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兄，棉花這個東西很有意思，有史記載最早的種植出現在公元前5千—4千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嚴格說起來是現在的巴基斯坦境內，如今印度和巴基斯坦主要的棉產區其實是邊境挨著的幾個地方。
原來在大印度地區種植的棉花叫粗絨棉，也就是亞洲棉，產量低、纖維粗短，不適合機器紡織，差不多200年前，印度引進中長纖維的陸地棉，這也讓印度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棉花出口國。
陸地棉原產地是中美洲的墨西哥，在我們這裏又叫美棉，會這麽叫是因為我們這裏的陸地棉棉種或直接或間接都是來源於美國。”
冼耀文呷一口茶，接著說道：“陸地棉適應性廣、產量高、纖維較長、品質較好是其特點，可以完美地適應機紡中支紗，基本上，陸地棉已經可以成為棉花的代名詞，人們一說起棉花就代表說陸地棉。
南宋末年，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女人叫黃道婆，鬆江府人，也就是現在的上海人，相傳她幼年時在故鄉給人家作童養媳，因不堪虐待逃亡至海南島，也有種說法是被拐過去的，我們不管她是怎麽過去的，總之她在海南島待了幾十年，把黎族的一套比較先進的棉紡織技術帶了回來，並進行了革新。
她對捍、彈、紡、織這四項最基本的棉紡織工藝中的前三項都有所革新，‘捍’是運用機械原理剝去棉籽，工利數倍，大大提高了效率，這一發明比美國懷特尼發明軋棉機早了400多年；
‘彈’是將彈棉花的線弦竹孤小彈弓改製為四尺多長的繩弦大弓，由手撥弓弦改為槌擊彈振弓弦；
‘紡’是將原來僅能紡一根棉紗的單式手搖紡車，改造成能同時紡三根棉紗的三式腳踏紡車，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黃道婆紡車，這項改進使紡紗工效提高了3倍，比英國佬發明的珍妮紡織機也早了400多年。
其次，黃道婆在學習、借鑒海南的棉紡織工藝的基礎上，融會貫通，總結出了一係列比較先進的‘錯紗、配色、綜線、挈花’之法，使織成被、褥、帶、帨，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
黃道婆總結的手工棉紡織技藝，從她的家鄉烏泥涇傳至鬆江全府，進而傳遍整個江南。元、明、清三代約600年，以鬆江府為中心的江南棉紡織業獨步全國，成為棉紡織業最發達的地區，其產品遠銷全國各地，有‘衣被天下’之稱。
當時流傳有‘買不盡鬆江布，收不盡魏塘紗’的諺語，明清兩代鬆江地區的棉花種植麵積大約占總耕地麵積的一半，年產棉布4000萬匹以上。不僅鬆江府，周邊的蘇杭常、鎮嘉湖也都得此澤福。”
冼耀文頓了頓，說道：“洪兄，這裏我要說一下，當時種的棉花不是陸地棉，而是木棉，不是那種能開紅花的樹，確切地說應該叫非洲棉，這種棉花要說用來紡織不如陸地棉，但要說到種可比陸地棉省心多了，不能種其他作物的爛地種下去就不用經常料理，等日子到了收棉花就行。
去年我在家裏還種了一畝非洲棉，來香港的時候，還有半畝沒來得及收，不瞞洪兄說，我從小就喜歡雪白的棉花，要不是小鬼子，我可能拜了師父學彈棉花。做生意太累，讓我重選一次，我就待在家裏不出來了，學好彈棉花的手藝，入贅到江西，靠走街串巷彈棉花為生也不錯。”
洪英東嗤笑道：“冼兄想彈棉花也用不著入贅呀，還入贅到江西這麽遠。”
