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淪陷後，政要名流的下落。
就在這一天，日軍開始對香港發動總攻擊，由第23軍第38師團為基幹的佐野兵團，分左右兩翼，在香港的筲箕灣及北角強行登陸；九龍方麵可以看到日軍在香港升起的氣球，顯示登陸已經成功。
在日軍炮轟香港及強行登陸以前，曾兩次派遣參謀向英軍勸降，都被嚴詞拒絕；登陸以後，亦仍然不願投降。於是，出現了一場自日軍侵華以來，從未見過的奇特形式的戰役，因為香港是丘陵地帶，複有堅固的高樓大廈，可以代替防禦工事之用，所以既非人自為戰，短兵相接的巷戰，但也不是開闊地帶，可完全使用重武器的陣地戰，而是兩者交替的進行。佐野兵團自香港東北角，向西推進，初步以占領位於香港中部的力高臣山及金馬侖山為目標；混戰了兩天，至12月21日，占領了黃泥湧山峽，驚喜地發現了大水塘——香港自來水的唯一水源地。
這一來，日軍等於扼住了香港的咽喉；等到破壞了給水設備，香港的居民便如置身在煙獄中了，隻有熾熱的炮火，沒有點滴清涼的甘露。英軍是非投降不可了。
12月25日，上午平靜無事，午後的炮火卻空前地熾烈，”山頂區域”——香港最高貴的地帶，亦是總督府所在地，硝煙彌漫，驚心動魄。這樣到了下午5點50分，”扯旗山”上終於扯出白旗，停戰投降的命令，迅即傳到各防守地區。日軍亦作了相同的反應，炮聲頓息，隻有斷續的機關槍聲；真如”鳥鳴山更幽”一樣，反更顯出死樣的沉寂。
而就在這沉寂之中，香港名流所集中的”香港大酒店”，出現了石破天驚的舉動；有位賦性正直敢言，著作甚豐的名記者李健兒，筆名”黑翁”，在扯旗山上出現白旗以後，呼叫如狂，直奔天台，大喊一聲：“自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然後縱身一躍，碧血四濺於皇後大道中。
此外，還有防守西線的司令官勞森準將，奉令停戰後，單人雙槍，衝入日軍陣地，見人便射，殺了十幾名敵人，終於死在亂槍之下。
在九龍，半島酒店雖然5樓已成為日軍司令部，但對旅客，居然仍舊供給”聖誕大餐”，而且是傳統上必不可少的火雞。但隔海突然的沉寂，為大家帶來了莫名的不安，因而食欲無不大受影響。
深夜，在耳語中流傳著一個消息，香港總督楊慕琦，已率同”太平紳士”，向日軍投降；事後”太平紳士”各自回家，楊慕琦則已被送至九龍，此刻就住在半島酒店6樓。
日本政府正式發表，派磯穀廉介為總督；廣東的特務機關長矢畸堪十郎為政治部長，主管民政。但此時港、九最有權力的日本人，卻是一個名叫岡田芳政的中佐；他是日本在華老牌特務機構”梅機關”的代表，派到香港，成立了作為”梅機關”支部的”興亞機關”。早在”十二-八”以前，岡田就在港九大肆活動；那些地方上知名人物之成為”特偵”，以及失陷在九龍的要人名流，被請到半島酒店，以便接受”保護”，都是岡田一手所策劃。
及至香港淪陷，那裏的要人名流，一樣被集中在香港大酒店。最後，並”半島”的”楚囚”於”香港”；但為政府工作的要員，卻都由水路或者化裝為難民，進入廣東，由惠陽經韶關而脫險。
在日本人看，被軟禁在香港大酒店中的人物，都是大有用處的。其中有張靜江的女婿，做過外交部長的陳友仁、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外交界耆宿顏惠慶、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曾任暨南大學校長的鄭洪年、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李思浩、前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上海銀行公會秘書長林康侯、前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段祺瑞一係的大將曾雲霈、《星島日報》董事長，有名的富豪胡文虎，以及粵軍前輩許崇智。
許崇智是在香港的廣東人中，聲望最高的一位；因此，岡田首先策動他來歌功頌德，勸人歸順。軟哄硬逼，許崇智無可奈何，隻有點頭。
講詞當然是岡田派人寫好拿來的；許崇智到了電台，以毫無表情的聲音，照本宣科。最後應是宣布”完了”二字；許崇智把它改了一下：“交代我講的話講完了！”坐在收音機前的人，心照不宣，許崇智明道言不由衷。監聽的人，大為惱火，找他去辦交涉；他很輕鬆地答說：“我說的是實話，不是你們交代我要這麽講的嗎？”
在軟禁的日子中，大家的生活過得卻很悠閑，除了供給不缺，可以在酒店的範圍內自由走動，甚至可以來八圈衛生麻將；也不禁親友的拜訪。隻有一個人例外，交銀通行總經理唐壽民。
唐壽民是江蘇鎮江人，銀行界中”鎮江幫”很有名，所謂”江浙財閥”之”江”，看起來指江蘇，其實是指鎮江。交通銀行的董事長胡筆江，也是鎮江人；但他跟唐壽民麵和心不和，因此陰錯陽差地枉送一命。
事在3年前的8月間。那時中央政府已決定遷到重慶，但國家行局的業務重心，卻在香港；財政部為了召開貨幣金融會議，電令在香港的國家行局總經理，到重慶商討籌備事宜，據說胡筆江怕唐壽民在最高當局麵前，有不利於他的陳述，因而自告奮勇，願作此行。當時的飛機票很難買，結果從金城銀行所定的機其中，情讓到一張，預定8月24日上午搭”桂林號”起飛。
恰好立法院長孫科，訪俄回國，經港小住，也定在這天飛到漢口向最高統帥複命。中國航空公司，替他安排的飛機是上午8點鍾起飛的”重慶號”。這天一早，孫科由隨員梁寒操等人陪著，從半島酒店到了啟德機場；時間太早，”重慶號”還在作例行的地麵檢查工作。孫科隻當替他預備的是專機，應該”升火待發”，人到即行；見此光景，大發脾氣，原車回到半島酒店，開始早餐。看看時候將到，隨員促駕，而孫科餘怒未息，遲遲起行。
中國航空公司已知道孫科對他們不滿，如果”重慶號”按時期飛，等他一到，無機可搭，豈非更要大發雷霆？因此，不敢不等；好在航線由昆明轉重慶的”桂林號”，乘客都已到齊，於是中航將飛行程序變更了一下，讓”桂林號”提前起飛。
