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汝捷
長篇曆史小說《李自成》是姚雪垠先生的代表作。它是一部洋洋三百萬言的巨著，又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因為卷帙浩繁，所以不妨精簡；因為有所闕漏，所以需要補充。
如今呈現在讀者麵前的便是一部對《李自成》加以精簡和補充的書。
精簡的話題不始於今日。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有多家出版社提出編寫節本的建議。那時姚老的態度是，出節本得由他本人動手，“因為隻有我自己知道該怎麽節”，但他抽不出時間。
1986年5月，中國作協在湖北黃岡舉辦曆史小說創作座談會，與會的寶文堂書店編輯吳越先生又向姚老提出編寫節本的建議。因為該書店曾出過由茅盾、周振甫、宋雲彬等節編的《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所以引發姚老的興趣。但他仍然抽不出時間，於是請吳越先生找我商量，希望由我來承擔這一任務。我表示樂於做這件事，但我認為，節本應當是對全書的節寫，因此隻有在《李自成》五卷出齊後才能著手。這樣事情就又擱下來。遺憾的是，姚老晚年因患退行性腦軟化症，未能完成全書，節寫工作也就始終未能進行。直到前幾年，姚老的兒子海天先生舊話重提，才將此事重新提上日程。我們商量的結果，決定在對原著加以精簡的同時，將姚老未完成的部分也就此補寫出來，於是便有了現在這個精補本。
下麵對精簡與補充工作分別略加說明。
我於1977年秋至1985年春任姚老助手，主要工作是替他將口述錄音的小說整理成文字初稿，同時去圖書館幫他查閱相關史料。每周六下午，我都去他家中，一聊便是幾個小時。談話內容海闊天空，自然也會涉及有關節本問題。1986年黃岡會後，雖然節寫工作並未進行，但每逢與姚老見麵，仍會就此交換意見，在通信中也談過相關話題。
我曾翻過寶文堂書店出版的節本《紅樓夢》等書，發現茅公等采用的是整段整回刪節的辦法，大刀闊斧，一蹴而就。我向姚老提出，《李自成》不用這種辦法，而是在保持章節完整的前提下，從語言、細節、情節入手，下比較細致的刪節功夫；在刪節的同時，將原著存在的若幹瑕疵，如現代化痕跡以及情節的自相抵牾、細節的重複、史料的失察、詩詞格律的失誤、語病等一並予以解決。姚老完全讚同。他說，五卷出齊後，他本來就計劃對全書通改一遍；通改中要解決的問題，節本中自然也要解決。他並希望我能把發現的各種問題做個記錄，供他參考。他還把讀者來信中有關小說語言方麵的信件專門裝一個資料袋，自己用毛筆寫上“語言上值得參考的意見”，交我保存。
精補本對《李自成》原著的精簡，采用的便是當年與姚老商定的辦法。從單元和分章來看，精補本的精簡部分與原著幾乎完全一致，僅個別地方有將兩章合為一章的情況，但從字數來看，卻將原著從三百餘萬字壓縮到了二百萬字以內（電腦顯示為一百九十萬字）。這就是說，書的筋骨未動，但篇幅大大壓縮了。刪略的功夫全花在對語言、細節、情節逐字逐句的推敲上。
文風是姚老和我經常涉及的話題。我們都喜歡素樸、自然、簡潔，不喜歡華豔、做作、堆砌。姚老不止一次書寫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條幅，以表達自己的審美追求。1977年夏他在沈陽談創作體會時，又曾提出“勁拔”這一概念，並認為“勁拔”離不開簡潔，還具體舉例說，“的”字和“了”字便要慎用，用得過多會使文氣變弱。1982年開始，拙著《小說二十四美》以專欄形式連載於《青年文學》。姚老讀了其中《洗煉之美》一篇後，對我說：“司空圖的‘洗煉’與我說的‘勁拔’有相通之處。你談的契訶夫、海明威，對我也都有借鑒意義。”他還要我把拙文提到的《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一書借他一閱。