“洪兄想岔了，入贅隻是戲言，走出去是一定要的，兩廣天氣熱，沒有太多的人家需要彈棉花。”冼耀文擺擺手，說道：“不說這個，我接著說正題。”
洪英東換了一個舒服的坐姿，豎起耳朵繼續聽冼耀文講故事。
“到了乾隆年間，鬆江的棉織品不僅銷往全國各地，還大量通過當時唯一的通商口岸羊城銷往歐洲等地，一開始主要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買，他們管買回去的棉布叫鬆江布，後來英國佬也來買，他們又把棉布叫成南京布。
要說貿易，明朝的時候，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就已經跑到羊城進行貿易了，他們對我們這邊的情況比較了解，也許在那個時候，鬆江布已經輸入到歐洲，英國佬還和他們做過轉口貿易，中間以訛傳訛，英國佬不知道怎麽的就把鬆江布叫成了南京布。”
“據說南京布帶有淡淡的紫色，這種紫色是用一種天然的植物染料染成，不易褪色，表麵看起來好像是自然天成。南京紫花遠銷歐洲，因為輕薄透氣，親膚性強，在歐洲被廣泛使用，女士的內衣、長裙，男士的褲子都大量采用南京布來製作。
歐洲國家上層社會對鬆江布製品的喜愛，在19世紀多部文學作品中都有體現。
比如，福樓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寫有，‘藥劑師過來了。他穿一件青燕尾服、一條南京布褲、一雙海狸皮鞋，還戴一頂氈帽——一頂矮筒氈帽，真正難得’。
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寫有，‘他最講究的服裝，是一條南京布褲，大象腿式褲筒，褲腳由銅絲帶紮在腳下’。
《基督山伯爵》中也有片段，‘一個三十一二歲，身穿淡藍色禮服，紫花布褲，白背心，舉止和口音都是英國味的，來見馬賽市長’。
海涅的詩歌《諸神的黃昏》中寫有，‘男人們穿上他們的南京褲’，提到南京布的文學作品還有很多，我不一一敘述，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作品裏出現的大多是‘南京布’，而非‘鬆江布’，這也從側麵說明那一時期的出口貿易基本被英國佬控製。”
冼耀文呷了一口茶，潤了潤嗓子，點上根雪茄，接著往下講，“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展開，隨著陸地棉被引入到印度，隨著黑奴貿易轉向美國的棉花田，世界的紡織技術日新月異，紡織格局發生了大變化，反觀我們……”
話音未落，雅間的門被推開，岑佩佩拎著水壺走了進來。
“反觀我們，就跟我家裏養的那隻玳瑁說的一樣。”冼耀文捏起嗓子，模仿起記憶中忍者神龜的配音腔，“謔，我說小主人，你這褲衩我看著怎麽這麽眼熟呢，讓我好好想想……想起來了，跟你烈祖穿的那條一樣的手藝，你烈祖奶奶的手藝，那小丫頭可調皮，喂我吃皂莢，差點沒送走我老人家，不行，我要鑽她墳裏去罵幾句。”
話音一落下，洪英東和岑佩佩就大笑了起來。
冼耀文沒陪著笑，隻是接過岑佩佩手裏的水壺，把雅間裏之前的水壺塞到她手裏。岑佩佩見狀，醒悟過來剛才沒敲門，收斂臉上的大笑，衝冼耀文羞澀一笑，又對洪英東說了句客套話，閃身出了雅間。
冼耀文往茶盅裏續了點水，嘴裏接著說道：“乾隆年間大學士管雲貴總督李侍堯曾經呈給乾隆一份奏折，上麵是這麽寫的：伏查緬甸，自乾隆三十四年大兵圍老官屯，懵駁勢窮力蹙，情願納貢還人，籲請罷兵……臣留心察訪緬地物產，棉花最多，次則碧霞璽、翡翠玉，其仰給於內地者，不過綢緞貢絲鐵針之類。
