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8章 房改報告
激蕩年代，我為祖國守邊疆 作者：大強67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可是推行城市化第一個需要解決的難題就是住房問題。大量的農村人口湧進城市，你讓他們住哪裏？
那個時代不同於後世，外來務工人員可以租房子住。雖然也經常被吐槽，房租站了工資的多少多少？那個時代是你根本租不到房子。
就比如說基建連，如今外來人口不少了。他們的居住條件真的很可憐，大部分都是挖地窩子住，還有些去了老裕民租房子。
基建連和開發區雖然建了房子，但是不可能分給這些戶籍根本不屬於兵團的外來戶。再說基建連蓋這些房子，也是完全是自己出資，一棟房子吃掉多少利潤馬全義最清楚了。心都在滴血啊！
以前楊革勇對這些事情並不關注，因為他是和基建連合作。住房問題跟他沒有關係，他負責的是原材料的供應。
但是香港之行確實讓他漲了見識，原來住房不但不是負擔，而是一種可以產生利潤的商品。這種模式完全可以複製到開發區來啊。
聽完楊革勇的介紹，馬全義兩眼放光，葉萬成卻疑慮重重。從他進疆開始，房子就是國家分配的，現在拿來買賣，符不符合國家政策他真的不懂。
其實從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於住房已經出台了一係列的政策。隻不過兵團這種特殊單位，加上他們級別不夠，沒有看到這些文件罷了。
***分別就住房問題發表了兩次重要談話。1978年9月，***指出：“解決住房問題能不能路子寬些，譬如允許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個人手中的錢動員出來，國家解決材料，這方麵潛力不小。”1980年4月，***發表《關於建築業和住宅問題的談話》，指出“城鎮居民可以購買房子，也可以自己蓋，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舊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房地產行業逐漸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部分，住房走商品化的路子揭開了中國住房製度改革的大幕。
幾個人討論半天，並沒有達成一個統一的意見。楊革勇幹脆給劉慶華打了個電話把他喊過來，不過喊過來之後他就走了。這是領導需要解決的問題，其實跟他沒啥關係？
劉慶華得到這個消息之後，也是被雷了個外焦裏嫩。不過他知道的卻比葉萬成他們多一些，最起碼國務院的一些文件他看到過。
於是他把那些文件的主要內容給兩個人講了一遍。第一，1978年至1987年，啟動城鎮福利住房製度改革。20世紀80年代，住房製度改革經曆了出售公房試點、民建公助建房試點到提租補貼試點的探索。
1980年6月，國務院批轉《全國基本建設工作會議匯報提綱》正式提出住房商品化製度。同年，深圳首開收取土地使用費與國有土地有償使用的先河。
1981年，城鎮房產全價出售政策向全國鋪開。雖然全國有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60多個城市展開出售新建住房工作，但效果並不理想。1982年，城市裏實行了政府、企業和個人各承擔房價1/3的“三三製”補貼售房政策，後也因補貼售房製度遭遇阻力被叫停。
1985年至1986年，住房製度進入“提租補貼”的改革階段，煙台、蚌埠等地打響“提租補貼”試點第一槍。1987年11月，國家土地局確定深圳、上海、珠海、廣州、天津、廈門、福州等城市，作為土地使用製度改革的試點城市，開啟了我國土地使用製度的改革。
幾個人眼睛同時開始發亮，如果把建好的房子都賣給職工。收一部分土地使用費，這條路好像真的行得通啊？
三個人又來到團部，把這些年來，中央對於住房改革所發布的文件全部搜集起來，然後引經據典給兵團黨委打報告。
穀</span> 就是開發區內的房屋全部私有化，開發區會按照比例向兵團上繳土地使用金。而兵團建設局則要給予這些租房頒發個人產權證。證明住房私有的合法化。
幾個人都明白，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如果產權真的私有化。大家基本都會心甘情願的掏錢買下居住地房屋的。
當然，做這件事之前他們已經打電話跟吳天明溝通過了。吳天明作為高層，對於這些事情自然要比他們清楚的多。
而且他身在省城，早就感受到了房子帶來的壓力。如今兵團二代早已經成長起來了，但是他們大部分還是和父母住在一起。
那時候房子本來就窄，大部分家庭都是兩間的平房，外屋都是孩子加廚房兩用的。
現在孩子大了要結婚，你讓他結在外屋嗎？而且大部分家庭都不是一個孩子，就算能結在外屋別的孩子去哪？
雖然孩子工作了，基本上單位都會分房，但是錢從哪裏來？有些事情級別越高越不好解決。
比如基建連自己有錢了，可以拿出來為職工蓋房，而機關單位哪來的錢？他們每花一分錢，都要記在賬本上接受審核的。
特別是蓋房子這種大事，每一套房子所占用的資金都不是小數字，而且屬於那種花出去就沒有回報的那種。不但沒有回報，房屋的維修還要完全免費承擔。
葉萬成他們想幹的事情吳天明知道意味著什麽？不過這一步早晚都要走的，於是他選擇了鼓勵。
報告很快就被送到了兵團黨委，此時機關也都準備放假了。但是這份報告卻如一枚重磅炸彈，在兵團機關內部引起了軒然大波。
改革這種事不管在哪個朝代，都是阻力重重的，特別事關自己切身利益的時候。
明明是國家負責分配的房子，開發區竟然要變成私有財產，這已經不僅僅是簡單的體製改革了。而是上升到一種政治高度。