兩年來在精簡《李自成》原著時，我常會想起當年與姚老的談話。譬如按他的標準，“的”字和“了”字在原著中就還有大量可刪之處，僅這兩個字被我刪除的可能就有數百乃至千餘個之多。
又如海明威在發明電報式短句的同時，曾將以往小說引號前後常出現的“他帶著明顯的憤怒重複了一遍”、“她鼓起勇氣用憂鬱的聲調說”、“他猶豫不決地宣稱”、“他低聲笑著插了句嘴”等等修飾一掃而光，使對話變得直截了當。而我在精簡原著時，不但對引號內的對話予以刪削、提煉，對引號外的“某某……說”也作了大幅度裁減。
細節描寫素為姚老所重視。他總是說，要通過獨特的生活細節寫到人物性格的深處。但原著中也有細節雷同之處。還在以前替姚老整理小說錄音時，我就對他說過，有兩種細節要盡量減少，能避免更好。其一，姚老本人易激動，愛哭；結果小說中的人物也都愛哭，一碰就流淚，哽咽。其二，小說中寫兩個人談話，總要讓邊上的人（或太監宮女、或親兵親將、或丫環仆役等等）回避，這就等於告訴別人所談的話十分機密；而真正善於保密的人，應當外鬆內緊，在別人毫不覺察的情況下進行密談。姚老當時聽了曾忍俊不禁。而精補本中，上述兩種細節除必須保留的外，都被刪除了。
關於情節的精簡是與解決“現代化痕跡”問題聯係在一起的。原著的“現代化”傾向表現在兩方麵。一是當年為防“棍子”而外加的說明性、議論性文字。如第一卷第一章中就有這樣一段話：“但是由於他所代表的隻是極少數皇族、大太監、大官僚等封建大地主階級的利益，與廣大人民尖銳對立，而國家機器也運轉不靈……”這類非小說語言是不得已加在作品中的，有些甚至是編輯給加上的，精補本中自然都汰除了。二是融化在情節中的文字，也就是形象塑造問題。這裏的刪削就需要斟酌。
姚老知道外界對李自成等形象過於高大的非議。他的解釋是，一、李自成的正麵品質見諸當時的官方記載和野史，並非作者憑空杜撰。二、讀者的感受是針對一、二卷來的，而一、二卷中李自成處於逆境，故優點較為突出。後三卷中，隨著戰爭形勢的改變，其缺點和局限會越來越暴露。這一自我辯護當然也有道理，但我認為，作為小說藝術，不論寫人物的何種表現、何種特質，都有一個“適度”問題。托爾斯泰曾引用畫家勃留洛夫的話說，“藝術是從‘稍微’開始的地方開始的”，並進而發揮說，“隻要稍微說得不夠一點，稍微說得過分一點，稍微誇大一點，那就沒有感染力了。隻有當藝術家找到了構成藝術作品的無限小的因素時，他才可能感染別人，而且感染的程度也要看在何種程度上找到這些因素而定。”（《什麽是藝術？》）精補本對原著有關李自成、高夫人的情節作了大量刪節，對紅娘子、邵時信等的“憶苦”段落也力加刪削，但也不是隨便亂砍。既然《水滸傳》可以歌頌水泊英雄，可以描寫若幹好漢被逼上梁山的緣由與經過，《李自成》當然也應該寫出農民起義爆發的背景、某些人物參加起義的原因與過程，對人物的正麵素質也無須刻意回避，隻是一切應當“適度”。精補本致力於“稍微”處的推敲、把握，效果如何，則有待讀者批評了。
精簡情節的同時，我對原著中存在的敘述自相矛盾或失去照應、史料及曆史常識問題、詩詞格律的失誤以及語病等也都作了修補。譬如原著第三卷《項城戰役》中，寫被困於火燒店的傅宗龍曾讓中軍速派人出去送信，可是翻過幾頁，卻變成是傅宗龍曾自派仆人盧三出去送信。第四卷《甲申初春》中，多爾袞曾以“大清國皇帝”名義給李自成送出一信，卻從此沒有下文。《李自成在武英殿》中，第一次寫“劉體純差人來……稟報一項極其重要的軍情”；翻過一頁，卻變成“因為這消息十分重要，又很機密，所以劉體純親自來……當麵稟報”。第五卷《兵敗山海關》中，北翼城的守將開始名叫“張勇”，後來名字變成“吳國忠”……
