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朝陽的第一反應是嗤之以鼻,你想見就見?


    可後來他一想,老謝待他不薄,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嘛,也可以理解。


    “那行吧,你等我會兒。”


    林朝陽讓杜蓉等了他一會兒,洗漱收拾好後才跟著她去了圖書館。


    來到燕大圖書館,他便被請到了會議室,見到了所謂的外國友人。


    “朝陽,我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斯坦福大學的倪德衛教授,倪教授師從楊連升先生,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尤其對周朝曆史和哲學的研究功底深厚。”


    “倪教授,這位是我們館的林朝陽同誌,他的筆名就是許靈均。”


    謝道源給林朝陽和倪德衛兩人互相介紹了一番,又對林朝陽耳語了幾句。


    早在80年,燕大圖書館就和斯坦福大學建立了圖書交換關係,這次倪德衛是代表斯坦福大學專程向燕大圖書館捐贈圖書的,其中還有一批明清時期的魚鱗冊,頗具研究價值。


    謝道源作為圖書館館長接待倪德衛,兩人在閑聊時,倪德衛無意間提起了他前兩個月看過的一部中國小說。


    謝道源聽著他的描述覺得熟悉,細細一打聽,這不就是林朝陽的《梵高之死》嗎?


    他沒想到遠從美國來的客人,竟然還能跟燕大圖書館產生如此奇妙的緣分,倪德衛聽說他看的小說作者竟然就在燕大圖書館工作,也覺得十分神奇,立即提出了想見一見林朝陽。


    倪德衛是代表斯坦福大學來贈書的,這點小要求謝道源當然得滿足人家,於是才讓杜蓉去叫了林朝陽過來。


    聽謝道源介紹完了情況,林朝陽便從容的與倪德衛聊了起來。


    倪德衛是斯坦福大學的終身教授,也是美國漢學界的資深漢學家,還在1967年獲得過儒蓮獎。


    後世別說是外國人了,可能絕大多數中國人也沒聽說過儒蓮獎這個獎項,但這個獎項卻與中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儒蓮獎創立於1872年,以法國著名漢學家儒蓮的名字命名,每年由法蘭西文學院頒發一次,獎勵在漢學研究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專家或者學術團體。


    百年以來除了有三屆名單落空和二戰的不可抗力之外,儒蓮獎的頒獎從未停過,我國的語言學家王靜如、哲學家馮友蘭、國學大師饒宗頤等人也曾獲過儒蓮獎。


    因此,倪德衛稱得上是一個文化方麵的中國通。


    根據他的描述,他在斯坦福大學的圖書館裏看到的應該是熊貓叢書。


    幾個月前,楊獻益代表《中國文學》來與林朝陽洽談出版英文版《梵高之死》的事,當時以非常低的稿費獲得了這部小說的出版權。


    《中國文學》也好,“熊貓叢書”也好,都是由政府方麵推動的官方文學走出去,在海外最多的展示渠道就是進入各個大學的圖書館。


    倪德衛又是個專門研究中國曆史和文化的學者,所以在他們學校的圖書館讀到《梵高之死》也就不奇怪了。


    聊天過程中,倪德衛最好奇的就是林朝陽一個中國作家怎麽會把將十九世紀的歐洲和梵高這個已經去世一個多世紀的天才藝術家描寫的如此栩栩如生。


    林朝陽笑著回答他,“你忘了我在哪裏工作了?燕大的圖書館藏書總量近200萬冊,這裏是一個巨大的資料庫。”


    聽著林朝陽的話,倪德衛點點頭,認可了林朝陽的話。


    兩人又交流到最後,林朝陽提議送倪德衛一部中文版的《梵高之死》,並在書的扉頁上簽了名字,送上了祝福的話語,哄的老外高高興興。


    “朝陽,《渡舟記》不是剛出版嘛,我看也可以送倪教授一本。你這部小說很有禪意,相信他一定會喜歡的。”謝道源提醒了一句。


    林朝陽從善如流,又送了一本半個月前剛剛出版的《渡舟記》給倪德衛,並給他簡單介紹了一下小說的情節。


    倪德衛聽完果然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他本身研究的就是中國哲學和曆史,《渡舟記》這種小說很對他的胃口。


    “回去之後我一定好好拜讀!”


