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我就記得我搞對象,這說起來就又長了。我的對象啊,原來跟我哥哥是同學,中學同學。好像他上到二年級的時候,就上不了學了,交學費交不起了,就叫他去學徒了。他們家10個孩子,就他父親一人掙錢,他們家不是旗人,是漢人。老頭還行,原來在白紙坊郵票廠,後來調到和平門集郵公司,他管郵票。後來他小閨女接了他的班。他們家住在鐵門兒,就是宣武門外,菜市口的北邊,也不是自個兒的,是房管局的,租的。現在馬上就要拆了。


    我愛人是托了他舅舅認識的一個人,這人家在地安門,在王府井這兒開了一個修理門市,修理電冰箱,哎那時候也有電冰箱,就學的這個手藝。這人就是他師傅,你們也許知道,是工商界最大的右派,叫吳金粹注149。


    他那會兒剛學徒啊,他這師傅就說要立字據。立什麽字據呢?不是用電麽,電打死了不管,他不承擔責任。管吃,管住,一個月就給幾塊零花錢。而且要有鋪保,你如果犯了錯誤,你要有保人。他舅舅跟他這個師傅是好朋友,都不行,都得找一個鋪保。等於是立了字據有了鋪保才用你。他這師傅啊,還是骨結核,他老得給他換藥,接屎接尿,那會兒門市旁邊有廁所,他就給他倒尿盆。還得從家裏給他取飯。幹這個。幹那個活兒都是油啊什麽的,特別髒,也沒有工作服。人家定的是三年零一節,節就是季度,就是三年零三個月,結果他學了三年半。


    學完了就沒事幹了,就等於你沒地兒吃飯去了,他就自個兒幹。開始呢,就幹點零活兒,後來是在江米巷,有一個白俄人開的工廠,叫他去給人幹,我記得一個月300塊錢。也說不上是金圓券還是什麽券,反正300塊也沒多少錢。最後大概是解放前夕,這個白俄人呢,就欠了一屁股兩肋賬,就說他要走了,他要回俄國了,給人家幹的那個活兒沒幹完的、半截的,連他那亂七八糟的工具什麽的,就都留給我愛人了。留了一個牌子,叫“懋利行電機廠”。結果1952年的時候說是他接受了“敵產”,哪兒有什麽敵產呢?


    這麽著,我愛人就一人接著幹,算是自個兒慢慢地幹起來了。租的是東單二條的房,有一個小院兒,有一座小樓。小院呢,等於是家庭工廠。開始那會兒呢,把他的師兄弟招了來,他有一個師哥,姓紀,他姓沈,他那個師弟姓關,他們3個。現在活著的就他這個姓關的師弟了。他們就收了點小徒弟,就這樣幹起來了。還不錯,1947年、1948年那會兒不錯,那會兒有點活兒,像梨園行的馬連良他們,家裏都有冰箱。就是圍城那會兒沒什麽活兒。從1952年以後就不行了。


    那時候他還在協和(醫院)幹,協和那兒有冷庫、血庫,有停屍房,他也在那兒幹。1951年的時候協和就說,你要是在我這兒工作,你那買賣就甭開了,你等於就是協和的職工。我當時特別願意讓他在協和,因為我特別喜歡協和那個氣氛,它那個管理都特別好,一個月50塊美金的工資,多好啊,我那會兒也沒工作,孩子也多。我說你就在那兒,可是他舍不得(那個廠)。


    我記得特別清楚,後來1952年,劉仁是咱們北京市委副書記的時候就找他,跟他說,北京市要有個拳頭產品吧,你就做冰箱。你需要多少資金,我也可以什麽,那時候還沒合營呢,就是說先資助他。他要了多少錢我都記不清了,他說我就想協和不幹了,就要開這個修理電冰箱的廠。結果還真的就貸給他款了,還貸得不少,就在東華門,餛飩侯旁邊,開了一個門臉兒,還叫懋利行電機廠。就這樣,等於是把資本家的帽子給自個兒扣上了。


    “三反”“五反”是1952年吧?“三反”的時候是在協和,“打老虎”注150,打的是他師傅,張工程師。過了幾天,打老虎爪子,沈永昌,就是我們老頭兒的名字。“五反”的時候就是他這個工廠,那時候大概就十幾個人,開始還說人少不算,到1952年就定的資本家了。等於“三反”“五反”都有他。他學徒出身,受了那麽多苦,還是響應號召,還給他貸款,你說他這一輩子!


    最後是1956年,合營就(把廠子)合出去了,合到醫療器械廠。第一台電冰箱就是他設計的,雪花冰箱,那又怎麽著?沒用注151。1957年,右派。說你們廠子得找右派,沒有右派不成,都得有,哪個單位都得有。他也不知道是說了什麽,好像是說工人裏邊也有不守法的,這就是說你汙蔑工人階級,就扣上了,右派。


    定:他性格怎麽樣,是特別愛說話嗎?