那知飛機一出航線，便有4架日本零式戰鬥機在等著了。原來中蘇複交後，民國25年，成立”中蘇文化協會”，一直是孫科當會長，抗戰爆發，中央決定派他與王寵惠展開對蘇談判，接洽軍援；這年初夏，更發表孫科為特使，率領一個訪問團，搭機繞道歐洲，飛抵莫斯科，洽借一億五千萬美金的軍火援助。這一來大遭日本軍閥之忌，等他一到香港，便買通了一個姓彭的漢奸，打聽到了孫科的行期，要置他於死地。
誰知”重慶號”尚在啟德機場，而”桂林號”由於提前起飛，被日本戰鬥機誤認為攻擊的目標。
左右夾攻之下，”桂林號”的美籍正駕駛，隻能沿珠江低飛，在中山縣所屬，地名張家邊的水麵迫降；因為飛機本身有相當的浮力，入水不會馬上沉沒，仍有逃生之望。
但是，日本戰鬥機卻釘緊了目標，輪番低飛掃射；胡筆江已經爬出窗口，隻以回身去取裝有重要文件的皮包，這片刻的耽誤，等到第二次脫離窗口，躍入水中時，恰好敵機俯衝掃射，中彈殞命。
唐壽民陰錯陽差地逃過了一場劫難，仍舊留在香港，獨攬交通銀行的大權。”十二-八”變豈不測，當日軍攻陷九龍，向香港展開猛烈的炮戰時，交通銀行正由美國運到大量新鈔，尚未發行。為了怕落入敵人手中，他親自督率全體員工，將這批新鈔票，截角焚毀。在日本人看，這是非常嚴重的反抗行為，所以香港一淪陷，他被岡田芳政列入首先要搜捕的黑名單中。
唐壽民當然也知道自身的危險；化裝成藥材商，預備趁日軍疏散難民的機會，由廣東轉入內地。不幸的是，讓關卡的日軍識破身分，送到香港大酒店；由於他在被捕後還不肯承認自己就是唐壽民，所以日軍認為他隨時會潛逃，加緊監視，行動隻在鬥室之中，一切有限度自由活動及接見親友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管理這一批身分介於俘虜與客人之間的名流的，是一個名叫井崎喜代太的中尉，頤指迫使，架子極大；他要每一個人寫一篇自傳，表明過去的曆史，及與國民黨的關係。其中最有骨氣的是陳友仁，批評日本軍閥胡鬧，在太平洋戰爭中最後必將失敗；最熱中的是鄭洪年，表示自己很有辦法，希望日本人能夠用他。
民國31年1月10日，皇後道中突然戒嚴；香港大酒店附近，更為嚴密。同時被軟禁的”貴賓”們都接到了通知，有兩個日本將官要來看他們。
兩個都是中將，一個是來自南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後宮淳；一個就是主持港、九作戰的第23軍司令官酒井隆。他們是由岡田芳政陪了來的。
在華麗明亮的大客廳中，首先被請來談話的是老外交家顏惠慶。經過岡田的介紹，後宮與酒井都很客氣地道了仰慕之意。然後由後宮發問：“請問顏博士，你對太平洋戰爭的看法如何？”
“此一事件發動得太突然，我事先毫無研究，無法推斷將來的結果。”
“是不是可以請顏博士對我們作一點具體的建議？”
“戰區如此遼闊，牽涉的因素如此複雜，像這樣的戰爭，是有史以來所未曾有過的。”顏惠慶又說：“光憑報紙上的一點消息，不能讓我充分了解整個情況，所以很抱歉，我實在無法提供任何具體的建議。”
“那末，對於國民政府的宣戰呢？”後宮問說：“顏博士是否認為會影響中日之間和平的達成？你看，有多少宣戰的理由？”
顏惠慶仍舊用閃避的態度：“國民政府宣戰的消息，我是間接聽到；正式文件，未經寓目，歉難列舉宣戰的理由。”
“再請問顏博士，你對未來有什麽希望？”
顏惠慶想了一下答說：“中日軍事衝突，已逾4年，雙方的損失都很慘重。中國的難民，最低的估計，亦已超過1000萬；物資上的毀棄，更無從計算。可是現在戰區日益擴大，這是最不幸的一件事。個人年事已高，希望能有重睹升旗的一日。”
這是極好的一篇外交詞令，最後一句話，可以解釋為讚成中日全麵和平；也可以解釋為日軍全麵撤退。說戰區日益擴大為不幸，即表示希望日本不再向國軍防守區域進攻；亦有指責日本軍閥窮兵黷武之意。言婉而諷，經過翻譯傳達後，後宮與酒井都頻頻點首，是稱許的模樣。
“顏博士，”後宮開始遊說了，”以你的經曆及經驗，如果能夠參加政治活動，對於達成你早睹升旗的希望，一定大有助益。我們樂於見到你出山。”
“多謝盛意。”顏惠慶從容答說：“我以衰病之身，從辭去駐蘇大使以後，就決定退休，至今7年，不但無意再入仕途；而且與實際政治也脫節了。暮年歲月，惟有從事文教及慈善事業，服務社會、略盡國民一分子的責任而已。我過去在北京政府，參加內閣，辦理外交，前後20年，自愧建樹不多；現在年邁力衰，就想為國效勞，亦勢所不許。”
“照顏博士所說，如果有文教及慈善方麵的工作，你是樂於參加的？”
“是的。”顏惠慶加強語氣補了一句：“必須是非政治性的，純粹屬於社會自發的！”
談到這裏，後宮向酒井問道：“閣下有什麽事，要向顏博士請教？”
“我想請教顏博士，對於促進中日兩民族間真正的親善，有何高見？”
“此事不是三言兩語說得盡的。”顏惠慶閃避著說：“將來如有所見，一定會提供當道作參考。”
談話到此告一段落，送走顏惠慶，請來陳友仁，繼續再談。
由於事先已看過陳友仁所寫的”自傳”，知道他是”親蘇派”，所以談話也便集中在這方麵，後宮問道：“陳先生，你對斯大林的看法如何？”
“我沒有跟斯大林接觸過；我想這個問題最好由鬆岡洋右去回答。”陳友仁用英語回答。
一開始就是深刻的諷刺，鬆岡洋右與斯大林在莫斯科車站擁抱那一幕，日本軍人大都引以為恥。所以後宮與酒井，相顧嘿然，出現了難堪的沉默。
“陳先生，”岡田芳政打破了沉默，”聽說你一向與蔣介石先生不和——”
“不！”陳友仁有力地打斷了他的話，”中國是團結的。蔣先生現在領導整個國家，為了民族的生存作難苦的奮鬥，我對他隻有敬重。”
“那末，陳先生，你為什麽不參加國民政府工作呢？”
“並不需要參加政府工作，才能表示敬重蔣先生。”
話有點說不下去了。酒井的臉色很難看；岡田深怕鬧到不歡而散，破壞了這一次特為來籠絡目的。
後宮略一頷首，隨即問道：“陳先生，如果我們釋放你，你願意到哪裏去？”
“如果是釋放，我有我的自由，希望到哪裏去，不必告訴你。倘或你們仍舊當我是俘虜，到哪裏去都沒有我作主張的餘地，也就不必多說了。”
