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我開始在巴蘭基亞《先驅報》社論版發表文章。我不想署真名，這樣放心一些，因為我怕一旦進展不順利，會像在《宇宙報》那樣下不了台。不假思索就有了筆名，叫“塞普蒂默斯”，取自弗吉尼亞·伍爾夫《達洛維夫人》中的精神病患者塞普蒂默斯·沃倫·史密斯。專欄名叫“長頸鹿”，是我在蘇克雷的固定舞伴私底下隻有我知道的綽號。
那年一月，風刮得特別緊，天亮前，基本無法在街頭逆風而行。起床後的話題便是一夜狂風引發的災難。風刮走了睡夢，刮走了雞窩，將屋頂上的鋅皮刮成會飛的鍘刀。
如今想來，狂風一掃昔日的晦氣，幫我推開了新生活的大門。我和“巴蘭基亞文學小組”不再隻是誌趣相投的朋友，而變成了工作上的夥伴。開始，我們討論報道的主題，交換不高深卻令人難忘的意見。對我而言，有個早上至關重要。那天，我走進哈皮咖啡館時，赫爾曼·巴爾加斯正在安安靜靜地讀當天報紙上的“長頸鹿”專欄。其他人充滿敬畏地圍在桌邊，等他發表意見，咖啡館裏的煙霧看起來更濃了。讀完後，他沒看我，一言不發地將剪報撕成碎片，當垃圾扔進盛放煙蒂和火柴梗的煙灰缸。無人言語，氣氛如常，此事無人再提。可是，每當我犯懶或趕時間，想隨便敷衍一段完事時，總會想起這個教訓。
我在一家便宜的小旅館住了將近一年，店主最後都當我是自家人。當年，我的全部家當莫過於一雙滄桑的涼鞋、兩套換洗衣服（洗澡時順便搓搓）、四月九日騷亂中從波哥大最貴的茶餐廳偷來的皮文件夾，裏麵夾的是正在創作的文稿。什麽都能丟，隻有它不能丟，走到哪兒帶到哪兒，連七把鎖的銀行保險櫃我都信不過。我隻把它押給過一個人。剛住下那幾天，晚上我把它押給守口如瓶的旅館門衛拉希德斯，賒房錢。他匆匆翻了翻被塗改得麵目全非的打字稿，收進櫃台抽屜。第二天，我在說好的時間去贖，從不食言。到後來，押一次，能賒三晚房錢。我和他達成默契，一句“晚上好”，皮文件夾往櫃台上一放，就可以在格子櫃裏自取鑰匙，上樓回房間。
赫爾曼總是及時向我施以援手，連我有沒有地方睡覺都一清二楚，會偷偷塞給我一個半比索付房錢。我實在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的。我品行好，在小旅館裏積攢了個人信用，連妓女都會把自己用的香皂借給我洗澡。旅館所有者和女主人是卡塔利娜嬤嬤，她有著巨大的乳房和南瓜似的腦袋，新相好是黑白混血的霍納斯·聖比森特。他原本是個挺闊氣的小號手，在一次意欲奪走他的一切的搶劫中，金牙被打落。他身心受傷，也無法再吹小號，隻好換工作。憑借那根六英寸長的“大香蕉”，他找不到比卡塔利娜嬤嬤的金床更好的歸宿了，再說，她脫了衣服也有貨，短短兩年，她便是憑此私密武器才從大清早在河港無家可歸的窘境爬到了了不起的嬤嬤的寶座上。我有幸見識到這兩人為討朋友歡心而使出的智慧與手腕。可是，他們永遠也想不通，我怎麽老是沒有一個半比索的房錢，明明總有大人物坐著政府加長轎車來接我。
那些天還有一件幸事：我成了“猴子”格拉獨一無二的副駕駛。格拉是名出租車司機，金發，皮膚白得像白化病患者，聰明和善，無須宣傳就當選為名譽市政官。他大清早在紅燈區的經曆跟電影一樣精彩，總是充滿奇思妙想的轉折，趣味盎然，甚至瘋狂。哪天夜裏要是無聊，他會叫上我，我們會一起在一片狼藉的紅燈區過一晚。在這裏，我們的父輩、父輩的父輩學會了如何孕育生命。
生活如此簡單，突然，不知為何，我莫名其妙地打不起精神來了。小說《家》寫了六個月，成了一出乏味的鬧劇，關於它，我說得多，寫得少。實在找不到當日話題時，我還會從中抽出一些寫得連貫的片段——本就寥寥無幾——發表在“長頸鹿”專欄和《紀事》周刊上。周末我會落單，別人都回家去了，我在空蕩蕩的城市裏形單影隻，窮困潦倒，我臉皮又薄，索性用孤傲不遜、直來直去作掩飾。我在哪兒都顯得多餘，跟熟人在一起時也是如此，在《先驅報》編輯部尤甚。我躲在僻靜角落，十小時不間斷地寫作，不間斷地抽劣質香煙，把自己籠罩在煙霧中，不跟任何人交流，內心孤獨得無法自拔。我寫得飛快，常常寫到天明，寫在條狀的新聞紙上，裝進皮文件夾，走到哪兒帶到哪兒。
那些天我時常心不在焉，有一次居然把皮文件夾落在了出租車上。我自己倒不傷心，反正一直倒黴，就當再倒黴一次，根本沒去找。阿方索·富恩馬約爾見我這麽般疏忽大意，急壞了，寫了一則啟事，附在“長頸鹿”專欄後麵：“上周六，一個文件夾被遺失在一輛出租汽車上。文件夾主人恰是本專欄作者，撿到者，請與我們聯係，不勝感激。文件夾中無值錢物品，隻有‘長頸鹿’專欄尚未刊登的稿件。”兩天後，有人把稿件留在報社門房，沒留下皮文件夾，稿件上用綠筆修改了三處拚寫錯誤，字跡漂亮。
日常工資剛好夠我付房租。不過，那些日子，我最不在意的就是窮得叮當響。付不起房租是家常便飯，每逢這樣的晚上，我就去羅馬咖啡館讀書，仿佛我就是現實：夜晚徘徊在玻利瓦爾大道上的孤獨男人。遇到熟人，要是願意看他一眼，我就遠遠地打個招呼，然後接著走，去老地方看書，多少次看到旭日東升。那時候，我仍然是個沒受過什麽係統教育但手不釋卷的讀者，讀得最多的是詩，包括爛詩。甚至情緒跌至低穀時，我都堅信爛詩早晚會帶我邂逅好詩。
“長頸鹿”專欄反映出我對大眾文化的關注，短篇小說則不然，寫得像卡夫卡式的謎，作者不知自己身在何處。說實話，哥倫比亞的悲劇對我而言，有如遙遠的回聲；真到了血流成河的地步，我才會為之動容。一根煙還沒抽完，我就迫不及待地點下一根，迫不及待地吞雲吐霧，如哮喘病人迫不及待地呼吸空氣。一天三包，指甲都熏黃了。年輕有什麽用，人像條老狗似的咳個不停。我是個典型的加勒比人，傷感、靦腆、重隱私，所有關乎隱私的問題我都會毫不客氣地擋回去。我堅信自己的厄運與生俱來、無可補救，特別是財運和桃花運，命裏沒有便是無。但我不在乎，因為寫好文章不需要好運氣。我對榮譽、金錢、衰老一概不感興趣，我篤信自己會年紀輕輕地死在街頭。
陪媽媽去阿拉卡塔卡的賣房之旅把我從深淵中拯救了出來，讓我決定寫一部全新的小說，邁向全新的未來。此生有過無數次旅行，這是決定性的一次，讓我親身體會到想寫的《家》隻是胡編亂造，堆砌辭藻，無詩意根基和現實基礎。那次旅行讓我恍然大悟，《家》遭遇現實，隻能粉身碎骨。
夢想中鴻篇史詩的摹本就是我的家族，但它不是主角，也非任何單一事件的受害者，而是束手無策的旁觀者和一切的受害者。旅行歸來，我旋即動筆。無中生有、虛構杜撰已無用處，原封不動地保留在老宅裏、不知不覺間牽動的情感才彌足珍貴。自從我在鎮子滾燙的沙土地上邁出第一步，就發現我耗時耗力，尋求所謂的正道去講述那片令我魂牽夢縈、已是一片荒蕪的人間天堂，走上的卻是迷途。《紀事》周刊即將麵世，籌備工作並不妨礙寫作，相反，還可以緩解我的迫切之情。
除了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動筆幾小時後，我旺盛的創作熱情正好被他撞見——其他朋友許久都還蒙在鼓裏，以為我寫的是《家》。我決定將錯就錯，一是因為孩子氣地擔心別人發現我老是掛在嘴邊的“傑作”早已胎死腹中，同時出於迷信，想“寫一個、講一個”，故意讓人真假難辨。何況，對於不想多說半個字的靦腆作家而言，媒體訪談危機重重。赫爾曼·巴爾加斯目光敏銳，應該有所察覺。幾個月後，堂拉蒙回到了巴塞羅那，赫爾曼在給他的信中寫道：“我認為，加比托放棄了《家》，正在埋頭創作一本全新的小說。”當然，堂拉蒙早在離開之前就已先知先覺。
從第一行起，我就確信新書應該基於一個七歲男孩的回憶，這個男孩是一九二八年香蕉種植園平民大屠殺的一名幸存者。可是，我很快就放棄了這個想法：故事由缺乏足夠的詩意資源的孩子講述，視角未免局限。於是，我意識到二十歲讀《尤利西斯》和《喧嘩與騷動》純屬年少輕狂，體會不深，決定以不抵觸的視角再讀一遍。確實，當年覺得喬伊斯和福克納深奧、賣弄，如今卻覺得他們的書有攝人心魄的簡單和美。我想讓獨白多樣化，包攬全鎮人的聲音，好比古希臘戲劇中的敘述性合唱，類似於《我彌留之際》中，全家人圍繞一個垂死之人的思考。但我又感覺無法如他那樣，簡單地模仿劇本，在個人獨白前加上名字。我的想法是，隻用外公、媽媽、孩子三個人的聲音，其語調和命運差異顯著，靠敘述本身就能被識別。外公是獨眼，小說裏的外公卻是瘸子；和媽媽一樣，小說裏的媽媽聰明，專注；和我當年一樣，小說裏的孩子不愛動，膽小，成天想事。這絕不是什麽創造性的發現，而隻是技巧性的設計。
這本新書在寫作過程中沒有大的改動，沒有和原稿不同的版本，隻是我有不死就不會停止修改的壞毛病，所以不斷地刪改、修訂了約兩年後，第一版才問世。那次陪媽媽回阿拉卡塔卡，我親眼看到了鎮子，和胎死腹中的那本小說裏呈現的完全不同。不過，正如無比睿智的堂拉蒙提醒的那樣，用阿拉卡塔卡和巴蘭基亞充當文學作品中的地名缺乏神秘感和說服力。於是，我決定用馬孔多，這個名字我兒時便知，但直到那時才感受到它釋放出的魔幻氣息。
書名“家”也得改，朋友們對它很熟悉，但它和我的新書八竿子打不著。可是，失誤的是，我一邊寫小說，一邊把想到的書名全都記在了一個作業本上，前後共記了八十多個。最後，初稿即將殺青時，我沒忍住，又以作者身份寫了篇序。這時，書名不請自來，當年外婆曾以遺老遺少的姿態，用這個既顯輕蔑又富於同情的說法描述聯合果品公司造成的破壞：“枯枝敗葉”。
最能激勵我創作的是美國小說家，尤其是巴蘭基亞的朋友們寄去蘇克雷的那些書的作者。美國深南部的文化和加勒比文化在各個方麵的相似性讓我感同身受，這種身份認同對於我——無論是作為單個人還是作為作家——的培養起到了絕對的、無法替代的根本性作用。有了這種意識，我開始像真正的小說家那樣讀書，不僅出於樂趣，還出於對聰明人如何進行文學創作的永不饜足的好奇。我先把作品從前往後看，再從後往前看，然後開膛破肚，挖出結構中最深的奧秘。於是，書房變成檢索工具庫，我能迅速檢索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章、尤裏烏斯·愷撒是否患癲癇或汽車汽化器的工作原理，我甚至有一本完美罪行指南——沒準筆下哪個無依無靠的人物會用得著。其餘全靠朋友幫忙，他們指導我讀書，在合適的時間推薦給我合適的書，在作品發表前閱讀原稿，給出無情的評價。
諸如此類的事情讓我重新認識自己，《紀事》周刊讓我長出飛翔的翅膀。盡管困難重重，難以克服，我們卻鬥誌昂揚，在聖布拉斯街一棟沒有電梯的樓房的三層擁有了屬於我們自己的辦公室。樓下從天亮到晚七點是鬧市，賣食品的女人們高聲吆喝，公共汽車橫衝直撞。辦公室裏幾乎沒有我們的容身之地。電話還沒裝，空調就更甭想了，比出版周刊的成本還高。可是，富恩馬約爾把他那套破破爛爛的百科全書、各種語言的剪報和奇怪行業的著名指南全拿來了，塞得滿滿當當。他的社長辦公桌上擺著一台年代久遠的安德伍德打字機，是他冒死從一座失火的使館救出來的，如今珍藏在巴蘭基亞浪漫主義博物館。另外一張是主編辦公桌，我是新任主編，打字機是從《先驅報》借來的。另有一張繪圖桌，供亞曆杭德羅·奧夫雷貢、奧蘭多·格拉和阿方索·梅洛三位著名畫家使用。他們在神誌清醒的狀態下答應免費給周刊畫插圖，無一食言，剛開始是因為三人生來慷慨，到最後，則是因為我們無分文節餘。免費攝影師通常由基克·思科佩爾擔任。
除了管編輯工作——職責所在——我還得盯著排版，參與校對，盡管我的拚寫一塌糊塗。《先驅報》上的“長頸鹿”專欄還要繼續寫，我沒多少時間定期給《紀事》周刊撰稿，不過，倒是可以利用大早上的那段空閑時間繼續寫我的短篇。
阿方索博覽群書，各種體裁的都看，尤其酷愛偵探類短篇，可謂如饑似渴。他負責翻譯、挑選，我負責精簡文字。這項工作對我的作家生涯大有裨益。為了節省版麵，無用的詞要刪，多餘的情節也要刪，刪到隻剩精華，卻又不影響可信度。即，刪去所有不必要的，剩下的字詞缺一不可，否則結構受損，大廈將傾。在我對敘事技巧的間接摸索中，這是最有用的訓練之一。
何塞·費利克斯·富恩馬約爾的幾篇妙文拯救了我們的好幾個周六，但周刊銷售毫無起色。阿方索·富恩馬約爾的冷靜沉著才是我們永遠的救生筏。他沒有什麽商業才能，卻以那股超越於他的氣力之上的執著堅持辦這本周刊，而他自己又恨不得在每一步上都用他那糟透了的幽默感使其遇難。他什麽都幹，從最睿智的社論到最無聊的文章他都寫，拉廣告，跑大額貸款，說服名人提供獨家稿件，可惜都沒有給銷售帶來多大轉機。報販子領多少，就會原封不動地退回多少，於是，我們就去常去的小酒館上門兜售，從“第三個人”到河港邊那些憂鬱的小酒館，而微薄的收益全都換酒喝了。
瓦特·奧西奧是交稿及時、最受歡迎的撰稿人之一。從《紀事》第一期起，他就最為可靠，那篇署名多利·梅洛的《女打字員的日記》俘獲了眾多讀者的心。誰也不敢相信，那麽多繁雜細瑣的工作都由他一個人漂漂亮亮地完成。
鮑勃·普列托可借助中世紀任何醫學或藝術發現阻止《紀事》周刊覆沒。但說到幹活兒，原則擺上桌麵：不給錢，不出活兒。讓我們痛心疾首的是，沒多久，真的就不出活兒了。
我們設法刊登了胡利奧·馬裏奧·聖多明戈四個謎一般的短篇，因為是用英文寫的，阿方索懷著在樹林裏捉蜻蜓似的急切心情，借助手上一些奇奇怪怪的詞典，譯成西語，亞曆杭德羅·奧夫雷貢配上大師級精美插圖。可惜胡利奧·馬裏奧雲遊四方，行蹤不定，身為撰稿人，連個影子都見不著。隻有阿方索·富恩馬約爾知道去哪裏找他，他的話讓我們忐忑：
“每次看見一架飛機飛過，我都覺得胡利奧·馬裏奧·聖多明戈就在那架飛機裏。”
其餘都是臨時撰稿人，截稿前或付稿酬前，我們的心總是提到嗓子眼。
波哥大的情況和我們類似，但那些用得著的朋友眼看著周刊這艘小船在風雨中飄搖，沒有一個人幫忙劃槳。豪爾赫·薩拉梅亞除外，他明白他的雜誌和我們的周刊有許多相似之處，建議資源共享，效果不錯。但我覺得誰也沒有把《紀事》奇跡般的存在當回事。編委會由十六人組成，據各自所長挑選而出，全是血肉之軀，卻精力充沛，忙碌到讓人懷疑他們是否都練就了金剛不壞之身。
《紀事》還順帶鍛煉了我在付印前一刻即興創作短篇補“天窗”的應急能力。鑄排工和排版工各司其職，我坐在打字機前，憑空編出一篇“天窗”大小的故事。就這樣，我寫出了天亮時為我解了燃眉之急的《關於納塔納埃爾如何做客的故事》，五周後又寫出了《藍狗的眼睛》。
第一個短篇開啟了納塔納埃爾係列，主人公的名字是未經允許，從安德烈·紀德那兒借來的。後來，我又寫了《納塔納埃爾的結局》，也是急就章。納塔納埃爾係列共六篇，這是其中兩篇。整個係列不像出自我之手，被我毫不心疼地束之高閣。我多多少少記得幾篇，其中一篇名叫“納塔納埃爾如何穿得像新娘一樣”，但情節早已被我忘得一幹二淨。人物不像我認識的任何人，沒有借鑒自身或他人經曆，主題含糊不清，居然是我寫的故事，簡直不可思議。說到底，納塔納埃爾係列完全是沒有人情味的文學冒險。記得這些失敗的文章是好事，可以時時提醒我：文學人物不可如納塔納埃爾般憑空捏造。好在想象力沒有讓我飛得離自己太遠，但我堅信爬格子跟砌磚頭一樣，必須獲得豐厚酬勞。如果我們能按時給排字工發不錯的薪水，就更有理由酬報作家。
《紀事》周刊收獲的最大反響來自堂拉蒙寫給赫爾曼·巴爾加斯的信。他關注最出人意表的新聞，關注哥倫比亞的朋友和事件。赫爾曼給他寄剪報，寫很長的信，向他詳述審查官刪去的新聞。換言之，對堂拉蒙而言，有兩本《紀事》：我們做的那本和赫爾曼周末寫給他的那本。他對文章大加褒獎或大肆批評，我們都望穿秋水，翹首以待。
對於《紀事》周刊進展不順，甚至對於文學小組的反複無常，人們提出好幾條原因解釋。有人說是我命不好，連累了周刊，被我偶然聽到。他們舉出的最要命的證據是我對巴西球星貝拉斯科切亞的報道：我想銳意創新，把足球和文學糅在一起，結果一敗塗地。等傳到我耳朵裏時，我的壞名聲早已在哈皮咖啡館裏的讚助人中間廣為流傳。我心灰意冷，找赫爾曼·巴爾加斯談心，他和文學小組的其他成員早已知情。
“冷靜，大師。”他說得斬釘截鐵，“您的文筆隻能用好運來解釋，這種好運堅不可摧。”
也並非每晚都過得很糟糕。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晚，黑女人艾烏菲米亞妓院的聚會對我的作家生涯有著一定的曆史性意義。不知為何，老板娘點了一鍋四種肉熬煮的傳奇亂燉。石鴴鳥聞見噴湧的香氣興奮異常，在火爐邊尖聲亂叫。一位瘋狂的客人抓起一隻石鴴鳥的脖子，直接往沸水裏扔。石鴴鳥隻來得及最後一次振翅，發出一聲哀嚎，便墜入地獄深處。野蠻的劊子手想再抓起一隻時，黑女人艾烏菲米亞無比威嚴地從寶座上站起。
“媽的，住手！”她叫道，“小心眼睛被石鴴鳥啄掉！”
隻有我在意這句話，隻有我不敢去嚐褻瀆神靈的亂燉。我沒有回去睡覺，趕去周刊辦公室，一氣嗬成，寫了個短篇：妓院裏來了三位客人，他們的眼睛被石鴴鳥啄掉了，對此無人相信。我用的是普通稿紙，雙倍行距，隻寫了四頁，敘述者是“我們”，沒有名字。這個短篇具有明顯的現實主義色彩，卻是我寫過的故事中最令人費解的，將我重新引上一條我因無力前行而正想放棄的路。我有如神助，豁然開朗，周五早上四點動筆八點寫完。波菲裏奧·門多薩是《先驅報》載入史冊的排版師，永遠與我心意相通，《紀事》周刊次日發行，他臨時修改了版麵。在付印前最後一分鍾，絕望的我把絞盡腦汁想出來的最終題目報給他，他直接用鉛字排到版上：“石鴴鳥之夜”。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此之前，我寫了九個遊走於形而上邊緣的短篇，卻沒能掌握這種體裁的創作要領，正不知該如何繼續。次月，《石鴴鳥之夜》被豪爾赫·薩拉梅亞全文轉載於著名的嚴肅文學雜誌《批評》上。時隔五十年，在寫下這段文字前重讀舊作，我認為一個標點符號都不用改。在我過得暈頭轉向、找不著北時，這個短篇預示著冬去春來。
