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五號,吃完中飯,我照例躺在沙發上看報,一邊用眼角餘光注意大門,好迎接放學回家的女兒。


    但是突然心頭一震,今天不用等女兒了,因為前天我已經把她送進離家三百多哩的集中營。


    那不是真的集中營,而是有六十年曆史的“草山(meadowmount)音樂夏令營”。每年暑假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在那兒接受魔鬼訓練;世界頂尖大師伊薩帕曼(itzhalperlman)、馬友友和林昭亮、簡明彥都是那裏出來的。


    音樂營占地二百多英畝,其中散布著由馬廄改裝成的一棟棟宿舍。屋頂是鐵皮的,由於馬廄原本不高,硬改成兩層,所以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加上窗子小得出奇,房間又隻容轉身,可想而知,夏天大太陽一曬,會有多熱。更可怕的是營裏的規矩——


    早上七點舍監就會像“獄卒”般一間間敲門,不到學生開門出來不停止。七點半得走到幾百英尺外的餐廳吃飯;八點半準時,必須回到自己的小房間開始練琴。


    舍監整天在走廊裏巡查,哪一間沒有傳出琴聲就敲門警告;再不動,則“記點”;隻要被記兩點,周末就禁足。


    我實在搞不懂,我那嬌生慣養,自以為是小公主的女兒,為什麽非進去不可。


    入營之前,我一次又一次問她,是不是算了?暑假在家多舒服,何必去受苦,整整七個禮拜不能回家,平常不準家人探視,電話不通,連電腦都不準帶,想家都沒法說,多可憐哪!


    女兒卻想都沒想,就一扭頭:“我要去!”


    入營的那天,攝氏三十五度,我偷偷溜進她的房間瞄一眼,就熱得滿身大汗;出來,我又問她是不是回家算了,她還是扭頭說:“不回家。”


    離開的時候,女兒正排隊繳體檢表格,直揮手叫我們走。我偷偷看她有沒有哭,她居然眼眶都沒紅,還直說好興奮。


    上了車,慢慢駛離校園,我一直回頭,但是那個號稱舍不得爸爸媽媽的寶貝女兒,居然背對著我們。


    在美國其實有很多這樣的“集中營”,有音樂的,體育的,也有文學的、科學的。偏偏“一個願打、一個願捱”,就有那麽多年輕人,想盡辦法進去接受虐待。


    從女兒入營這件事,我常想“女大不中留”,也“兒大不中留”,當年兒子入哈佛,送他去,我走的時候直掉眼淚,他不是也沒“目送”我離開嗎?


    他們那麽無情,是因為離開父母,興奮;還是因為眼前有太多要麵對的挑戰,“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


    如同我當年,把家一擱,隻身來了美國;在機場,連學生都哭,我卻沒掉眼淚,因為前麵的苦難是我要獨自承擔的。他們還留在家裏,過平靜的生活,我卻成了漂泊者。


    但是為什麽每個年輕人都要漂泊,都夢想作異鄉人,都覺得孤危是一種酷,這是不是一種天生的衝力?


    是這衝力,使人類的祖先能由最早的非洲走出來,走到全世界,甚至登上月球,相信有一天會到達火星。


    也是這衝力,使一個個王子和公主走出父王的城堡,不理會父母的呼喊,硬是跳上馬,絕塵而去。


    我常想:父母要留,孩子要走;父母要為他們作主,他們偏偏不聽。這表示他們有年輕人的想法,還是該稱為反叛?


    一個乖乖牌,父母說什麽是什麽,好好走大人鋪好的路,接家裏的事業,作個“孝”而且“順”的孩子,是不是就好?


    我也常想:如果我是比爾蓋茲的爸爸,知道兒女居然大二要從哈佛輟學,我會不會支持他?如果我是李安的父親,知道兒子居然要去搞電影,我又會不會阻止?如果我阻止了,還會不會有今天的微軟總裁比爾蓋茲和大導演李安。


    是不是因為孩子年輕,我們就應該讓他走出去,找他所想找的,讓他們自己去發現;而不是沒等他找,就把蓋子打開說:“來!這就是你要找的東西。”


    兒子小時候,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扮演強權,什麽都幫他安排好。


    但是經曆了這麽多年,看了美國的“自由經濟”與民主精神。我發覺每個人都有他的特質、他的優點,以及他走出去自己闖天下、自己去受苦的本能。


    最好的教育是讓他們這些長處獲得充分的發揮。


    這本書就是我新教育觀下的產物,表麵上它與傳統教育一樣,但潛在的主張是“自由教育”。


    我知道國內的家長都逼孩子,我沒有唱反調,叫孩子不努力,而是教他們“成功要自己去成功,如同成長要自己去成長”。讓他們自己逼自己,而非作個沒有電瓶的車子,隻等父母師長在後麵推。


    這兩天,每次走過女兒的房間,看到她的公主床,我都想掉眼淚。但我知道自己兩盡半的胳臂,已經留不住她人生千萬裏的行程。


    我甚至想,如果每個學校都能像草山(meadowmount)那樣的“集中營”,沒有鐵絲網、不逼孩子進去,孩子們卻都想盡辦法考進去,甘心樂意地接受嚴格的訓練,那該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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