近年以來，彼處玉石等物，雲南、廣東二省售賣頗多，皆由內地每差土人擺夷出關探偵盤查，兵役因見官差要務，於隨身行李搜檢未嚴，夾帶私走勢所不免。
究之偵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摭拾無稽，不但不能得彼真情，轉將內地信息從而泄漏。至於棉花一項，臣在粵省時，見近年外洋港腳船隻進口，全載棉花，迨至出口回帆，又買帶些須白糖白礬，船多稅少，頗累行商。
臣與監督德魁嚴行飭諭，嗣後倘再混裝棉花入口，不許交易，定將原船押逐在案。外洋海道各國皆通，臣初不知緬地多產棉花，今到滇後，聞緬匪之妥共、羊翁等處，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以臣在粵所見核之，在滇所聞緬地棉花，悉從海道帶運，似滇省閉關禁市，有名無實，究不足以製緬匪之命。
乾隆三十四年以來，與緬甸接壤的雲南頻繁發生國境紛爭，卻遲遲找不到解決紛爭的方法。緬甸是棉花生產大國，並盛產碧霞璽、翡翠玉等玉石。因這些玉石產量少、價格高，很方便在離緬甸較近的雲南、廣東等地進行交易。乾隆中期也有很多國人赴緬甸邊境進行交易，邊境檢查並不那麽嚴格。
李侍堯於乾隆二十年就在羊城一帶任職，十分精通羊城的對外貿易。
事實上，乾隆二十四年，李侍堯即針對外國商人在羊城的滯留期限、禁止廣東商人與外國商人之間的資金借貸等問題提出建議：‘奏廣東各國商舶所集，請飭銷貨後依期回國，不得住冬，商館毋許私行交易，毋許貸與內地行商資本，毋許雇內地廝役。’
乾隆二十五年，針對外國商人貿易經費正常化問題，他又提出：‘粵海關各國商舶出入，例於正稅船鈔外有各種規禮，應請刪除名色，並為歸公銀若幹。各口仆役飯食，舟車諸費於此核銷。並下部議行。’
之所以提出這些建議，是因為李侍堯覺察出當時來羊城的外洋港腳船在羊城交易的貨物幾乎都是棉花，而歸航時隻帶走稅額相對較低的白糖和白礬，羊城基本無貿易利益所得。這種狀況對於廣東商人來說是不利的。
乾隆二十五年，就是1735年，基本從那個時候開始，棉花、棉布的對外出口已經在減少，也恰巧從那個時候開始，羊城一帶的紡織業大踏步的發展，而它的發展模式有點特別。
從外麵輸入印度棉花、美國產衣料製品、英國產的棉布衣料，經十三行之手進行轉口銷售或二次加工後銷售，陸地棉織的棉布以物美價廉在平民市場全麵擠垮了本土木棉布的生存空間，隻剩下南京布因顏色與質感還有出口的一席之地。
十三行也因為和英國佬合作愉快，後來英國佬帶著他們做更賺錢的買賣。”
“鴉片？”洪英東問道。
“是的。”
冼耀文接著說了棉花與歐洲內部爭鬥的關係，棉花與美國內戰爆發、棉花禁運、解放黑奴等事件的關係，順便還提起一個組織“曼徹斯特棉花供應協會”，隨後把話題過渡到離當下不遠。
“1844年不平等的中美《望廈條約》簽署，滿心希望的美國商人卻失望地發現清帝國‘病而不死’，強大的小農經濟與封建排外意識，令美國人傷透腦筋。
最惱火的莫過於美國棉紡業與航運業，美國獨立後的100年間，產業資本的原始積累主要依賴南部棉花種植園、北方紡織廠和沿海航運業的密切合作，通過外銷獲取利潤，擴大再生產。
由於英法等歐洲列強控製大片殖民地，美國棉花及棉布產品隻能在狹窄的國際空間裏尋找買家，而剛被西方堅船利炮轟開大門的我們無疑充滿金錢的誘惑。
然而華國棉花及其手工土法織物同樣是華國傳統出口拳頭產品，直到19世紀50年代，華國紡織品仍然壟斷遠東市場。1860—1864年，上海的美國洋行不得不將滯銷的馬薩諸塞棉布轉給英法聯軍和西班牙菲律賓總督，轉而改行組織洋槍隊，鎮壓太平天國運動。