姓公還是姓私，一直是改革初期爭論最多的一個話題。連續三天的討論沒能出個結果，吳天明建議上報中央，盡管很多人保留了意見。但是開發區的報告還是被交到了王老的手裏。
那個時代不同於後世，外來務工人員可以租房子住。雖然也經常被吐槽，房租站了工資的多少多少？那個時代是你根本租不到房子。
就比如說基建連，如今外來人口不少了。他們的居住條件真的很可憐，大部分都是挖地窩子住，還有些去了老裕民租房子。
基建連和開發區雖然建了房子，但是不可能分給這些戶籍根本不屬於兵團的外來戶。再說基建連蓋這些房子，也是完全是自己出資，一棟房子吃掉多少利潤馬全義最清楚了。心都在滴血啊！
以前楊革勇對這些事情並不關注，因為他是和基建連合作。住房問題跟他沒有關係，他負責的是原材料的供應。
但是香港之行確實讓他漲了見識，原來住房不但不是負擔，而是一種可以產生利潤的商品。這種模式完全可以複製到開發區來啊。
聽完楊革勇的介紹，馬全義兩眼放光，葉萬成卻疑慮重重。從他進疆開始，房子就是國家分配的，現在拿來買賣，符不符合國家政策他真的不懂。
其實從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於住房已經出台了一係列的政策。隻不過兵團這種特殊單位，加上他們級別不夠，沒有看到這些文件罷了。
***分別就住房問題發表了兩次重要談話。1978年9月，***指出：“解決住房問題能不能路子寬些，譬如允許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個人手中的錢動員出來，國家解決材料，這方麵潛力不小。”1980年4月，***發表《關於建築業和住宅問題的談話》，指出“城鎮居民可以購買房子，也可以自己蓋，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舊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房地產行業逐漸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部分，住房走商品化的路子揭開了中國住房製度改革的大幕。
幾個人討論半天，並沒有達成一個統一的意見。楊革勇幹脆給劉慶華打了個電話把他喊過來，不過喊過來之後他就走了。這是領導需要解決的問題，其實跟他沒啥關係？
劉慶華得到這個消息之後，也是被雷了個外焦裏嫩。不過他知道的卻比葉萬成他們多一些，最起碼國務院的一些文件他看到過。
於是他把那些文件的主要內容給兩個人講了一遍。第一，1978年至1987年，啟動城鎮福利住房製度改革。20世紀80年代，住房製度改革經曆了出售公房試點、民建公助建房試點到提租補貼試點的探索。
1980年6月，國務院批轉《全國基本建設工作會議匯報提綱》正式提出住房商品化製度。同年，深圳首開收取土地使用費與國有土地有償使用的先河。
1981年，城鎮房產全價出售政策向全國鋪開。雖然全國有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60多個城市展開出售新建住房工作，但效果並不理想。1982年，城市裏實行了政府、企業和個人各承擔房價1/3的“三三製”補貼售房政策，後也因補貼售房製度遭遇阻力被叫停。
1985年至1986年，住房製度進入“提租補貼”的改革階段，煙台、蚌埠等地打響“提租補貼”試點第一槍。1987年11月，國家土地局確定深圳、上海、珠海、廣州、天津、廈門、福州等城市，作為土地使用製度改革的試點城市，開啟了我國土地使用製度的改革。
幾個人眼睛同時開始發亮，如果把建好的房子都賣給職工。收一部分土地使用費，這條路好像真的行得通啊？
三個人又來到團部，把這些年來，中央對於住房改革所發布的文件全部搜集起來，然後引經據典給兵團黨委打報告。
穀</span> 就是開發區內的房屋全部私有化，開發區會按照比例向兵團上繳土地使用金。而兵團建設局則要給予這些租房頒發個人產權證。證明住房私有的合法化。
幾個人都明白，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如果產權真的私有化。大家基本都會心甘情願的掏錢買下居住地房屋的。
當然，做這件事之前他們已經打電話跟吳天明溝通過了。吳天明作為高層，對於這些事情自然要比他們清楚的多。
而且他身在省城，早就感受到了房子帶來的壓力。如今兵團二代早已經成長起來了，但是他們大部分還是和父母住在一起。
那時候房子本來就窄，大部分家庭都是兩間的平房，外屋都是孩子加廚房兩用的。
現在孩子大了要結婚，你讓他結在外屋嗎？而且大部分家庭都不是一個孩子，就算能結在外屋別的孩子去哪？
雖然孩子工作了，基本上單位都會分房，但是錢從哪裏來？有些事情級別越高越不好解決。
比如基建連自己有錢了，可以拿出來為職工蓋房，而機關單位哪來的錢？他們每花一分錢，都要記在賬本上接受審核的。
特別是蓋房子這種大事，每一套房子所占用的資金都不是小數字，而且屬於那種花出去就沒有回報的那種。不但沒有回報，房屋的維修還要完全免費承擔。
葉萬成他們想幹的事情吳天明知道意味著什麽？不過這一步早晚都要走的，於是他選擇了鼓勵。
報告很快就被送到了兵團黨委，此時機關也都準備放假了。但是這份報告卻如一枚重磅炸彈，在兵團機關內部引起了軒然大波。
改革這種事不管在哪個朝代，都是阻力重重的，特別事關自己切身利益的時候。
明明是國家負責分配的房子，開發區竟然要變成私有財產，這已經不僅僅是簡單的體製改革了。而是上升到一種政治高度。
姓公還是姓私，一直是改革初期爭論最多的一個話題。連續三天的討論沒能出個結果，吳天明建議上報中央，盡管很多人保留了意見。但是開發區的報告還是被交到了王老的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