱著鍾啊，都是花梨、紫檀的。後來分家才把這些賣了。我大媽的屋比我們屋更好點，都是榆木擦漆的注13，紅的，亮著呢。我媽這屋就黑了吧唧的，擱著大躺箱，可能裝東西了。自從魚雁胡同的房賣了，就把家具也都賣了。沒地兒擱了。
住西城那房的時候我們就自己單吃了，有老太太活著能夠團著，老兒子得益。沒有奶奶，沒人過日子了，哥兒兄弟就不成了，沒多少日子，三一三十一，就分家另過了。哥兒仨誰也不管誰，我媽也吃了不少委屈。我們就搬到對門那院去了，還是魚雁胡同，我大爺跟我們隔著一堵牆，挨著。都是老街坊，住人家的房。一直住了幾年，後來又搬到冰窖胡同，在南小街，也是西城，又住了十幾年，我和我姐姐都是在那兒結的婚。
我父親結婚時三十了。那會兒男的結婚都得二十七八，女的十九、二十。一般農村的早。到城裏就都是二十七八。我父親因為是步營，掙的錢也少。我媽說就是他那會兒“勺道”注14，就是不嚴肅的意思，歲數大了還像小孩似的，愛跟孩子一起玩，沒個大人氣，沒正形兒，又搭上沒能耐，就沒人願意把姑娘給他。
我父親就是步營，他上哪兒吃俸銀、俸米去？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聽說把外國人也打得夠嗆，咱們北京旗人都練武，哪個都講武術。大爺、二大爺都會，別看幹活懶，這都不懶。我父親考步營，也是憑拉弓考的。我大爺他們都養活鳥兒，沒事兒就拿著鳥籠子，去茶館喝茶去。見天兒得花十幾個子兒，挺愛議論各種事兒的，買鳥兒也不少錢呢。我媽說是有人出主意什麽也不讓這夥人幹，就養著這夥人，實際是害了這夥人。我大爺、二大爺都念了十幾年的書，到我父親他又傻，小時候又出(天)花，有細白麻子，就不供他上學了。
後來步營就沒啦，散了，那時好像是有了我了吧。我父親好喝酒，走到南河沿注15，把腳崴了，我媽說從那兒他忌了酒。
<i></i>
<i>玉河(今正義路)舊影</i>
步營散了，我父親就做小買賣為生。做買賣也不容易，過去都講究俸銀、俸米關著，皇上養著，到沒地兒拿錢去的時候，喊也喊不出來，比如賣糖葫蘆，叫不出這糖葫蘆的名兒來，頂好的也就在牆旮旯沒人的地方喊一聲，一有了人又不喊了，嫌寒磣，也不容易，哪兒像現在的年輕人，多能喊啊，捯飭注16得多漂亮，都能喊出來。
那會兒找工作特困難，窮人太多，找不著工作，找工作的都是南方人，我們管他們叫“豆皮子”注17。他們來到咱們這兒，就特鬼，特機靈，咱們吃不了的苦人家吃得了。從他們來了，買東西都拿著秤，差一點都不要，咱們北方人、旗人窮大方，沒有跟人家爭過，給多少就是多少。
我父親先做買賣，後來我姨給他找了個工作，在政委會當茶役，提個茶倒個水的，我父親就說：“別瞧我做買賣，但是我是掌櫃的，我給人拿東西，這侍候人的事我還真不行。”那會兒當茶役的都得給職員打手巾把兒，他不懂得，就把手巾擰成團遞給人家，有那好的職員就說：“老祁，看你這樣兒，你也沒外頭工作過，我教你怎麽遞，你得把手巾抖摟開了，這麽遞。”我父親幾次回家都說：“我不幹了，幹這侍候人的事我覺得特難受，我還是做我那買賣吧。”我媽就說：“如今孩子們都大了，再做小買賣人家都瞧不起你，兒子還怎麽娶媳婦兒呀，你就做著去吧。”做了幾年，日本在北京8年，勝利又是4年，我哥哥就說別幹了，在家吧。我們房後頭打出去一間，開一個小鋪，我父親說待著也是待著，正好挨著扶輪學校注18，賣點小孩吃的東西，賣點煙卷，就不出去了，就那樣維持生活。我哥哥那會兒也工作了，孩子們也都大了。
我二大爺比他強點，是個小排長什麽的，那會兒照的相身上還帶著刀麽，後來是做小買賣。他有3個姑娘。我到今兒記著呢。他倆好像都比我父親強，挺精的。
我們那時管奶奶叫太太，我奶奶的娘家是黃帶子注11，那時候打官司，都不跪著。我奶奶60歲就死了，為什麽呢？那會兒的旗人就老把著自己的孩子，沒出過門似的，四九城恨不能都不能出。我父親那會兒當步營，頭一次是開往廊坊。按說是挺近的，一聽兒子走了，我奶奶就急得要命，她就東家去，西家去，告訴人家說我這小兒子要走了，上哪兒哪兒。晚上回來她就緊痰，就死了，剛剛六十，你說！就為這事兒！我父親也就剛到那兒，那工夫人家就告訴他，說你母親死了，他就折回來了。