    倪德衛高興的收下了禮物,他是漢學家,讀一本當代文學作品當然不存在任何問題。


    等搞定了倪德衛,已經是下午了。


    林朝陽打著哈欠,滿眼血絲,謝道源問:“看你這麽累,昨晚沒休息好嗎?”


    “不是。孩子生病了,這兩天晚上沒怎麽睡覺。”


    聞言,謝道源滿臉愧疚,“你看這事鬧的,早知道就不叫你過來了。”


    “沒事,孩子燒都退了,我就是睡的少了點,不礙事,我也是咱們館的一分子嘛。”


    謝道源聽到這話臉色欣慰,說道:“行了。客人也招待完了,你就回去歇著吧。累了好幾天了,得好好休息才行。沒事就別過來了,有事我讓人通知你。”


    謝道源的話翻譯一下就是:待客有功,假期延長。


    具體多長沒說,反正沒事不用來。


    雖然謝道源沒說,但他跟林朝陽已經達成了一種默契。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林朝陽這個圖書管理員逐漸有向吉祥物進化的趨勢。


    說了聲再見,林朝陽毫無心理負擔的離開了圖書館。


    轉眼已經到了十二月份,上周燕京剛下了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到現在地上的雪還未融化幹淨。


    這個時候燕京市裏的硬化路麵覆蓋還沒有後世那麽多,白天太陽一曬,走在路上一腳泥。


    小六部口胡同院裏,林二春從東院出來沾了一腳泥。


    他使勁的跺了跺腳,對林朝陽說:“你說你買這麽大個院子,一家就這麽幾口人,房子全都空著。東院也不修,就那麽放著,早晚得放塌了。”


    房子這東西不怕住,就怕沒人住,尤其是在北方。


    以前的老房子,一冷一熱之下,幾個冬天就容易房倒屋塌,林朝陽家這院子雖說建築質量高點,但總這麽放著也不是事,林二春的擔心不無道理。


    “之前不是玉書懷孕,冬冬又太小嘛,不適合弄那麽大的動靜,等明年開春就收拾。”


    林二春又道:“有什麽好收拾的,收拾出來了也不住。”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說怎麽辦?”


    “收拾肯定得收拾,但也別閑著,我看租出去就挺好!”


    “我一猜你就得這麽說。這是自家的院子,能往外租嗎?你折騰外麵的院子就行了,少打我這院子的主意。”


    這個冬天,林二春找到了五十年代在生產隊大幹特幹的盡頭,棉花胡同那處院子他折騰了一個月,租給了八戶人家,一間房沒剩。


    然後又在西城踅摸了好幾套院子,也不著急買,就跟房主慢慢磨著講價。


    今年上半年,國家出台了《關於落實“嗡嗡嗡”中接管的私房政策的若幹規定》的通知,掀起了一陣退還私房的運動。


    這件事帶來的最大影響就是燕京市一下子多出了許許多多的私人房產,據不完全統計,當年嗡嗡嗡初期,燕京市接管的私人房產高達51萬間。


    今年上麵搞退還私房,初衷當然是好的,但問題在於時隔多年,這些私房的產權早已成了無頭官司,真正能夠退還成功的私房十不存一。


    可即便如此,燕京市麵上也多了不少私房出售。當然,這些私房並不能改變燕京人原本逼仄的居住條件,因為這些房子本身就是有人住的,隻是換個人住而已。


    林二春為林朝陽沒有經營意識而惋惜,林朝陽卻對父親表現出的資本家傾向而感到擔憂,老頭子這麽搞下去,不會真成八十年代燕京第一包租公吧?