國家形勢反倒急轉直下。勞雷亞諾·戈麥斯從紐約歸來，作為保守派候選人參加總統大選。暴力橫行，自由派棄權。一九五〇年八月七日，戈麥斯不戰而勝，作為唯一候選人順利當選。議會休會，他未在最高法院宣誓就上任了。
他基本上沒有親自執政，上任十五個月就因健康問題辭去總統職務，由保守派法學家、議員羅伯托·烏達內塔·阿韋拉埃斯以共和國首席代表的身份接任。知情人都說這是勞雷亞諾·戈麥斯的慣用伎倆：交出政權，手握實權；足不出戶，操縱傀儡；危急時刻，直接致電。
石鴴鳥獻祭前一個月，阿爾瓦羅·塞佩達從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來，這對我熬過那段苦日子至關重要。歸來的他頭發更亂，沒了毛刷式的小胡子，比離開前更粗魯。赫爾曼·巴爾加斯和我盼了他好幾個月，怕他在紐約變溫順了，看見西裝革履的他走下飛機，我們笑得差點兒背過氣去。他舉著海明威的新作《渡河入林》向我們問好，我一把將書搶了過來，摸摸封麵，又摸摸封底，剛想發問，他搶先說道：
“這本書狗屎不如！”
赫爾曼·巴爾加斯笑得直不起腰，對我耳語道：“這家夥一點兒沒變。”不過，阿爾瓦羅後來聲明，他那是在開玩笑，書在從邁阿密飛回的航班上才剛開始看。不管怎樣，他興衝衝地帶來了新聞、電影、文學的“最新病毒”，調動了我們的情緒。之後幾個月裏，水土不服的他漸漸適應了國內環境，卻讓我們這幫“發燒友”四十度高燒不退。
“病毒”隨即蔓延。幾個月來，“長頸鹿”專欄一直像盲人敲著拐杖在原地打轉。我從《家》的草稿裏摘出兩個片段，總算讓它緩過氣來。一篇是《上校的兒子》，他從未出生；另一篇是《妮伊》，一個逃亡的小姑娘，我經常去敲她的門，打問不同的路，她從不應答。成年的我又對連環漫畫產生了興趣，不當周日消遣，而是當作一種全新的文學體裁。漫畫隻能孩子看，這毫無道理。在眾多的漫畫人物中，我最愛狄克·特雷西。此外，我還迷上了當年在阿拉卡塔卡時外公領我入門、堂安東尼奧·達孔特讓我眼界大開的電影，而在阿爾瓦羅·塞佩達的影響下，在一個好片隻能從異鄉客口中聽來的國家裏，電影就像福音一般成為我的一種信仰。他運氣好，剛回國，國內就上映了兩部大片：根據威廉·福克納小說改編，由克拉倫斯·布朗執導的《墳墓的闖入者》和根據羅伯特·內森小說改編，由威廉·迪亞特爾執導的《珍妮的畫像》。我和阿爾瓦羅·塞佩達充分討論後，在“長頸鹿”專欄上發表了兩篇影評，並開始饒有興趣地從不同的角度去看電影。認識他之前，我壓根不知道最重要的人是出現在演職人員名單最後的導演。我所理解的電影很簡單：寫個劇本，找些演員，其餘的活兒都由團隊裏的眾多成員去做。阿爾瓦羅回來後，在那些最邋遢的小酒館裏，喝著白甘蔗酒，通宵達旦地跟我吼完了一整門課，把他在美國學到的電影知識悉數傳授給我，我們整宿不眠，醒著做在哥倫比亞拍電影的美夢。
除了類似的頭腦風暴，跟隨他遊弋的朋友們對他的印象是，他絕不會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寫東西。身邊的人無法想象他會在桌邊坐一個小時以上。可是，在他回國兩三個月後，他多年的女友、後來的發妻蒂塔·馬諾塔斯驚恐萬狀地給我們打來電話，說他賣掉了那輛陪伴他多年的旅行車，手套箱裏有他尚未發表的短篇小說原稿，沒有副本，全丟了。他說是“六七個狗屎不如的短篇”，犯不著去找，隻好由我們這幫朋友兼記者幫蒂塔去找。那輛旅行車從加勒比海岸到內地轉手多次，遠至麥德林，最後，我們在兩百多公裏外的辛塞萊霍的一家修理廠裏找到了它。我們把寫在慘遭蹂躪、殘缺不全的條狀新聞紙上的原稿交給了蒂塔，免得阿爾瓦羅又不小心或故意不小心把它們弄丟。
其中兩個短篇發表在《紀事》周刊上，其餘由赫爾曼·巴爾加斯保管了約兩年，終於找到辦法出版。畫家塞西莉亞·波拉斯向來對“巴蘭基亞文學小組”忠心耿耿，畫的插圖是阿爾瓦羅的x光像，扮成各色人等：卡車司機、遊藝會小醜、瘋狂的詩人、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或其他任何職業，唯獨沒有正常人。那本短篇小說集由世界書店編輯出版，書名為“所有人都在等待”，這成了出版界的一件大事，隻有學術批評界未曾留意。在我看來——當年我曾這樣寫道——那是哥倫比亞出版過的最棒的短篇小說集。
阿方索·富恩馬約爾文筆一流，為報紙雜誌撰寫評論，就是不好意思結集出版。他孜孜不倦地讀書，堪比阿爾瓦羅·穆蒂斯或愛德華多·薩拉梅亞。赫爾曼·巴爾加斯和他是不留情麵的批評家，對自己比對別人更苛刻，但挖掘新人的眼光從未有失。我們在生機勃發的春天，屢屢聽說赫爾曼通宵達旦，埋首創作了不起的短篇，但就是沒見著一篇。多年後，在和我兒子的教母蘇珊娜·利納萊斯結婚前幾小時，他把自己關在父母家，將稿子付之一炬，以確保包括她在內，誰也讀不到它們。估計是些短篇小說和雜文，或許還有一部長篇，但赫爾曼之前之後隻字不提，隻在結婚前夜采用了終極手段，為的是不讓任何人發現，包括第二天過門的妻子。蘇珊娜知道他在做什麽，但沒進房間阻止，因為婆婆不會準許。“那時候，”很多年後，蘇茜帶著她犀利的幽默感對我說，“新娘結婚前不許進新郎的臥室。”
不到一年，堂拉蒙的來信開始變得表述不清，篇幅越來越短，語調越來越悲觀。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中午十二點，我走進世界書店，用不著赫爾曼開口，就知道堂拉蒙已經駕鶴西去。兩天前，在巴塞羅那，他在睡夢中故去。步行去咖啡館時，我們不約而同地感歎：
“沒法相信！”
當時，我沒有意識到那是我人生中與眾不同的一年。如今，我沒有任何疑問：那是決定性的一年。之前，我不修邊幅，邋裏邋遢，在一座人們按照自己的意願和方式生活的城市，被許多人愛護、尊重，被一些人崇拜，社交生活十分忙碌，穿著朝聖者的草鞋——好像是照著阿爾瓦羅·塞佩達那雙買的——去參加各種藝術和社會問題討論會，隻有一條亞麻布褲子和兩件斜紋襯衫，洗澡時順便搓搓。
突然，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有些實在太微不足道——我開始講究穿著，把頭發剪得像軍人一樣短，修理胡子，學穿拉斐爾·馬利亞加博士送給我的參議員們穿的那種鞋。拉斐爾·馬利亞加是巴蘭基亞曆史學家，會不定期參加我們的活動。那雙鞋他嫌大，還沒穿過。我下意識地希望提升社會地位，開始覺得“摩天大樓”裏的房間熱得讓人透不過氣來——就好像阿拉卡塔卡地處西伯利亞——開始厭惡嫖客們起床後的高聲叫嚷，開始不厭其煩地抱怨，因為晚上出門覓食的“鳥兒”還在成批領回江輪上的水手。
如今我才發現，過得像乞丐不是因為我囊中羞澀，或是因為我是個詩人，而是因為我殫精竭慮地學習寫作。剛找到一條明路，我就從“摩天大樓”搬到了安靜的普拉多區。普拉多區位於城市另一端，是上層社區，離梅拉·德爾瑪家兩個街區，離周日彌撒後富家公子帶處女情人跳舞的那家古色古香的酒店五個街區。正如赫爾曼所說，我開始改善生活，走向墮落。
我在阿維拉姐妹家住下。三姐妹埃斯特爾、馬依托、托尼亞跟我相識於蘇克雷，她們認為我自暴自棄，早就想救我於萬劫不複之境。我告別了讓我成長、蛻變的紙板隔間，住進了帶私人衛生間、有窗戶、正對花園的臥室，一日三餐的花費比我微薄的薪水略高。我買了一條褲子和半打印著花鳥圖案的熱帶襯衫，有段日子，這身裝扮為我贏得了“輪船上的同性戀”這一秘密稱號。多日不見的老友突然隨處可見，我受寵若驚地發現，“長頸鹿”專欄上的胡言亂語，他們張口就來；他們追捧《紀事》周刊，稱它為“體育類雜誌的門麵”；他們連我的短篇都讀過，盡管沒有真正理解。我遇到了上國立男子中學時的室友裏卡多·岡薩雷斯·裏珀爾，他讀完建築係，定居巴蘭基亞，不到一年就買了輛鴨尾式雪佛蘭，車齡不詳，大清早能塞進八個人。他黃昏時來家裏接我，一周三次，帶我去跟新朋友暢飲狂歡。那些人一心想整治國家，要麽用巧妙的政治手段，要麽以粗暴的武力對抗。
媽媽得知我的這些變化後，給我捎了個獨具風格的口信：“錢生錢，利生利。”搬家的事，我對文學小組的人隻字未提，直到一天晚上，我在哈皮咖啡館遇到他們，援引洛佩·德維加的名言作為交代：“我收拾好了，不過是瞎收拾的。”他們噓聲一片——就算在足球場也難得一見。赫爾曼打賭，說我離開“摩天大樓”，靈感會完全枯竭。阿爾瓦羅說我一日三餐，定時定點，會得胃絞痛，生不如死。阿方索說這是私事，嫌他們管得寬，認為當務之急是討論《紀事》周刊何去何從，做出決斷，就此蓋過了之前的話題。我覺得我過得雜亂無章時，他們心有愧疚，如今見我有所改善，不好意思表達，其實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意外的是，我的身心狀況皆有好轉。讀書時間少了，但我提高了“長頸鹿”專欄的品質，並且在新家用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借給我的古董打字機抓緊時間繼續寫《枯枝敗葉》，後半夜不再跟“猴子”格拉虛度時光。在報社編輯部待一下午，正常情況下，我能寫一篇“長頸鹿”專欄、一篇社論、幾條無須署名的報道，縮寫一個偵探故事，並在《紀事》周刊付印前趕出最後幾篇稿。幸運的是，手頭的小說與其說是越寫越順，倒不如說是反客為主，拉著我前行。我很識相地跟著，就當搭順風車。
原本應該在最後一刻交稿的政治評論員突發重度腦梗，預留的三頁開了“天窗”。我打起精神，痛下決心，趕出了我的第十個短篇《有人弄亂了這些玫瑰》，修改校樣時，才發現不知不覺間，又寫成了過去那種一成不變的故事。這一厄運使我愈感自責：臨近半夜，我吵醒一位朋友，請他在不到三小時內供稿一篇。我抱著贖罪的心理，在同樣的時間裏重寫了這個短篇。周一，我在編委會上再次提出周刊止步不前，得趕緊上街，找重磅報道。大家紛紛認同，但這個想法再次被否。理由聽著倒很悅耳：我們對重磅報道抱著過於理想化的觀念，要是全體上街，周刊即使能出，也沒法按時出。我可以把這當恭維話聽，卻忍不住往壞裏想：真正的理由恐怕還是那篇有關貝拉斯科切亞的報道讓他們心有餘悸。
那段時間，最大的安慰來自拉斐爾·埃斯卡洛納打來的電話。他的歌在哥倫比亞膾炙人口，至今仍在傳唱。巴蘭基亞是一座活力四射的文化中心，我們在阿拉卡塔卡的節日聚會上認識的手風琴遊吟詩人經常在此出沒，加勒比海岸各個電台也緊鑼密鼓地進行宣傳。當年最知名的歌手是吉列爾莫·布伊特拉戈，自詡“省”內最新潮的歌曲無所不知。另一位紅極一時的流行歌手是赤腳印第安人克雷森西奧·薩爾塞多，他站在美洲小吃店所在的街角，清唱自己或別人創作的歌，聲音有點兒像馬口鐵，技巧獨特，征服了聖布拉斯街上每天來來往往的行人。年少時的我曾長時間站在附近，不打招呼，不露麵，直到學會了他所有的歌。
最激動人心的那個下午，我原本昏昏欲睡，正在寫“長頸鹿”專欄，突然，電話響了。耳邊傳來童年夥伴熟悉的聲音，沒有打頭的客套話，直接打招呼：
“最近怎麽樣，老兄？我是拉斐爾·埃斯卡洛納。”
五分鍾後，我們在羅馬咖啡館的小單間裏見麵，自那以後便結下了終身的友誼。剛打完招呼，我就開始催他唱新歌。零散的詩句，拿捏完美的低音，手指在桌上打拍子。各個地區的民間詩歌裝扮一新，暢遊在每一段旋律中。他唱道：“送你一束勿忘我，希望你能勿忘我。”我也向他展示，他家鄉的好歌我都會唱，口口相傳，自小就會。不過，最讓他驚訝的是，我對該“省”了如指掌，仿佛親身去過。
幾天前，埃斯卡洛納乘公共汽車從比亞努埃瓦去巴耶杜帕爾。星期天就是狂歡節，他正在腦子裏醞釀一首新歌的詞曲。他不會記譜，也不會彈奏任何樂器，主要靠這種方法創作。途經某個鎮子時，上來一位穿草鞋、拉手風琴的流浪藝人。該地區的流浪藝人不計其數，到處趕場子唱歌。埃斯卡洛納邀他同坐，在他耳邊唱出新歌唯一成形的兩段。
流浪藝人高高興興地在中途下了車，埃斯卡洛納則繼續坐車前往巴耶杜帕爾。他下車就感冒了，高燒四十度，隻能躺在床上發汗。三天後就是星期天狂歡節，而他悄悄在公共汽車上唱給萍水相逢的朋友聽的那首沒寫完的歌，已經橫掃老歌新歌，從巴耶杜帕爾風靡至維拉角。狂歡節到了，他還在發燒發汗，隻有他知道是誰給那首歌起名叫“老薩拉”，並使它流傳開去。
這是個真實的故事，但在最自然而然的事往往令人驚歎的地區和行業，卻不足為奇。手風琴不是哥倫比亞本土樂器，並不普及，在巴耶杜帕爾流行的手風琴也許是取道阿魯巴和庫拉索的舶來品。二戰期間，德國產品進口中斷，“省”內已有的手風琴備受嗬護。一位名叫萊安德羅·迪亞斯的木匠，不僅是天才作曲家和手風琴演奏家，還是二戰期間當地唯一的手風琴修理師，盡管生來雙目失明。流浪藝人的生活方式是從這個鎮子唱到那個鎮子，在宗教或非宗教節日裏，尤其在縱情享樂的狂歡節上唱出日常生活的瑣事與趣事。拉斐爾·埃斯卡洛納情況特殊。他是克萊門特·埃斯卡洛納上校的兒子，知名主教塞萊東的侄子，畢業於聖馬爾塔國立男子中學（該中學已以他的名字命名），非常年輕時就開始作曲，家人愕然，他們認為拉手風琴唱歌隻是一門手藝。他不僅是唯一一個讀完中學的流浪藝人，是當年屈指可數的會讀會寫的流浪藝人之一，更是古往今來最傲慢的多情種子。但他不是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如今，類似的民間歌手成百上千，且越來越年輕化。比爾·克林頓於總統任期末，在白宮聽一群哥倫比亞外省小學生唱歌時，曾經發出這樣的感慨。
那段日子我運氣不錯，偶遇蘇克雷藥劑師的女兒梅塞德斯·巴爾恰。從她十三歲起，我就不斷向她求婚。過去請她跳舞，她總是拒絕。這次請她周日去普拉多酒店跳舞，她終於答應。直到那時，我才得知由於政治壓迫愈演愈烈，她們舉家搬來巴蘭基亞。她父親德梅特裏奧是死心塌地的自由派人士，匿名帖的無端侮辱和社會迫害不斷升級時，有人威脅到他頭上。他本人並不畏懼，但迫於親人的壓力，廉價賣掉蘇克雷家中所剩不多的物品，在巴蘭基亞普拉多酒店旁開了家藥店。他和我爸爸年紀相仿，卻跟我是忘年交。我們常去街對麵的小酒館暖暖身子，不止一次在“第三個人”跟文學小組全體成員喝得不醉不歸。梅塞德斯當年在麥德林讀書，聖誕節才回來與家人團聚。她對我很好，跟我在一起時也很開心，可她善於耍花招，避實就虛，對任何事都不給出明確回應。我隻能理解為她心腸好，不想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不”或“沒感覺”。能跟她父親和其他朋友在街對麵的小酒館裏喝喝酒，我也算知足。如果說那年假期她父親沒有覺察到我對她的渴慕之情，那是因為那是基督教世界兩千年來藏得最深的秘密。梅塞德斯和我在蘇克雷第一次跳舞時告訴我：“爸爸說，娶我的白馬王子還沒出生。”這話被她父親在“第三個人”炫耀多回。她信不信，我不知道，但看她的表現，似乎是真信，直到那年聖誕節前夕，她答應我周日去普拉多酒店跳早場舞。我很迷信，以為她鬆口是因為理發師給我剪了個藝術家的發型，修了藝術家的胡子，還有粗亞麻布西裝和真絲領帶——土耳其人大甩賣，我買下來當重要場合的行頭。原以為她父親會一同前往：她去哪兒他都會跟著。於是，我邀請了阿依達·羅薩妹妹，她放假回家，跟我待在一起。沒想到梅塞德斯獨自現身，大大方方地跳舞，開開心心地說笑，弄得我沒法開口說正經事。那天是帕喬·加蘭老兄令人難以忘懷的流行季的開始。他光榮地創造出的梅倫昆比舞不僅風靡多年，還催生出新的加勒比樂曲，盛行至今。梅塞德斯伴著流行音樂翩翩起舞，她舞技高超，左躲右閃，我再三向她求婚，都被她輕鬆化解。我感覺她是想告訴我，她沒把我的話當真，隻不過手段巧妙，讓我總想勇往直前。
一不小心玩到了十二點整，她警惕起來，把我晾在舞池中央，不讓我送，就連送到酒店門口也不行。妹妹覺得奇怪，甚至有些自責。我至今自問：她突然決定進麥德林撒肋爵會修道院，和那個悲傷的例子有無關係？從那天起，梅塞德斯和我發明了一種私人密碼，不交談，不見麵，也能心意相通。
再聽到她的消息，已經是一個月後，次年的一月二十二日。她在《先驅報》報社給我留了封短箋：“卡耶塔諾被殺。”對我們而言，隻有一個卡耶塔諾：我們在蘇克雷的朋友卡耶塔諾·亨蒂雷，馬上就要學成的醫生，善於活躍舞場氣氛的情場高手。我很快得到消息，說他是被查帕拉爾村那位年輕的小學教師——就是跟他同騎一匹馬的那個——的兩個兄弟用刀捅死的。那天來回幾封電報，我總算弄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那時候，打電話還不方便，打私人長途要先發電報申請。我的第一反應是身為記者，可以寫篇報道，於是決定去蘇克雷一趟，但報社同事認為我純屬感情用事。如今我能理解，因為即便那時，哥倫比亞人還是動輒自相殘殺，無事生非。不過，情殺向來是城市富人的專利。我覺得這是永恒的主題，著手搜集資料。媽媽發現我在偷偷摸摸幹這事兒，求我千萬別寫，最起碼卡耶塔諾的母親堂娜胡列塔·齊蒙托在世時別寫。何況，她是媽媽的好姐妹，是家裏排行第八的埃爾南多的洗禮教母。好報道需要好的陳述，媽媽的陳述很有分量。小學教師的兩個兄弟追殺卡耶塔諾，他想躲回家，可堂娜胡列塔以為兒子就在房間，急忙關上大門，害兒子有家難回，倚著門被刀捅死。