態度始終是如此傲岸！但後宮亦起能忍耐；用解釋的語氣說：“陳先生，你誤會了，我們的意思是，你願意到哪裏去，告訴了我們，好替你準備交通工作。”
陳友仁想了一下答說：“上海雖已淪陷，但照國際公法，仍舊是中國的領土。我願意回上海。”
即使想赴內地，也必然說是願意到上海；到時候再設法轉道，比在香港、九龍要方便得多。事實上，日本軍方，也已作了決定，這批高級俘虜，以移送到上海，最為妥當。
這期間，南京、上海方麵，不斷有人派來，而目的不同。來自南京的，自然是汪政府的特使，希望爭取有分量的在野名流，金融巨頭，參加”和平運動”。這個工作沒有成功，但也不是完全失敗；有些人已作了口頭承諾，隻以日本軍方要聽東京的指示，一時還不能將願意參加汪政府的人，交給南京來人。
來自上海的，情況最複雜，有受杜月笙之命，到香港來營救”老朋友”的徐采丞；也有”76號”派人”抓人”的。最大的一個目標是陶希聖，但他早已舉家混入第一批疏散到曲江的難民隊伍中，間關抵達”行在”了。
香港大酒店中的羈客，能恢複自由的，隻有3個人，一個是許崇智，他與新任香港總督磯穀廉介是老朋友，而且在表麵上，日本人”交代”他做的事，很巧妙地都敷衍過去了，所以提前釋放。
一個是胡文虎。他在香港雖隻有一座”虎豹別墅”與一張報紙；但在南洋一帶，事業甚多，號召力亦不小，日本人有用得著他的地方，自然特加青睞。
再有一個就是曾雲霈，他是留日出身；當北洋政府的段祺瑞時代，很得意過一陣子；在日本閣員級的要人中，朋友很多。而且十幾年來，他亦未曾參加實際政治工作，生活靠蔣委員長迎段南下，月飯2萬元中，分潤維持；段祺瑞一去世，境況更窘。這些情形，日本人是諒解的；因而寬大處理放他一條生路。
除此以外，另有3個人受到特別優待。第一個是”北平李麗”；雖然美人遲暮，但風華如昔，典型猶存，廣東特務機關長兼任香港民政長的矢崎，一見驚為天人，傾倒不已。於是”北平李麗”成了香港名女人中的名女人。她本來以手麵豪闊出名；這一來更得暢行其誌了。
那時有好些人受過”北平李麗”的惠；而受惠最深的，卻是梅蘭芳，他曾”降尊紆貴”，陪”北平李麗”唱過戲，就因為這一重粉墨因緣，”北平李麗”在矢崎麵前極力稱頌，梅蘭芳亦成了矢崎公館中的座上客。但是，矢崎無法逼他再出現在舞台上；這便是”北平李麗”的衛護之功——梅蘭芳特意留起一撇小胡子；梨園行蓄此與”剁網巾”，皆是不再唱戲的決絕表示。倘非”北平李麗”不能任他”蓄髭明誌”。
再有一個便是影後胡蝶；據說是日本軍方曾特別下令保護。她亦經常出現在矢崎的公館中，終於獲得通行上的方便，悄悄潛返內地了。
除了顏惠慶坐船以外，其餘香港大酒店中的高級俘虜，都坐日本所派的專機，飛抵上海。平時正是”江南三月，草長鶯飛”的時候。
這些名流到達上海的消息，已在日本軍部控製之下的報紙，是不準登載的；但在私底下——汪政府的要員及上海的”上流社會”中，卻很引起了一番熱鬧；訪客陸續登門，細敘契闊、悲歡雜陳。一陣接風壓驚的應酬過後，情緒慢慢平靜，便有許多正事要談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3個人，亦都是銀行家，一個金城銀行的董事長周作民；一個是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還有一個是久任銀行公會秘書長的林康侯。周、唐二人是周佛海的舊交，與周作民的關係，更為密切，當然無話不可談。
“太平洋戰爭一起，首蒙迫害的就是我們東南財賦之區；軍需供應，尤其是糧食，日本人搜括得很厲害，自己劃定了一個軍米區。民以食為天，如果一旦民食供應不上，不知會成為什麽局麵？”周佛海問說，”作民兄，你有什麽好辦法？”
“在這種一麵倒，又是軍事大帽子往下壓的情況之下，能想出辦法來，已經很好了；哪裏還談得到好辦法；我看，唯一的辦法是：與其你來做，不如我自己來做？自己做，總還有騰挪閃避，甚至暗中掣肘的餘地。不過，”周作民特別強調，”不管怎麽做，總要先取得重慶的諒解。”
“那是一定的。”周佛海點點頭說：“你的原則很好；我讓他們去擬好了辦法，再跟你來請教。”
周佛海召集專家，擬定了一個”全國商業統製委員會”的組織規程；下麵又分米糧、紗布、日用品等等專業委員會。所謂”統製”，對日本人的說法是配給之意；以有限的物資，作最經濟的分配。日本方麵不但表示同意，而且要求盡快成立；因為對”統製”二字，各有會心，在他們看，可以利用這個委員會有效達成搜刮的目的，何樂不為。
依照組織規程的精神，此一統製會是商界自動自發的組織，因此，負責人便須從商界中去找。上海從杜月笙、虞洽卿、王曉籟等人一走，崛起了另一批聞人，其中年高德劭，以聞蘭亭為首。
他是江蘇常州人，這年高壽已七十有三，但精神矍鑠；清臒的身材，撇一部銀髯，真有仙風道骨之概。他的本行是紗布，民國10年以前，便已嶄露頭角，擔任華商紗布交易所的理事長；又是上海最大的一家交易所，虞洽卿所辦的證券物品交易所的常務事理。一生敬業樂群，賦性淡泊，但對社會福利事業，頗為熱心，所以物望甚高。隻是以前有杜月笙、虞洽卿在，聲光不免被掩而已。
周佛海根據上海商界巨子的反應，決定請聞蘭亭出山。他是茹素念佛的，周佛海特地精治了一席素筵，而且請了好些有名的”居士”作陪，提出要求，用”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句話作個敦勸的總講；聞蘭亭慨諾不辭，不過他有個附帶條件，要請兩個人幫他的忙，至少也得是兩個之中的一個。
一個就是剛由香港回上海的林康侯。他是上海本地人，進過學，即是一名秀才，前清末年，做過南洋公學小學部的校長，以後又參加《上海時報》，做過主筆。平時各省都在提倡自辦鐵路，林康侯與當時一班立憲派的名流，創辦蘇州鐵路，又跟”梁財神”——梁士詒組織新華儲蓄銀行，自此棄儒習賈，在交通金融事業上，有過一番作為。
民國17年開始，林康侯一直擔任上海銀行公會的秘書長，金融巨子，無一不熟，而且做事任勞任怨，不矜不伐。有此兩項長處，聞蘭亭覺得他是最理想的助手。