又如豪格（1609—1648）比多爾袞（1612—1651）大三歲，在原著第三卷《遼海崩潰》中卻被誤寫成“小兩歲”。“拔貢”作為“五貢”（五種貢入國子監的生員）之一，始於清代；而第四卷《決計東征》中卻說“顧君恩在明朝僅僅是一個拔貢”，第五卷《兵敗山海關》中又說“寧致遠原是拔貢出身”……
再如詩詞格律方麵，姚老作詩嚴格按平水韻押韻，卻於平仄未暇細究。從第一卷的《西江月·告示》開始，到第五卷竇妃的《絕命詩》止，多首作品存在疏誤。
此外原著還存在若幹語病。如“群”、“些”與“們”不宜搭配，而各卷中“群臣們”、“這些龜兒子們”卻十分常見……
在一部巨著中出現上述瑕疵毫不足怪。秦牧先生當年就說姚老寫作時“忙碌得像個電話總機的話務員似的，偶爾顧此失彼，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這次認真重讀、精簡《李自成》過程中，常常引起我回憶、引發我自責的則是胡繩先生三十年前說的一段話。那時他與秦老一樣，發現了第二卷中“一些技術性的問題”，於是在給姚老的信中說：“這一類技術性的問題，沒有助手，寫這樣一部大書，恐怕是難免的。我想，要有一個仔細的‘第一讀者’，就可以幫助你發現和解決許多這類問題。”在胡老發出此信半年後，我開始擔任姚老助手，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讀者”。在近八年時間中，雖然我也“發現和解決”過一些問題，但顯然未能善盡職責。當現在又發現上述各種疏漏時，我覺得十分愧對姚老，更十分愧對讀者。
《李自成》反映的是明崇禎十一年（1638）至清順治二年（1645）農民起義的悲劇曆程，同時在廣闊的背景上再現明末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場景與精神風貌。姚老未能完成而如今由我補寫的則是崇禎十五年（1642）冬至十六年（1643）冬的重要情節。這一年發生了許多大事。補寫部分分為六個單元：《一敗孫傳庭》、《汝寧會師》、《襄水奔流》、《煙波江南》、《二敗孫傳庭》、《威加海內歸故鄉》。上世紀七十年代，姚老寫過一份《〈李自成〉內容概要》。從《概要》看，其未完成的是計劃中的第四卷。在上列六個單元中，有五個單元大致依照《概要》的構思進行補寫，隻是出於精補本追求洗煉的考慮，篇幅大大地簡約了。
《概要》中未述及的是《煙波江南》。由於李自成農民軍與明朝的戰爭都發生在長江以北，在原來的寫作計劃中並無江南情節。直到第二卷出版後，姚老覺得在這一展現晚明社會生活的巨幅長卷中獨缺江南，將會留下遺憾，於是設想通過尚炯去南方采購藥材，補寫一個單元。但他並無具體構思，隻是從前人“杏花春雨江南”的詞句想到單元標題可以定為《春雨江南》。我將標題改為《煙波江南》，則是因為所寫故事的背景為夏季，不能再用“春雨”來形容。
補寫部分不是獨立的小說，而是一個補綴。其敘事風格宜與原著保持一致。除首次出場者外，各個人物的氣質、性格及其在不同場合的言行思維和情緒反應均須與原著中的“這一個”相統一，或有所發展。情節則須首尾連貫，前後照應，將斷裂處加以連接，闕失處彌補起來。我是抱著臨深履薄的心情來做這件事的，做得是否差強人意，也隻能靜候讀者批評。
《李自成》原有五卷本和十卷本兩種內容相同的原著，精補本則采用四部曲的框架。每部以一句五言杜詩作為書名，分別為：一、《天寒霜雪繁》；二、《聞說真龍種》；三、《長風駕高浪》；四、《風散入雲悲》。體現的情節進程則為潛伏—轉折—挺進—敗亡。由於整個小說是以明末李自成起義由困扼走向發展、複由勝利走向失敗的悲劇曆程為主線，四部曲的結構就顯得較為合理。至於引用杜詩，則是出於對逝者審美情趣的尊重：杜甫是姚老最欽崇的詩人，他寫過短篇《草堂春秋》，有過寫《杜甫傳》的設想，在《李自成》單元標題中也曾用過杜詩（《悲風為我從天來》）。
本書蒙馮天瑜先生熱情賜序，又承周勃、吳永平、姚海天、許建輝、徐晉、韓敏、劉保昌、鄢莉諸先生於讀稿過程中或予獎飾，或予指謬，並此深致謝意！