我的第一反應是坐下來，好好報道這個案子，可又覺得困難重重。我感興趣的不是罪行本身，而是“集體責任”這個文學主題。好說歹說媽媽都不答應，不經她同意就寫，似乎又不合適。然而，從那天起，我每天都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多年後，我已經認命。有一天，我在阿爾及爾機場候機，頭等艙候機室的門突然打開，進去一位家世顯赫的阿拉伯王子，白袍一塵不染，拳頭上立著一隻名貴的雌遊隼，沒有按照傳統獵鷹訓練術那樣用皮帶拴著，用的是鑲鑽的金鏈。這一幕讓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卡耶塔諾·亨蒂雷。他跟父親學過猛禽狩獵術，先是美洲土生雀鷹，再是從阿拉伯半島西南部引進的名貴品種。他遇害時，莊園裏設有專業獵鷹場，兩隻雌鷹和一隻雄鷹受訓專門捕石雞，一隻蘇格蘭鳶用來防身。我知道喬治·普林頓在《巴黎評論》上那篇對歐內斯特·海明威的著名訪談中，曾問他如何將現實生活中的人物變成小說中的人物。海明威回答：“我要是說了，將是一本供專業律師參考的誹謗指南。”然而，從阿爾及爾那個上天注定的早晨起，我的情況卻截然相反：再不把卡耶塔諾遇害的故事寫下來，我就沒辦法繼續安安穩穩地過日子。
媽媽的立場依舊堅定。我怎麽勸，她都不鬆口。卡耶塔諾遇害三十年後，她親自打電話到巴塞羅那，告訴我被害人的母親胡列塔·齊蒙托去世了，說她一輩子都沒有走出喪子之痛。媽媽已經仁至義盡，再也沒有理由阻止我寫這篇報道了。
“媽媽隻求你一件事。”她說，“好好寫，當他是我兒子。”
小說名叫“一樁事先張揚的凶殺案”，兩年後出版。媽媽沒看，理由是：“生活中的糟糕事，寫進書裏也不會好。”這句話被我當成另一條至理名言，珍藏在個人博物館中。
卡耶塔諾遇害一周後，下午五點，我正動筆寫《先驅報》的“每日作業”，桌上的電話響了，是爸爸打來的。他未預先通知，剛到巴蘭基亞，在羅馬咖啡館等我，聲音急迫，嚇我一跳。見到他時，我更加驚恐不安：他衣冠不整，胡子拉碴，穿著那件四月九日淘來的天藍色西裝，路上悶熱，西裝風塵仆仆，他一副難得一見的戰敗者的平靜神情。
我茫然無措。情緒低落的爸爸坦承家中情況不好，我卻無法做出反應。蘇克雷本是人間天堂，美女如雲，日子好過，如今也被政治暴力攪得天翻地覆。卡耶塔諾的死隻是個危險的征兆。
“你身處沙漠中的綠洲，日子太平，自然覺察不到那裏已是人間地獄。”他說，“全靠上帝，我們才保住小命。”
爸爸是四月九日事件後麵對群情激奮的自由派，為數不多的無須藏匿的保守派成員之一。如今，那些他掩護過的黨內人士反咬一口，說他立場不明。他描繪的恐怖場景——那麽真實——足以證明他有理由痛下決心，不顧一切，攜全家逃往卡塔赫納。我沒理由也不忍心阻止他，但想讓他緩一緩，看看能不能不大張旗鼓、說搬就搬。
總要好好琢磨琢磨。我們倆各想各的，靜靜地喝著兩杯飲料。還沒喝完，他腦子一熱，又開始想入非非，讓我無言以對。“日子過得這麽苦悶，”他顫巍巍地歎了口氣，“唯一讓我感到安慰的是你總算快完成學業了。”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理由居然給他帶去那麽大的快樂，我有多感動，從沒跟他說起。突然，我腦子一轉，冒出邪惡的念頭：他想逼我當律師，搬家隻是迂回之計。我盯著他的眼睛，那是兩汪充滿驚訝的池塘。我發覺他太無助太心焦，不會逼我去做任何事，也不會不允許我做任何事，但他相信天意，認為打疲勞仗，就能使我屈服。更有甚者，他還是那副走投無路的表情，說幫我在卡塔赫納找了份工作，全都安排好了，下周一就能入職。他解釋說，那是一份很好的工作，每兩周露一次麵，就能領到薪水。
這大大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我咬緊牙關，先提出幾條疑慮，以便給最後的拒絕做好鋪墊。我對他講了陪媽媽回阿拉卡塔卡時和她的長談。對此他自始至終沒發表任何意見。我覺得，他的無動於衷就是最好的回答。最悲慘的是我對他騙上加騙，明知二年級掛兩科沒補考，三年級又掛三科無法補救，學校不會再要我了。我故意隱瞞，是不想讓家人白白生氣。那天下午要是跟他說了實話，我都不敢想他會是什麽反應。剛開始談，我就打定主意，決不心軟。這麽好的男人身處如此失敗的境地，還得讓自己的孩子看在眼裏，的確讓人不忍。可是，我不想讓他對生活太有信心，最後采取了簡便易行的辦法，請他容我考慮一晚。
“行！”他說，“別忘了，全家人的命運掌握在你手中。”
無須提醒。我太清楚自己的弱點，看著爸爸坐晚上七點的末班車離開時，我硬著心腸才沒有坐到他身邊的位子上。很顯然，在我眼裏，這意味著周而複始。家裏再次一貧如洗，隻有群策群力，才能生存下去。
那天晚上，我什麽也決定不了。內地農村暴力橫行，好幾戶露宿在聖尼古拉斯公園的難民被警察強行驅逐。不過，羅馬咖啡館裏依然太平。西班牙難民總是向我打聽堂拉蒙·賓耶斯那邊有什麽新聞，我總是開玩笑地回答：老師來信，不是通報西班牙新聞，而是迫不及待地打聽巴蘭基亞新聞。他去世後，大家嘴上不提，桌邊的位子還給他留著。他的聚談會的一個成員向我祝賀，說前一天的“長頸鹿”專欄讓他想起了馬裏亞諾·何塞·德拉臘撕心裂肺的浪漫主義。我聽了不明就裏，佩雷斯·多梅內奇老師幫我解圍，一語中的：“希望您別學他，也給自己一槍。”他要是知道那天晚上我有多想死，絕不會說這種話。
半小時後，我拉著赫爾曼·巴爾加斯的胳膊去哈皮咖啡館，在最裏頭找位子坐下。咖啡剛上，我就說有急事，想聽聽他的意見。他臉色大變，端著杯子停在半路——跟堂拉蒙一模一樣——警惕地問道：
“打算去哪兒？”
他洞若觀火，讓我自歎不如。
“見鬼，您怎麽知道！”我回答。
他不知道，但他猜到了。他認為我的辭職將是《紀事》周刊的末日，是嚴重不負責任的表現，會讓我自責一輩子。他明白表示，這無異於背叛——沒人比他更有權這麽說。周刊現狀如此，大家束手無策，但誰都知道關鍵時刻，為了維持，阿方索投入的資金已經超出了他個人的能力範圍。因此，我沒法阻止赫爾曼往壞處想，認為我的不得不搬家等於給周刊判死刑。我敢說，他心如明鏡，知道我是被逼無奈，但從道義上，他必須實話實說。
第二天，開車接我去周刊辦公室的路上，阿爾瓦羅·塞佩達令人感動地袒露，朋友們的內心狂風暴雨，他心裏也不好受。無疑，他已經從赫爾曼那裏聽說我要走。幸好他靦腆，場麵話都免了。
“媽的！”他對我說，“去卡塔赫納沒什麽大不了的，最操蛋的是去紐約。我去過，可也好端端地回來了。”
最好扯些別的話題，免得淚濕衣衫。因此，我並不詫異他選擇在這時第一次向我談起在哥倫比亞拍電影的計劃——盡管沒有結果，我們在餘生中不斷地聊起這個話題。他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留給我一個想頭，走到聖布拉斯街摩肩接踵的人群和商鋪中間時，他又突然打住。
“我跟阿方索說了，”他隔著車窗衝我喊道，“把周刊停掉，再辦本《時代》那樣的雜誌！”
和阿方索談，對我對他都不易。我們之間有個疙瘩，拖了六個月也沒解開，再者，遇到難事，我們倆都會頭腦短路。一次，我在排版室耍小孩子脾氣，從周刊人員名單上去掉我的名字和職務，暗示正式辭職。等氣消了，我忘了補回去，誰也沒發現。兩周後，赫爾曼·巴爾加斯看見了，告訴阿方索，他也吃了一驚。排版室主任波菲裏奧告訴他們當時我是牛脾氣發作。他們商量著先按兵不動，等我解釋。糟糕的是，我把這事給忘了，直到阿方索同意我離開《紀事》周刊。談完，他大笑著跟我道別，狠狠地開了個令人招架不住的玩笑。
“幸運的是，”他說，“都不用把您的名字從人員名單上去掉。”
我總算想起了那件事，像是被人捅了一刀，恨不得找個地縫鑽下去，不是因為阿方索話說得太巧妙，是恨我忘了跟他解釋。不出所料，他把話說開了。如果說這是我和他之間唯一的疙瘩，那麽就不該把它留在那兒不去解開。阿方索會和阿爾瓦羅、赫爾曼一起接著幹。要是需要所有人都出力，以便力挽狂瀾，拯救期刊，我可以在兩個小時內趕回。實在山窮水盡，還有編委會。不過，指望編委會，等於指望上帝。編委會從未能坐在那張胡桃木長桌旁商討重大決策。
赫爾曼和阿爾瓦羅的話給了我離開的勇氣。阿方索理解我的苦衷，也算鬆了一口氣。但他絲毫沒有暗示《紀事》周刊會因為我的辭職走向完結。相反，他建議我遇事冷靜，安慰我說會和編委會一起打下堅實的基礎，真正大有可為的時候，會通知我。
這是我收到的第一個訊號：阿方索可能開始考慮《紀事》停刊，盡管這種可能性令人無法想象。果不其然，六月二十八日，十四個月出版了五十八期後，周刊悄無聲息地走向完結。然而，時隔半個世紀，我仍認為《紀事》周刊是國內新聞界的一樁重要事件。我們沒有留下完整的五十八期，隻有前六期和一些剪報放在加泰羅尼亞人堂拉蒙·賓耶斯的書房裏。
湊巧的是，我當時住的房子正好要更換客廳家具，舊家具可以便宜賣給我。動身前，我去《先驅報》報社結賬，他們預支給我六個月的“長頸鹿”專欄稿費。我用一部分稿費從馬依托手裏買下家具，帶到卡塔赫納的新家。我知道家人不會把蘇克雷的家具帶走，也無力再買一套。不得不提的是，這套家具用了五十多年，還好好的，且依然在用。媽媽感激我，一直不讓賣。
爸爸找上門來一周後，我帶著一套家具和很少幾件衣服搬到了卡塔赫納。和第一次不同，這次我知道在卡塔赫納生活需要什麽，該做什麽以及如何去做。我真心實意地希望家人而非我能過得好。誰叫我沒個性呢？活該！
新家位置不錯，在波帕區，挨著那座搖搖欲墜的老修道院。樓下有四間臥室、兩個衛生間，爸媽帶十一個孩子住。我最大，將近二十六歲；埃利希奧最小，才五歲。所有孩子都在加勒比文化中茁壯成長，吊床、地席、床，多少人都能睡下。
樓上住著爸爸的弟弟埃默赫內斯·索爾和他兒子卡洛斯·馬丁內斯·西瑪汗。整棟房子根本不夠這麽多人住，但叔叔和女房東有生意往來，租金公道。我們隻知道女房東叫佩帕，很有錢。家人時刻不忘說笑，很快用流行歌調唱出住址，韻律十足：“波帕區南佩帕家。”
弟弟妹妹們來了，記憶中一片模糊。半城停電，我們摸黑收拾，先讓小的睡下。大的可以靠聲音分辨，但小的跟我上次回家相比，變化太大，燭光中，他們滿是憂傷的大眼睛使我受驚嚇。箱子、包裹滿地都是，吊床摸黑掛上，場麵混亂不堪，我仿佛遭受了一場四月九日家庭暴亂。不過，印象最深的是搬一隻形狀不規則的口袋，它不停地從我手中滑出去。那是外婆特蘭基利娜的骸骨。媽媽把它們挖出帶來，打算安葬在聖佩德羅·克拉韋爾墓地；後來爸爸和埃爾維拉·卡裏略姨母都葬在那塊墓地的同一個墓穴裏。
埃默赫內斯·索爾叔叔是我們緊急搬家時的大救星。他被任命為卡塔赫納省警察廳秘書長，上任後大刀闊斧幹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官僚體製的一個缺口，拯救家人，包括我這個有共產黨名聲的政治脫軌分子，我之所以贏得這樣的名聲，不是因為我的意識形態，而是因為我的穿著。他幫所有人安排工作：爸爸做行政管理，無須承擔政治責任；弟弟路易斯·恩裏克是探員；我在國家人口普查辦公室討了份閑差——保守派政府堅持設立該機構，恐怕是想摸清究竟還有多少對手存活於世。對我來說，這份工作的道德成本高於政治成本。除了每兩周領一次薪水，其餘時間絕不能出現在辦公室裏，免得接受盤問。官方解釋是我和其他一百多名職員都在外地出差。
人口普查辦公室對麵的摩卡咖啡館裏坐滿了從附近地區趕來領薪水的徒有虛名的職員。我簽完字，領到豐厚的薪水，一分不留，悉數上交，補貼家用。與此同時，爸爸想幫我去法律係注冊，發現了我隱瞞不報的真相。爸爸的知情如同給我頒發了畢業證書，讓我心花怒放。更讓我心花怒放的是，經過這麽多坎坷和爭執，我總算有了時間和空間去完成我的小說。
當我邁進《宇宙報》報社，他們讓我有種回到家的感覺。下午六點，正是最忙的時候，我一進門，鑄排機和打字機突然銷聲，讓我喉嚨一哽，說不出話來。薩巴拉老師坐在印第安地毯上，愣了不到一分鍾，就讓我幫忙把耽誤的社論寫了，仿佛我從未離開過。我的打字機前坐著一個剛入行的毛頭小夥子，他忙不迭起身讓座，結果摔到了地上。最先讓我驚訝的是，寫了兩年自由發揮的“長頸鹿”專欄，再回頭寫一本正經、不署名的社論，竟有些吃力。剛寫了一頁，社長大人洛佩斯·埃斯考裏亞薩也過來打招呼。英國式的冷靜是他在朋友聚談和政治漫畫中的一貫形象，再次讓我驚訝的是，他向我揮手，高興得臉都紅了。我寫完那篇社論，薩巴拉拿著一張小紙條等著我，社長請我寫社論，開出了一百二十比索的月薪，第三次讓我驚訝。在當年的卡塔赫納，這可不是筆小數目。我沒顧得上說聲謝謝就急忙坐回去，又寫了兩篇，興奮異常，感到地球確確實實是繞著太陽轉的。
一切周而複始。同樣的話題被薩巴拉老師手握紅筆以自由派的眼光修改，然後被審查官大加刪減，審查官又被編輯們無情耍弄。還是半夜三更在“洞穴”吃牛排加蛋和炸香蕉片，還是在烈士路上大聊特聊如何改變世界，直到東方既白。羅哈斯·埃拉索賣了一年畫，四海為家，後來跟羅薩·伊莎貝爾結婚，搬去波哥大。天快亮時，我坐下來寫“長頸鹿”專欄，用當年僅有的現代化方式，也就是普通郵件，寄到《先驅報》，我竭盡全力，盡量按時交稿，直到把預支的稿費還清。
在困境中和全家人一起生活，這樣的畫麵不在記憶中，而在想象裏。樓下的臥室裏，爸媽帶幾個小的睡一間；四個妹妹睡一間，但她們覺得應該一人一間；埃爾南多和阿爾弗雷多·裏卡多要照顧海梅，三人一間，海梅成天談論哲學和數學，害得他們倆整日神經緊張。快十四歲的麗塔為了給家裏省電，在樓門口的路燈下學習到半夜。她喜歡高聲吟唱著背誦課文，發音標準，聲情並茂。當年聽她讀過的許多怪話被我寫進書裏，什麽去磨坊的騾子、男孩小杯裏的巧克力、酗酒的算命先生等等。午夜過後，家裏更熱鬧、更有人氣：去廚房喝水，去廁所大小便，在走道裏掛高高低低、縱橫交錯的吊床。要是叔叔帶兒子回自己家住，我就帶古斯塔沃、路易斯·恩裏克，後來還有海梅——晚上九點以後，不許他談論任何事情——去樓上睡。一天夜裏，一隻孤苦伶仃的小羊咩咩叫個不停，吵得我們幾小時沒合眼。古斯塔沃氣急敗壞地說：
“聽著就像一座燈塔。”
這句話讓我銘記終生，它是我在現實生活中捕捉到的一種對我即將誕生的小說的明喻。
在卡塔赫納有過好幾個家，這回家裏最熱鬧。錢越用越少，日子越過越見不得人。我們去找更便宜的房子，後來搬到了托裏區，晚上屋裏會有女鬼現身。我運氣好，沒在場。可爸媽和弟弟妹妹們七嘴八舌，說得我寒毛直豎，如親眼所見。第一晚，爸媽睡在客廳的沙發上，隻見女鬼穿著紅色碎花長裙，短發束在耳後，紮著紅色蝴蝶結，目不斜視地從一間房走到另一間房，媽媽甚至能說出裙子上的花紋和鞋子的式樣。爸爸不想加劇妻子的不安、嚇著孩子，非說沒看見。可是天一黑，女鬼便在房子裏自如穿行，誰都沒法忽視她。妹妹瑪爾戈特有一次在天亮前醒來，見女鬼趴在床欄杆上，正盯著她看。被陰間的人盯著看，讓她不寒而栗。
星期天望完彌撒，一位女鄰居向媽媽證實，說有一回，之前在這裏住的那家人正在吃午飯，女鬼居然大白天在餐廳裏現身，所以此後，那房子空了許多年。第二天，媽媽就帶著兩個最小的孩子出門去找房子以便搬家，四小時內就找到了。可是，弟弟妹妹們大多都怕女鬼陰魂不散，依然心有餘悸。
住在波帕區南佩帕家時，我可以自由支配所有時間，但酣暢淋漓地寫作使我覺得時光如梭，不夠用。我又遇到了拉米羅·德拉埃斯普列亞，讀完法學博士的他前所未有地關心政治，興致勃勃地讀剛出版的小說，特別是那年對我這代人至關重要的庫爾喬·馬拉帕爾泰的《皮膚》，文字精練，構思精妙而恐怖的現代史吸引我們看了整個通宵。但是，時間證明，馬拉帕爾泰注定是一個有益的道德模範，而非我所渴慕的偶像，對我們而言，幾乎同時代的阿爾貝·加繆則正好相反。
那時德拉埃斯普列亞兄弟住在附近，家裏有個酒窖，他們經常把酒裝進清白的瓶子，帶到我家。我沒有聽從堂拉蒙·賓耶斯的勸告，把草稿大段大段、原原本本地讀給他們和弟弟妹妹們聽。這些稿子題材寬泛，是我晚上失眠時在《宇宙報》報社寫在條狀新聞紙上的，未曾好好修改。
那段時間，阿爾瓦羅·穆蒂斯和貢薩洛·馬利亞裏諾也回來了。幸好我沒定稿，也沒定書名，不敢拿去給他們看。我想閉關不出，先在普通稿紙上謄一遍，再改一遍。謄出來一看，比預期多出四十頁，開始沒在意，但很快就覺出問題大了：我在精確性上是個完美主義者，預估過篇幅，具體到每章多少頁，全書共多少頁。哪個數字不符，我都會不由自主地重新通盤考慮，甚至一處打字錯誤都會擾亂我的創作。我原本以為，這種絕對化的方法是源於一種強烈的責任感；現在知道了，這分明就是病。
我又一次沒有聽從堂拉蒙·賓耶斯的勸告，將完整的稿子——還沒定書名——拿去給古斯塔沃·伊瓦拉看。兩天後，他邀我去他家。他穿著舒適的沙灘服，皮膚曬成古銅色，坐在露台的一把藤搖椅上，麵朝大海。他一邊跟我說話，一邊摩挲著我的稿子，讓我感動。他是一位真正的老師，不說教，不臧否，先讓我感受到他的道德品質。之後，他滿意地看著我，如往常一樣簡明地總結道：
“你寫的是安提戈涅神話。”