再一個是大陸銀行的葉扶霄，與聞蘭亭的交情極好；但交情是交情，做人是做人，葉扶霄不願淌渾水。所以最後是林康侯經不住各方勸駕，覺得盛情難卻，做了”商統會”的秘書長。
秘書長有了，便須物色所屬的5個專業委員會的負責人；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米糧統製委員會。聞蘭亭與林康侯，不約而同地都看中了一個人。
此人叫袁履登，籍隸浙江寧波，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第一屆的畢業生，除了創辦寧紹輪船公司、寧紹保險公司以外，一直擔任公職，並有兩個頭銜，一個是納稅華人會的理事，仿佛民意代表；一個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華籍董事，對於公共租界的設施，是有發言權的。這兩個公職，造成了他在上海灘上的特殊地位。加以為人和平敦厚，樂於助人，所以聲望很高。
及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公共租界，工部局當然要改組，英美籍的董事，一律送入集中營；原來的日籍董事岡崎，成為總董；袁履登也水漲船高，被推為副總董，但權力卻反不如前，因為工部局的董事會已經有名無實，難得開會，就開會亦隻是聽岡崎一個人大放厥詞，根本無他人置喙的餘地。
袁履登之出任米糧統製委員會主任委員，自須先謀之於岡崎；同時提出條件，必須按起配給”戶口米”。岡崎表示，這個條件他也同意，然而無法作主，要取得”登部隊”的許諾。
岡崎又提出一個要求，想請袁履登出任保甲委員會主任委員，徹底清查上海的戶口。這件事與食米配給有密切關係；袁履登是無法推辭的。不過，趁此機會，卻可以提出一個條件，不得再有封鎖的情事發生。
原來當日軍剛入租界時，常有我們的地下工作人員；或者隻是激於義憤的愛國情緒，每每伏擊”皇軍”及漢奸，隻要某一地區發生暗殺事件，預先安設好的警鈴一響，日本憲兵立即出動，用麻繩圈出事地點四周，成為局部封鎖地區。真所謂”畫地為牢”，在”牢”中的住戶商品，不準有人外出；路人則在原地停止，聽候檢查”良民證”。無辜被捕的不知凡幾；幸而通過檢查的，也並不能立刻恢複自由；對鎖自幾小時至幾星期不定，甚至”真凶”既獲，猶不解除封鎖。這是從納粹那裏學來的殘酷的懲罰手段；目的是要使得愛國誌士，想到一出了事，便會連累無辜、同胞，飽受失卻行動自由，以及生活必需品無從補給的痛苦，因而踟躕罷手。
袁履登所提出的兩個條件，日本軍方自非允許不可；因為他們亦已看出來，中國人適應環境的本事最大，任何高壓手段，隻有引其中國人更多的痛恨，更堅持不屈，恰好與他們希望軟化中國人的目標，背道而馳。倒不如略為寬大處理，反可以省卻許多麻煩。
平時的袁履登亦已古稀之年，因此與聞蘭亭、林康侯，為人合稱為”三老”。這”三老”幾乎每天都會見麵；因為不是被請去證婚、就是被邀剪彩，每人每天至少有五六個應酬，筵席上一定會遇到。
除了林康侯以外，由香港送回來的名流，幾乎每一個都不能免於日本軍方或汪政府的登門拜訪，延請”出山”。當然，像鄭洪年那樣熱中的人，一拍即合，出任了管轄京滬、滬杭兩條鐵路的華中鐵道公司總裁；此外大多虛與委蛇，或則設法延宕，或則擔任一個空頭名義。隻有兩個人比較特殊，一個是陳友仁，閉門堅臥，纖塵不染；一個是李思浩，擔任了素無淵源的新聞報董事會主席，隻為了幫朋友的忙，而且是取得政府默許的。
原來當太平洋戰爭一發生，日本進入租界，首先要控製的便是申、新兩大報。兩報當然要改組；而改組兩報的權柄，卻很奇怪地是握在日本海軍手中。日本陸海軍對於在中國的占領區，各有勢力範圍；上海是一例外，屬於陸海軍共管區域；西藏路以東因為接近黃浦江，所以歸海軍管理，作為上海報館集中地的望平街正在此區域之內。
日本海軍所選中的《申報》主持人，名叫陳彬壧，他是？蘇州人，戰前曾在《申報》主持筆政，頗得史量才的信任；史量才被刺，《申報》內部清除左傾分子，陳彬和遠走香港，替陳濟棠辦”港報”，跟日本方麵搭上了關係。所以此時以《申報》舊人來主持《申報》，順理成章，毫不為奇。
《新聞報》的商業色彩比較重，日本軍方認為人事不必更動，隻責成《新聞報》加強替日本宣傳而已。但政府方麵卻認為董事會主席吳蘊齋，也是知名的銀行家，他是大陸、金城、鹽業、中南這所謂”北四行”集團中的中堅分子。北四行在上海有兩筆很重要的投資，一是握有相當數量的《新聞報》股權；一是有名的國際飯店。自北四行的領導人周作民離開上海，這些事業都由吳蘊齋出麵主持；事實上他在《新聞報》並不大管事。如今來自重慶的消息，說他不見諒於政府，當然亟圖擺脫。但是日本海軍又豈能容他高蹈？再說所代表的股權，亦不能隨便放棄；因而陷入了進退兩難的窘境。
這時便有人獻計，說要找一位資曆輝煌，而又為日本所信得過的人來接手，才能脫身。吳蘊齋深以為然；幾次計議，物色到了李思浩。
李思浩字讚侯，浙江慈溪人，長於度支，是段祺瑞一係真正有實力的大將；日本軍認為由在北洋政府曆任財政總長，而在國民政府中並未任過任何要職的他來主持《新聞報》的董事會，是很適當的人選。於是，吳蘊齋便向蟄居在法租界偏僻的惇信路，吃齋念經，不問外事的李思浩遊說，力勸他？出山來保全這一張行銷全國，發行數字占第一位的《新聞報》，庶幾淪陷區的同胞，還有一處可以訴若，說說話，讓日本人覺得是不能不顧忌的喉舌。
就為了這個原因，李思浩托徐采丞用秘密電台向重慶請示，獲得同意，方由吳蘊齋正式向日本海軍駐上海的最官員近藤推薦，接任《新聞報》社長。
李思浩出山之時，聞蘭亭卻已有倦勤之意。原來此時有關東南的物資，成為三方麵爭奪的目標，一是日本軍方；二是汪政府；三是我們的大後方。
為了維持抗戰，大後方必須海外及淪陷區的物資支援。？際采購，本可通過香港及上海的中央信托局辦理；太平洋戰爭一發生，這兩處的中信局不能再發生作用，對於淪陷區物資的爭取，就更顯得重要了。
大後方的這個爭取工作，分多方麵進行；主要的是兩條線，一條是由杜月笙的代表徐采丞與日本陸軍登部隊打交道；一條是由第三戰區設法搜購，自浙東輸內地，不幸的是第三戰區的經濟特派員平祖仁夫婦，雙雙為76號逮捕了。