長篇曆史小說《李自成》是姚雪垠先生的代表作。它是一部洋洋三百萬言的巨著，又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因為卷帙浩繁，所以不妨精簡；因為有所闕漏，所以需要補充。
如今呈現在讀者麵前的便是一部對《李自成》加以精簡和補充的書。
精簡的話題不始於今日。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有多家出版社提出編寫節本的建議。那時姚老的態度是，出節本得由他本人動手，“因為隻有我自己知道該怎麽節”，但他抽不出時間。
1986年5月，中國作協在湖北黃岡舉辦曆史小說創作座談會，與會的寶文堂書店編輯吳越先生又向姚老提出編寫節本的建議。因為該書店曾出過由茅盾、周振甫、宋雲彬等節編的《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所以引發姚老的興趣。但他仍然抽不出時間，於是請吳越先生找我商量，希望由我來承擔這一任務。我表示樂於做這件事，但我認為，節本應當是對全書的節寫，因此隻有在《李自成》五卷出齊後才能著手。這樣事情就又擱下來。遺憾的是，姚老晚年因患退行性腦軟化症，未能完成全書，節寫工作也就始終未能進行。直到前幾年，姚老的兒子海天先生舊話重提，才將此事重新提上日程。我們商量的結果，決定在對原著加以精簡的同時，將姚老未完成的部分也就此補寫出來，於是便有了現在這個精補本。
下麵對精簡與補充工作分別略加說明。
我於1977年秋至1985年春任姚老助手，主要工作是替他將口述錄音的小說整理成文字初稿，同時去圖書館幫他查閱相關史料。每周六下午，我都去他家中，一聊便是幾個小時。談話內容海闊天空，自然也會涉及有關節本問題。1986年黃岡會後，雖然節寫工作並未進行，但每逢與姚老見麵，仍會就此交換意見，在通信中也談過相關話題。
我曾翻過寶文堂書店出版的節本《紅樓夢》等書，發現茅公等采用的是整段整回刪節的辦法，大刀闊斧，一蹴而就。我向姚老提出，《李自成》不用這種辦法，而是在保持章節完整的前提下，從語言、細節、情節入手，下比較細致的刪節功夫；在刪節的同時，將原著存在的若幹瑕疵，如現代化痕跡以及情節的自相抵牾、細節的重複、史料的失察、詩詞格律的失誤、語病等一並予以解決。姚老完全讚同。他說，五卷出齊後，他本來就計劃對全書通改一遍；通改中要解決的問題，節本中自然也要解決。他並希望我能把發現的各種問題做個記錄，供他參考。他還把讀者來信中有關小說語言方麵的信件專門裝一個資料袋，自己用毛筆寫上“語言上值得參考的意見”，交我保存。
精補本對《李自成》原著的精簡，采用的便是當年與姚老商定的辦法。從單元和分章來看，精補本的精簡部分與原著幾乎完全一致，僅個別地方有將兩章合為一章的情況，但從字數來看，卻將原著從三百餘萬字壓縮到了二百萬字以內（電腦顯示為一百九十萬字）。這就是說，書的筋骨未動，但篇幅大大壓縮了。刪略的功夫全花在對語言、細節、情節逐字逐句的推敲上。
文風是姚老和我經常涉及的話題。我們都喜歡素樸、自然、簡潔，不喜歡華豔、做作、堆砌。姚老不止一次書寫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條幅，以表達自己的審美追求。1977年夏他在沈陽談創作體會時，又曾提出“勁拔”這一概念，並認為“勁拔”離不開簡潔，還具體舉例說，“的”字和“了”字便要慎用，用得過多會使文氣變弱。1982年開始，拙著《小說二十四美》以專欄形式連載於《青年文學》。姚老讀了其中《洗煉之美》一篇後，對我說：“司空圖的‘洗煉’與我說的‘勁拔’有相通之處。你談的契訶夫、海明威，對我也都有借鑒意義。”他還要我把拙文提到的《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一書借他一閱。