我的表情告訴他我不明就裏，他從書架上抽出索福克勒斯的書，念出他想表達的意思。小說中的戲劇衝突確實與安提戈涅的舅父克瑞翁王下令不讓她安葬哥哥波呂涅克斯的屍體的情節如出一轍。剛認識他那會兒，他送給我一本《索福克勒斯全集》，我讀過《俄狄浦斯王》，卻對安提戈涅的故事幾乎沒有印象，不可能把它搬到香蕉種植園裏，情感上的異曲同工我之前毫無察覺。我心裏翻江倒海，既幸福又幻滅。當晚，我又把稿子讀了一遍，心裏五味雜陳，驕傲的是與一位如此偉大的作家所見略同；痛苦的是公眾會認為我剽竊。糾結了一周後，我決定本著最美好的願望大改特改，仍舊沒意識到把稿子改得跟索福克勒斯的不一樣，其實是天大的虛榮心作祟。最終，我認命了，感到於情於理，應該援引大師的一段話向他致敬。我也的確這樣做了。
我們及時逃離了破壞嚴重、危機重重的蘇克雷，搬到了卡塔赫納。可是，人太多，收入太少，精打細算也無濟於事。媽媽總說：窮孩子比富孩子吃得多、長得快，咱們家就是例子。所有人的薪水加在一起，日子還是過得一驚一乍的。
歲月留痕。海梅是個異數，眾多兒女中，隻有他把畢業證書看得跟貴族頭銜一樣重，後來成了土木工程師。路易斯·恩裏克成了會計師，古斯塔沃成了測繪員，兩人照樣彈吉他、給別人唱小夜曲。伊約自小就有明確的文學誌向，個性強悍，讓我們刮目相看。這孩子五歲時為了看消防員上門滅火，差點兒放火燒了衣櫃。後來，大些的同學請他和哥哥庫奇抽大麻，他膽子小，沒敢接。庫奇向來膽大又好奇，深吸了一口。多年以後，陷在毒品的泥沼中無法自拔的他告訴我，那是他第一次吸毒，吸完他就對自己說：“媽的！這輩子除了這個，別的我都不想幹。”在之後的四十年裏，他前途渺茫，熱情不減，自始至終履行了吸毒至死的諾言。五十二歲時他因服用過量心肌梗死，在毒品天堂裏一命嗚呼。
南奇是世上最安分的人。他服完兵役，繼續留在軍隊裏，熟稔各種現代武器，參加過無數軍事演習，但哥倫比亞曠日持久、林林總總的戰爭他卻一場也沒打過；退役後，他做了消防員，但五年多的時間裏，他也是一場火也沒撲過。但他從不氣餒，他的幽默感使他成為家裏張口就來的笑話大王；隻要活著，他就感到幸福。
伊約一生煙酒不沾，在度日艱難的那些年裏，全憑自身努力，成長為作家和記者。他有著所向披靡的文學誌向和藏而不露的文學創造力，可惜時運不濟，隻活了五十四歲，這時間幾乎不夠他出版一本六百多頁、詳細講述《百年孤獨》的幕後故事的傑作。他瞞著我研究多年，沒向我索取過任何資料。
麗塔十幾歲就懂得吸取前車之鑒。一次我離家很久，再回去，發現她和姐姐們一樣，正為情所困。她的戀人是一個皮膚黝黑的男人，英俊、嚴肅、正派，唯一不般配的是比她矮了兩拃半。當晚，我去爸爸房間，他正躺在吊床上聽新聞。我把收音機的音量調低，坐在對麵床上，以長子的身份問他：麗塔談戀愛有什麽問題？他早有準備，答得飛快：
“就一個：那家夥小模小樣的。”
我等的就是這句話。
“此話怎講？”我問。
“就是小模小樣的。”他不看我。
“他小偷小摸了？”我毫不留情。
他還是不看我。
“好吧，”終於，他歎了口氣，“他倒沒有，他有個兄弟因為小偷小摸被逮捕了。”
“那就沒有問題了。”我順水推舟，“麗塔又不是跟這個結婚，她是跟不在牢裏的那個結婚。”
他不說話了。從回答第一個問題起，他就越過了誠實這條底線。他也知道，有個在牢裏的兄弟是不實的傳言。他理屈詞窮，死死攥住最後一點兒尊嚴。
“好吧！要結趕緊結，我可見不得家裏的孩子談戀愛談得沒完沒了。”
我接得飛快，絲毫不留情麵，這輩子都挺過意不去的：
“那好，就明天，一大早就辦。”
“喂！有這麽誇張嗎？”爸爸嚇了一跳，但麵露笑容，“讓小姑娘穿什麽？”
帕姨快九十歲了，我最後一次見她，是在一個熱浪滾滾的下午。她事先沒打招呼就一身重孝，纏著黑色裹頭布，提著小箱子，乘出租車從裏奧阿查趕到了卡塔赫納。她幸福地走進家門，張開雙臂叫道：
“我要死了，來跟大家告別。”
我們讓她住下，畢竟她是帕姨，還和死神交情不淺。她住在仆人房——她隻願意睡在那個小房間裏——等待大限來臨，最後帶著處女的芬芳合眼，終年約一百〇一歲。
那是我在《宇宙報》最充實的一段日子。薩巴拉將政治智慧傳授與我，教會我如何在暢所欲言的同時，通過審查。他第一次對我由來已久的撰寫專題報道的想法產生興趣。不久，一條特大新聞浮出水麵：馬爾貝亞海灘，鯊魚襲擊遊客。最離奇的是，政府懸賞，每殺死一條鯊魚，賞金五十比索。次日，巴旦杏樹上都掛不下夜裏捕到的鯊魚了。埃克托爾·羅哈斯·埃拉索笑得死去活來，在波哥大《時代報》新開的專欄上撰文一篇，諷刺濫捕鯊魚的荒謬行徑。於是，我靈光一閃，想寫一篇有關夜捕鯊魚的報道，薩巴拉全力支持。可是，我一上船，計劃就泡了湯。他們問我暈不暈船，我說不暈；問我怕不怕海，其實我怕，但我說不怕；最後問我會不會遊泳——應該最先問——我說不會，沒敢說假話。不管怎樣，我在陸地上跟水手們聊過，他們是去距卡塔赫納八十九海裏的灰燼之口，向無辜的鯊魚下手，滿載而歸後，去領五十比索一條的昧心錢。特大新聞當天就沒了聲息，我的專題報道也打了水漂。於是，我隻好刊登了我的第八個短篇《納沃，讓天使們等候的黑人》。至少有兩位嚴肅批評家，以及我在巴蘭基亞的那幾個苛刻的朋友說它是個良好的轉折。
我不認為我的政治成熟度足以使我受到影響，問題是我再次消沉，陷入困境無法自拔，唯一的娛樂就是在城牆邊的“拱頂大廈”裏跟醉漢們唱到天亮。殖民時期，這裏住過軍妓，後來關押過政治犯。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將軍被誌同道合的戰友流放到歐洲前，也曾在此服刑八個月。
那是一座古跡，看守是名退休鑄排工。每天報社關門後，在職鑄排工會去找他，喝以盜馬賊的技藝釀製、地下酒坊出售的細頸大肚瓶白甘蔗酒。他們生於排字世家，有學識，精於語法，喜歡在周末痛飲。我和他們打成一片。
他們中年紀最小的名叫吉列爾莫·達維拉。盡管有些地區領袖不讓內地佬入行，他還是光榮地在加勒比海岸找到了一份工作，也許是因為技藝精湛。他除了技術好、頗具個人魅力，還是個神奇的魔術師，能讓辦公桌抽屜裏飛出鳥兒，提前為付印前剛交的社論留好空白位置。工作認真的薩巴拉老師也會暫時忘記帕德雷夫斯基和無產階級革命，讓大家為他鼓掌，同時總是警告說——說了也白說——下不為例。至於我，每天與魔術師共事的經曆可以說是總算讓我發現了生活的真相。
在“拱頂大廈”共度的那些日子中的一個清晨，達維拉說，他想辦一份二十四乘二十四大小——四開紙的一半——的報紙，在下班高峰期免費發放。那將是世界上最小的報紙，十分鍾就能讀完。《袖珍報》就這樣誕生了。早上十一點，我寫一小時，達維拉在兩個小時內排版、印刷，出去分發的膽大的報販子隻須吆喝一聲，眾人便會一擁而上。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袖珍報》問世，出人意料地空前成功，更加出人意料地曇花一現：一共就三天，出了三期。達維拉向我坦言，即使用黑魔法，也很難想出成本如此之低、開張如此之小、操作時間如此之短、消失如此之快的好主意。最離奇的是，第二天，有那麽一刻，我被街頭的哄搶和讀者的熱情所迷惑，居然以為這或許就是我的求生捷徑。美夢隻做到星期四。經理說，再出一期，就會破產，即使刊登商業廣告——必須又小又貴——也不實際。《袖珍報》的特色就在“袖珍”二字，開張大小恰恰埋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賣得越多，越難以為繼。
我有點兒進退兩難。離開《紀事》周刊後搬到卡塔赫納是恰逢時機的好事，這裏的環境非常有利於繼續創作《枯枝敗葉》。特別是住在家裏，家人奇思妙想，什麽意想不到的事兒都有可能發生。記得有次吃午飯，我們和爸爸聊天，說許多作家在什麽都不記得的時候寫回憶錄困難重重。這道難題被六歲的庫奇輕鬆化解：
“既然這樣，”他說，“作家應該趁什麽都記得，先寫回憶錄。”
我羞於承認，在寫《枯枝敗葉》時，我也遭遇了寫《家》時重技巧、輕主題的困境。在興衝衝地寫了一年後，我被困在了既無入口也無出口的環形迷宮中。如今我知道原因何在了。為銳意創新提供了出色範例的風俗主義，最終使正在試圖打開緊急出口的國家重大題材變得僵化。事實是我再也無法承受那種舉棋不定，一分鍾也不行。核對信息，再做一些文體方麵的決定，小說就能殺青，但我還是感受不到它的生命。我在迷霧中摸索多時，早已迷失其中，以致眼看著那本書要沉沒，卻不知道哪些地方有裂口。最糟的是，寫作到了這個階段，誰也幫不了我，因為裂縫不在文本裏，而在我心裏，隻有我能看見，隻有我能感覺到。也許，正因如此，還完《先驅報》的預支稿費——拿去買家具了——我沒多想，就把“長頸鹿”專欄給停了。
不幸的是，機智、堅持、關愛都無法戰勝貧窮。屋漏偏逢連夜雨，一年後，人口普查辦公室關門大吉，留下的窟窿，《宇宙報》的薪水填補不了。我沒有回法律係，盡管一些老師千方百計地幫我，勸我就算不喜歡，好歹把大學念完。家裏每個人都缺錢，不過這個窟窿太大，我從來也沒有填滿過，而沒希望比沒錢更令我沮喪。
“要是我們全得淹死，”一天，我痛下決心，午飯時宣布，“我先自救，然後幫你們找救援，哪怕隻是一艘需要自己劃槳的救生艇。”
他們隻好隨我，堅信救生艇一定會來。就這樣，十二月的第一周，我又搬回巴蘭基亞。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坐在打字機前，見我不請自來，走進《先驅報》的老辦公室——《紀事》周刊由於資金短缺，已經無法維持——頓時心知肚明，像見了鬼似的叫道：
“您怎麽招呼都不打一聲就來了！”
這輩子，我很少說這麽靠譜的實話：
“大師，我煩得不行。”
阿方索定下神來。
“好吧！”他還是那副姿態，引用哥倫比亞國歌的歌詞回答道，“幸好，全人類都在鎖鏈下呻吟。”
他絲毫不好奇我為何回來。似乎他和我心意相通，幾個月來，隻要有人問起我，他一律回答：“他會回來的。”他一邊穿外套，一邊幸福地從桌邊站起：我是天降救兵。他約了人，已經晚了半小時，第二天的社論還沒寫完，讓我幫他接著寫。我隻來得及問他主題是什麽，他一溜煙地跑到走廊上，漫不經心地——誰叫我們是朋友呢？——答道：
“看了不就知道了！”
第二天，《先驅報》辦公室裏又麵對麵放著兩台打字機，我在同一版麵繼續發表我的“長頸鹿”專欄。當然，稿酬不變。阿方索和我依然如故，許多社論我寫兩段，他寫兩段，混在一起，難以分辨。新聞或文學專業的學生查閱檔案時試著區分過，沒分出來，除非題材特殊。我們的區別不在文風上，而在文化信息方麵。
在“第三個人”，小偷朋友遇害的消息讓我悲痛不已。一天晚上，他和平常一樣出門幹活兒，入室行竊時心髒中彈。就這些，具體情況不詳。遺體被他姐姐認領了，她是他唯一的親人。葬禮由慈善機構資助，送別的隻有我們和酒館老板。
我又在阿維拉姐妹家住下，再次跟梅拉·德爾瑪成為近鄰，在黑貓妓院過得不好，就去她那兒尋求平靜和淨化。她和妹妹艾麗西亞性情相似，有如雙胞胎，和她們在一起的時光周而複始。姐妹倆以一種很特別的方式與文學小組成員交往，每年至少請我們吃一回愉悅身心的阿拉伯大餐。她們家時有名人意外造訪，從各類大牌藝術家到迷惘詩人，不一而足。阿維拉姐妹和佩德羅·比亞瓦老師將我對音樂的愛好引上正道，把我帶進藝術界的快樂群體中。
如今想來，巴蘭基亞的環境更利於《枯枝敗葉》的創作。有了打字機和辦公桌，我立即開始精力充沛地修改。這時候，我大著膽子，把謄清的一稿——明知不是定稿——拿給文學小組的朋友們看。先前已經就它聊過多次，不用再費口舌提醒什麽。阿方索在我對麵寫了兩天稿，對我的新作隻字未提。第三天下午工作結束，他把稿子攤在桌上，讀出用百事貼標出的那幾頁。他沒做評價，而是梳理出前後不一致的地方，幫我提煉風格。意見條條在理，我一一接受。隻有一處，在我告訴他那是兒時的真人真事後，他還是覺得有些牽強。
“寫得差，真亦假。”他笑得前仰後合。
赫爾曼·巴爾加斯的方法是：要是文句還行，別急著評價，先給一顆定心丸。他感歎道：
“棒極了！”
可之後幾天，他對那部小說發表了一係列的看法，晚上在酒桌上，他會更加興奮地給出中肯的意見。平時，他對稿子不滿意，會和作者單獨見麵，既坦率又誠懇地跟對方談，對方即使想哭，也不得不由衷地向他表示感謝。他不這樣對我。直到一天，赫爾曼突然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評論我的稿子，我這才把懸著的一顆心放下。
阿爾瓦羅從哈皮咖啡館銷聲匿跡，大約一周後，突然在玻利瓦爾大道上用車攔住我的去路。他心情大好，衝我叫道：
“我操，大師，上車！”
這話是用來麻醉人的。大伏天，我們在商業中心漫無目的地兜圈子，阿爾瓦羅激情澎湃地吼出他鞭辟入裏的看法。每當在人行道上看見熟人，他便先打住話頭，親熱地招呼一聲或開個玩笑，然後繼續激情澎湃地扯著嗓子吼。他頭發亂蓬蓬的，眼球突出，像是透過圓形監獄的鐵柵欄看著我。後來，我們去“巴旦杏”的露天座上喝冰啤酒，被街對麵青年隊和競技隊的球迷吵得頭昏腦漲，隨後，體育場裏湧出一大群因踢成二比二平而垂頭喪氣的人，他們狂呼亂叫著占領了酒館。最後一刻，阿爾瓦羅從車窗探出頭來，吼出對稿子的總體評價：
“大師，不管怎樣，還是有不少風俗主義的痕跡。”
我感激地也對他吼道：
“但有福克納的精華！”
他放聲大笑，未言明的、未思慮的，全都濃縮成這一句：
“你小子，別渾了！”
五十年後，每當想起那個下午，我就會聽見阿爾瓦羅在滾燙的街道上如石子落地般爽朗的笑聲。
我明白，他們三個都喜歡那部小說，雖然各自持有或許言之有理的保留意見，隻是沒有過多地說明，這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那是一種簡單易行的策略。誰也沒提出版的事情，這點也很符合他們的個性。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寫得好，其他都是出版社的事兒。
換言之，我又回到了屬於我們的巴蘭基亞。糟糕的是，這一回，我沒有心思把“長頸鹿”專欄寫下去。其實，專欄早已完成了逼我每天像匠人那樣去工作的使命，使我得以從零開始，持之以恒地去學習如何寫作，胸懷煉成一位與眾不同的作家的狂熱抱負。多少次，我無從下手，當我意識到題目太大，就會換掉它。總之，這是在我成為作家的道路上的基本功訓練。我很坦然，它隻是我汲取營養的一個源泉，無須承擔什麽曆史責任。
頭幾個月，每天光是找素材就讓我痛苦不堪。沒時間幹別的：花幾個小時研讀其他報紙，記錄私密談話，迷失在幹擾睡夢的胡思亂想中，直到遇見現實生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最幸福的經曆莫過於一天下午，我從公共汽車上看見某戶人家的大門上貼著一則簡單的廣告：“出售葬禮掌聲。”
我的第一反應是去敲門，好問問情況，可惜沒好意思。就這樣，生活本身教導我，最實用的寫作秘訣之一是在不敲門、不發問的情況下，學會讀懂現實的象形文字。近幾年，重讀四百多篇“長頸鹿”專欄，與衍生出的一些文學作品進行比較，這一點愈發清晰。
聖誕節，《觀察家報》高層——社長堂加夫列爾·卡諾帶著他所有的兒子：經理路易斯·加夫列爾、副社長吉列爾莫、副經理阿方索和正在當學徒的小兒子菲德爾——來巴蘭基亞度假，同行的還有綽號為“尤利西斯”的愛德華多·薩拉梅亞。他刊登過我的短篇，撰文介紹我入行，對我有知遇之恩。新年第一周，他們有組隊去普拉多馬爾浴場——距巴蘭基亞十西班牙裏——泡吧的習慣。在那場紛亂中，我隻記得“尤利西斯”讓我刮目相看。我在波哥大常遇見他，開始在風車咖啡館，幾年後在自動化咖啡館，有時在大師德格雷夫的聚談會上。記憶中的他有著金屬般的嗓音和拒人於千裏之外的表情，我以為他不好惹，大學城裏的忠實讀者們無疑也都這麽想。好幾次，我避免跟他接觸，為的是不破壞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錯了。我發現隻要他願意——腦子願意或心裏願意——他可以十分熱情，十分周到。他和堂拉蒙·賓耶斯、阿爾瓦羅·穆蒂斯或萊昂·德格雷夫個性不同，但和他們一樣具有隨時隨地授學的天賦，而且擁有非凡的運氣：該讀的書他都讀過。
我在《觀察家報》當記者時，和卡諾家的兒子——路易斯·加夫列爾、吉列爾莫、阿方索和菲德爾——情同手足。在普拉多馬爾度過的那些夜晚，大家吵來吵去，說了什麽，全忘了，但他們對新聞和文學的“走火入魔”，卻是怎麽也忘不了的。他們當我是自己人，是由他們挖掘、為他們自己而培養的短篇小說作家。但我不記得——他們說了那麽多——有人提議我去他們那兒工作。我不遺憾，處於人生低穀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即使讓我選，我也會一片迷惘。
阿爾瓦羅·穆蒂斯被卡諾一家的熱情所感染，也興致勃勃地回到巴蘭基亞。他剛被任命為哥倫比亞埃索石油公司公關部主任，想勸我跟他回波哥大。然而，他此行的真正使命更富戲劇性：當地經銷商犯下大錯，使汽車燃料被當成飛機燃料，加到了飛機上；加錯了燃料，飛機能飛走才怪。穆蒂斯必須連夜糾正這個錯誤，此事為絕密，不得驚動機場工作人員，更不得驚動媒體。他辦成了。我們在巴蘭基亞機場一邊喝威士忌，一邊聊了四個小時，等燃料更換完畢。時間寬裕，我們無所不聊，但我怎麽也沒想到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洛薩達出版社可能會出版我即將完成的小說。阿爾瓦羅·穆蒂斯直接從該出版社駐波哥大分社新任社長胡利奧·塞薩爾·比列加斯那兒聽說了這個消息，比列加斯曾是秘魯政府的一位部長，不久前來哥倫比亞避難。