但在西方武力掠奪、資本輸出和商品傾銷的多重打擊下，基於小農經濟的華國棉花及紡織品產業最終衰落。
1880年美國從華國進口約2200萬美元，對華出口僅100萬美元左右，然而到1902年時，美國對華出口已經超過進口，其中對華棉花出口起色最大。
從19世紀末起，以上海、天津、漢口為代表的近代工商業城市興起，如同西方工業革命從棉紡業應用蒸汽機開始一樣，大批民營企業家進口美國棉紡機器。
本土棉普遍纖維較粗、易發散，機械處理中易生廢棉，而美國棉花在品質、含雜、水分等方麵具有優勢，更適合美製棉紡機器。即便如此，國棉和美棉依然能打成平手，直到1937年全麵抗戰前，華國仍是世界第三產棉國，皮棉產量超過1700萬擔。
後來隨著引種美棉成功，華國棉企和棉農在外商衝擊麵前仍留有一席之地。
轉折點就在抗戰爆發後，受到戰爭的影響，本土棉產量出現斷崖式下滑，因為在戰時，這些問題也不突出，但等抗戰勝利，內遷的棉紡廠紛紛回歸複工，需用原料激增，原棉短缺的問題就暴露了，不，應該說經濟上的很多問題都暴露了。
為了解決經濟問題，國民政府在1946年動了貨幣，動了外匯，國內的物價上漲是匯價的將近7倍，這一下子讓本土棉花比美國棉花每斤貴180元（法幣），占盡了優勢。
我之前找上海過來的紡織業同行打聽過，他們還在上海的時候，用的大部分都是美國棉，差不多達到六成。
本土棉太貴，用的人少，本土棉價更是一蹶不振，棉花賣不出去，棉農隻能大麵積破產，有大片土地的地主還能撐一撐，隻有小片土地的農民或佃戶根本撐不住，要知道種棉花的成本可是不低。”
清代沒有南京這地名，《南京條約》是英國佬的叫法，滿清這邊稱《江寧條約》，英國佬為什麽這麽叫，耐人尋味，也許根子就在南京布（戲言）。
對明朝時期貿易有興趣的可以搜索“柯爾亭商業公司”，有一段蠻有意思的典故“明朝跟英國人打仗，葡萄牙人調停，荷蘭人背鍋”。
(本章完)
原來在大印度地區種植的棉花叫粗絨棉，也就是亞洲棉，產量低、纖維粗短，不適合機器紡織，差不多200年前，印度引進中長纖維的陸地棉，這也讓印度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棉花出口國。
陸地棉原產地是中美洲的墨西哥，在我們這裏又叫美棉，會這麽叫是因為我們這裏的陸地棉棉種或直接或間接都是來源於美國。”
冼耀文呷一口茶，接著說道：“陸地棉適應性廣、產量高、纖維較長、品質較好是其特點，可以完美地適應機紡中支紗，基本上，陸地棉已經可以成為棉花的代名詞，人們一說起棉花就代表說陸地棉。
南宋末年，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女人叫黃道婆，鬆江府人，也就是現在的上海人，相傳她幼年時在故鄉給人家作童養媳，因不堪虐待逃亡至海南島，也有種說法是被拐過去的，我們不管她是怎麽過去的，總之她在海南島待了幾十年，把黎族的一套比較先進的棉紡織技術帶了回來，並進行了革新。
她對捍、彈、紡、織這四項最基本的棉紡織工藝中的前三項都有所革新，‘捍’是運用機械原理剝去棉籽，工利數倍，大大提高了效率，這一發明比美國懷特尼發明軋棉機早了400多年；
‘彈’是將彈棉花的線弦竹孤小彈弓改製為四尺多長的繩弦大弓，由手撥弓弦改為槌擊彈振弓弦；
‘紡’是將原來僅能紡一根棉紗的單式手搖紡車，改造成能同時紡三根棉紗的三式腳踏紡車，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黃道婆紡車，這項改進使紡紗工效提高了3倍，比英國佬發明的珍妮紡織機也早了400多年。
