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後來的事怎麽講呢？在部隊裏頭，跟我一起參軍的，比我參加革命晚的，很多人跟首長結婚了。可是我覺得我是來革命的，所以不想這樣。那時候的事我也不願意多講了。
我的前夫是上海人，搞文藝的，作曲，也是在部隊，從延安來的。但我和他完全兩種性格。結婚以後我懷孕了，他讓我打胎，我說這又不是私生子，為什麽要打胎？我不打。生孩子以後，我不跟他一起工作，調到縣裏去，敵人來了，我背著孩子“跑反”，就是跑到山上去，蛇都在那兒爬呀，還要弄飯吃，還要工作吧，我就寫封信給他，那時候部隊還可以轉信，我說我現在帶著孩子有困難，他講什麽：誰讓你不嫁給首長呢！八一建軍節，我想去看看他，背著孩子走了20多裏路呀，他卻說：“你來幹什麽?”我無話可說，背著孩子扭頭就走，路上下大雨呀，我就在老百姓家裏待了一晚上。他為什麽呢，就因為在他這一級幹部裏頭，沒一個能結婚的，他是為了討好人家。他就讓人家看：她要跟我結婚，我還不稀罕呢。就這麽討便宜賣乖，就這麽一個人。
我不願意在文工團，就到鄉下去，我們經常打遊擊，孩子都沒奶吃，我就這麽背著他，得了霍亂，差一點都死掉了。縣委書記一定要抬擔架把我送回部隊去，我說不要送，我死了不要緊，萬一抬擔架的在青紗帳，就是高粱地裏熱死了怎麽辦。以後敵人掃蕩、國民黨進攻，我把第二個孩子送給老百姓養，就背著我這個大兒子行軍，一直到渤海，又是一年多。我又沒有馬，後來好歹有一匹馬沒人要，我就要過來了。我這個人膽子大，我第一次騎馬時還敢帶著陳元，把她放在我前頭。
回來以後，當時我們結婚好幾年了，都在文工團裏頭，他是團長嘛。就給我們弄間小屋子，老夫老妻，生倆孩子了嘛，你猜怎麽著，他說我住到團部去。就因為那時候，團部的其他幹部都沒有結婚，結婚的，老婆也不在這兒，他就為了討好別人。反正各種各樣的折磨都有，我都忍受了。
後來他又和另外一個女人好，鬧著跟我離婚，當然組織上不同意。這麽七搞八搞，結果他們搞出來孩子，打胎了。這麽一來，我才實在忍不得，所以到1952年我們就分道揚鑣了。其實我挺同情那個女的，因為不能怪她，她也是受害者嘛。她現在也在北京，對我挺好的。
他自己也不好，那時候我們還都是供給製，組織上懷疑他跟資本家有什麽問題，還有其他生活上的問題。把他隔離了，後來就開除了黨籍。開除了黨籍以後我還找他談話，說我希望你好好的，結果他說：“我要好了還會要你？”後來他又被打成了右派。
我們兩人的感情雖然破裂了，但我對我婆婆一直是非常孝敬的，她說過這樣的話，她說我知道我兒子不好，你看在我的麵子上。她很惦記我，知道我喜歡吃寧波的蔥烤鯽魚和大頭菜，就總給我留著。她活著時我們沒離婚，是她死後我們才離的。她最後得癌，那時他還關著，臨死前都是我看她，給她送錢去，死後也是我買的棺材。我到現在還非常想念她。我們離了以後，棺材也都是我給買好，然後我去弄車子送到墳地埋好。一解放我就把他的侄子安排工作。這孩子入了黨，當了人事科科長，可是最後自殺死了，我特別傷心。他們家的人，死的、活的，我都給安排好，他的妹妹、他的外甥女、他的弟弟，都對我非常好。那次他外甥女結婚，不叫他，非要我參加婚禮。他弟弟已經八十了，對我非常好。他跟我離了，可他後來生的孩子還都到我家來，他妹妹也經常到我家來，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們心裏明白。我覺得我憑良心，對得起他們家裏人。