那年一月，風刮得特別緊，天亮前，基本無法在街頭逆風而行。起床後的話題便是一夜狂風引發的災難。風刮走了睡夢，刮走了雞窩，將屋頂上的鋅皮刮成會飛的鍘刀。
如今想來，狂風一掃昔日的晦氣，幫我推開了新生活的大門。我和“巴蘭基亞文學小組”不再隻是誌趣相投的朋友，而變成了工作上的夥伴。開始，我們討論報道的主題，交換不高深卻令人難忘的意見。對我而言，有個早上至關重要。那天，我走進哈皮咖啡館時，赫爾曼·巴爾加斯正在安安靜靜地讀當天報紙上的“長頸鹿”專欄。其他人充滿敬畏地圍在桌邊，等他發表意見，咖啡館裏的煙霧看起來更濃了。讀完後，他沒看我，一言不發地將剪報撕成碎片，當垃圾扔進盛放煙蒂和火柴梗的煙灰缸。無人言語，氣氛如常，此事無人再提。可是，每當我犯懶或趕時間，想隨便敷衍一段完事時，總會想起這個教訓。
我在一家便宜的小旅館住了將近一年，店主最後都當我是自家人。當年，我的全部家當莫過於一雙滄桑的涼鞋、兩套換洗衣服（洗澡時順便搓搓）、四月九日騷亂中從波哥大最貴的茶餐廳偷來的皮文件夾，裏麵夾的是正在創作的文稿。什麽都能丟，隻有它不能丟，走到哪兒帶到哪兒，連七把鎖的銀行保險櫃我都信不過。我隻把它押給過一個人。剛住下那幾天，晚上我把它押給守口如瓶的旅館門衛拉希德斯，賒房錢。他匆匆翻了翻被塗改得麵目全非的打字稿，收進櫃台抽屜。第二天，我在說好的時間去贖，從不食言。到後來，押一次，能賒三晚房錢。我和他達成默契，一句“晚上好”，皮文件夾往櫃台上一放，就可以在格子櫃裏自取鑰匙，上樓回房間。
赫爾曼總是及時向我施以援手，連我有沒有地方睡覺都一清二楚，會偷偷塞給我一個半比索付房錢。我實在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的。我品行好，在小旅館裏積攢了個人信用，連妓女都會把自己用的香皂借給我洗澡。旅館所有者和女主人是卡塔利娜嬤嬤，她有著巨大的乳房和南瓜似的腦袋，新相好是黑白混血的霍納斯·聖比森特。他原本是個挺闊氣的小號手，在一次意欲奪走他的一切的搶劫中，金牙被打落。他身心受傷，也無法再吹小號，隻好換工作。憑借那根六英寸長的“大香蕉”，他找不到比卡塔利娜嬤嬤的金床更好的歸宿了，再說，她脫了衣服也有貨，短短兩年，她便是憑此私密武器才從大清早在河港無家可歸的窘境爬到了了不起的嬤嬤的寶座上。我有幸見識到這兩人為討朋友歡心而使出的智慧與手腕。可是，他們永遠也想不通，我怎麽老是沒有一個半比索的房錢，明明總有大人物坐著政府加長轎車來接我。
那些天還有一件幸事：我成了“猴子”格拉獨一無二的副駕駛。格拉是名出租車司機，金發，皮膚白得像白化病患者，聰明和善，無須宣傳就當選為名譽市政官。他大清早在紅燈區的經曆跟電影一樣精彩，總是充滿奇思妙想的轉折，趣味盎然，甚至瘋狂。哪天夜裏要是無聊，他會叫上我，我們會一起在一片狼藉的紅燈區過一晚。在這裏，我們的父輩、父輩的父輩學會了如何孕育生命。
生活如此簡單，突然，不知為何，我莫名其妙地打不起精神來了。小說《家》寫了六個月，成了一出乏味的鬧劇，關於它，我說得多，寫得少。實在找不到當日話題時，我還會從中抽出一些寫得連貫的片段——本就寥寥無幾——發表在“長頸鹿”專欄和《紀事》周刊上。周末我會落單，別人都回家去了，我在空蕩蕩的城市裏形單影隻，窮困潦倒，我臉皮又薄，索性用孤傲不遜、直來直去作掩飾。我在哪兒都顯得多餘，跟熟人在一起時也是如此，在《先驅報》編輯部尤甚。我躲在僻靜角落，十小時不間斷地寫作，不間斷地抽劣質香煙，把自己籠罩在煙霧中，不跟任何人交流，內心孤獨得無法自拔。我寫得飛快，常常寫到天明，寫在條狀的新聞紙上，裝進皮文件夾，走到哪兒帶到哪兒。
那些天我時常心不在焉，有一次居然把皮文件夾落在了出租車上。我自己倒不傷心，反正一直倒黴，就當再倒黴一次，根本沒去找。阿方索·富恩馬約爾見我這麽般疏忽大意，急壞了，寫了一則啟事，附在“長頸鹿”專欄後麵：“上周六，一個文件夾被遺失在一輛出租汽車上。文件夾主人恰是本專欄作者，撿到者，請與我們聯係，不勝感激。文件夾中無值錢物品，隻有‘長頸鹿’專欄尚未刊登的稿件。”兩天後，有人把稿件留在報社門房，沒留下皮文件夾，稿件上用綠筆修改了三處拚寫錯誤，字跡漂亮。
日常工資剛好夠我付房租。不過，那些日子，我最不在意的就是窮得叮當響。付不起房租是家常便飯，每逢這樣的晚上，我就去羅馬咖啡館讀書，仿佛我就是現實：夜晚徘徊在玻利瓦爾大道上的孤獨男人。遇到熟人，要是願意看他一眼，我就遠遠地打個招呼，然後接著走，去老地方看書，多少次看到旭日東升。那時候，我仍然是個沒受過什麽係統教育但手不釋卷的讀者，讀得最多的是詩，包括爛詩。甚至情緒跌至低穀時，我都堅信爛詩早晚會帶我邂逅好詩。
“長頸鹿”專欄反映出我對大眾文化的關注，短篇小說則不然，寫得像卡夫卡式的謎，作者不知自己身在何處。說實話，哥倫比亞的悲劇對我而言，有如遙遠的回聲；真到了血流成河的地步，我才會為之動容。一根煙還沒抽完，我就迫不及待地點下一根，迫不及待地吞雲吐霧，如哮喘病人迫不及待地呼吸空氣。一天三包，指甲都熏黃了。年輕有什麽用，人像條老狗似的咳個不停。我是個典型的加勒比人，傷感、靦腆、重隱私，所有關乎隱私的問題我都會毫不客氣地擋回去。我堅信自己的厄運與生俱來、無可補救，特別是財運和桃花運，命裏沒有便是無。但我不在乎，因為寫好文章不需要好運氣。我對榮譽、金錢、衰老一概不感興趣，我篤信自己會年紀輕輕地死在街頭。
陪媽媽去阿拉卡塔卡的賣房之旅把我從深淵中拯救了出來，讓我決定寫一部全新的小說，邁向全新的未來。此生有過無數次旅行，這是決定性的一次，讓我親身體會到想寫的《家》隻是胡編亂造，堆砌辭藻，無詩意根基和現實基礎。那次旅行讓我恍然大悟，《家》遭遇現實，隻能粉身碎骨。
夢想中鴻篇史詩的摹本就是我的家族，但它不是主角，也非任何單一事件的受害者，而是束手無策的旁觀者和一切的受害者。旅行歸來，我旋即動筆。無中生有、虛構杜撰已無用處，原封不動地保留在老宅裏、不知不覺間牽動的情感才彌足珍貴。自從我在鎮子滾燙的沙土地上邁出第一步，就發現我耗時耗力，尋求所謂的正道去講述那片令我魂牽夢縈、已是一片荒蕪的人間天堂，走上的卻是迷途。《紀事》周刊即將麵世，籌備工作並不妨礙寫作，相反，還可以緩解我的迫切之情。
除了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動筆幾小時後，我旺盛的創作熱情正好被他撞見——其他朋友許久都還蒙在鼓裏，以為我寫的是《家》。我決定將錯就錯，一是因為孩子氣地擔心別人發現我老是掛在嘴邊的“傑作”早已胎死腹中，同時出於迷信，想“寫一個、講一個”，故意讓人真假難辨。何況，對於不想多說半個字的靦腆作家而言，媒體訪談危機重重。赫爾曼·巴爾加斯目光敏銳，應該有所察覺。幾個月後，堂拉蒙回到了巴塞羅那，赫爾曼在給他的信中寫道：“我認為，加比托放棄了《家》，正在埋頭創作一本全新的小說。”當然，堂拉蒙早在離開之前就已先知先覺。
從第一行起，我就確信新書應該基於一個七歲男孩的回憶，這個男孩是一九二八年香蕉種植園平民大屠殺的一名幸存者。可是，我很快就放棄了這個想法：故事由缺乏足夠的詩意資源的孩子講述，視角未免局限。於是，我意識到二十歲讀《尤利西斯》和《喧嘩與騷動》純屬年少輕狂，體會不深，決定以不抵觸的視角再讀一遍。確實，當年覺得喬伊斯和福克納深奧、賣弄，如今卻覺得他們的書有攝人心魄的簡單和美。我想讓獨白多樣化，包攬全鎮人的聲音，好比古希臘戲劇中的敘述性合唱，類似於《我彌留之際》中，全家人圍繞一個垂死之人的思考。但我又感覺無法如他那樣，簡單地模仿劇本，在個人獨白前加上名字。我的想法是，隻用外公、媽媽、孩子三個人的聲音，其語調和命運差異顯著，靠敘述本身就能被識別。外公是獨眼，小說裏的外公卻是瘸子；和媽媽一樣，小說裏的媽媽聰明，專注；和我當年一樣，小說裏的孩子不愛動，膽小，成天想事。這絕不是什麽創造性的發現，而隻是技巧性的設計。
這本新書在寫作過程中沒有大的改動，沒有和原稿不同的版本，隻是我有不死就不會停止修改的壞毛病，所以不斷地刪改、修訂了約兩年後，第一版才問世。那次陪媽媽回阿拉卡塔卡，我親眼看到了鎮子，和胎死腹中的那本小說裏呈現的完全不同。不過，正如無比睿智的堂拉蒙提醒的那樣，用阿拉卡塔卡和巴蘭基亞充當文學作品中的地名缺乏神秘感和說服力。於是，我決定用馬孔多，這個名字我兒時便知，但直到那時才感受到它釋放出的魔幻氣息。
書名“家”也得改，朋友們對它很熟悉，但它和我的新書八竿子打不著。可是，失誤的是，我一邊寫小說，一邊把想到的書名全都記在了一個作業本上，前後共記了八十多個。最後，初稿即將殺青時，我沒忍住，又以作者身份寫了篇序。這時，書名不請自來，當年外婆曾以遺老遺少的姿態，用這個既顯輕蔑又富於同情的說法描述聯合果品公司造成的破壞：“枯枝敗葉”。
最能激勵我創作的是美國小說家，尤其是巴蘭基亞的朋友們寄去蘇克雷的那些書的作者。美國深南部的文化和加勒比文化在各個方麵的相似性讓我感同身受，這種身份認同對於我——無論是作為單個人還是作為作家——的培養起到了絕對的、無法替代的根本性作用。有了這種意識，我開始像真正的小說家那樣讀書，不僅出於樂趣，還出於對聰明人如何進行文學創作的永不饜足的好奇。我先把作品從前往後看，再從後往前看，然後開膛破肚，挖出結構中最深的奧秘。於是，書房變成檢索工具庫，我能迅速檢索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章、尤裏烏斯·愷撒是否患癲癇或汽車汽化器的工作原理，我甚至有一本完美罪行指南——沒準筆下哪個無依無靠的人物會用得著。其餘全靠朋友幫忙，他們指導我讀書，在合適的時間推薦給我合適的書，在作品發表前閱讀原稿，給出無情的評價。
諸如此類的事情讓我重新認識自己，《紀事》周刊讓我長出飛翔的翅膀。盡管困難重重，難以克服，我們卻鬥誌昂揚，在聖布拉斯街一棟沒有電梯的樓房的三層擁有了屬於我們自己的辦公室。樓下從天亮到晚七點是鬧市，賣食品的女人們高聲吆喝，公共汽車橫衝直撞。辦公室裏幾乎沒有我們的容身之地。電話還沒裝，空調就更甭想了，比出版周刊的成本還高。可是，富恩馬約爾把他那套破破爛爛的百科全書、各種語言的剪報和奇怪行業的著名指南全拿來了，塞得滿滿當當。他的社長辦公桌上擺著一台年代久遠的安德伍德打字機，是他冒死從一座失火的使館救出來的，如今珍藏在巴蘭基亞浪漫主義博物館。另外一張是主編辦公桌，我是新任主編，打字機是從《先驅報》借來的。另有一張繪圖桌，供亞曆杭德羅·奧夫雷貢、奧蘭多·格拉和阿方索·梅洛三位著名畫家使用。他們在神誌清醒的狀態下答應免費給周刊畫插圖，無一食言，剛開始是因為三人生來慷慨，到最後，則是因為我們無分文節餘。免費攝影師通常由基克·思科佩爾擔任。
除了管編輯工作——職責所在——我還得盯著排版，參與校對，盡管我的拚寫一塌糊塗。《先驅報》上的“長頸鹿”專欄還要繼續寫，我沒多少時間定期給《紀事》周刊撰稿，不過，倒是可以利用大早上的那段空閑時間繼續寫我的短篇。
阿方索博覽群書，各種體裁的都看，尤其酷愛偵探類短篇，可謂如饑似渴。他負責翻譯、挑選，我負責精簡文字。這項工作對我的作家生涯大有裨益。為了節省版麵，無用的詞要刪，多餘的情節也要刪，刪到隻剩精華，卻又不影響可信度。即，刪去所有不必要的，剩下的字詞缺一不可，否則結構受損，大廈將傾。在我對敘事技巧的間接摸索中，這是最有用的訓練之一。
何塞·費利克斯·富恩馬約爾的幾篇妙文拯救了我們的好幾個周六，但周刊銷售毫無起色。阿方索·富恩馬約爾的冷靜沉著才是我們永遠的救生筏。他沒有什麽商業才能，卻以那股超越於他的氣力之上的執著堅持辦這本周刊，而他自己又恨不得在每一步上都用他那糟透了的幽默感使其遇難。他什麽都幹，從最睿智的社論到最無聊的文章他都寫，拉廣告，跑大額貸款，說服名人提供獨家稿件，可惜都沒有給銷售帶來多大轉機。報販子領多少，就會原封不動地退回多少，於是，我們就去常去的小酒館上門兜售，從“第三個人”到河港邊那些憂鬱的小酒館，而微薄的收益全都換酒喝了。
瓦特·奧西奧是交稿及時、最受歡迎的撰稿人之一。從《紀事》第一期起，他就最為可靠，那篇署名多利·梅洛的《女打字員的日記》俘獲了眾多讀者的心。誰也不敢相信，那麽多繁雜細瑣的工作都由他一個人漂漂亮亮地完成。
鮑勃·普列托可借助中世紀任何醫學或藝術發現阻止《紀事》周刊覆沒。但說到幹活兒，原則擺上桌麵：不給錢，不出活兒。讓我們痛心疾首的是，沒多久，真的就不出活兒了。
我們設法刊登了胡利奧·馬裏奧·聖多明戈四個謎一般的短篇，因為是用英文寫的，阿方索懷著在樹林裏捉蜻蜓似的急切心情，借助手上一些奇奇怪怪的詞典，譯成西語，亞曆杭德羅·奧夫雷貢配上大師級精美插圖。可惜胡利奧·馬裏奧雲遊四方，行蹤不定，身為撰稿人，連個影子都見不著。隻有阿方索·富恩馬約爾知道去哪裏找他，他的話讓我們忐忑：
“每次看見一架飛機飛過，我都覺得胡利奧·馬裏奧·聖多明戈就在那架飛機裏。”
其餘都是臨時撰稿人，截稿前或付稿酬前，我們的心總是提到嗓子眼。
波哥大的情況和我們類似，但那些用得著的朋友眼看著周刊這艘小船在風雨中飄搖，沒有一個人幫忙劃槳。豪爾赫·薩拉梅亞除外，他明白他的雜誌和我們的周刊有許多相似之處，建議資源共享，效果不錯。但我覺得誰也沒有把《紀事》奇跡般的存在當回事。編委會由十六人組成，據各自所長挑選而出，全是血肉之軀，卻精力充沛，忙碌到讓人懷疑他們是否都練就了金剛不壞之身。
《紀事》還順帶鍛煉了我在付印前一刻即興創作短篇補“天窗”的應急能力。鑄排工和排版工各司其職，我坐在打字機前，憑空編出一篇“天窗”大小的故事。就這樣，我寫出了天亮時為我解了燃眉之急的《關於納塔納埃爾如何做客的故事》，五周後又寫出了《藍狗的眼睛》。
第一個短篇開啟了納塔納埃爾係列，主人公的名字是未經允許，從安德烈·紀德那兒借來的。後來，我又寫了《納塔納埃爾的結局》，也是急就章。納塔納埃爾係列共六篇，這是其中兩篇。整個係列不像出自我之手，被我毫不心疼地束之高閣。我多多少少記得幾篇，其中一篇名叫“納塔納埃爾如何穿得像新娘一樣”，但情節早已被我忘得一幹二淨。人物不像我認識的任何人，沒有借鑒自身或他人經曆，主題含糊不清，居然是我寫的故事，簡直不可思議。說到底，納塔納埃爾係列完全是沒有人情味的文學冒險。記得這些失敗的文章是好事，可以時時提醒我：文學人物不可如納塔納埃爾般憑空捏造。好在想象力沒有讓我飛得離自己太遠，但我堅信爬格子跟砌磚頭一樣，必須獲得豐厚酬勞。如果我們能按時給排字工發不錯的薪水，就更有理由酬報作家。
《紀事》周刊收獲的最大反響來自堂拉蒙寫給赫爾曼·巴爾加斯的信。他關注最出人意表的新聞，關注哥倫比亞的朋友和事件。赫爾曼給他寄剪報，寫很長的信，向他詳述審查官刪去的新聞。換言之，對堂拉蒙而言，有兩本《紀事》：我們做的那本和赫爾曼周末寫給他的那本。他對文章大加褒獎或大肆批評，我們都望穿秋水，翹首以待。
對於《紀事》周刊進展不順，甚至對於文學小組的反複無常，人們提出好幾條原因解釋。有人說是我命不好，連累了周刊，被我偶然聽到。他們舉出的最要命的證據是我對巴西球星貝拉斯科切亞的報道：我想銳意創新，把足球和文學糅在一起，結果一敗塗地。等傳到我耳朵裏時，我的壞名聲早已在哈皮咖啡館裏的讚助人中間廣為流傳。我心灰意冷，找赫爾曼·巴爾加斯談心，他和文學小組的其他成員早已知情。
“冷靜，大師。”他說得斬釘截鐵，“您的文筆隻能用好運來解釋，這種好運堅不可摧。”
也並非每晚都過得很糟糕。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晚，黑女人艾烏菲米亞妓院的聚會對我的作家生涯有著一定的曆史性意義。不知為何，老板娘點了一鍋四種肉熬煮的傳奇亂燉。石鴴鳥聞見噴湧的香氣興奮異常，在火爐邊尖聲亂叫。一位瘋狂的客人抓起一隻石鴴鳥的脖子，直接往沸水裏扔。石鴴鳥隻來得及最後一次振翅，發出一聲哀嚎，便墜入地獄深處。野蠻的劊子手想再抓起一隻時，黑女人艾烏菲米亞無比威嚴地從寶座上站起。
“媽的，住手！”她叫道，“小心眼睛被石鴴鳥啄掉！”
隻有我在意這句話，隻有我不敢去嚐褻瀆神靈的亂燉。我沒有回去睡覺，趕去周刊辦公室，一氣嗬成，寫了個短篇：妓院裏來了三位客人，他們的眼睛被石鴴鳥啄掉了，對此無人相信。我用的是普通稿紙，雙倍行距，隻寫了四頁，敘述者是“我們”，沒有名字。這個短篇具有明顯的現實主義色彩，卻是我寫過的故事中最令人費解的，將我重新引上一條我因無力前行而正想放棄的路。我有如神助，豁然開朗，周五早上四點動筆八點寫完。波菲裏奧·門多薩是《先驅報》載入史冊的排版師，永遠與我心意相通，《紀事》周刊次日發行，他臨時修改了版麵。在付印前最後一分鍾，絕望的我把絞盡腦汁想出來的最終題目報給他，他直接用鉛字排到版上：“石鴴鳥之夜”。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此之前，我寫了九個遊走於形而上邊緣的短篇，卻沒能掌握這種體裁的創作要領，正不知該如何繼續。次月，《石鴴鳥之夜》被豪爾赫·薩拉梅亞全文轉載於著名的嚴肅文學雜誌《批評》上。時隔五十年，在寫下這段文字前重讀舊作，我認為一個標點符號都不用改。在我過得暈頭轉向、找不著北時，這個短篇預示著冬去春來。