就在這一天，日軍開始對香港發動總攻擊，由第23軍第38師團為基幹的佐野兵團，分左右兩翼，在香港的筲箕灣及北角強行登陸；九龍方麵可以看到日軍在香港升起的氣球，顯示登陸已經成功。
在日軍炮轟香港及強行登陸以前，曾兩次派遣參謀向英軍勸降，都被嚴詞拒絕；登陸以後，亦仍然不願投降。於是，出現了一場自日軍侵華以來，從未見過的奇特形式的戰役，因為香港是丘陵地帶，複有堅固的高樓大廈，可以代替防禦工事之用，所以既非人自為戰，短兵相接的巷戰，但也不是開闊地帶，可完全使用重武器的陣地戰，而是兩者交替的進行。佐野兵團自香港東北角，向西推進，初步以占領位於香港中部的力高臣山及金馬侖山為目標；混戰了兩天，至12月21日，占領了黃泥湧山峽，驚喜地發現了大水塘——香港自來水的唯一水源地。
這一來，日軍等於扼住了香港的咽喉；等到破壞了給水設備，香港的居民便如置身在煙獄中了，隻有熾熱的炮火，沒有點滴清涼的甘露。英軍是非投降不可了。
12月25日，上午平靜無事，午後的炮火卻空前地熾烈，”山頂區域”——香港最高貴的地帶，亦是總督府所在地，硝煙彌漫，驚心動魄。這樣到了下午5點50分，”扯旗山”上終於扯出白旗，停戰投降的命令，迅即傳到各防守地區。日軍亦作了相同的反應，炮聲頓息，隻有斷續的機關槍聲；真如”鳥鳴山更幽”一樣，反更顯出死樣的沉寂。
而就在這沉寂之中，香港名流所集中的”香港大酒店”，出現了石破天驚的舉動；有位賦性正直敢言，著作甚豐的名記者李健兒，筆名”黑翁”，在扯旗山上出現白旗以後，呼叫如狂，直奔天台，大喊一聲：“自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然後縱身一躍，碧血四濺於皇後大道中。
此外，還有防守西線的司令官勞森準將，奉令停戰後，單人雙槍，衝入日軍陣地，見人便射，殺了十幾名敵人，終於死在亂槍之下。
在九龍，半島酒店雖然5樓已成為日軍司令部，但對旅客，居然仍舊供給”聖誕大餐”，而且是傳統上必不可少的火雞。但隔海突然的沉寂，為大家帶來了莫名的不安，因而食欲無不大受影響。
深夜，在耳語中流傳著一個消息，香港總督楊慕琦，已率同”太平紳士”，向日軍投降；事後”太平紳士”各自回家，楊慕琦則已被送至九龍，此刻就住在半島酒店6樓。
日本政府正式發表，派磯穀廉介為總督；廣東的特務機關長矢畸堪十郎為政治部長，主管民政。但此時港、九最有權力的日本人，卻是一個名叫岡田芳政的中佐；他是日本在華老牌特務機構”梅機關”的代表，派到香港，成立了作為”梅機關”支部的”興亞機關”。早在”十二-八”以前，岡田就在港九大肆活動；那些地方上知名人物之成為”特偵”，以及失陷在九龍的要人名流，被請到半島酒店，以便接受”保護”，都是岡田一手所策劃。
及至香港淪陷，那裏的要人名流，一樣被集中在香港大酒店。最後，並”半島”的”楚囚”於”香港”；但為政府工作的要員，卻都由水路或者化裝為難民，進入廣東，由惠陽經韶關而脫險。
在日本人看，被軟禁在香港大酒店中的人物，都是大有用處的。其中有張靜江的女婿，做過外交部長的陳友仁、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外交界耆宿顏惠慶、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曾任暨南大學校長的鄭洪年、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李思浩、前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上海銀行公會秘書長林康侯、前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段祺瑞一係的大將曾雲霈、《星島日報》董事長，有名的富豪胡文虎，以及粵軍前輩許崇智。
許崇智是在香港的廣東人中，聲望最高的一位；因此，岡田首先策動他來歌功頌德，勸人歸順。軟哄硬逼，許崇智無可奈何，隻有點頭。
講詞當然是岡田派人寫好拿來的；許崇智到了電台，以毫無表情的聲音，照本宣科。最後應是宣布”完了”二字；許崇智把它改了一下：“交代我講的話講完了！”坐在收音機前的人，心照不宣，許崇智明道言不由衷。監聽的人，大為惱火，找他去辦交涉；他很輕鬆地答說：“我說的是實話，不是你們交代我要這麽講的嗎？”
在軟禁的日子中，大家的生活過得卻很悠閑，除了供給不缺，可以在酒店的範圍內自由走動，甚至可以來八圈衛生麻將；也不禁親友的拜訪。隻有一個人例外，交銀通行總經理唐壽民。
唐壽民是江蘇鎮江人，銀行界中”鎮江幫”很有名，所謂”江浙財閥”之”江”，看起來指江蘇，其實是指鎮江。交通銀行的董事長胡筆江，也是鎮江人；但他跟唐壽民麵和心不和，因此陰錯陽差地枉送一命。
事在3年前的8月間。那時中央政府已決定遷到重慶，但國家行局的業務重心，卻在香港；財政部為了召開貨幣金融會議，電令在香港的國家行局總經理，到重慶商討籌備事宜，據說胡筆江怕唐壽民在最高當局麵前，有不利於他的陳述，因而自告奮勇，願作此行。當時的飛機票很難買，結果從金城銀行所定的機其中，情讓到一張，預定8月24日上午搭”桂林號”起飛。
恰好立法院長孫科，訪俄回國，經港小住，也定在這天飛到漢口向最高統帥複命。中國航空公司，替他安排的飛機是上午8點鍾起飛的”重慶號”。這天一早，孫科由隨員梁寒操等人陪著，從半島酒店到了啟德機場；時間太早，”重慶號”還在作例行的地麵檢查工作。孫科隻當替他預備的是專機，應該”升火待發”，人到即行；見此光景，大發脾氣，原車回到半島酒店，開始早餐。看看時候將到，隨員促駕，而孫科餘怒未息，遲遲起行。
中國航空公司已知道孫科對他們不滿，如果”重慶號”按時期飛，等他一到，無機可搭，豈非更要大發雷霆？因此，不敢不等；好在航線由昆明轉重慶的”桂林號”，乘客都已到齊，於是中航將飛行程序變更了一下，讓”桂林號”提前起飛。