我的前夫是上海人，搞文藝的，作曲，也是在部隊，從延安來的。但我和他完全兩種性格。結婚以後我懷孕了，他讓我打胎，我說這又不是私生子，為什麽要打胎？我不打。生孩子以後，我不跟他一起工作，調到縣裏去，敵人來了，我背著孩子“跑反”，就是跑到山上去，蛇都在那兒爬呀，還要弄飯吃，還要工作吧，我就寫封信給他，那時候部隊還可以轉信，我說我現在帶著孩子有困難，他講什麽：誰讓你不嫁給首長呢！八一建軍節，我想去看看他，背著孩子走了20多裏路呀，他卻說：“你來幹什麽?”我無話可說，背著孩子扭頭就走，路上下大雨呀，我就在老百姓家裏待了一晚上。他為什麽呢，就因為在他這一級幹部裏頭，沒一個能結婚的，他是為了討好人家。他就讓人家看：她要跟我結婚，我還不稀罕呢。就這麽討便宜賣乖，就這麽一個人。
我不願意在文工團，就到鄉下去，我們經常打遊擊，孩子都沒奶吃，我就這麽背著他，得了霍亂，差一點都死掉了。縣委書記一定要抬擔架把我送回部隊去，我說不要送，我死了不要緊，萬一抬擔架的在青紗帳，就是高粱地裏熱死了怎麽辦。以後敵人掃蕩、國民黨進攻，我把第二個孩子送給老百姓養，就背著我這個大兒子行軍，一直到渤海，又是一年多。我又沒有馬，後來好歹有一匹馬沒人要，我就要過來了。我這個人膽子大，我第一次騎馬時還敢帶著陳元，把她放在我前頭。
回來以後，當時我們結婚好幾年了，都在文工團裏頭，他是團長嘛。就給我們弄間小屋子，老夫老妻，生倆孩子了嘛，你猜怎麽著，他說我住到團部去。就因為那時候，團部的其他幹部都沒有結婚，結婚的，老婆也不在這兒，他就為了討好別人。反正各種各樣的折磨都有，我都忍受了。
後來他又和另外一個女人好，鬧著跟我離婚，當然組織上不同意。這麽七搞八搞，結果他們搞出來孩子，打胎了。這麽一來，我才實在忍不得，所以到1952年我們就分道揚鑣了。其實我挺同情那個女的，因為不能怪她，她也是受害者嘛。她現在也在北京，對我挺好的。
他自己也不好，那時候我們還都是供給製，組織上懷疑他跟資本家有什麽問題，還有其他生活上的問題。把他隔離了，後來就開除了黨籍。開除了黨籍以後我還找他談話，說我希望你好好的，結果他說：“我要好了還會要你？”後來他又被打成了右派。
我們兩人的感情雖然破裂了，但我對我婆婆一直是非常孝敬的，她說過這樣的話，她說我知道我兒子不好，你看在我的麵子上。她很惦記我，知道我喜歡吃寧波的蔥烤鯽魚和大頭菜，就總給我留著。她活著時我們沒離婚，是她死後我們才離的。她最後得癌，那時他還關著，臨死前都是我看她，給她送錢去，死後也是我買的棺材。我到現在還非常想念她。我們離了以後，棺材也都是我給買好，然後我去弄車子送到墳地埋好。一解放我就把他的侄子安排工作。這孩子入了黨，當了人事科科長，可是最後自殺死了，我特別傷心。他們家的人，死的、活的，我都給安排好，他的妹妹、他的外甥女、他的弟弟，都對我非常好。那次他外甥女結婚，不叫他，非要我參加婚禮。他弟弟已經八十了，對我非常好。他跟我離了，可他後來生的孩子還都到我家來，他妹妹也經常到我家來，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們心裏明白。我覺得我憑良心，對得起他們家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