國家形勢反倒急轉直下。勞雷亞諾·戈麥斯從紐約歸來，作為保守派候選人參加總統大選。暴力橫行，自由派棄權。一九五〇年八月七日，戈麥斯不戰而勝，作為唯一候選人順利當選。議會休會，他未在最高法院宣誓就上任了。
他基本上沒有親自執政，上任十五個月就因健康問題辭去總統職務，由保守派法學家、議員羅伯托·烏達內塔·阿韋拉埃斯以共和國首席代表的身份接任。知情人都說這是勞雷亞諾·戈麥斯的慣用伎倆：交出政權，手握實權；足不出戶，操縱傀儡；危急時刻，直接致電。
石鴴鳥獻祭前一個月，阿爾瓦羅·塞佩達從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來，這對我熬過那段苦日子至關重要。歸來的他頭發更亂，沒了毛刷式的小胡子，比離開前更粗魯。赫爾曼·巴爾加斯和我盼了他好幾個月，怕他在紐約變溫順了，看見西裝革履的他走下飛機，我們笑得差點兒背過氣去。他舉著海明威的新作《渡河入林》向我們問好，我一把將書搶了過來，摸摸封麵，又摸摸封底，剛想發問，他搶先說道：
“這本書狗屎不如！”
赫爾曼·巴爾加斯笑得直不起腰，對我耳語道：“這家夥一點兒沒變。”不過，阿爾瓦羅後來聲明，他那是在開玩笑，書在從邁阿密飛回的航班上才剛開始看。不管怎樣，他興衝衝地帶來了新聞、電影、文學的“最新病毒”，調動了我們的情緒。之後幾個月裏，水土不服的他漸漸適應了國內環境，卻讓我們這幫“發燒友”四十度高燒不退。
“病毒”隨即蔓延。幾個月來，“長頸鹿”專欄一直像盲人敲著拐杖在原地打轉。我從《家》的草稿裏摘出兩個片段，總算讓它緩過氣來。一篇是《上校的兒子》，他從未出生；另一篇是《妮伊》，一個逃亡的小姑娘，我經常去敲她的門，打問不同的路，她從不應答。成年的我又對連環漫畫產生了興趣，不當周日消遣，而是當作一種全新的文學體裁。漫畫隻能孩子看，這毫無道理。在眾多的漫畫人物中，我最愛狄克·特雷西。此外，我還迷上了當年在阿拉卡塔卡時外公領我入門、堂安東尼奧·達孔特讓我眼界大開的電影，而在阿爾瓦羅·塞佩達的影響下，在一個好片隻能從異鄉客口中聽來的國家裏，電影就像福音一般成為我的一種信仰。他運氣好，剛回國，國內就上映了兩部大片：根據威廉·福克納小說改編，由克拉倫斯·布朗執導的《墳墓的闖入者》和根據羅伯特·內森小說改編，由威廉·迪亞特爾執導的《珍妮的畫像》。我和阿爾瓦羅·塞佩達充分討論後，在“長頸鹿”專欄上發表了兩篇影評，並開始饒有興趣地從不同的角度去看電影。認識他之前，我壓根不知道最重要的人是出現在演職人員名單最後的導演。我所理解的電影很簡單：寫個劇本，找些演員，其餘的活兒都由團隊裏的眾多成員去做。阿爾瓦羅回來後，在那些最邋遢的小酒館裏，喝著白甘蔗酒，通宵達旦地跟我吼完了一整門課，把他在美國學到的電影知識悉數傳授給我，我們整宿不眠，醒著做在哥倫比亞拍電影的美夢。
除了類似的頭腦風暴，跟隨他遊弋的朋友們對他的印象是，他絕不會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寫東西。身邊的人無法想象他會在桌邊坐一個小時以上。可是，在他回國兩三個月後，他多年的女友、後來的發妻蒂塔·馬諾塔斯驚恐萬狀地給我們打來電話，說他賣掉了那輛陪伴他多年的旅行車，手套箱裏有他尚未發表的短篇小說原稿，沒有副本，全丟了。他說是“六七個狗屎不如的短篇”，犯不著去找，隻好由我們這幫朋友兼記者幫蒂塔去找。那輛旅行車從加勒比海岸到內地轉手多次，遠至麥德林，最後，我們在兩百多公裏外的辛塞萊霍的一家修理廠裏找到了它。我們把寫在慘遭蹂躪、殘缺不全的條狀新聞紙上的原稿交給了蒂塔，免得阿爾瓦羅又不小心或故意不小心把它們弄丟。
其中兩個短篇發表在《紀事》周刊上，其餘由赫爾曼·巴爾加斯保管了約兩年，終於找到辦法出版。畫家塞西莉亞·波拉斯向來對“巴蘭基亞文學小組”忠心耿耿，畫的插圖是阿爾瓦羅的x光像，扮成各色人等：卡車司機、遊藝會小醜、瘋狂的詩人、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或其他任何職業，唯獨沒有正常人。那本短篇小說集由世界書店編輯出版，書名為“所有人都在等待”，這成了出版界的一件大事，隻有學術批評界未曾留意。在我看來——當年我曾這樣寫道——那是哥倫比亞出版過的最棒的短篇小說集。
阿方索·富恩馬約爾文筆一流，為報紙雜誌撰寫評論，就是不好意思結集出版。他孜孜不倦地讀書，堪比阿爾瓦羅·穆蒂斯或愛德華多·薩拉梅亞。赫爾曼·巴爾加斯和他是不留情麵的批評家，對自己比對別人更苛刻，但挖掘新人的眼光從未有失。我們在生機勃發的春天，屢屢聽說赫爾曼通宵達旦，埋首創作了不起的短篇，但就是沒見著一篇。多年後，在和我兒子的教母蘇珊娜·利納萊斯結婚前幾小時，他把自己關在父母家，將稿子付之一炬，以確保包括她在內，誰也讀不到它們。估計是些短篇小說和雜文，或許還有一部長篇，但赫爾曼之前之後隻字不提，隻在結婚前夜采用了終極手段，為的是不讓任何人發現，包括第二天過門的妻子。蘇珊娜知道他在做什麽，但沒進房間阻止，因為婆婆不會準許。“那時候，”很多年後，蘇茜帶著她犀利的幽默感對我說，“新娘結婚前不許進新郎的臥室。”
不到一年，堂拉蒙的來信開始變得表述不清，篇幅越來越短，語調越來越悲觀。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中午十二點，我走進世界書店，用不著赫爾曼開口，就知道堂拉蒙已經駕鶴西去。兩天前，在巴塞羅那，他在睡夢中故去。步行去咖啡館時，我們不約而同地感歎：
“沒法相信！”
當時，我沒有意識到那是我人生中與眾不同的一年。如今，我沒有任何疑問：那是決定性的一年。之前，我不修邊幅，邋裏邋遢，在一座人們按照自己的意願和方式生活的城市，被許多人愛護、尊重，被一些人崇拜，社交生活十分忙碌，穿著朝聖者的草鞋——好像是照著阿爾瓦羅·塞佩達那雙買的——去參加各種藝術和社會問題討論會，隻有一條亞麻布褲子和兩件斜紋襯衫，洗澡時順便搓搓。
突然，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有些實在太微不足道——我開始講究穿著，把頭發剪得像軍人一樣短，修理胡子，學穿拉斐爾·馬利亞加博士送給我的參議員們穿的那種鞋。拉斐爾·馬利亞加是巴蘭基亞曆史學家，會不定期參加我們的活動。那雙鞋他嫌大，還沒穿過。我下意識地希望提升社會地位，開始覺得“摩天大樓”裏的房間熱得讓人透不過氣來——就好像阿拉卡塔卡地處西伯利亞——開始厭惡嫖客們起床後的高聲叫嚷，開始不厭其煩地抱怨，因為晚上出門覓食的“鳥兒”還在成批領回江輪上的水手。
如今我才發現，過得像乞丐不是因為我囊中羞澀，或是因為我是個詩人，而是因為我殫精竭慮地學習寫作。剛找到一條明路，我就從“摩天大樓”搬到了安靜的普拉多區。普拉多區位於城市另一端，是上層社區，離梅拉·德爾瑪家兩個街區，離周日彌撒後富家公子帶處女情人跳舞的那家古色古香的酒店五個街區。正如赫爾曼所說，我開始改善生活，走向墮落。
我在阿維拉姐妹家住下。三姐妹埃斯特爾、馬依托、托尼亞跟我相識於蘇克雷，她們認為我自暴自棄，早就想救我於萬劫不複之境。我告別了讓我成長、蛻變的紙板隔間，住進了帶私人衛生間、有窗戶、正對花園的臥室，一日三餐的花費比我微薄的薪水略高。我買了一條褲子和半打印著花鳥圖案的熱帶襯衫，有段日子，這身裝扮為我贏得了“輪船上的同性戀”這一秘密稱號。多日不見的老友突然隨處可見，我受寵若驚地發現，“長頸鹿”專欄上的胡言亂語，他們張口就來；他們追捧《紀事》周刊，稱它為“體育類雜誌的門麵”；他們連我的短篇都讀過，盡管沒有真正理解。我遇到了上國立男子中學時的室友裏卡多·岡薩雷斯·裏珀爾，他讀完建築係，定居巴蘭基亞，不到一年就買了輛鴨尾式雪佛蘭，車齡不詳，大清早能塞進八個人。他黃昏時來家裏接我，一周三次，帶我去跟新朋友暢飲狂歡。那些人一心想整治國家，要麽用巧妙的政治手段，要麽以粗暴的武力對抗。
媽媽得知我的這些變化後，給我捎了個獨具風格的口信：“錢生錢，利生利。”搬家的事，我對文學小組的人隻字未提，直到一天晚上，我在哈皮咖啡館遇到他們，援引洛佩·德維加的名言作為交代：“我收拾好了，不過是瞎收拾的。”他們噓聲一片——就算在足球場也難得一見。赫爾曼打賭，說我離開“摩天大樓”，靈感會完全枯竭。阿爾瓦羅說我一日三餐，定時定點，會得胃絞痛，生不如死。阿方索說這是私事，嫌他們管得寬，認為當務之急是討論《紀事》周刊何去何從，做出決斷，就此蓋過了之前的話題。我覺得我過得雜亂無章時，他們心有愧疚，如今見我有所改善，不好意思表達，其實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意外的是，我的身心狀況皆有好轉。讀書時間少了，但我提高了“長頸鹿”專欄的品質，並且在新家用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借給我的古董打字機抓緊時間繼續寫《枯枝敗葉》，後半夜不再跟“猴子”格拉虛度時光。在報社編輯部待一下午，正常情況下，我能寫一篇“長頸鹿”專欄、一篇社論、幾條無須署名的報道，縮寫一個偵探故事，並在《紀事》周刊付印前趕出最後幾篇稿。幸運的是，手頭的小說與其說是越寫越順，倒不如說是反客為主，拉著我前行。我很識相地跟著，就當搭順風車。
原本應該在最後一刻交稿的政治評論員突發重度腦梗，預留的三頁開了“天窗”。我打起精神，痛下決心，趕出了我的第十個短篇《有人弄亂了這些玫瑰》，修改校樣時，才發現不知不覺間，又寫成了過去那種一成不變的故事。這一厄運使我愈感自責：臨近半夜，我吵醒一位朋友，請他在不到三小時內供稿一篇。我抱著贖罪的心理，在同樣的時間裏重寫了這個短篇。周一，我在編委會上再次提出周刊止步不前，得趕緊上街，找重磅報道。大家紛紛認同，但這個想法再次被否。理由聽著倒很悅耳：我們對重磅報道抱著過於理想化的觀念，要是全體上街，周刊即使能出，也沒法按時出。我可以把這當恭維話聽，卻忍不住往壞裏想：真正的理由恐怕還是那篇有關貝拉斯科切亞的報道讓他們心有餘悸。
那段時間，最大的安慰來自拉斐爾·埃斯卡洛納打來的電話。他的歌在哥倫比亞膾炙人口，至今仍在傳唱。巴蘭基亞是一座活力四射的文化中心，我們在阿拉卡塔卡的節日聚會上認識的手風琴遊吟詩人經常在此出沒，加勒比海岸各個電台也緊鑼密鼓地進行宣傳。當年最知名的歌手是吉列爾莫·布伊特拉戈，自詡“省”內最新潮的歌曲無所不知。另一位紅極一時的流行歌手是赤腳印第安人克雷森西奧·薩爾塞多，他站在美洲小吃店所在的街角，清唱自己或別人創作的歌，聲音有點兒像馬口鐵，技巧獨特，征服了聖布拉斯街上每天來來往往的行人。年少時的我曾長時間站在附近，不打招呼，不露麵，直到學會了他所有的歌。
最激動人心的那個下午，我原本昏昏欲睡，正在寫“長頸鹿”專欄，突然，電話響了。耳邊傳來童年夥伴熟悉的聲音，沒有打頭的客套話，直接打招呼：
“最近怎麽樣，老兄？我是拉斐爾·埃斯卡洛納。”
五分鍾後，我們在羅馬咖啡館的小單間裏見麵，自那以後便結下了終身的友誼。剛打完招呼，我就開始催他唱新歌。零散的詩句，拿捏完美的低音，手指在桌上打拍子。各個地區的民間詩歌裝扮一新，暢遊在每一段旋律中。他唱道：“送你一束勿忘我，希望你能勿忘我。”我也向他展示，他家鄉的好歌我都會唱，口口相傳，自小就會。不過，最讓他驚訝的是，我對該“省”了如指掌，仿佛親身去過。
幾天前，埃斯卡洛納乘公共汽車從比亞努埃瓦去巴耶杜帕爾。星期天就是狂歡節，他正在腦子裏醞釀一首新歌的詞曲。他不會記譜，也不會彈奏任何樂器，主要靠這種方法創作。途經某個鎮子時，上來一位穿草鞋、拉手風琴的流浪藝人。該地區的流浪藝人不計其數，到處趕場子唱歌。埃斯卡洛納邀他同坐，在他耳邊唱出新歌唯一成形的兩段。
流浪藝人高高興興地在中途下了車，埃斯卡洛納則繼續坐車前往巴耶杜帕爾。他下車就感冒了，高燒四十度，隻能躺在床上發汗。三天後就是星期天狂歡節，而他悄悄在公共汽車上唱給萍水相逢的朋友聽的那首沒寫完的歌，已經橫掃老歌新歌，從巴耶杜帕爾風靡至維拉角。狂歡節到了，他還在發燒發汗，隻有他知道是誰給那首歌起名叫“老薩拉”，並使它流傳開去。
這是個真實的故事，但在最自然而然的事往往令人驚歎的地區和行業，卻不足為奇。手風琴不是哥倫比亞本土樂器，並不普及，在巴耶杜帕爾流行的手風琴也許是取道阿魯巴和庫拉索的舶來品。二戰期間，德國產品進口中斷，“省”內已有的手風琴備受嗬護。一位名叫萊安德羅·迪亞斯的木匠，不僅是天才作曲家和手風琴演奏家，還是二戰期間當地唯一的手風琴修理師，盡管生來雙目失明。流浪藝人的生活方式是從這個鎮子唱到那個鎮子，在宗教或非宗教節日裏，尤其在縱情享樂的狂歡節上唱出日常生活的瑣事與趣事。拉斐爾·埃斯卡洛納情況特殊。他是克萊門特·埃斯卡洛納上校的兒子，知名主教塞萊東的侄子，畢業於聖馬爾塔國立男子中學（該中學已以他的名字命名），非常年輕時就開始作曲，家人愕然，他們認為拉手風琴唱歌隻是一門手藝。他不僅是唯一一個讀完中學的流浪藝人，是當年屈指可數的會讀會寫的流浪藝人之一，更是古往今來最傲慢的多情種子。但他不是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如今，類似的民間歌手成百上千，且越來越年輕化。比爾·克林頓於總統任期末，在白宮聽一群哥倫比亞外省小學生唱歌時，曾經發出這樣的感慨。
那段日子我運氣不錯，偶遇蘇克雷藥劑師的女兒梅塞德斯·巴爾恰。從她十三歲起，我就不斷向她求婚。過去請她跳舞，她總是拒絕。這次請她周日去普拉多酒店跳舞，她終於答應。直到那時，我才得知由於政治壓迫愈演愈烈，她們舉家搬來巴蘭基亞。她父親德梅特裏奧是死心塌地的自由派人士，匿名帖的無端侮辱和社會迫害不斷升級時，有人威脅到他頭上。他本人並不畏懼，但迫於親人的壓力，廉價賣掉蘇克雷家中所剩不多的物品，在巴蘭基亞普拉多酒店旁開了家藥店。他和我爸爸年紀相仿，卻跟我是忘年交。我們常去街對麵的小酒館暖暖身子，不止一次在“第三個人”跟文學小組全體成員喝得不醉不歸。梅塞德斯當年在麥德林讀書，聖誕節才回來與家人團聚。她對我很好，跟我在一起時也很開心，可她善於耍花招，避實就虛，對任何事都不給出明確回應。我隻能理解為她心腸好，不想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不”或“沒感覺”。能跟她父親和其他朋友在街對麵的小酒館裏喝喝酒，我也算知足。如果說那年假期她父親沒有覺察到我對她的渴慕之情，那是因為那是基督教世界兩千年來藏得最深的秘密。梅塞德斯和我在蘇克雷第一次跳舞時告訴我：“爸爸說，娶我的白馬王子還沒出生。”這話被她父親在“第三個人”炫耀多回。她信不信，我不知道，但看她的表現，似乎是真信，直到那年聖誕節前夕，她答應我周日去普拉多酒店跳早場舞。我很迷信，以為她鬆口是因為理發師給我剪了個藝術家的發型，修了藝術家的胡子，還有粗亞麻布西裝和真絲領帶——土耳其人大甩賣，我買下來當重要場合的行頭。原以為她父親會一同前往：她去哪兒他都會跟著。於是，我邀請了阿依達·羅薩妹妹，她放假回家，跟我待在一起。沒想到梅塞德斯獨自現身，大大方方地跳舞，開開心心地說笑，弄得我沒法開口說正經事。那天是帕喬·加蘭老兄令人難以忘懷的流行季的開始。他光榮地創造出的梅倫昆比舞不僅風靡多年，還催生出新的加勒比樂曲，盛行至今。梅塞德斯伴著流行音樂翩翩起舞，她舞技高超，左躲右閃，我再三向她求婚，都被她輕鬆化解。我感覺她是想告訴我，她沒把我的話當真，隻不過手段巧妙，讓我總想勇往直前。
一不小心玩到了十二點整，她警惕起來，把我晾在舞池中央，不讓我送，就連送到酒店門口也不行。妹妹覺得奇怪，甚至有些自責。我至今自問：她突然決定進麥德林撒肋爵會修道院，和那個悲傷的例子有無關係？從那天起，梅塞德斯和我發明了一種私人密碼，不交談，不見麵，也能心意相通。
再聽到她的消息，已經是一個月後，次年的一月二十二日。她在《先驅報》報社給我留了封短箋：“卡耶塔諾被殺。”對我們而言，隻有一個卡耶塔諾：我們在蘇克雷的朋友卡耶塔諾·亨蒂雷，馬上就要學成的醫生，善於活躍舞場氣氛的情場高手。我很快得到消息，說他是被查帕拉爾村那位年輕的小學教師——就是跟他同騎一匹馬的那個——的兩個兄弟用刀捅死的。那天來回幾封電報，我總算弄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那時候，打電話還不方便，打私人長途要先發電報申請。我的第一反應是身為記者，可以寫篇報道，於是決定去蘇克雷一趟，但報社同事認為我純屬感情用事。如今我能理解，因為即便那時，哥倫比亞人還是動輒自相殘殺，無事生非。不過，情殺向來是城市富人的專利。我覺得這是永恒的主題，著手搜集資料。媽媽發現我在偷偷摸摸幹這事兒，求我千萬別寫，最起碼卡耶塔諾的母親堂娜胡列塔·齊蒙托在世時別寫。何況，她是媽媽的好姐妹，是家裏排行第八的埃爾南多的洗禮教母。好報道需要好的陳述，媽媽的陳述很有分量。小學教師的兩個兄弟追殺卡耶塔諾，他想躲回家，可堂娜胡列塔以為兒子就在房間，急忙關上大門，害兒子有家難回，倚著門被刀捅死。