那知飛機一出航線，便有4架日本零式戰鬥機在等著了。原來中蘇複交後，民國25年，成立”中蘇文化協會”，一直是孫科當會長，抗戰爆發，中央決定派他與王寵惠展開對蘇談判，接洽軍援；這年初夏，更發表孫科為特使，率領一個訪問團，搭機繞道歐洲，飛抵莫斯科，洽借一億五千萬美金的軍火援助。這一來大遭日本軍閥之忌，等他一到香港，便買通了一個姓彭的漢奸，打聽到了孫科的行期，要置他於死地。
誰知”重慶號”尚在啟德機場，而”桂林號”由於提前起飛，被日本戰鬥機誤認為攻擊的目標。
左右夾攻之下，”桂林號”的美籍正駕駛，隻能沿珠江低飛，在中山縣所屬，地名張家邊的水麵迫降；因為飛機本身有相當的浮力，入水不會馬上沉沒，仍有逃生之望。
但是，日本戰鬥機卻釘緊了目標，輪番低飛掃射；胡筆江已經爬出窗口，隻以回身去取裝有重要文件的皮包，這片刻的耽誤，等到第二次脫離窗口，躍入水中時，恰好敵機俯衝掃射，中彈殞命。
唐壽民陰錯陽差地逃過了一場劫難，仍舊留在香港，獨攬交通銀行的大權。”十二-八”變豈不測，當日軍攻陷九龍，向香港展開猛烈的炮戰時，交通銀行正由美國運到大量新鈔，尚未發行。為了怕落入敵人手中，他親自督率全體員工，將這批新鈔票，截角焚毀。在日本人看，這是非常嚴重的反抗行為，所以香港一淪陷，他被岡田芳政列入首先要搜捕的黑名單中。
唐壽民當然也知道自身的危險；化裝成藥材商，預備趁日軍疏散難民的機會，由廣東轉入內地。不幸的是，讓關卡的日軍識破身分，送到香港大酒店；由於他在被捕後還不肯承認自己就是唐壽民，所以日軍認為他隨時會潛逃，加緊監視，行動隻在鬥室之中，一切有限度自由活動及接見親友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管理這一批身分介於俘虜與客人之間的名流的，是一個名叫井崎喜代太的中尉，頤指迫使，架子極大；他要每一個人寫一篇自傳，表明過去的曆史，及與國民黨的關係。其中最有骨氣的是陳友仁，批評日本軍閥胡鬧，在太平洋戰爭中最後必將失敗；最熱中的是鄭洪年，表示自己很有辦法，希望日本人能夠用他。
民國31年1月10日，皇後道中突然戒嚴；香港大酒店附近，更為嚴密。同時被軟禁的”貴賓”們都接到了通知，有兩個日本將官要來看他們。
兩個都是中將，一個是來自南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後宮淳；一個就是主持港、九作戰的第23軍司令官酒井隆。他們是由岡田芳政陪了來的。
在華麗明亮的大客廳中，首先被請來談話的是老外交家顏惠慶。經過岡田的介紹，後宮與酒井都很客氣地道了仰慕之意。然後由後宮發問：“請問顏博士，你對太平洋戰爭的看法如何？”
“此一事件發動得太突然，我事先毫無研究，無法推斷將來的結果。”
“是不是可以請顏博士對我們作一點具體的建議？”
“戰區如此遼闊，牽涉的因素如此複雜，像這樣的戰爭，是有史以來所未曾有過的。”顏惠慶又說：“光憑報紙上的一點消息，不能讓我充分了解整個情況，所以很抱歉，我實在無法提供任何具體的建議。”
“那末，對於國民政府的宣戰呢？”後宮問說：“顏博士是否認為會影響中日之間和平的達成？你看，有多少宣戰的理由？”
顏惠慶仍舊用閃避的態度：“國民政府宣戰的消息，我是間接聽到；正式文件，未經寓目，歉難列舉宣戰的理由。”
“再請問顏博士，你對未來有什麽希望？”
顏惠慶想了一下答說：“中日軍事衝突，已逾4年，雙方的損失都很慘重。中國的難民，最低的估計，亦已超過1000萬；物資上的毀棄，更無從計算。可是現在戰區日益擴大，這是最不幸的一件事。個人年事已高，希望能有重睹升旗的一日。”
這是極好的一篇外交詞令，最後一句話，可以解釋為讚成中日全麵和平；也可以解釋為日軍全麵撤退。說戰區日益擴大為不幸，即表示希望日本不再向國軍防守區域進攻；亦有指責日本軍閥窮兵黷武之意。言婉而諷，經過翻譯傳達後，後宮與酒井都頻頻點首，是稱許的模樣。
“顏博士，”後宮開始遊說了，”以你的經曆及經驗，如果能夠參加政治活動，對於達成你早睹升旗的希望，一定大有助益。我們樂於見到你出山。”
“多謝盛意。”顏惠慶從容答說：“我以衰病之身，從辭去駐蘇大使以後，就決定退休，至今7年，不但無意再入仕途；而且與實際政治也脫節了。暮年歲月，惟有從事文教及慈善事業，服務社會、略盡國民一分子的責任而已。我過去在北京政府，參加內閣，辦理外交，前後20年，自愧建樹不多；現在年邁力衰，就想為國效勞，亦勢所不許。”
“照顏博士所說，如果有文教及慈善方麵的工作，你是樂於參加的？”
“是的。”顏惠慶加強語氣補了一句：“必須是非政治性的，純粹屬於社會自發的！”
談到這裏，後宮向酒井問道：“閣下有什麽事，要向顏博士請教？”
“我想請教顏博士，對於促進中日兩民族間真正的親善，有何高見？”
“此事不是三言兩語說得盡的。”顏惠慶閃避著說：“將來如有所見，一定會提供當道作參考。”
談話到此告一段落，送走顏惠慶，請來陳友仁，繼續再談。
由於事先已看過陳友仁所寫的”自傳”，知道他是”親蘇派”，所以談話也便集中在這方麵，後宮問道：“陳先生，你對斯大林的看法如何？”
“我沒有跟斯大林接觸過；我想這個問題最好由鬆岡洋右去回答。”陳友仁用英語回答。
一開始就是深刻的諷刺，鬆岡洋右與斯大林在莫斯科車站擁抱那一幕，日本軍人大都引以為恥。所以後宮與酒井，相顧嘿然，出現了難堪的沉默。
“陳先生，”岡田芳政打破了沉默，”聽說你一向與蔣介石先生不和——”
“不！”陳友仁有力地打斷了他的話，”中國是團結的。蔣先生現在領導整個國家，為了民族的生存作難苦的奮鬥，我對他隻有敬重。”
“那末，陳先生，你為什麽不參加國民政府工作呢？”
“並不需要參加政府工作，才能表示敬重蔣先生。”
話有點說不下去了。酒井的臉色很難看；岡田深怕鬧到不歡而散，破壞了這一次特為來籠絡目的。
後宮略一頷首，隨即問道：“陳先生，如果我們釋放你，你願意到哪裏去？”
“如果是釋放，我有我的自由，希望到哪裏去，不必告訴你。倘或你們仍舊當我是俘虜，到哪裏去都沒有我作主張的餘地，也就不必多說了。”
態度始終是如此傲岸！但後宮亦起能忍耐；用解釋的語氣說：“陳先生，你誤會了，我們的意思是，你願意到哪裏去，告訴了我們，好替你準備交通工作。”