    父子倆閑話一陣,林二春去抱孫子了,林朝陽則回書房去改稿子。


    早上林二春進門就把他叫到東院比比劃劃,浪費了快一個小時,有這時間他都能改個兩千字了。


    就在前幾天,經過六個多月的創作,他的新小說終於完稿了,但完稿並不意味著結束。


    林朝陽對這部小說十分重視,還要細細雕琢一番,才能示人。


    他剛進書房坐了沒幾分鍾,就聽院裏傳來一陣吵鬧聲。


    出門一看,隻見李拓、陳健功、張承治三人正在院裏逗被林二春抱出來曬太陽的小冬冬。


    “冬子,叫大爺!”


    “我是你陳大爺!”


    “張大爺在這呢!”


    林朝陽看著這幾個夯貨沒正形的樣子哭笑不得,“我說你們仨,都多大的人了。”


    “跟多大人有關係嗎?你兒子叫我們大爺不是應該的嗎?”李拓道。


    “就是就是。”陳健功附和。


    林朝陽無奈道:“還不會說話呢,叫什麽叫。”


    李拓握了握小冬子胖的跟白麵饅頭一般的小手,“沒事,先認認人,等以後見麵就得喊人了。”


    林朝陽問他:“什麽時候回來的?”


    “回來快一個星期了。”李拓回道。


    今年,李拓忙了兩件事,一件是給四川人民出版社編短篇小說集,這事他找了大馮合作,八月份的時候就弄完了。


    另一件事就是去了趟西安,給西影廠的吳天明寫劇本,電影名叫《沒有航標的河流》。


    李拓之所以會認識吳天明是因為滕文驥,兩人曾經共同執導過電影《生活的顫音》。


    “棉花胡同那對聯怎麽掛到這來了?”


    “給我們家老爺子找個營生,那邊租出去了。”


    聞言,李拓三人調侃起了林朝陽。


    “好啊你,這不是妥妥的地主階級嗎?”


    玩笑了幾句,李拓便張羅著要吃飯,三人今天來就是為了解饞的,來的時候手裏拎的全是菜。


    席間,李拓說起了他聊起了《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這兩部正在熱映的電影,狠狠的誇了一頓。


    “這兩部電影拍的場麵宏大,細節逼真,人物鮮活,朝陽要是當編劇,成就不會次於寫小說,以後說不定得是曹禺先生那樣的人物。”


    吃著林朝陽做的飯,李拓的嘴甜的很。


    “電影拍的好,導演的功勞最大。”林朝陽笑嗬嗬的說了一句。


    陳健功又說:“我聽說《高山下的花環》也快上映了吧?以原著小說的質量和影響力,上映以後表現肯定不會差的。”


    《高山下的花環》前些天通過了電影局的審查,如今上映日期已經確定,就在12月10日。


    “三部電影集中在這幾個月裏上映,專業編劇的產量都沒有你高!”


    “關鍵是三部電影都受歡迎!《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不僅是在我們內地,我聽說在香江也很受歡迎,還賣到了東南亞。”


    林朝陽擺擺手,“好了好了,再誇就誇到天上去了。我就是個編劇,電影受歡迎是劇組所有人的努力成果。”


    “是所有人的努力成果不假,但你的功勞占比更大。一年三部,嘿嘿……”


    李拓嘴裏念叨著,臉上的表情既有羨慕,又有自愧不如。


    他這兩年專心於電影評論和劇本創作,深知這樣的產量對於絕大多數編劇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更別提拍出來的電影還這麽受歡迎。


    “趕明兒我要寫個文章投給《大眾電影》。”李拓說。


    陳健功問他,“寫什麽?”


    “就寫朝陽這三部電影。誒,我想到了個好名頭——‘許靈均年’。


    ‘許靈均年’這個名頭怎麽樣?


    三部編劇的電影在同一年上映,這在中國電影曆史上應該也是第一次。”


    李拓腦海中靈光一閃,興衝衝的對其他幾人說道。


    “許靈均年?這個名頭好,夠唬人!”陳健功拍手讚同。


    “挺唬人是吧?這名頭好啊,我都有點佩服我自己了。


    為了這個名頭,我也得寫篇文章。”


    李拓的臉上寫滿了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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