其次，黃道婆在學習、借鑒海南的棉紡織工藝的基礎上，融會貫通，總結出了一係列比較先進的‘錯紗、配色、綜線、挈花’之法，使織成被、褥、帶、帨，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
黃道婆總結的手工棉紡織技藝，從她的家鄉烏泥涇傳至鬆江全府，進而傳遍整個江南。元、明、清三代約600年，以鬆江府為中心的江南棉紡織業獨步全國，成為棉紡織業最發達的地區，其產品遠銷全國各地，有‘衣被天下’之稱。
當時流傳有‘買不盡鬆江布，收不盡魏塘紗’的諺語，明清兩代鬆江地區的棉花種植麵積大約占總耕地麵積的一半，年產棉布4000萬匹以上。不僅鬆江府，周邊的蘇杭常、鎮嘉湖也都得此澤福。”
冼耀文頓了頓，說道：“洪兄，這裏我要說一下，當時種的棉花不是陸地棉，而是木棉，不是那種能開紅花的樹，確切地說應該叫非洲棉，這種棉花要說用來紡織不如陸地棉，但要說到種可比陸地棉省心多了，不能種其他作物的爛地種下去就不用經常料理，等日子到了收棉花就行。
去年我在家裏還種了一畝非洲棉，來香港的時候，還有半畝沒來得及收，不瞞洪兄說，我從小就喜歡雪白的棉花，要不是小鬼子，我可能拜了師父學彈棉花。做生意太累，讓我重選一次，我就待在家裏不出來了，學好彈棉花的手藝，入贅到江西，靠走街串巷彈棉花為生也不錯。”
洪英東嗤笑道：“冼兄想彈棉花也用不著入贅呀，還入贅到江西這麽遠。”
“洪兄想岔了，入贅隻是戲言，走出去是一定要的，兩廣天氣熱，沒有太多的人家需要彈棉花。”冼耀文擺擺手，說道：“不說這個，我接著說正題。”
洪英東換了一個舒服的坐姿，豎起耳朵繼續聽冼耀文講故事。
“到了乾隆年間，鬆江的棉織品不僅銷往全國各地，還大量通過當時唯一的通商口岸羊城銷往歐洲等地，一開始主要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買，他們管買回去的棉布叫鬆江布，後來英國佬也來買，他們又把棉布叫成南京布。
要說貿易，明朝的時候，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就已經跑到羊城進行貿易了，他們對我們這邊的情況比較了解，也許在那個時候，鬆江布已經輸入到歐洲，英國佬還和他們做過轉口貿易，中間以訛傳訛，英國佬不知道怎麽的就把鬆江布叫成了南京布。”
“據說南京布帶有淡淡的紫色，這種紫色是用一種天然的植物染料染成，不易褪色，表麵看起來好像是自然天成。南京紫花遠銷歐洲，因為輕薄透氣，親膚性強，在歐洲被廣泛使用，女士的內衣、長裙，男士的褲子都大量采用南京布來製作。
歐洲國家上層社會對鬆江布製品的喜愛，在19世紀多部文學作品中都有體現。
比如，福樓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寫有，‘藥劑師過來了。他穿一件青燕尾服、一條南京布褲、一雙海狸皮鞋，還戴一頂氈帽——一頂矮筒氈帽，真正難得’。
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寫有，‘他最講究的服裝，是一條南京布褲，大象腿式褲筒，褲腳由銅絲帶紮在腳下’。
《基督山伯爵》中也有片段，‘一個三十一二歲，身穿淡藍色禮服，紫花布褲，白背心，舉止和口音都是英國味的，來見馬賽市長’。