陳友仁想了一下答說：“上海雖已淪陷，但照國際公法，仍舊是中國的領土。我願意回上海。”
即使想赴內地，也必然說是願意到上海；到時候再設法轉道，比在香港、九龍要方便得多。事實上，日本軍方，也已作了決定，這批高級俘虜，以移送到上海，最為妥當。
這期間，南京、上海方麵，不斷有人派來，而目的不同。來自南京的，自然是汪政府的特使，希望爭取有分量的在野名流，金融巨頭，參加”和平運動”。這個工作沒有成功，但也不是完全失敗；有些人已作了口頭承諾，隻以日本軍方要聽東京的指示，一時還不能將願意參加汪政府的人，交給南京來人。
來自上海的，情況最複雜，有受杜月笙之命，到香港來營救”老朋友”的徐采丞；也有”76號”派人”抓人”的。最大的一個目標是陶希聖，但他早已舉家混入第一批疏散到曲江的難民隊伍中，間關抵達”行在”了。
香港大酒店中的羈客，能恢複自由的，隻有3個人，一個是許崇智，他與新任香港總督磯穀廉介是老朋友，而且在表麵上，日本人”交代”他做的事，很巧妙地都敷衍過去了，所以提前釋放。
一個是胡文虎。他在香港雖隻有一座”虎豹別墅”與一張報紙；但在南洋一帶，事業甚多，號召力亦不小，日本人有用得著他的地方，自然特加青睞。
再有一個就是曾雲霈，他是留日出身；當北洋政府的段祺瑞時代，很得意過一陣子；在日本閣員級的要人中，朋友很多。而且十幾年來，他亦未曾參加實際政治工作，生活靠蔣委員長迎段南下，月飯2萬元中，分潤維持；段祺瑞一去世，境況更窘。這些情形，日本人是諒解的；因而寬大處理放他一條生路。
除此以外，另有3個人受到特別優待。第一個是”北平李麗”；雖然美人遲暮，但風華如昔，典型猶存，廣東特務機關長兼任香港民政長的矢崎，一見驚為天人，傾倒不已。於是”北平李麗”成了香港名女人中的名女人。她本來以手麵豪闊出名；這一來更得暢行其誌了。
那時有好些人受過”北平李麗”的惠；而受惠最深的，卻是梅蘭芳，他曾”降尊紆貴”，陪”北平李麗”唱過戲，就因為這一重粉墨因緣，”北平李麗”在矢崎麵前極力稱頌，梅蘭芳亦成了矢崎公館中的座上客。但是，矢崎無法逼他再出現在舞台上；這便是”北平李麗”的衛護之功——梅蘭芳特意留起一撇小胡子；梨園行蓄此與”剁網巾”，皆是不再唱戲的決絕表示。倘非”北平李麗”不能任他”蓄髭明誌”。
再有一個便是影後胡蝶；據說是日本軍方曾特別下令保護。她亦經常出現在矢崎的公館中，終於獲得通行上的方便，悄悄潛返內地了。
除了顏惠慶坐船以外，其餘香港大酒店中的高級俘虜，都坐日本所派的專機，飛抵上海。平時正是”江南三月，草長鶯飛”的時候。
這些名流到達上海的消息，已在日本軍部控製之下的報紙，是不準登載的；但在私底下——汪政府的要員及上海的”上流社會”中，卻很引起了一番熱鬧；訪客陸續登門，細敘契闊、悲歡雜陳。一陣接風壓驚的應酬過後，情緒慢慢平靜，便有許多正事要談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3個人，亦都是銀行家，一個金城銀行的董事長周作民；一個是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還有一個是久任銀行公會秘書長的林康侯。周、唐二人是周佛海的舊交，與周作民的關係，更為密切，當然無話不可談。
“太平洋戰爭一起，首蒙迫害的就是我們東南財賦之區；軍需供應，尤其是糧食，日本人搜括得很厲害，自己劃定了一個軍米區。民以食為天，如果一旦民食供應不上，不知會成為什麽局麵？”周佛海問說，”作民兄，你有什麽好辦法？”
“在這種一麵倒，又是軍事大帽子往下壓的情況之下，能想出辦法來，已經很好了；哪裏還談得到好辦法；我看，唯一的辦法是：與其你來做，不如我自己來做？自己做，總還有騰挪閃避，甚至暗中掣肘的餘地。不過，”周作民特別強調，”不管怎麽做，總要先取得重慶的諒解。”
“那是一定的。”周佛海點點頭說：“你的原則很好；我讓他們去擬好了辦法，再跟你來請教。”
周佛海召集專家，擬定了一個”全國商業統製委員會”的組織規程；下麵又分米糧、紗布、日用品等等專業委員會。所謂”統製”，對日本人的說法是配給之意；以有限的物資，作最經濟的分配。日本方麵不但表示同意，而且要求盡快成立；因為對”統製”二字，各有會心，在他們看，可以利用這個委員會有效達成搜刮的目的，何樂不為。
依照組織規程的精神，此一統製會是商界自動自發的組織，因此，負責人便須從商界中去找。上海從杜月笙、虞洽卿、王曉籟等人一走，崛起了另一批聞人，其中年高德劭，以聞蘭亭為首。
他是江蘇常州人，這年高壽已七十有三，但精神矍鑠；清臒的身材，撇一部銀髯，真有仙風道骨之概。他的本行是紗布，民國10年以前，便已嶄露頭角，擔任華商紗布交易所的理事長；又是上海最大的一家交易所，虞洽卿所辦的證券物品交易所的常務事理。一生敬業樂群，賦性淡泊，但對社會福利事業，頗為熱心，所以物望甚高。隻是以前有杜月笙、虞洽卿在，聲光不免被掩而已。
周佛海根據上海商界巨子的反應，決定請聞蘭亭出山。他是茹素念佛的，周佛海特地精治了一席素筵，而且請了好些有名的”居士”作陪，提出要求，用”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句話作個敦勸的總講；聞蘭亭慨諾不辭，不過他有個附帶條件，要請兩個人幫他的忙，至少也得是兩個之中的一個。
一個就是剛由香港回上海的林康侯。他是上海本地人，進過學，即是一名秀才，前清末年，做過南洋公學小學部的校長，以後又參加《上海時報》，做過主筆。平時各省都在提倡自辦鐵路，林康侯與當時一班立憲派的名流，創辦蘇州鐵路，又跟”梁財神”——梁士詒組織新華儲蓄銀行，自此棄儒習賈，在交通金融事業上，有過一番作為。
民國17年開始，林康侯一直擔任上海銀行公會的秘書長，金融巨子，無一不熟，而且做事任勞任怨，不矜不伐。有此兩項長處，聞蘭亭覺得他是最理想的助手。
再一個是大陸銀行的葉扶霄，與聞蘭亭的交情極好；但交情是交情，做人是做人，葉扶霄不願淌渾水。所以最後是林康侯經不住各方勸駕，覺得盛情難卻，做了”商統會”的秘書長。