我媽嫁過來時是大家庭，妯娌仨都在一塊兒，就屬我媽小。她懷著我哥哥要生還沒生，我奶奶就死了。我奶奶是在北池子死的。後來又搬到西城的魚雁胡同注12(參見本篇附圖)，我就是在西城生的。我母親不同意搬西城，她說窮西北城，幹點什麽都不發展，東城那邊守著東安市場，抓撓點生意都好抓撓。到西城什麽也別打算做了，窮。可是就她小，她也做不了主。我大媽樂意搬西城，她娘家在西城。買的這西城的房是我大爺的錢，一個院兒，那時還在一起住，大娘和大爺當家。5間北房，最小的和最大的住3間，兩邊耳房是我二大爺住。那時候比較生活好一點的家家都有葡萄架，還有十幾盆石榴，一邊八盆兩溜，我記得我家比我婆家強，擺設都挺好的，還有冰箱、條案、八仙桌，每天還要窖冰。一邊一個立櫃，還有櫃塞子，擱著鍾啊，都是花梨、紫檀的。後來分家才把這些賣了。我大媽的屋比我們屋更好點，都是榆木擦漆的注13，紅的，亮著呢。我媽這屋就黑了吧唧的，擱著大躺箱，可能裝東西了。自從魚雁胡同的房賣了，就把家具也都賣了。沒地兒擱了。
住西城那房的時候我們就自己單吃了，有老太太活著能夠團著，老兒子得益。沒有奶奶，沒人過日子了，哥兒兄弟就不成了，沒多少日子，三一三十一，就分家另過了。哥兒仨誰也不管誰，我媽也吃了不少委屈。我們就搬到對門那院去了，還是魚雁胡同，我大爺跟我們隔著一堵牆，挨著。都是老街坊，住人家的房。一直住了幾年，後來又搬到冰窖胡同，在南小街，也是西城，又住了十幾年，我和我姐姐都是在那兒結的婚。
我父親結婚時三十了。那會兒男的結婚都得二十七八，女的十九、二十。一般農村的早。到城裏就都是二十七八。我父親因為是步營，掙的錢也少。我媽說就是他那會兒“勺道”注14，就是不嚴肅的意思，歲數大了還像小孩似的，愛跟孩子一起玩，沒個大人氣，沒正形兒，又搭上沒能耐，就沒人願意把姑娘給他。
我父親就是步營，他上哪兒吃俸銀、俸米去？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聽說把外國人也打得夠嗆，咱們北京旗人都練武，哪個都講武術。大爺、二大爺都會，別看幹活懶，這都不懶。我父親考步營，也是憑拉弓考的。我大爺他們都養活鳥兒，沒事兒就拿著鳥籠子，去茶館喝茶去。見天兒得花十幾個子兒，挺愛議論各種事兒的，買鳥兒也不少錢呢。我媽說是有人出主意什麽也不讓這夥人幹，就養著這夥人，實際是害了這夥人。我大爺、二大爺都念了十幾年的書，到我父親他又傻，小時候又出(天)花，有細白麻子，就不供他上學了。
後來步營就沒啦，散了，那時好像是有了我了吧。我父親好喝酒，走到南河沿注15，把腳崴了，我媽說從那兒他忌了酒。
<i></i>
<i>玉河(今正義路)舊影</i>
步營散了，我父親就做小買賣為生。做買賣也不容易，過去都講究俸銀、俸米關著，皇上養著，到沒地兒拿錢去的時候，喊也喊不出來，比如賣糖葫蘆，叫不出這糖葫蘆的名兒來，頂好的也就在牆旮旯沒人的地方喊一聲，一有了人又不喊了，嫌寒磣，也不容易，哪兒像現在的年輕人，多能喊啊，捯飭注16得多漂亮，都能喊出來。
那會兒找工作特困難，窮人太多，找不著工作，找工作的都是南方人，我們管他們叫“豆皮子”注17。他們來到咱們這兒，就特鬼，特機靈，咱們吃不了的苦人家吃得了。從他們來了，買東西都拿著秤，差一點都不要，咱們北方人、旗人窮大方，沒有跟人家爭過，給多少就是多少。
我父親先做買賣，後來我姨給他找了個工作，在政委會當茶役，提個茶倒個水的，我父親就說：“別瞧我做買賣，但是我是掌櫃的，我給人拿東西，這侍候人的事我還真不行。”那會兒當茶役的都得給職員打手巾把兒，他不懂得，就把手巾擰成團遞給人家，有那好的職員就說：“老祁，看你這樣兒，你也沒外頭工作過，我教你怎麽遞，你得把手巾抖摟開了，這麽遞。”我父親幾次回家都說：“我不幹了，幹這侍候人的事我覺得特難受，我還是做我那買賣吧。”我媽就說：“如今孩子們都大了，再做小買賣人家都瞧不起你，兒子還怎麽娶媳婦兒呀，你就做著去吧。”做了幾年，日本在北京8年，勝利又是4年，我哥哥就說別幹了，在家吧。我們房後頭打出去一間，開一個小鋪，我父親說待著也是待著，正好挨著扶輪學校注18，賣點小孩吃的東西，賣點煙卷，就不出去了，就那樣維持生活。我哥哥那會兒也工作了，孩子們也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