我的第一反應是坐下來，好好報道這個案子，可又覺得困難重重。我感興趣的不是罪行本身，而是“集體責任”這個文學主題。好說歹說媽媽都不答應，不經她同意就寫，似乎又不合適。然而，從那天起，我每天都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多年後，我已經認命。有一天，我在阿爾及爾機場候機，頭等艙候機室的門突然打開，進去一位家世顯赫的阿拉伯王子，白袍一塵不染，拳頭上立著一隻名貴的雌遊隼，沒有按照傳統獵鷹訓練術那樣用皮帶拴著，用的是鑲鑽的金鏈。這一幕讓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卡耶塔諾·亨蒂雷。他跟父親學過猛禽狩獵術，先是美洲土生雀鷹，再是從阿拉伯半島西南部引進的名貴品種。他遇害時，莊園裏設有專業獵鷹場，兩隻雌鷹和一隻雄鷹受訓專門捕石雞，一隻蘇格蘭鳶用來防身。我知道喬治·普林頓在《巴黎評論》上那篇對歐內斯特·海明威的著名訪談中，曾問他如何將現實生活中的人物變成小說中的人物。海明威回答：“我要是說了，將是一本供專業律師參考的誹謗指南。”然而，從阿爾及爾那個上天注定的早晨起，我的情況卻截然相反：再不把卡耶塔諾遇害的故事寫下來，我就沒辦法繼續安安穩穩地過日子。
媽媽的立場依舊堅定。我怎麽勸，她都不鬆口。卡耶塔諾遇害三十年後，她親自打電話到巴塞羅那，告訴我被害人的母親胡列塔·齊蒙托去世了，說她一輩子都沒有走出喪子之痛。媽媽已經仁至義盡，再也沒有理由阻止我寫這篇報道了。
“媽媽隻求你一件事。”她說，“好好寫，當他是我兒子。”
小說名叫“一樁事先張揚的凶殺案”，兩年後出版。媽媽沒看，理由是：“生活中的糟糕事，寫進書裏也不會好。”這句話被我當成另一條至理名言，珍藏在個人博物館中。
卡耶塔諾遇害一周後，下午五點，我正動筆寫《先驅報》的“每日作業”，桌上的電話響了，是爸爸打來的。他未預先通知，剛到巴蘭基亞，在羅馬咖啡館等我，聲音急迫，嚇我一跳。見到他時，我更加驚恐不安：他衣冠不整，胡子拉碴，穿著那件四月九日淘來的天藍色西裝，路上悶熱，西裝風塵仆仆，他一副難得一見的戰敗者的平靜神情。
我茫然無措。情緒低落的爸爸坦承家中情況不好，我卻無法做出反應。蘇克雷本是人間天堂，美女如雲，日子好過，如今也被政治暴力攪得天翻地覆。卡耶塔諾的死隻是個危險的征兆。
“你身處沙漠中的綠洲，日子太平，自然覺察不到那裏已是人間地獄。”他說，“全靠上帝，我們才保住小命。”
爸爸是四月九日事件後麵對群情激奮的自由派，為數不多的無須藏匿的保守派成員之一。如今，那些他掩護過的黨內人士反咬一口，說他立場不明。他描繪的恐怖場景——那麽真實——足以證明他有理由痛下決心，不顧一切，攜全家逃往卡塔赫納。我沒理由也不忍心阻止他，但想讓他緩一緩，看看能不能不大張旗鼓、說搬就搬。
總要好好琢磨琢磨。我們倆各想各的，靜靜地喝著兩杯飲料。還沒喝完，他腦子一熱，又開始想入非非，讓我無言以對。“日子過得這麽苦悶，”他顫巍巍地歎了口氣，“唯一讓我感到安慰的是你總算快完成學業了。”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理由居然給他帶去那麽大的快樂，我有多感動，從沒跟他說起。突然，我腦子一轉，冒出邪惡的念頭：他想逼我當律師，搬家隻是迂回之計。我盯著他的眼睛，那是兩汪充滿驚訝的池塘。我發覺他太無助太心焦，不會逼我去做任何事，也不會不允許我做任何事，但他相信天意，認為打疲勞仗，就能使我屈服。更有甚者，他還是那副走投無路的表情，說幫我在卡塔赫納找了份工作，全都安排好了，下周一就能入職。他解釋說，那是一份很好的工作，每兩周露一次麵，就能領到薪水。
這大大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我咬緊牙關，先提出幾條疑慮，以便給最後的拒絕做好鋪墊。我對他講了陪媽媽回阿拉卡塔卡時和她的長談。對此他自始至終沒發表任何意見。我覺得，他的無動於衷就是最好的回答。最悲慘的是我對他騙上加騙，明知二年級掛兩科沒補考，三年級又掛三科無法補救，學校不會再要我了。我故意隱瞞，是不想讓家人白白生氣。那天下午要是跟他說了實話，我都不敢想他會是什麽反應。剛開始談，我就打定主意，決不心軟。這麽好的男人身處如此失敗的境地，還得讓自己的孩子看在眼裏，的確讓人不忍。可是，我不想讓他對生活太有信心，最後采取了簡便易行的辦法，請他容我考慮一晚。
“行！”他說，“別忘了，全家人的命運掌握在你手中。”
無須提醒。我太清楚自己的弱點，看著爸爸坐晚上七點的末班車離開時，我硬著心腸才沒有坐到他身邊的位子上。很顯然，在我眼裏，這意味著周而複始。家裏再次一貧如洗，隻有群策群力，才能生存下去。
那天晚上，我什麽也決定不了。內地農村暴力橫行，好幾戶露宿在聖尼古拉斯公園的難民被警察強行驅逐。不過，羅馬咖啡館裏依然太平。西班牙難民總是向我打聽堂拉蒙·賓耶斯那邊有什麽新聞，我總是開玩笑地回答：老師來信，不是通報西班牙新聞，而是迫不及待地打聽巴蘭基亞新聞。他去世後，大家嘴上不提，桌邊的位子還給他留著。他的聚談會的一個成員向我祝賀，說前一天的“長頸鹿”專欄讓他想起了馬裏亞諾·何塞·德拉臘撕心裂肺的浪漫主義。我聽了不明就裏，佩雷斯·多梅內奇老師幫我解圍，一語中的：“希望您別學他，也給自己一槍。”他要是知道那天晚上我有多想死，絕不會說這種話。
半小時後，我拉著赫爾曼·巴爾加斯的胳膊去哈皮咖啡館，在最裏頭找位子坐下。咖啡剛上，我就說有急事，想聽聽他的意見。他臉色大變，端著杯子停在半路——跟堂拉蒙一模一樣——警惕地問道：
“打算去哪兒？”
他洞若觀火，讓我自歎不如。
“見鬼，您怎麽知道！”我回答。
他不知道，但他猜到了。他認為我的辭職將是《紀事》周刊的末日，是嚴重不負責任的表現，會讓我自責一輩子。他明白表示，這無異於背叛——沒人比他更有權這麽說。周刊現狀如此，大家束手無策，但誰都知道關鍵時刻，為了維持，阿方索投入的資金已經超出了他個人的能力範圍。因此，我沒法阻止赫爾曼往壞處想，認為我的不得不搬家等於給周刊判死刑。我敢說，他心如明鏡，知道我是被逼無奈，但從道義上，他必須實話實說。
第二天，開車接我去周刊辦公室的路上，阿爾瓦羅·塞佩達令人感動地袒露，朋友們的內心狂風暴雨，他心裏也不好受。無疑，他已經從赫爾曼那裏聽說我要走。幸好他靦腆，場麵話都免了。
“媽的！”他對我說，“去卡塔赫納沒什麽大不了的，最操蛋的是去紐約。我去過，可也好端端地回來了。”
最好扯些別的話題，免得淚濕衣衫。因此，我並不詫異他選擇在這時第一次向我談起在哥倫比亞拍電影的計劃——盡管沒有結果，我們在餘生中不斷地聊起這個話題。他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留給我一個想頭，走到聖布拉斯街摩肩接踵的人群和商鋪中間時，他又突然打住。
“我跟阿方索說了，”他隔著車窗衝我喊道，“把周刊停掉，再辦本《時代》那樣的雜誌！”
和阿方索談，對我對他都不易。我們之間有個疙瘩，拖了六個月也沒解開，再者，遇到難事，我們倆都會頭腦短路。一次，我在排版室耍小孩子脾氣，從周刊人員名單上去掉我的名字和職務，暗示正式辭職。等氣消了，我忘了補回去，誰也沒發現。兩周後，赫爾曼·巴爾加斯看見了，告訴阿方索，他也吃了一驚。排版室主任波菲裏奧告訴他們當時我是牛脾氣發作。他們商量著先按兵不動，等我解釋。糟糕的是，我把這事給忘了，直到阿方索同意我離開《紀事》周刊。談完，他大笑著跟我道別，狠狠地開了個令人招架不住的玩笑。
“幸運的是，”他說，“都不用把您的名字從人員名單上去掉。”
我總算想起了那件事，像是被人捅了一刀，恨不得找個地縫鑽下去，不是因為阿方索話說得太巧妙，是恨我忘了跟他解釋。不出所料，他把話說開了。如果說這是我和他之間唯一的疙瘩，那麽就不該把它留在那兒不去解開。阿方索會和阿爾瓦羅、赫爾曼一起接著幹。要是需要所有人都出力，以便力挽狂瀾，拯救期刊，我可以在兩個小時內趕回。實在山窮水盡，還有編委會。不過，指望編委會，等於指望上帝。編委會從未能坐在那張胡桃木長桌旁商討重大決策。
赫爾曼和阿爾瓦羅的話給了我離開的勇氣。阿方索理解我的苦衷，也算鬆了一口氣。但他絲毫沒有暗示《紀事》周刊會因為我的辭職走向完結。相反，他建議我遇事冷靜，安慰我說會和編委會一起打下堅實的基礎，真正大有可為的時候，會通知我。
這是我收到的第一個訊號：阿方索可能開始考慮《紀事》停刊，盡管這種可能性令人無法想象。果不其然，六月二十八日，十四個月出版了五十八期後，周刊悄無聲息地走向完結。然而，時隔半個世紀，我仍認為《紀事》周刊是國內新聞界的一樁重要事件。我們沒有留下完整的五十八期，隻有前六期和一些剪報放在加泰羅尼亞人堂拉蒙·賓耶斯的書房裏。
湊巧的是，我當時住的房子正好要更換客廳家具，舊家具可以便宜賣給我。動身前，我去《先驅報》報社結賬，他們預支給我六個月的“長頸鹿”專欄稿費。我用一部分稿費從馬依托手裏買下家具，帶到卡塔赫納的新家。我知道家人不會把蘇克雷的家具帶走，也無力再買一套。不得不提的是，這套家具用了五十多年，還好好的，且依然在用。媽媽感激我，一直不讓賣。
爸爸找上門來一周後，我帶著一套家具和很少幾件衣服搬到了卡塔赫納。和第一次不同，這次我知道在卡塔赫納生活需要什麽，該做什麽以及如何去做。我真心實意地希望家人而非我能過得好。誰叫我沒個性呢？活該！
新家位置不錯，在波帕區，挨著那座搖搖欲墜的老修道院。樓下有四間臥室、兩個衛生間，爸媽帶十一個孩子住。我最大，將近二十六歲；埃利希奧最小，才五歲。所有孩子都在加勒比文化中茁壯成長，吊床、地席、床，多少人都能睡下。
樓上住著爸爸的弟弟埃默赫內斯·索爾和他兒子卡洛斯·馬丁內斯·西瑪汗。整棟房子根本不夠這麽多人住，但叔叔和女房東有生意往來，租金公道。我們隻知道女房東叫佩帕，很有錢。家人時刻不忘說笑，很快用流行歌調唱出住址，韻律十足：“波帕區南佩帕家。”
弟弟妹妹們來了，記憶中一片模糊。半城停電，我們摸黑收拾，先讓小的睡下。大的可以靠聲音分辨，但小的跟我上次回家相比，變化太大，燭光中，他們滿是憂傷的大眼睛使我受驚嚇。箱子、包裹滿地都是，吊床摸黑掛上，場麵混亂不堪，我仿佛遭受了一場四月九日家庭暴亂。不過，印象最深的是搬一隻形狀不規則的口袋，它不停地從我手中滑出去。那是外婆特蘭基利娜的骸骨。媽媽把它們挖出帶來，打算安葬在聖佩德羅·克拉韋爾墓地；後來爸爸和埃爾維拉·卡裏略姨母都葬在那塊墓地的同一個墓穴裏。
埃默赫內斯·索爾叔叔是我們緊急搬家時的大救星。他被任命為卡塔赫納省警察廳秘書長，上任後大刀闊斧幹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官僚體製的一個缺口，拯救家人，包括我這個有共產黨名聲的政治脫軌分子，我之所以贏得這樣的名聲，不是因為我的意識形態，而是因為我的穿著。他幫所有人安排工作：爸爸做行政管理，無須承擔政治責任；弟弟路易斯·恩裏克是探員；我在國家人口普查辦公室討了份閑差——保守派政府堅持設立該機構，恐怕是想摸清究竟還有多少對手存活於世。對我來說，這份工作的道德成本高於政治成本。除了每兩周領一次薪水，其餘時間絕不能出現在辦公室裏，免得接受盤問。官方解釋是我和其他一百多名職員都在外地出差。
人口普查辦公室對麵的摩卡咖啡館裏坐滿了從附近地區趕來領薪水的徒有虛名的職員。我簽完字，領到豐厚的薪水，一分不留，悉數上交，補貼家用。與此同時，爸爸想幫我去法律係注冊，發現了我隱瞞不報的真相。爸爸的知情如同給我頒發了畢業證書，讓我心花怒放。更讓我心花怒放的是，經過這麽多坎坷和爭執，我總算有了時間和空間去完成我的小說。
當我邁進《宇宙報》報社，他們讓我有種回到家的感覺。下午六點，正是最忙的時候，我一進門，鑄排機和打字機突然銷聲，讓我喉嚨一哽，說不出話來。薩巴拉老師坐在印第安地毯上，愣了不到一分鍾，就讓我幫忙把耽誤的社論寫了，仿佛我從未離開過。我的打字機前坐著一個剛入行的毛頭小夥子，他忙不迭起身讓座，結果摔到了地上。最先讓我驚訝的是，寫了兩年自由發揮的“長頸鹿”專欄，再回頭寫一本正經、不署名的社論，竟有些吃力。剛寫了一頁，社長大人洛佩斯·埃斯考裏亞薩也過來打招呼。英國式的冷靜是他在朋友聚談和政治漫畫中的一貫形象，再次讓我驚訝的是，他向我揮手，高興得臉都紅了。我寫完那篇社論，薩巴拉拿著一張小紙條等著我，社長請我寫社論，開出了一百二十比索的月薪，第三次讓我驚訝。在當年的卡塔赫納，這可不是筆小數目。我沒顧得上說聲謝謝就急忙坐回去，又寫了兩篇，興奮異常，感到地球確確實實是繞著太陽轉的。
一切周而複始。同樣的話題被薩巴拉老師手握紅筆以自由派的眼光修改，然後被審查官大加刪減，審查官又被編輯們無情耍弄。還是半夜三更在“洞穴”吃牛排加蛋和炸香蕉片，還是在烈士路上大聊特聊如何改變世界，直到東方既白。羅哈斯·埃拉索賣了一年畫，四海為家，後來跟羅薩·伊莎貝爾結婚，搬去波哥大。天快亮時，我坐下來寫“長頸鹿”專欄，用當年僅有的現代化方式，也就是普通郵件，寄到《先驅報》，我竭盡全力，盡量按時交稿，直到把預支的稿費還清。
在困境中和全家人一起生活，這樣的畫麵不在記憶中，而在想象裏。樓下的臥室裏，爸媽帶幾個小的睡一間；四個妹妹睡一間，但她們覺得應該一人一間；埃爾南多和阿爾弗雷多·裏卡多要照顧海梅，三人一間，海梅成天談論哲學和數學，害得他們倆整日神經緊張。快十四歲的麗塔為了給家裏省電，在樓門口的路燈下學習到半夜。她喜歡高聲吟唱著背誦課文，發音標準，聲情並茂。當年聽她讀過的許多怪話被我寫進書裏，什麽去磨坊的騾子、男孩小杯裏的巧克力、酗酒的算命先生等等。午夜過後，家裏更熱鬧、更有人氣：去廚房喝水，去廁所大小便，在走道裏掛高高低低、縱橫交錯的吊床。要是叔叔帶兒子回自己家住，我就帶古斯塔沃、路易斯·恩裏克，後來還有海梅——晚上九點以後，不許他談論任何事情——去樓上睡。一天夜裏，一隻孤苦伶仃的小羊咩咩叫個不停，吵得我們幾小時沒合眼。古斯塔沃氣急敗壞地說：
“聽著就像一座燈塔。”
這句話讓我銘記終生，它是我在現實生活中捕捉到的一種對我即將誕生的小說的明喻。
在卡塔赫納有過好幾個家，這回家裏最熱鬧。錢越用越少，日子越過越見不得人。我們去找更便宜的房子，後來搬到了托裏區，晚上屋裏會有女鬼現身。我運氣好，沒在場。可爸媽和弟弟妹妹們七嘴八舌，說得我寒毛直豎，如親眼所見。第一晚，爸媽睡在客廳的沙發上，隻見女鬼穿著紅色碎花長裙，短發束在耳後，紮著紅色蝴蝶結，目不斜視地從一間房走到另一間房，媽媽甚至能說出裙子上的花紋和鞋子的式樣。爸爸不想加劇妻子的不安、嚇著孩子，非說沒看見。可是天一黑，女鬼便在房子裏自如穿行，誰都沒法忽視她。妹妹瑪爾戈特有一次在天亮前醒來，見女鬼趴在床欄杆上，正盯著她看。被陰間的人盯著看，讓她不寒而栗。
星期天望完彌撒，一位女鄰居向媽媽證實，說有一回，之前在這裏住的那家人正在吃午飯，女鬼居然大白天在餐廳裏現身，所以此後，那房子空了許多年。第二天，媽媽就帶著兩個最小的孩子出門去找房子以便搬家，四小時內就找到了。可是，弟弟妹妹們大多都怕女鬼陰魂不散，依然心有餘悸。
住在波帕區南佩帕家時，我可以自由支配所有時間，但酣暢淋漓地寫作使我覺得時光如梭，不夠用。我又遇到了拉米羅·德拉埃斯普列亞，讀完法學博士的他前所未有地關心政治，興致勃勃地讀剛出版的小說，特別是那年對我這代人至關重要的庫爾喬·馬拉帕爾泰的《皮膚》，文字精練，構思精妙而恐怖的現代史吸引我們看了整個通宵。但是，時間證明，馬拉帕爾泰注定是一個有益的道德模範，而非我所渴慕的偶像，對我們而言，幾乎同時代的阿爾貝·加繆則正好相反。
那時德拉埃斯普列亞兄弟住在附近，家裏有個酒窖，他們經常把酒裝進清白的瓶子，帶到我家。我沒有聽從堂拉蒙·賓耶斯的勸告，把草稿大段大段、原原本本地讀給他們和弟弟妹妹們聽。這些稿子題材寬泛，是我晚上失眠時在《宇宙報》報社寫在條狀新聞紙上的，未曾好好修改。
那段時間，阿爾瓦羅·穆蒂斯和貢薩洛·馬利亞裏諾也回來了。幸好我沒定稿，也沒定書名，不敢拿去給他們看。我想閉關不出，先在普通稿紙上謄一遍，再改一遍。謄出來一看，比預期多出四十頁，開始沒在意，但很快就覺出問題大了：我在精確性上是個完美主義者，預估過篇幅，具體到每章多少頁，全書共多少頁。哪個數字不符，我都會不由自主地重新通盤考慮，甚至一處打字錯誤都會擾亂我的創作。我原本以為，這種絕對化的方法是源於一種強烈的責任感；現在知道了，這分明就是病。
我又一次沒有聽從堂拉蒙·賓耶斯的勸告，將完整的稿子——還沒定書名——拿去給古斯塔沃·伊瓦拉看。兩天後，他邀我去他家。他穿著舒適的沙灘服，皮膚曬成古銅色，坐在露台的一把藤搖椅上，麵朝大海。他一邊跟我說話，一邊摩挲著我的稿子，讓我感動。他是一位真正的老師，不說教，不臧否，先讓我感受到他的道德品質。之後，他滿意地看著我，如往常一樣簡明地總結道：
“你寫的是安提戈涅神話。”
我的表情告訴他我不明就裏，他從書架上抽出索福克勒斯的書，念出他想表達的意思。小說中的戲劇衝突確實與安提戈涅的舅父克瑞翁王下令不讓她安葬哥哥波呂涅克斯的屍體的情節如出一轍。剛認識他那會兒，他送給我一本《索福克勒斯全集》，我讀過《俄狄浦斯王》，卻對安提戈涅的故事幾乎沒有印象，不可能把它搬到香蕉種植園裏，情感上的異曲同工我之前毫無察覺。我心裏翻江倒海，既幸福又幻滅。當晚，我又把稿子讀了一遍，心裏五味雜陳，驕傲的是與一位如此偉大的作家所見略同；痛苦的是公眾會認為我剽竊。糾結了一周後，我決定本著最美好的願望大改特改，仍舊沒意識到把稿子改得跟索福克勒斯的不一樣，其實是天大的虛榮心作祟。最終，我認命了，感到於情於理，應該援引大師的一段話向他致敬。我也的確這樣做了。
