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臘月,燕京城內樹木凋零,不見一絲綠色,趕上今天是個北風天,天色陰沉,萬物蕭瑟。


    陶玉書考完試放假了,不用去學校,林朝陽蹬著她的自行車往城裏趕,北風一刮,透心涼,他心裏不禁怨聲載道。


    騎了快一個小時,鼻子都快凍掉了,林朝陽終於來到了今天座談會舉辦的地點,燕京市文聯大樓,這裏也是《燕京文藝》編輯部的辦公地。


    跟章德寧、周燕如、李輕泉等人打了個招呼,暖和了一會兒,他便被帶到了三樓會議室。


    進門一瞧,人真不少,比林朝陽想象的還多。


    李輕泉領著林朝陽跟這幫人打招呼,基本涵蓋了作家、評論家、編輯這些領域,其中有不少人還與林朝陽有直接、間接的關聯。


    比如《文藝報》的閻剛,他不僅是編輯,同時也是知名的評論家。他曾為《牧馬人》寫過評論,《小鞋子》發表的第三個月,他也曾在《燕京青年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


    燕京京劇團的汪曾琪,兩人之前在《人民文學》編輯部見過麵。他的《騎兵列傳》兩三個月前剛剛發表在《人民文學》上,也算是正式回歸了文壇,今天他是受李輕泉邀請來的;


    還有一個熟人是人文社的李曙光,《小鞋子》的單行本出版就是他負責的。


    今天的座談會來了十多位嘉賓,都是在燕京文學界頗具影響力和地位的人物,由此可見,《燕京文藝》為了這次座談會確實沒少花心思。


    與眾人打過了招呼後,趁著座談會還沒開始,大家互相閑聊著。


    等到快九點,大家見時間差不多了,聲音自覺的低了下去。


    座談會由李輕泉這個《燕京文藝》負責人主持,林朝陽坐在他的旁邊。


    會議室北側牆麵的正上方掛著橫幅:中篇小說《小鞋子》文學座談會,會議室中間的長桌上擺著每個人的銘牌和茶杯,一圈文學界人士聽著李輕泉致辭。


    李輕泉講完話之後,便是在座人表現的時間。


    首先發言的是閻剛,他先客套了兩句,然後才開始了跟大家的交流。


    “我記得《小鞋子》這部小說應該是我花了兩個晚上讀完的,當時給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覺得小說最打動的的是它的精神內核——獨屬於孩子的童真、善良和堅韌。


    以前我看朝陽同誌的《牧馬人》,許靈均這個人物有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寫,放在一般作品裏,這種心理描寫通常是比較枯燥的,但朝陽同誌當時處理的很好。


    到了《小鞋子》這裏,他發揮出了自己在這方麵的強項,巧妙的運用了內心獨白和心理描寫,讓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孩子們的所思所感,也感受到小狗子和妹妹在逆境中的互助與成長。


    讓他們兄妹麵對貧困生活的純真笑容與堅毅眼神一下子躍然紙上,這無疑增強了故事的情感共鳴,也讓小狗子與妹妹的形象更加鮮活。


    其次是小說當中對社會環境與人物關係的刻畫,故事當中山村的貧窮、擁擠、鄰裏間的互助與競爭,構建出一個立體的社會生態。


    同時,父母、老師、鄰居等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他們與主角間微妙的關係在小說中得到了充分展現,使得故事的社會背景更為飽滿……”


    因為流程的原因,所以座談會的交流多少顯得刻板。


    不過現在這個時候的座談會跟後世比已經好很多了,至少大家不是聚在一起嘻嘻哈哈,花花轎子眾人抬的吹捧一番就結束。


    閻剛前麵誇了《小鞋子》好長一段,然後話鋒轉過來,便提到了他覺得小說當中一些欠缺的地方。


    “不過我認為小說在結構布局上還是有些鬆散,可能是小說整體基調的原因,矛盾衝突的設置不夠激烈。


    以至於在處理人物支線上略顯倉促和生硬,與主線劇情的邏輯聯係沒有做到絲絲入扣,這種處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故事的緊湊感,從讀者的角度來說,就是少了些吸引力。”


