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這篇跋,那首七絕即或用字不妥,亦不為病。李增厚殷殷致謝之餘,談到他替龔定庵物色的一所房屋,道是徐家的產業。
昆山徐家,大族第一。康熙年間,海內無不知有“三徐”。所謂“三徐”是徐家三兄弟: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都是顧炎武的外甥。徐元文比徐乾學小三歲,少年得意,順治十六年二十六歲,便已大魁天下,官至文華殿大學士。
不過“三徐”之中,聲勢最赫的是老大徐乾學,他是康熙九年的探花;與聖祖所寵信的“文學侍從之臣”高士奇,結為親家,呼風喚雨,神通廣大,當時有一副諧聯:“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東海是徐氏的郡望,澹人為高士奇的別號。又有一首歌謠:“去了餘秦檜,來了徐嚴嵩,乾學似龐涓,是他大長兄”,所謂“餘秦檜”,指休致的大學士,湖北大冶的餘國注,“徐嚴嵩”即指徐元文,“乾學似龐涓”,意思是說徐元文之成為“嚴嵩”,幕後有龐涓這麽一個“軍師”在。
“三徐”中的老大、老三的鄉評都不很好,惟獨老二,比老大晚一科,也是探花的徐秉義,即使嚴劾徐乾學的副都禦史許之禮,亦說他“文行兼優,實係當代偉人”。李增厚勸龔定庵所買的,就是徐秉義的故居。
第二天一早本來約定去看房子,不道另有奇緣,李增厚有個朋友,姓王,亦是秀才,他一直在揚州鹽商家作清客,善於鑒別古玩,談起此行,是受人之托,攜一方漢朝的玉印,到上海去待價而沽。
龔定庵好古成癖,當即問道:“漢朝的玉印,要看質地、文字、印主而定。不知足下所攜,是怎麽樣的一方玉印?”
“這方玉印是純淨無瑕的白玉。”王秀才說,“漢王大都入土而又出土,雖謂之古色,其實斑駁不純;這方玉印,流傳人間,從未入土,所以顏色不變。”
“說得是,不過也要看了東西,才知道是否入過土。”
王秀才明白,龔定庵疑心是偽造的,所以這樣說法;當即微微一笑,“龔先生,”他說,“看這方玉印,也要有些眼福;今天有緣,可惜東西不在身邊,不過有個拓本在這裏,龔先生精於賞鑒,倒不妨看看,有什麽特異之處。”
說著,從“護書”的夾頁中取出一紙印拓;龔定庵接過來一看,朱文“婕妾”四字,不由得大吃一驚。
“印在哪裏?”龔定庵問。
“在我船上。”
“可容借觀?”
雖是萍水相逢,但龔定庵不但文名已著,而且大多知道他的家世;上海道是有名的肥缺,上海道的“大少爺”,當然是貴公子,看來是無意中遇見一個好主顧了,所以王秀才欣然應命,親自回船去取玉印。
“今天怕不能去看房子了。”龔定庵很興奮地說,“此印的來曆,我略有所知,一直懷疑,未見得一定屬於趙飛燕,因為漢宮中的趙婕很多,飛燕的妹妹合德,不也是婕嗎?還有昭帝的生母,姓趙,也封婕。不過,現在一看拓本,足以破惑,確是飛燕遺物。”
“你連原物都還未見,就能下此斷語!”李增厚不免懷疑,“你何所據而雲然?”
“就在這個字上!”
“”與趙在這裏是相同的。龔定庵指出,漢朝揚雄所著、晉朝所注的十三卷《方言》,第十二卷中有這個“”字,解釋是:“,姊也”。姊妹同封婕,趙飛燕是姊姊,用此“”字,巧合雙關,這是第一個證據。
第二個證據更為明確,這“”字左麵的篆法奇古,作飛鳥之勢,非“燕”而何?