兩年來在精簡《李自成》原著時，我常會想起當年與姚老的談話。譬如按他的標準，“的”字和“了”字在原著中就還有大量可刪之處，僅這兩個字被我刪除的可能就有數百乃至千餘個之多。
又如海明威在發明電報式短句的同時，曾將以往小說引號前後常出現的“他帶著明顯的憤怒重複了一遍”、“她鼓起勇氣用憂鬱的聲調說”、“他猶豫不決地宣稱”、“他低聲笑著插了句嘴”等等修飾一掃而光，使對話變得直截了當。而我在精簡原著時，不但對引號內的對話予以刪削、提煉，對引號外的“某某……說”也作了大幅度裁減。
細節描寫素為姚老所重視。他總是說，要通過獨特的生活細節寫到人物性格的深處。但原著中也有細節雷同之處。還在以前替姚老整理小說錄音時，我就對他說過，有兩種細節要盡量減少，能避免更好。其一，姚老本人易激動，愛哭；結果小說中的人物也都愛哭，一碰就流淚，哽咽。其二，小說中寫兩個人談話，總要讓邊上的人（或太監宮女、或親兵親將、或丫環仆役等等）回避，這就等於告訴別人所談的話十分機密；而真正善於保密的人，應當外鬆內緊，在別人毫不覺察的情況下進行密談。姚老當時聽了曾忍俊不禁。而精補本中，上述兩種細節除必須保留的外，都被刪除了。
關於情節的精簡是與解決“現代化痕跡”問題聯係在一起的。原著的“現代化”傾向表現在兩方麵。一是當年為防“棍子”而外加的說明性、議論性文字。如第一卷第一章中就有這樣一段話：“但是由於他所代表的隻是極少數皇族、大太監、大官僚等封建大地主階級的利益，與廣大人民尖銳對立，而國家機器也運轉不靈……”這類非小說語言是不得已加在作品中的，有些甚至是編輯給加上的，精補本中自然都汰除了。二是融化在情節中的文字，也就是形象塑造問題。這裏的刪削就需要斟酌。
姚老知道外界對李自成等形象過於高大的非議。他的解釋是，一、李自成的正麵品質見諸當時的官方記載和野史，並非作者憑空杜撰。二、讀者的感受是針對一、二卷來的，而一、二卷中李自成處於逆境，故優點較為突出。後三卷中，隨著戰爭形勢的改變，其缺點和局限會越來越暴露。這一自我辯護當然也有道理，但我認為，作為小說藝術，不論寫人物的何種表現、何種特質，都有一個“適度”問題。托爾斯泰曾引用畫家勃留洛夫的話說，“藝術是從‘稍微’開始的地方開始的”，並進而發揮說，“隻要稍微說得不夠一點，稍微說得過分一點，稍微誇大一點，那就沒有感染力了。隻有當藝術家找到了構成藝術作品的無限小的因素時，他才可能感染別人，而且感染的程度也要看在何種程度上找到這些因素而定。”（《什麽是藝術？》）精補本對原著有關李自成、高夫人的情節作了大量刪節，對紅娘子、邵時信等的“憶苦”段落也力加刪削，但也不是隨便亂砍。既然《水滸傳》可以歌頌水泊英雄，可以描寫若幹好漢被逼上梁山的緣由與經過，《李自成》當然也應該寫出農民起義爆發的背景、某些人物參加起義的原因與過程，對人物的正麵素質也無須刻意回避，隻是一切應當“適度”。精補本致力於“稍微”處的推敲、把握，效果如何，則有待讀者批評了。
精簡情節的同時，我對原著中存在的敘述自相矛盾或失去照應、史料及曆史常識問題、詩詞格律的失誤以及語病等也都作了修補。譬如原著第三卷《項城戰役》中，寫被困於火燒店的傅宗龍曾讓中軍速派人出去送信，可是翻過幾頁，卻變成是傅宗龍曾自派仆人盧三出去送信。第四卷《甲申初春》中，多爾袞曾以“大清國皇帝”名義給李自成送出一信，卻從此沒有下文。《李自成在武英殿》中，第一次寫“劉體純差人來……稟報一項極其重要的軍情”；翻過一頁，卻變成“因為這消息十分重要，又很機密，所以劉體純親自來……當麵稟報”。第五卷《兵敗山海關》中，北翼城的守將開始名叫“張勇”，後來名字變成“吳國忠”……
又如豪格（1609—1648）比多爾袞（1612—1651）大三歲，在原著第三卷《遼海崩潰》中卻被誤寫成“小兩歲”。“拔貢”作為“五貢”（五種貢入國子監的生員）之一，始於清代；而第四卷《決計東征》中卻說“顧君恩在明朝僅僅是一個拔貢”，第五卷《兵敗山海關》中又說“寧致遠原是拔貢出身”……