    閻剛的評價有褒有貶,態度客觀,讓在場眾人不自覺的點頭認同。


    林朝陽聽完他的發言,內心也有些觸動,《小鞋子》是根據後世伊朗同名電影改編而來的,原著電影本身就是一個溫情的故事,所以在劇情的緊湊度和調動讀者情緒這方麵確實沒有那麽好。


    這也是這一類故事通常都會有的短板,尤其是相較於近兩年那種肆意宣泄的傷痕文學來說,《小鞋子》這個短板就更明顯了。


    不過凡事有利就有弊,《小鞋子》的清新雋永和溫暖治愈雖然沒有辦法調動讀者那種歇斯底裏的強烈情緒,但卻能夠做到潤物細無聲的打動人心,而這種觸動往往要更加持久和令人難忘。


    輪到汪曾琪發言的時候,他也說到了這一點。


    “這兩年,文學界多了描寫反y的小說,其中很多作品影響都很大,比如《傷痕》《班主任》《牧馬人》。


    我也偶爾嚐試寫寫這方麵的事,可寫完之後卻發現,小說裏既沒有大苦,也沒有大悲,沒有死去活來、撕心裂肺的情節,讓人一點也不感動。


    有時候我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嗡嗡嗡的時候受的迫害、吃的苦太少了,怎麽別人一寫起來都是苦水裏跑出來的、一把鼻涕一把淚,到我這裏就不行了呢?


    後來我覺得,這可能還是跟個人觀念有關係。


    我是覺得那麽多年了,大家吃的苦、受的罪已經不少了,現在好不容易過得自在一點,實在是沒有必要再把那些陳年老賬翻騰出來,弄得大家心裏憋屈難受。


    清泉同誌邀請我來參加座談會,那我就說幾句真心話。


    《小鞋子》這部小說,好就好在它的真、善、美。


    在困境中堅守善良、積極向上,這對於培養青少年讀者的同理心、責任感以及麵對困難的堅韌精神具有深遠影響。


    小說中所描繪的兄妹情深、誠實守信、尊重他人這些都是美德,是我們應該珍視和發揚的價值觀。


    我很認可朝陽同誌的這種創作觀念和創作主旨,《小鞋子》這種類型的作品恰好是現階段我們中國文壇最欠缺的文學作品。”


    汪曾琪在中國文壇是個很獨特的存在,他早早活躍於文壇,但真正蜚聲文壇、名聲大振卻是在八十年代之後的花甲之年。


    他以小說和散文見長,《受戒》《大淖記事》《歲寒三友》等諸多作品一經發表便廣受讀者歡迎。


    他的作品不追求苦心經營,也不追求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總是以個人化的細小瑣屑的題材把日常生活審美化,充滿了率真、美好、樂觀、不為外物所累的灑脫和通達。


    但與此同時,他的創作風格也飽受當代文壇詬病。


    “美化生活”“虛化苦楚”“渲染真情”“避實就虛”一個個標簽被文學界和批評界那些自詡深刻的人物貼到汪曾琪的身上。


    在這些人看來,汪曾琪的思想和他的審美觀念既庸俗又媚俗,毫無文學創作者對於生活和社會的深刻洞察和批判。


    所以《小鞋子》這種以樸素、美好為根基的作品深得他的喜愛也不奇怪,這也是他答應李輕泉來參加座談會的原因。


    汪曾琪誇讚《小鞋子》本身並沒有什麽問題,不過他的話卻有意無意之間讓在場的一些人感到了不快。


    這兩年傷痕文學的流行是文壇大勢,代表的不僅是文學界,更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內心呼聲。