細看果然,不能說他穿鑿附會。談到來曆,龔定庵說,在明朝,此印最早是嚴嵩之子嚴世蕃所收藏;嚴嵩父子敗後,流入有名的收藏家項子京手中;後來又歸無錫華家,最後為李日華所得。
李日華是萬曆年間江浙的大名士,精於鑒別,號稱“博物君子”,他有兩多,一是著作多,二是別號多。李增厚記得李日華的同鄉後輩,嘉興鮑昌熙所著的《金石屑》中,仿佛收得有李日華的一篇談印的記載;到書架上撿出《金石屑》,在第三冊中找到李竹懶的一篇短文,看頭一句便驚喜過望,原來竹懶便是李日華的別號之一,而所記的正是趙飛燕的玉印。
“定庵,你聽,”李增厚念道,“‘漢宮趙飛燕婕時印,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嘉靖間曾藏嚴氏,後歸項墨林;又歸錫山華氏。餘愛慕十餘載購得,藏於六硯齋,為一奇品,永為至寶,若願以十五城,豈能易也?’”
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趙國所得的和氏璧;在李日華看,這枚趙飛燕的玉印,價值連城。經此品評,越發堅定了龔定庵的必得之心,但畢竟要看過實物,才能做最後的決定。
到得日中,方見王秀才重到李家,攜來一個包裹,重重錦袱,真所謂世襲珍藏,最後出現的是一個手掌大的紫檀方盒,盒蓋及盒身四周刻滿了字,但龔定庵無暇細看,一伸手揭開盒蓋,頓覺眼中一亮;那方鳳紐玉印,約莫一寸見方,五六分高,通體潔白,隻有紐旁有黍米大的一塊紅斑,格外顯得鮮豔奪目。
看玉、看紐、看印文,龔定庵把玩不釋,腦中漸漸形成一個體輕如燕的纖影,神遊在兩千年前的未央宮中,昭陽殿裏了。
“請問,”龔定庵定定神問,“此印是足下的珍藏?”
“哪裏,窮措大哪裏有這樣的福分,我是受人之托,為寶物覓一位新主人。”
昆山徐家,大族第一。康熙年間,海內無不知有“三徐”。所謂“三徐”是徐家三兄弟: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都是顧炎武的外甥。徐元文比徐乾學小三歲,少年得意,順治十六年二十六歲,便已大魁天下,官至文華殿大學士。
不過“三徐”之中,聲勢最赫的是老大徐乾學,他是康熙九年的探花;與聖祖所寵信的“文學侍從之臣”高士奇,結為親家,呼風喚雨,神通廣大,當時有一副諧聯:“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東海是徐氏的郡望,澹人為高士奇的別號。又有一首歌謠:“去了餘秦檜,來了徐嚴嵩,乾學似龐涓,是他大長兄”,所謂“餘秦檜”,指休致的大學士,湖北大冶的餘國注,“徐嚴嵩”即指徐元文,“乾學似龐涓”,意思是說徐元文之成為“嚴嵩”,幕後有龐涓這麽一個“軍師”在。
“三徐”中的老大、老三的鄉評都不很好,惟獨老二,比老大晚一科,也是探花的徐秉義,即使嚴劾徐乾學的副都禦史許之禮,亦說他“文行兼優,實係當代偉人”。李增厚勸龔定庵所買的,就是徐秉義的故居。
第二天一早本來約定去看房子,不道另有奇緣,李增厚有個朋友,姓王,亦是秀才,他一直在揚州鹽商家作清客,善於鑒別古玩,談起此行,是受人之托,攜一方漢朝的玉印,到上海去待價而沽。
龔定庵好古成癖,當即問道:“漢朝的玉印,要看質地、文字、印主而定。不知足下所攜,是怎麽樣的一方玉印?”