我們及時逃離了破壞嚴重、危機重重的蘇克雷，搬到了卡塔赫納。可是，人太多，收入太少，精打細算也無濟於事。媽媽總說：窮孩子比富孩子吃得多、長得快，咱們家就是例子。所有人的薪水加在一起，日子還是過得一驚一乍的。
歲月留痕。海梅是個異數，眾多兒女中，隻有他把畢業證書看得跟貴族頭銜一樣重，後來成了土木工程師。路易斯·恩裏克成了會計師，古斯塔沃成了測繪員，兩人照樣彈吉他、給別人唱小夜曲。伊約自小就有明確的文學誌向，個性強悍，讓我們刮目相看。這孩子五歲時為了看消防員上門滅火，差點兒放火燒了衣櫃。後來，大些的同學請他和哥哥庫奇抽大麻，他膽子小，沒敢接。庫奇向來膽大又好奇，深吸了一口。多年以後，陷在毒品的泥沼中無法自拔的他告訴我，那是他第一次吸毒，吸完他就對自己說：“媽的！這輩子除了這個，別的我都不想幹。”在之後的四十年裏，他前途渺茫，熱情不減，自始至終履行了吸毒至死的諾言。五十二歲時他因服用過量心肌梗死，在毒品天堂裏一命嗚呼。
南奇是世上最安分的人。他服完兵役，繼續留在軍隊裏，熟稔各種現代武器，參加過無數軍事演習，但哥倫比亞曠日持久、林林總總的戰爭他卻一場也沒打過；退役後，他做了消防員，但五年多的時間裏，他也是一場火也沒撲過。但他從不氣餒，他的幽默感使他成為家裏張口就來的笑話大王；隻要活著，他就感到幸福。
伊約一生煙酒不沾，在度日艱難的那些年裏，全憑自身努力，成長為作家和記者。他有著所向披靡的文學誌向和藏而不露的文學創造力，可惜時運不濟，隻活了五十四歲，這時間幾乎不夠他出版一本六百多頁、詳細講述《百年孤獨》的幕後故事的傑作。他瞞著我研究多年，沒向我索取過任何資料。
麗塔十幾歲就懂得吸取前車之鑒。一次我離家很久，再回去，發現她和姐姐們一樣，正為情所困。她的戀人是一個皮膚黝黑的男人，英俊、嚴肅、正派，唯一不般配的是比她矮了兩拃半。當晚，我去爸爸房間，他正躺在吊床上聽新聞。我把收音機的音量調低，坐在對麵床上，以長子的身份問他：麗塔談戀愛有什麽問題？他早有準備，答得飛快：
“就一個：那家夥小模小樣的。”
我等的就是這句話。
“此話怎講？”我問。
“就是小模小樣的。”他不看我。
“他小偷小摸了？”我毫不留情。
他還是不看我。
“好吧，”終於，他歎了口氣，“他倒沒有，他有個兄弟因為小偷小摸被逮捕了。”
“那就沒有問題了。”我順水推舟，“麗塔又不是跟這個結婚，她是跟不在牢裏的那個結婚。”
他不說話了。從回答第一個問題起，他就越過了誠實這條底線。他也知道，有個在牢裏的兄弟是不實的傳言。他理屈詞窮，死死攥住最後一點兒尊嚴。
“好吧！要結趕緊結，我可見不得家裏的孩子談戀愛談得沒完沒了。”
我接得飛快，絲毫不留情麵，這輩子都挺過意不去的：
“那好，就明天，一大早就辦。”
“喂！有這麽誇張嗎？”爸爸嚇了一跳，但麵露笑容，“讓小姑娘穿什麽？”
帕姨快九十歲了，我最後一次見她，是在一個熱浪滾滾的下午。她事先沒打招呼就一身重孝，纏著黑色裹頭布，提著小箱子，乘出租車從裏奧阿查趕到了卡塔赫納。她幸福地走進家門，張開雙臂叫道：
“我要死了，來跟大家告別。”
我們讓她住下，畢竟她是帕姨，還和死神交情不淺。她住在仆人房——她隻願意睡在那個小房間裏——等待大限來臨，最後帶著處女的芬芳合眼，終年約一百〇一歲。
那是我在《宇宙報》最充實的一段日子。薩巴拉將政治智慧傳授與我，教會我如何在暢所欲言的同時，通過審查。他第一次對我由來已久的撰寫專題報道的想法產生興趣。不久，一條特大新聞浮出水麵：馬爾貝亞海灘，鯊魚襲擊遊客。最離奇的是，政府懸賞，每殺死一條鯊魚，賞金五十比索。次日，巴旦杏樹上都掛不下夜裏捕到的鯊魚了。埃克托爾·羅哈斯·埃拉索笑得死去活來，在波哥大《時代報》新開的專欄上撰文一篇，諷刺濫捕鯊魚的荒謬行徑。於是，我靈光一閃，想寫一篇有關夜捕鯊魚的報道，薩巴拉全力支持。可是，我一上船，計劃就泡了湯。他們問我暈不暈船，我說不暈；問我怕不怕海，其實我怕，但我說不怕；最後問我會不會遊泳——應該最先問——我說不會，沒敢說假話。不管怎樣，我在陸地上跟水手們聊過，他們是去距卡塔赫納八十九海裏的灰燼之口，向無辜的鯊魚下手，滿載而歸後，去領五十比索一條的昧心錢。特大新聞當天就沒了聲息，我的專題報道也打了水漂。於是，我隻好刊登了我的第八個短篇《納沃，讓天使們等候的黑人》。至少有兩位嚴肅批評家，以及我在巴蘭基亞的那幾個苛刻的朋友說它是個良好的轉折。
我不認為我的政治成熟度足以使我受到影響，問題是我再次消沉，陷入困境無法自拔，唯一的娛樂就是在城牆邊的“拱頂大廈”裏跟醉漢們唱到天亮。殖民時期，這裏住過軍妓，後來關押過政治犯。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將軍被誌同道合的戰友流放到歐洲前，也曾在此服刑八個月。
那是一座古跡，看守是名退休鑄排工。每天報社關門後，在職鑄排工會去找他，喝以盜馬賊的技藝釀製、地下酒坊出售的細頸大肚瓶白甘蔗酒。他們生於排字世家，有學識，精於語法，喜歡在周末痛飲。我和他們打成一片。
他們中年紀最小的名叫吉列爾莫·達維拉。盡管有些地區領袖不讓內地佬入行，他還是光榮地在加勒比海岸找到了一份工作，也許是因為技藝精湛。他除了技術好、頗具個人魅力，還是個神奇的魔術師，能讓辦公桌抽屜裏飛出鳥兒，提前為付印前剛交的社論留好空白位置。工作認真的薩巴拉老師也會暫時忘記帕德雷夫斯基和無產階級革命，讓大家為他鼓掌，同時總是警告說——說了也白說——下不為例。至於我，每天與魔術師共事的經曆可以說是總算讓我發現了生活的真相。
在“拱頂大廈”共度的那些日子中的一個清晨，達維拉說，他想辦一份二十四乘二十四大小——四開紙的一半——的報紙，在下班高峰期免費發放。那將是世界上最小的報紙，十分鍾就能讀完。《袖珍報》就這樣誕生了。早上十一點，我寫一小時，達維拉在兩個小時內排版、印刷，出去分發的膽大的報販子隻須吆喝一聲，眾人便會一擁而上。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袖珍報》問世，出人意料地空前成功，更加出人意料地曇花一現：一共就三天，出了三期。達維拉向我坦言，即使用黑魔法，也很難想出成本如此之低、開張如此之小、操作時間如此之短、消失如此之快的好主意。最離奇的是，第二天，有那麽一刻，我被街頭的哄搶和讀者的熱情所迷惑，居然以為這或許就是我的求生捷徑。美夢隻做到星期四。經理說，再出一期，就會破產，即使刊登商業廣告——必須又小又貴——也不實際。《袖珍報》的特色就在“袖珍”二字，開張大小恰恰埋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賣得越多，越難以為繼。
我有點兒進退兩難。離開《紀事》周刊後搬到卡塔赫納是恰逢時機的好事，這裏的環境非常有利於繼續創作《枯枝敗葉》。特別是住在家裏，家人奇思妙想，什麽意想不到的事兒都有可能發生。記得有次吃午飯，我們和爸爸聊天，說許多作家在什麽都不記得的時候寫回憶錄困難重重。這道難題被六歲的庫奇輕鬆化解：
“既然這樣，”他說，“作家應該趁什麽都記得，先寫回憶錄。”
我羞於承認，在寫《枯枝敗葉》時，我也遭遇了寫《家》時重技巧、輕主題的困境。在興衝衝地寫了一年後，我被困在了既無入口也無出口的環形迷宮中。如今我知道原因何在了。為銳意創新提供了出色範例的風俗主義，最終使正在試圖打開緊急出口的國家重大題材變得僵化。事實是我再也無法承受那種舉棋不定，一分鍾也不行。核對信息，再做一些文體方麵的決定，小說就能殺青，但我還是感受不到它的生命。我在迷霧中摸索多時，早已迷失其中，以致眼看著那本書要沉沒，卻不知道哪些地方有裂口。最糟的是，寫作到了這個階段，誰也幫不了我，因為裂縫不在文本裏，而在我心裏，隻有我能看見，隻有我能感覺到。也許，正因如此，還完《先驅報》的預支稿費——拿去買家具了——我沒多想，就把“長頸鹿”專欄給停了。
不幸的是，機智、堅持、關愛都無法戰勝貧窮。屋漏偏逢連夜雨，一年後，人口普查辦公室關門大吉，留下的窟窿，《宇宙報》的薪水填補不了。我沒有回法律係，盡管一些老師千方百計地幫我，勸我就算不喜歡，好歹把大學念完。家裏每個人都缺錢，不過這個窟窿太大，我從來也沒有填滿過，而沒希望比沒錢更令我沮喪。
“要是我們全得淹死，”一天，我痛下決心，午飯時宣布，“我先自救，然後幫你們找救援，哪怕隻是一艘需要自己劃槳的救生艇。”
他們隻好隨我，堅信救生艇一定會來。就這樣，十二月的第一周，我又搬回巴蘭基亞。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坐在打字機前，見我不請自來，走進《先驅報》的老辦公室——《紀事》周刊由於資金短缺，已經無法維持——頓時心知肚明，像見了鬼似的叫道：
“您怎麽招呼都不打一聲就來了！”
這輩子，我很少說這麽靠譜的實話：
“大師，我煩得不行。”
阿方索定下神來。
“好吧！”他還是那副姿態，引用哥倫比亞國歌的歌詞回答道，“幸好，全人類都在鎖鏈下呻吟。”
他絲毫不好奇我為何回來。似乎他和我心意相通，幾個月來，隻要有人問起我，他一律回答：“他會回來的。”他一邊穿外套，一邊幸福地從桌邊站起：我是天降救兵。他約了人，已經晚了半小時，第二天的社論還沒寫完，讓我幫他接著寫。我隻來得及問他主題是什麽，他一溜煙地跑到走廊上，漫不經心地——誰叫我們是朋友呢？——答道：
“看了不就知道了！”
第二天，《先驅報》辦公室裏又麵對麵放著兩台打字機，我在同一版麵繼續發表我的“長頸鹿”專欄。當然，稿酬不變。阿方索和我依然如故，許多社論我寫兩段，他寫兩段，混在一起，難以分辨。新聞或文學專業的學生查閱檔案時試著區分過，沒分出來，除非題材特殊。我們的區別不在文風上，而在文化信息方麵。
在“第三個人”，小偷朋友遇害的消息讓我悲痛不已。一天晚上，他和平常一樣出門幹活兒，入室行竊時心髒中彈。就這些，具體情況不詳。遺體被他姐姐認領了，她是他唯一的親人。葬禮由慈善機構資助，送別的隻有我們和酒館老板。
我又在阿維拉姐妹家住下，再次跟梅拉·德爾瑪成為近鄰，在黑貓妓院過得不好，就去她那兒尋求平靜和淨化。她和妹妹艾麗西亞性情相似，有如雙胞胎，和她們在一起的時光周而複始。姐妹倆以一種很特別的方式與文學小組成員交往，每年至少請我們吃一回愉悅身心的阿拉伯大餐。她們家時有名人意外造訪，從各類大牌藝術家到迷惘詩人，不一而足。阿維拉姐妹和佩德羅·比亞瓦老師將我對音樂的愛好引上正道，把我帶進藝術界的快樂群體中。
如今想來，巴蘭基亞的環境更利於《枯枝敗葉》的創作。有了打字機和辦公桌，我立即開始精力充沛地修改。這時候，我大著膽子，把謄清的一稿——明知不是定稿——拿給文學小組的朋友們看。先前已經就它聊過多次，不用再費口舌提醒什麽。阿方索在我對麵寫了兩天稿，對我的新作隻字未提。第三天下午工作結束，他把稿子攤在桌上，讀出用百事貼標出的那幾頁。他沒做評價，而是梳理出前後不一致的地方，幫我提煉風格。意見條條在理，我一一接受。隻有一處，在我告訴他那是兒時的真人真事後，他還是覺得有些牽強。
“寫得差，真亦假。”他笑得前仰後合。
赫爾曼·巴爾加斯的方法是：要是文句還行，別急著評價，先給一顆定心丸。他感歎道：
“棒極了！”
可之後幾天，他對那部小說發表了一係列的看法，晚上在酒桌上，他會更加興奮地給出中肯的意見。平時，他對稿子不滿意，會和作者單獨見麵，既坦率又誠懇地跟對方談，對方即使想哭，也不得不由衷地向他表示感謝。他不這樣對我。直到一天，赫爾曼突然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評論我的稿子，我這才把懸著的一顆心放下。
阿爾瓦羅從哈皮咖啡館銷聲匿跡，大約一周後，突然在玻利瓦爾大道上用車攔住我的去路。他心情大好，衝我叫道：
“我操，大師，上車！”
這話是用來麻醉人的。大伏天，我們在商業中心漫無目的地兜圈子，阿爾瓦羅激情澎湃地吼出他鞭辟入裏的看法。每當在人行道上看見熟人，他便先打住話頭，親熱地招呼一聲或開個玩笑，然後繼續激情澎湃地扯著嗓子吼。他頭發亂蓬蓬的，眼球突出，像是透過圓形監獄的鐵柵欄看著我。後來，我們去“巴旦杏”的露天座上喝冰啤酒，被街對麵青年隊和競技隊的球迷吵得頭昏腦漲，隨後，體育場裏湧出一大群因踢成二比二平而垂頭喪氣的人，他們狂呼亂叫著占領了酒館。最後一刻，阿爾瓦羅從車窗探出頭來，吼出對稿子的總體評價：
“大師，不管怎樣，還是有不少風俗主義的痕跡。”
我感激地也對他吼道：
“但有福克納的精華！”
他放聲大笑，未言明的、未思慮的，全都濃縮成這一句：
“你小子，別渾了！”
五十年後，每當想起那個下午，我就會聽見阿爾瓦羅在滾燙的街道上如石子落地般爽朗的笑聲。
我明白，他們三個都喜歡那部小說，雖然各自持有或許言之有理的保留意見，隻是沒有過多地說明，這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那是一種簡單易行的策略。誰也沒提出版的事情，這點也很符合他們的個性。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寫得好，其他都是出版社的事兒。
換言之，我又回到了屬於我們的巴蘭基亞。糟糕的是，這一回，我沒有心思把“長頸鹿”專欄寫下去。其實，專欄早已完成了逼我每天像匠人那樣去工作的使命，使我得以從零開始，持之以恒地去學習如何寫作，胸懷煉成一位與眾不同的作家的狂熱抱負。多少次，我無從下手，當我意識到題目太大，就會換掉它。總之，這是在我成為作家的道路上的基本功訓練。我很坦然，它隻是我汲取營養的一個源泉，無須承擔什麽曆史責任。
頭幾個月，每天光是找素材就讓我痛苦不堪。沒時間幹別的：花幾個小時研讀其他報紙，記錄私密談話，迷失在幹擾睡夢的胡思亂想中，直到遇見現實生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最幸福的經曆莫過於一天下午，我從公共汽車上看見某戶人家的大門上貼著一則簡單的廣告：“出售葬禮掌聲。”
我的第一反應是去敲門，好問問情況，可惜沒好意思。就這樣，生活本身教導我，最實用的寫作秘訣之一是在不敲門、不發問的情況下，學會讀懂現實的象形文字。近幾年，重讀四百多篇“長頸鹿”專欄，與衍生出的一些文學作品進行比較，這一點愈發清晰。
聖誕節，《觀察家報》高層——社長堂加夫列爾·卡諾帶著他所有的兒子：經理路易斯·加夫列爾、副社長吉列爾莫、副經理阿方索和正在當學徒的小兒子菲德爾——來巴蘭基亞度假，同行的還有綽號為“尤利西斯”的愛德華多·薩拉梅亞。他刊登過我的短篇，撰文介紹我入行，對我有知遇之恩。新年第一周，他們有組隊去普拉多馬爾浴場——距巴蘭基亞十西班牙裏——泡吧的習慣。在那場紛亂中，我隻記得“尤利西斯”讓我刮目相看。我在波哥大常遇見他，開始在風車咖啡館，幾年後在自動化咖啡館，有時在大師德格雷夫的聚談會上。記憶中的他有著金屬般的嗓音和拒人於千裏之外的表情，我以為他不好惹，大學城裏的忠實讀者們無疑也都這麽想。好幾次，我避免跟他接觸，為的是不破壞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錯了。我發現隻要他願意——腦子願意或心裏願意——他可以十分熱情，十分周到。他和堂拉蒙·賓耶斯、阿爾瓦羅·穆蒂斯或萊昂·德格雷夫個性不同，但和他們一樣具有隨時隨地授學的天賦，而且擁有非凡的運氣：該讀的書他都讀過。
我在《觀察家報》當記者時，和卡諾家的兒子——路易斯·加夫列爾、吉列爾莫、阿方索和菲德爾——情同手足。在普拉多馬爾度過的那些夜晚，大家吵來吵去，說了什麽，全忘了，但他們對新聞和文學的“走火入魔”，卻是怎麽也忘不了的。他們當我是自己人，是由他們挖掘、為他們自己而培養的短篇小說作家。但我不記得——他們說了那麽多——有人提議我去他們那兒工作。我不遺憾，處於人生低穀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即使讓我選，我也會一片迷惘。
阿爾瓦羅·穆蒂斯被卡諾一家的熱情所感染，也興致勃勃地回到巴蘭基亞。他剛被任命為哥倫比亞埃索石油公司公關部主任，想勸我跟他回波哥大。然而，他此行的真正使命更富戲劇性：當地經銷商犯下大錯，使汽車燃料被當成飛機燃料，加到了飛機上；加錯了燃料，飛機能飛走才怪。穆蒂斯必須連夜糾正這個錯誤，此事為絕密，不得驚動機場工作人員，更不得驚動媒體。他辦成了。我們在巴蘭基亞機場一邊喝威士忌，一邊聊了四個小時，等燃料更換完畢。時間寬裕，我們無所不聊，但我怎麽也沒想到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洛薩達出版社可能會出版我即將完成的小說。阿爾瓦羅·穆蒂斯直接從該出版社駐波哥大分社新任社長胡利奧·塞薩爾·比列加斯那兒聽說了這個消息，比列加斯曾是秘魯政府的一位部長，不久前來哥倫比亞避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