    郭:他是特別愛交往,特別愛聊天兒的這麽一個人。我跟你說,門口看門那老頭兒啊跟他特別好,食堂的管理員跟他特別好,上邊的書記跟他也特別好,沒有他不跟人家交往的,這麽一人,所以說話呢,就顧不到方方麵麵,最後就給他來了這麽一個右派。右派呢是六級,最小的那一級,就降職,降薪。倒是時間不長,半年吧,好像上邊審查以後,又給他恢複了。等於是摘了帽子了,還是右派。


    定:對,摘帽右派也是一種右派。


    郭:“文化大革命”批我,說我是反動資本家家屬。我說不對,他不能算是反動資本家,他是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是發揚咱們的工業,對吧?我們不幹反動的事怎麽能算反動資本家呢。他們說你愛人是右派,就是反動資本家!我說他摘掉帽子了,“摘了也是右派!”那時候我不懂,我以為摘了就沒有了,就不算了呢。還是。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給他下放車間,做鈑金工,每天掄那大鐵板,多少斤。還電焊工,天天晚上回來,什麽也看不見,得點金黴素眼藥膏,點上這眼藥膏睡一宿,第二天又恢複,去上班。後來他跟我說,在鋪底下擱了一瓶敵敵畏:“我真不想活了,沒意思。可是一想啊,我死了你和孩子可怎麽弄啊。幾次都沒死成。”唉……


    ……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還要給他轟走。我們北京人,農村也沒有親戚,非得讓他走。我們奶奶家那兒原來有一個幫忙的老太太,他們家在三河縣,河北,人家是烈屬,人家老頭兒是犧牲了的八路軍,她說你上我這兒來吧,他就答應了。我頭上班把鋪蓋卷兒都給他弄好了擱到那兒了,我下班回來一瞧,喲,這鋪蓋卷兒他沒拿走啊,後來一問他,說派出所說了,你是東城區長大的,從年輕小時候學徒我們都知道,你這個檔案都在這兒呢,你農村沒有家,轟你上哪兒去?留下,我們跟你們廠子說去。最後是派出所的人跟廠子說,把他留下了。


    李南:還不錯啊。


    郭:不錯什麽呀?我都後悔,應該走。走了呢,那兒不會欺負他的,一個是烈屬家,一個是他有技術,電工活兒他都會,在那兒幹點什麽,都比在這兒強。在這兒掄大鐵板、電焊,那都是力氣活兒呀。


    ……可是呢,我這兒說了你們也許……我不理解,他一直老想著入黨,老想著寫入黨申請書,也是有人鼓動他。我說呀,咱們不入,入了,今後要再有什麽運動啊,你就是鑽進黨內的資本家,對不對?你要不入呢,咱們嫌疑小點兒。他不幹,非得要入這黨:“我要入,我要給兒女轉過這個麵子來。”為什麽呢,我這二閨女,那會兒上兵團啊,不要她,就因為家庭出身,所以我這二閨女就老是跟她爸爸翻著。大閨女也是受衝擊,也是叨嘮她爸爸不該當這資本家。他就是要入黨,要為孩子們轉回這個。1984年去了一趟意大利,學習先進技術,最後批準他入了黨。這事我都可笑,有什麽用啊我說,折騰得你都已經這樣了。


    從意大利回來以後又去各地巡回考察,我還跟他一塊兒去,整個兒轉了這一大片兒,南方都去了,就是沒上新疆那邊去。1986年就病了。開始時候就尿血,不知道是什麽毛病,就去照片子,化驗,說是腎結石,就把結石摘出來了。摘出以後呢,還尿血,就查出是前列腺癌。1987年做的前列腺手術,5年頭上轉移了。轉移了以後1994年,我們倆人辦的金婚,辦這金婚50年。我們3對,在青年會辦的,我說我推著也要推你去,我說我們何止50年呢,從他跟我哥哥同學我們就認識注152。


    他病了8年,這8年他做了3次手術,年年都住院,我侍候8年。開始3頓飯都是我送,後來女兒從廣州回來了,中午飯是她送,我在家給做,醫院裏頭護士都跟我們特別熟:“今天送什麽飯呢?又是不重樣兒?”一個星期不帶重樣兒的。他倒不是說非得吃燕窩魚翅魚啊肉啊,不是,你算他家10個孩子,他吃過什麽燕窩魚翅啊,吃過什麽雞鴨魚肉啊,他那可口的飯就是北京一般人家的家常飯。你比如說煮熱湯麵,他要吃帶咬勁兒的,還要羊肉煨汆兒,擱點酸菜擱點香菜,他就願意吃這種飯。炸醬麵他能吃一大碗,煮嘎咯兒他也能吃一大碗。


    定:煮嘎咯兒是什麽?


    郭:是棒子麵兒做的。棒子麵兒和上了按成扁兒,切成小方塊兒,擱笸籮裏麵搖搖,煮,也跟熱湯麵似的,也不是疙瘩湯,叫煮嘎咯兒。最好啊,是用牛肉酸菜,嫩點的牛肉,切成片煨上,切點酸菜,稠糊糊的,他能吃一大碗。


    眾:我們都沒見過沒吃過。


    郭:趕明兒給你們做一回(眾歡呼)。從前他不吃胡蘿卜,後來不是說胡蘿卜抗癌嘛。我是特別愛吃胡蘿卜,我母親那會兒就愛吃胡蘿卜,我跟著她一塊兒我就喜歡吃,我們北京人是做胡蘿卜醬,豆醬。到過年,肉皮,切了丁兒,煮了,完了有胡蘿卜,有熏幹兒,有豆,那是涼菜,過年都有那個。他還特別愛吃我做的胡蘿卜絲兒的團子,胡蘿卜絲兒擦了以後拿油煸熟了,裏頭擱點排叉(北京傳統小吃)哪,雞蛋哪,不能擱肉,擱肉吃團子就不是味兒了。


    最後他是1996年2月走的。到轉過年2月,他就死了1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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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郭淑惠的新婚照</i>


    <i>(1944年)(郭淑惠提供)</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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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郭淑惠50年後的金婚照</i>


    <i>(1994年)(郭淑惠提供)</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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