再如詩詞格律方麵，姚老作詩嚴格按平水韻押韻，卻於平仄未暇細究。從第一卷的《西江月·告示》開始，到第五卷竇妃的《絕命詩》止，多首作品存在疏誤。
此外原著還存在若幹語病。如“群”、“些”與“們”不宜搭配，而各卷中“群臣們”、“這些龜兒子們”卻十分常見……
在一部巨著中出現上述瑕疵毫不足怪。秦牧先生當年就說姚老寫作時“忙碌得像個電話總機的話務員似的，偶爾顧此失彼，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這次認真重讀、精簡《李自成》過程中，常常引起我回憶、引發我自責的則是胡繩先生三十年前說的一段話。那時他與秦老一樣，發現了第二卷中“一些技術性的問題”，於是在給姚老的信中說：“這一類技術性的問題，沒有助手，寫這樣一部大書，恐怕是難免的。我想，要有一個仔細的‘第一讀者’，就可以幫助你發現和解決許多這類問題。”在胡老發出此信半年後，我開始擔任姚老助手，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讀者”。在近八年時間中，雖然我也“發現和解決”過一些問題，但顯然未能善盡職責。當現在又發現上述各種疏漏時，我覺得十分愧對姚老，更十分愧對讀者。
《李自成》反映的是明崇禎十一年（1638）至清順治二年（1645）農民起義的悲劇曆程，同時在廣闊的背景上再現明末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場景與精神風貌。姚老未能完成而如今由我補寫的則是崇禎十五年（1642）冬至十六年（1643）冬的重要情節。這一年發生了許多大事。補寫部分分為六個單元：《一敗孫傳庭》、《汝寧會師》、《襄水奔流》、《煙波江南》、《二敗孫傳庭》、《威加海內歸故鄉》。上世紀七十年代，姚老寫過一份《〈李自成〉內容概要》。從《概要》看，其未完成的是計劃中的第四卷。在上列六個單元中，有五個單元大致依照《概要》的構思進行補寫，隻是出於精補本追求洗煉的考慮，篇幅大大地簡約了。
《概要》中未述及的是《煙波江南》。由於李自成農民軍與明朝的戰爭都發生在長江以北，在原來的寫作計劃中並無江南情節。直到第二卷出版後，姚老覺得在這一展現晚明社會生活的巨幅長卷中獨缺江南，將會留下遺憾，於是設想通過尚炯去南方采購藥材，補寫一個單元。但他並無具體構思，隻是從前人“杏花春雨江南”的詞句想到單元標題可以定為《春雨江南》。我將標題改為《煙波江南》，則是因為所寫故事的背景為夏季，不能再用“春雨”來形容。
補寫部分不是獨立的小說，而是一個補綴。其敘事風格宜與原著保持一致。除首次出場者外，各個人物的氣質、性格及其在不同場合的言行思維和情緒反應均須與原著中的“這一個”相統一，或有所發展。情節則須首尾連貫，前後照應，將斷裂處加以連接，闕失處彌補起來。我是抱著臨深履薄的心情來做這件事的，做得是否差強人意，也隻能靜候讀者批評。
《李自成》原有五卷本和十卷本兩種內容相同的原著，精補本則采用四部曲的框架。每部以一句五言杜詩作為書名，分別為：一、《天寒霜雪繁》；二、《聞說真龍種》；三、《長風駕高浪》；四、《風散入雲悲》。體現的情節進程則為潛伏—轉折—挺進—敗亡。由於整個小說是以明末李自成起義由困扼走向發展、複由勝利走向失敗的悲劇曆程為主線，四部曲的結構就顯得較為合理。至於引用杜詩，則是出於對逝者審美情趣的尊重：杜甫是姚老最欽崇的詩人，他寫過短篇《草堂春秋》，有過寫《杜甫傳》的設想，在《李自成》單元標題中也曾用過杜詩（《悲風為我從天來》）。
本書蒙馮天瑜先生熱情賜序，又承周勃、吳永平、姚海天、許建輝、徐晉、韓敏、劉保昌、鄢莉諸先生於讀稿過程中或予獎飾，或予指謬，並此深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