    汪曾琪的發言剛結束,立刻就有人針對他的話提出了不同意見。


    “《小鞋子》這部小說固然好,但我們不能把它的受歡迎簡單的歸列到對真、善、美的歌頌。


    我認為小說當中最大的成功之處就在於作者對於社會整體環境和風貌的刻畫細致入微。在其中我們不僅能夠看到真善美,更能看到人性當中的複雜和人際關係的微妙。


    小說故事背後所影射的城鄉差距和教育不公等問題,也值得我們注意和深思。


    如果小說單純以歌頌真善美為導向,那麽它是無法承載文學本身賦予它的力量和厚度的。”


    發言的這位是燕京文協的中年作家鄭誌遠,他的語氣鏗鏘有力,發言內容也稱得上是有見解,但顯然針對性太強了。


    因著兩人前後觀點截然相反的發言,座談會現場的氣氛一下子緊張了起來。


    憑心而論,林朝陽其實很欣賞汪曾琪的觀點。


    文學的源頭是文字,是記錄,從來也沒有人賦予它什麽高大上的含義和曆史使命。


    汪曾琪和鄭誌遠的觀點一反一正,不能說誰對誰錯,但林朝陽有著後世人的視角,總覺得文學如果過於強調深刻、批判,強調文學性、思想性,那無異於是將自己推向人民群眾的對立麵。


    因為你不得不承認,文學一旦走上追求深刻和批判的道路,很容易就會與下裏巴人產生距離,從而缺少環境和土壤,到最後隻能是曲高和寡,甚至是自取滅亡。


    汪曾琪的觀點雖然不夠全麵,但至少是貼近生活的。


    文學,隻有貼近生活、貼近人民群眾,才有光明的未來。


    會議室內的氣氛因為緊張而變得冷清起來,這個時候林朝陽突然發出了一陣輕笑,他的笑聲頓時惹來了大家關注的眼神。


    “朝陽同誌,你有什麽想法?”李輕泉看著他的舉動,知道他必然是有話要說,便給他遞了句話。


    “老汪同誌和老鄭同誌講的都有些道理,我不是笑你們的發言,而是想到了前幾天與吳祖緗先生的交流。”


    眾人聽到吳祖緗的名字,眾人臉上均露出慎重的好奇之色。


    作為中國橫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一位作家,近些年吳祖緗雖然已經擱筆,但影響力仍舊不容小覷,更何況他在學界的地位比在創作上的成就還要高了不少。


    “當時我們聊起了老舍,大家都知道,自從新中國成立以後,老舍先生的主要創作精力就放在了戲劇創作上,15年時間他創作出了23部劇本,其中不乏《茶館》《龍須溝》這樣的傳世之作。


    其實以我個人來說,我對老舍先生的選擇是有些惋惜的,因為我認為他在小說創作上的才能要遠遠大於戲劇。


    可當時吳先生的一番話卻讓我對老舍先生的選擇產生了一種由衷的敬仰。


    他說,老舍先生之所以選擇戲劇這個領域,是因為他的愛國情懷。老舍先生認為以當時大部分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閱讀小說是存在障礙的,但如果是看戲就沒有這個障礙了。


    老舍先生寫《龍須溝》,他寫舊社會對於百姓的戕害,也寫新中國帶來的改變。他寫《茶館》,寫大社會,也寫小人物。


    文學最大的妙處就在於它不僅在讀者的心中是千首百麵,在不同的作家筆下也同樣如此。


    回到二位剛才所說的話,大家對於文學的用處各有見解,但我們可以達成的共識是:文學大有用處。


    至於如何用,還得看各人的本事。


    不過我想說的是,以老舍的才能和成就,尚且知道在創作上做出妥協,誰又敢自傲是‘人民教師爺’呢?”


    林朝陽的話說完,眾人麵露思索。


    他的話看似和稀泥,但在最後卻提出了一個非常犀利的觀點,那就是——


    任何人也不能以文學的名義高高在上的對人民群眾指指點點。


    林朝陽用柔和的態度緩和了汪曾琪和鄭誌遠兩人的觀點碰撞,但同時又柔中帶剛的表達了自己的態度,而且是頗有見地,在場眾人看向他的目光中不由得帶著了幾分審慎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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