海涅的詩歌《諸神的黃昏》中寫有，‘男人們穿上他們的南京褲’，提到南京布的文學作品還有很多，我不一一敘述，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作品裏出現的大多是‘南京布’，而非‘鬆江布’，這也從側麵說明那一時期的出口貿易基本被英國佬控製。”
冼耀文呷了一口茶，潤了潤嗓子，點上根雪茄，接著往下講，“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展開，隨著陸地棉被引入到印度，隨著黑奴貿易轉向美國的棉花田，世界的紡織技術日新月異，紡織格局發生了大變化，反觀我們……”
話音未落，雅間的門被推開，岑佩佩拎著水壺走了進來。
“反觀我們，就跟我家裏養的那隻玳瑁說的一樣。”冼耀文捏起嗓子，模仿起記憶中忍者神龜的配音腔，“謔，我說小主人，你這褲衩我看著怎麽這麽眼熟呢，讓我好好想想……想起來了，跟你烈祖穿的那條一樣的手藝，你烈祖奶奶的手藝，那小丫頭可調皮，喂我吃皂莢，差點沒送走我老人家，不行，我要鑽她墳裏去罵幾句。”
話音一落下，洪英東和岑佩佩就大笑了起來。
冼耀文沒陪著笑，隻是接過岑佩佩手裏的水壺，把雅間裏之前的水壺塞到她手裏。岑佩佩見狀，醒悟過來剛才沒敲門，收斂臉上的大笑，衝冼耀文羞澀一笑，又對洪英東說了句客套話，閃身出了雅間。
冼耀文往茶盅裏續了點水，嘴裏接著說道：“乾隆年間大學士管雲貴總督李侍堯曾經呈給乾隆一份奏折，上麵是這麽寫的：伏查緬甸，自乾隆三十四年大兵圍老官屯，懵駁勢窮力蹙，情願納貢還人，籲請罷兵……臣留心察訪緬地物產，棉花最多，次則碧霞璽、翡翠玉，其仰給於內地者，不過綢緞貢絲鐵針之類。
近年以來，彼處玉石等物，雲南、廣東二省售賣頗多，皆由內地每差土人擺夷出關探偵盤查，兵役因見官差要務，於隨身行李搜檢未嚴，夾帶私走勢所不免。
究之偵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摭拾無稽，不但不能得彼真情，轉將內地信息從而泄漏。至於棉花一項，臣在粵省時，見近年外洋港腳船隻進口，全載棉花，迨至出口回帆，又買帶些須白糖白礬，船多稅少，頗累行商。
臣與監督德魁嚴行飭諭，嗣後倘再混裝棉花入口，不許交易，定將原船押逐在案。外洋海道各國皆通，臣初不知緬地多產棉花，今到滇後，聞緬匪之妥共、羊翁等處，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以臣在粵所見核之，在滇所聞緬地棉花，悉從海道帶運，似滇省閉關禁市，有名無實，究不足以製緬匪之命。
乾隆三十四年以來，與緬甸接壤的雲南頻繁發生國境紛爭，卻遲遲找不到解決紛爭的方法。緬甸是棉花生產大國，並盛產碧霞璽、翡翠玉等玉石。因這些玉石產量少、價格高，很方便在離緬甸較近的雲南、廣東等地進行交易。乾隆中期也有很多國人赴緬甸邊境進行交易，邊境檢查並不那麽嚴格。
李侍堯於乾隆二十年就在羊城一帶任職，十分精通羊城的對外貿易。
事實上，乾隆二十四年，李侍堯即針對外國商人在羊城的滯留期限、禁止廣東商人與外國商人之間的資金借貸等問題提出建議：‘奏廣東各國商舶所集，請飭銷貨後依期回國，不得住冬，商館毋許私行交易，毋許貸與內地行商資本，毋許雇內地廝役。’
乾隆二十五年，針對外國商人貿易經費正常化問題，他又提出：‘粵海關各國商舶出入，例於正稅船鈔外有各種規禮，應請刪除名色，並為歸公銀若幹。各口仆役飯食，舟車諸費於此核銷。並下部議行。’
之所以提出這些建議，是因為李侍堯覺察出當時來羊城的外洋港腳船在羊城交易的貨物幾乎都是棉花，而歸航時隻帶走稅額相對較低的白糖和白礬，羊城基本無貿易利益所得。這種狀況對於廣東商人來說是不利的。