“這方玉印是純淨無瑕的白玉。”王秀才說,“漢王大都入土而又出土,雖謂之古色,其實斑駁不純;這方玉印,流傳人間,從未入土,所以顏色不變。”
“說得是,不過也要看了東西,才知道是否入過土。”
王秀才明白,龔定庵疑心是偽造的,所以這樣說法;當即微微一笑,“龔先生,”他說,“看這方玉印,也要有些眼福;今天有緣,可惜東西不在身邊,不過有個拓本在這裏,龔先生精於賞鑒,倒不妨看看,有什麽特異之處。”
說著,從“護書”的夾頁中取出一紙印拓;龔定庵接過來一看,朱文“婕妾”四字,不由得大吃一驚。
“印在哪裏?”龔定庵問。
“在我船上。”
“可容借觀?”
雖是萍水相逢,但龔定庵不但文名已著,而且大多知道他的家世;上海道是有名的肥缺,上海道的“大少爺”,當然是貴公子,看來是無意中遇見一個好主顧了,所以王秀才欣然應命,親自回船去取玉印。
“今天怕不能去看房子了。”龔定庵很興奮地說,“此印的來曆,我略有所知,一直懷疑,未見得一定屬於趙飛燕,因為漢宮中的趙婕很多,飛燕的妹妹合德,不也是婕嗎?還有昭帝的生母,姓趙,也封婕。不過,現在一看拓本,足以破惑,確是飛燕遺物。”
“你連原物都還未見,就能下此斷語!”李增厚不免懷疑,“你何所據而雲然?”
“就在這個字上!”
“”與趙在這裏是相同的。龔定庵指出,漢朝揚雄所著、晉朝所注的十三卷《方言》,第十二卷中有這個“”字,解釋是:“,姊也”。姊妹同封婕,趙飛燕是姊姊,用此“”字,巧合雙關,這是第一個證據。
第二個證據更為明確,這“”字左麵的篆法奇古,作飛鳥之勢,非“燕”而何?
細看果然,不能說他穿鑿附會。談到來曆,龔定庵說,在明朝,此印最早是嚴嵩之子嚴世蕃所收藏;嚴嵩父子敗後,流入有名的收藏家項子京手中;後來又歸無錫華家,最後為李日華所得。
李日華是萬曆年間江浙的大名士,精於鑒別,號稱“博物君子”,他有兩多,一是著作多,二是別號多。李增厚記得李日華的同鄉後輩,嘉興鮑昌熙所著的《金石屑》中,仿佛收得有李日華的一篇談印的記載;到書架上撿出《金石屑》,在第三冊中找到李竹懶的一篇短文,看頭一句便驚喜過望,原來竹懶便是李日華的別號之一,而所記的正是趙飛燕的玉印。
“定庵,你聽,”李增厚念道,“‘漢宮趙飛燕婕時印,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嘉靖間曾藏嚴氏,後歸項墨林;又歸錫山華氏。餘愛慕十餘載購得,藏於六硯齋,為一奇品,永為至寶,若願以十五城,豈能易也?’”
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趙國所得的和氏璧;在李日華看,這枚趙飛燕的玉印,價值連城。經此品評,越發堅定了龔定庵的必得之心,但畢竟要看過實物,才能做最後的決定。
到得日中,方見王秀才重到李家,攜來一個包裹,重重錦袱,真所謂世襲珍藏,最後出現的是一個手掌大的紫檀方盒,盒蓋及盒身四周刻滿了字,但龔定庵無暇細看,一伸手揭開盒蓋,頓覺眼中一亮;那方鳳紐玉印,約莫一寸見方,五六分高,通體潔白,隻有紐旁有黍米大的一塊紅斑,格外顯得鮮豔奪目。
看玉、看紐、看印文,龔定庵把玩不釋,腦中漸漸形成一個體輕如燕的纖影,神遊在兩千年前的未央宮中,昭陽殿裏了。
“請問,”龔定庵定定神問,“此印是足下的珍藏?”
“哪裏,窮措大哪裏有這樣的福分,我是受人之托,為寶物覓一位新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