秘書長有了，便須物色所屬的5個專業委員會的負責人；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米糧統製委員會。聞蘭亭與林康侯，不約而同地都看中了一個人。
此人叫袁履登，籍隸浙江寧波，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第一屆的畢業生，除了創辦寧紹輪船公司、寧紹保險公司以外，一直擔任公職，並有兩個頭銜，一個是納稅華人會的理事，仿佛民意代表；一個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華籍董事，對於公共租界的設施，是有發言權的。這兩個公職，造成了他在上海灘上的特殊地位。加以為人和平敦厚，樂於助人，所以聲望很高。
及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公共租界，工部局當然要改組，英美籍的董事，一律送入集中營；原來的日籍董事岡崎，成為總董；袁履登也水漲船高，被推為副總董，但權力卻反不如前，因為工部局的董事會已經有名無實，難得開會，就開會亦隻是聽岡崎一個人大放厥詞，根本無他人置喙的餘地。
袁履登之出任米糧統製委員會主任委員，自須先謀之於岡崎；同時提出條件，必須按起配給”戶口米”。岡崎表示，這個條件他也同意，然而無法作主，要取得”登部隊”的許諾。
岡崎又提出一個要求，想請袁履登出任保甲委員會主任委員，徹底清查上海的戶口。這件事與食米配給有密切關係；袁履登是無法推辭的。不過，趁此機會，卻可以提出一個條件，不得再有封鎖的情事發生。
原來當日軍剛入租界時，常有我們的地下工作人員；或者隻是激於義憤的愛國情緒，每每伏擊”皇軍”及漢奸，隻要某一地區發生暗殺事件，預先安設好的警鈴一響，日本憲兵立即出動，用麻繩圈出事地點四周，成為局部封鎖地區。真所謂”畫地為牢”，在”牢”中的住戶商品，不準有人外出；路人則在原地停止，聽候檢查”良民證”。無辜被捕的不知凡幾；幸而通過檢查的，也並不能立刻恢複自由；對鎖自幾小時至幾星期不定，甚至”真凶”既獲，猶不解除封鎖。這是從納粹那裏學來的殘酷的懲罰手段；目的是要使得愛國誌士，想到一出了事，便會連累無辜、同胞，飽受失卻行動自由，以及生活必需品無從補給的痛苦，因而踟躕罷手。
袁履登所提出的兩個條件，日本軍方自非允許不可；因為他們亦已看出來，中國人適應環境的本事最大，任何高壓手段，隻有引其中國人更多的痛恨，更堅持不屈，恰好與他們希望軟化中國人的目標，背道而馳。倒不如略為寬大處理，反可以省卻許多麻煩。
平時的袁履登亦已古稀之年，因此與聞蘭亭、林康侯，為人合稱為”三老”。這”三老”幾乎每天都會見麵；因為不是被請去證婚、就是被邀剪彩，每人每天至少有五六個應酬，筵席上一定會遇到。
除了林康侯以外，由香港送回來的名流，幾乎每一個都不能免於日本軍方或汪政府的登門拜訪，延請”出山”。當然，像鄭洪年那樣熱中的人，一拍即合，出任了管轄京滬、滬杭兩條鐵路的華中鐵道公司總裁；此外大多虛與委蛇，或則設法延宕，或則擔任一個空頭名義。隻有兩個人比較特殊，一個是陳友仁，閉門堅臥，纖塵不染；一個是李思浩，擔任了素無淵源的新聞報董事會主席，隻為了幫朋友的忙，而且是取得政府默許的。
原來當太平洋戰爭一發生，日本進入租界，首先要控製的便是申、新兩大報。兩報當然要改組；而改組兩報的權柄，卻很奇怪地是握在日本海軍手中。日本陸海軍對於在中國的占領區，各有勢力範圍；上海是一例外，屬於陸海軍共管區域；西藏路以東因為接近黃浦江，所以歸海軍管理，作為上海報館集中地的望平街正在此區域之內。
日本海軍所選中的《申報》主持人，名叫陳彬壧，他是？蘇州人，戰前曾在《申報》主持筆政，頗得史量才的信任；史量才被刺，《申報》內部清除左傾分子，陳彬和遠走香港，替陳濟棠辦”港報”，跟日本方麵搭上了關係。所以此時以《申報》舊人來主持《申報》，順理成章，毫不為奇。
《新聞報》的商業色彩比較重，日本軍方認為人事不必更動，隻責成《新聞報》加強替日本宣傳而已。但政府方麵卻認為董事會主席吳蘊齋，也是知名的銀行家，他是大陸、金城、鹽業、中南這所謂”北四行”集團中的中堅分子。北四行在上海有兩筆很重要的投資，一是握有相當數量的《新聞報》股權；一是有名的國際飯店。自北四行的領導人周作民離開上海，這些事業都由吳蘊齋出麵主持；事實上他在《新聞報》並不大管事。如今來自重慶的消息，說他不見諒於政府，當然亟圖擺脫。但是日本海軍又豈能容他高蹈？再說所代表的股權，亦不能隨便放棄；因而陷入了進退兩難的窘境。
這時便有人獻計，說要找一位資曆輝煌，而又為日本所信得過的人來接手，才能脫身。吳蘊齋深以為然；幾次計議，物色到了李思浩。
李思浩字讚侯，浙江慈溪人，長於度支，是段祺瑞一係真正有實力的大將；日本軍認為由在北洋政府曆任財政總長，而在國民政府中並未任過任何要職的他來主持《新聞報》的董事會，是很適當的人選。於是，吳蘊齋便向蟄居在法租界偏僻的惇信路，吃齋念經，不問外事的李思浩遊說，力勸他？出山來保全這一張行銷全國，發行數字占第一位的《新聞報》，庶幾淪陷區的同胞，還有一處可以訴若，說說話，讓日本人覺得是不能不顧忌的喉舌。
就為了這個原因，李思浩托徐采丞用秘密電台向重慶請示，獲得同意，方由吳蘊齋正式向日本海軍駐上海的最官員近藤推薦，接任《新聞報》社長。
李思浩出山之時，聞蘭亭卻已有倦勤之意。原來此時有關東南的物資，成為三方麵爭奪的目標，一是日本軍方；二是汪政府；三是我們的大後方。
為了維持抗戰，大後方必須海外及淪陷區的物資支援。？際采購，本可通過香港及上海的中央信托局辦理；太平洋戰爭一發生，這兩處的中信局不能再發生作用，對於淪陷區物資的爭取，就更顯得重要了。
大後方的這個爭取工作，分多方麵進行；主要的是兩條線，一條是由杜月笙的代表徐采丞與日本陸軍登部隊打交道；一條是由第三戰區設法搜購，自浙東輸內地，不幸的是第三戰區的經濟特派員平祖仁夫婦，雙雙為76號逮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