乾隆二十五年，就是1735年，基本從那個時候開始，棉花、棉布的對外出口已經在減少，也恰巧從那個時候開始，羊城一帶的紡織業大踏步的發展，而它的發展模式有點特別。
從外麵輸入印度棉花、美國產衣料製品、英國產的棉布衣料，經十三行之手進行轉口銷售或二次加工後銷售，陸地棉織的棉布以物美價廉在平民市場全麵擠垮了本土木棉布的生存空間，隻剩下南京布因顏色與質感還有出口的一席之地。
十三行也因為和英國佬合作愉快，後來英國佬帶著他們做更賺錢的買賣。”
“鴉片？”洪英東問道。
“是的。”
冼耀文接著說了棉花與歐洲內部爭鬥的關係，棉花與美國內戰爆發、棉花禁運、解放黑奴等事件的關係，順便還提起一個組織“曼徹斯特棉花供應協會”，隨後把話題過渡到離當下不遠。
“1844年不平等的中美《望廈條約》簽署，滿心希望的美國商人卻失望地發現清帝國‘病而不死’，強大的小農經濟與封建排外意識，令美國人傷透腦筋。
最惱火的莫過於美國棉紡業與航運業，美國獨立後的100年間，產業資本的原始積累主要依賴南部棉花種植園、北方紡織廠和沿海航運業的密切合作，通過外銷獲取利潤，擴大再生產。
由於英法等歐洲列強控製大片殖民地，美國棉花及棉布產品隻能在狹窄的國際空間裏尋找買家，而剛被西方堅船利炮轟開大門的我們無疑充滿金錢的誘惑。
然而華國棉花及其手工土法織物同樣是華國傳統出口拳頭產品，直到19世紀50年代，華國紡織品仍然壟斷遠東市場。1860—1864年，上海的美國洋行不得不將滯銷的馬薩諸塞棉布轉給英法聯軍和西班牙菲律賓總督，轉而改行組織洋槍隊，鎮壓太平天國運動。
但在西方武力掠奪、資本輸出和商品傾銷的多重打擊下，基於小農經濟的華國棉花及紡織品產業最終衰落。
1880年美國從華國進口約2200萬美元，對華出口僅100萬美元左右，然而到1902年時，美國對華出口已經超過進口，其中對華棉花出口起色最大。
從19世紀末起，以上海、天津、漢口為代表的近代工商業城市興起，如同西方工業革命從棉紡業應用蒸汽機開始一樣，大批民營企業家進口美國棉紡機器。
本土棉普遍纖維較粗、易發散，機械處理中易生廢棉，而美國棉花在品質、含雜、水分等方麵具有優勢，更適合美製棉紡機器。即便如此，國棉和美棉依然能打成平手，直到1937年全麵抗戰前，華國仍是世界第三產棉國，皮棉產量超過1700萬擔。
後來隨著引種美棉成功，華國棉企和棉農在外商衝擊麵前仍留有一席之地。
轉折點就在抗戰爆發後，受到戰爭的影響，本土棉產量出現斷崖式下滑，因為在戰時，這些問題也不突出，但等抗戰勝利，內遷的棉紡廠紛紛回歸複工，需用原料激增，原棉短缺的問題就暴露了，不，應該說經濟上的很多問題都暴露了。
為了解決經濟問題，國民政府在1946年動了貨幣，動了外匯，國內的物價上漲是匯價的將近7倍，這一下子讓本土棉花比美國棉花每斤貴180元（法幣），占盡了優勢。
我之前找上海過來的紡織業同行打聽過，他們還在上海的時候，用的大部分都是美國棉，差不多達到六成。
本土棉太貴，用的人少，本土棉價更是一蹶不振，棉花賣不出去，棉農隻能大麵積破產，有大片土地的地主還能撐一撐，隻有小片土地的農民或佃戶根本撐不住，要知道種棉花的成本可是不低。”
清代沒有南京這地名，《南京條約》是英國佬的叫法，滿清這邊稱《江寧條約》，英國佬為什麽這麽叫，耐人尋味，也許根子就在南京布（戲言）。
對明朝時期貿易有興趣的可以搜索“柯爾亭商業公司”，有一段蠻有意思的典故“明朝跟英國人打仗，葡萄牙人調停，荷蘭人背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