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史學家徐學聚很明白寫這樣一本史書需要怎樣的功力。
他最開始閱讀時還想學習這本書的寫作方法，但讀著讀著他就歎為觀止，他發現憑自己的能力完全沒有辦法寫出這樣一本書。
而更讓他有所收獲的還是這本書的內容。
“原來這葡萄牙人和荷蘭人是這樣的關係？”徐學聚感歎。
這兩年福建洋麵上來了越來越多的紅毛人，有的人是要傳教，有的人想要開辟商港，還有人信誓旦旦的表示要在大明國內從事行商貿易，大明的官場對於他們之間的關係搞的混沌不清。
往往是荷蘭人在沿海殺了人，大明找不到罪犯，於是把葡萄牙人抓起來詢問，講起外藩的事情，現在這群福建官員都是頭疼不已。
讀完這本書徐學聚總算是把這歐洲的曆史搞了個大概，接著便也心中思索。
原本在他印象中外藩的紅毛人都是粗鄙無聞之輩，讀了這本書之後才明白他們之中也有許多聰明人物，過去福建的官員跟他們交往，往往以為這群老外蠢笨，從而容易受這些人所欺騙。
“此真為八閩官員必讀之書也。”
這書的作者既通曉西洋事物，又是一個史學大家，徐學聚作為封疆大吏，並沒有參與此時愈演愈烈的黨爭，對於使用太監身邊的人也沒有什麽芥蒂。
他思索一會兒，卻是起了把這書作者王建陽招入幕府的念頭。
與此同時，湖州府德清縣。
方從哲看著書不禁高呼一聲“若昂二世真乃賢君！”
方從哲是萬曆十一年進士，幾年前已經做到吏部左侍郎，隻是因為司禮監秉筆太監田義想要走後門讓做監生的侄子當官，方從哲不允，於是就被田義威脅。
方從哲一氣之下幹脆辭官在家閑居。
方從哲是浙江湖州人，但是出生地卻是在京師，他是今年湖州回老家祭掃才無意之中看到《葡萄牙國史》連載版的，一看之下驚為天人，於是到市麵上收集了連載的所有內容，回家反複閱讀。
方從哲很受後來的東林大佬葉相高的器重，但他自己卻祖籍浙江，乃是浙黨的一份子。
萬曆之所以會對稅收動刀，也是因為此時的民間商業活動已經非常頻繁，而萬曆朝以前大明對商人幾乎沒有正稅征收，麵對著這麽大一個稅源，誰看了不眼饞？
萬曆鬧出稅監之亂，對此各黨派卻是態度不一。
即將成型的東林黨重要資助者是通州的商人和蘇南的工廠主，加上這時幾位大佬都已下野，主要工作是四處宣傳講學自然是坐著說話不腰疼，他們可以強烈反對榷稅和礦稅，在宣傳之中也以絕對清流自居。
而浙黨則還掌握著朝廷幾個大員的位置要實際做事，出於自身行動考量，浙黨對於收商業稅采取模棱兩可的態度，不敢說要收，但是卻也偷偷想收。
因此經常被士林諷刺與民爭利。
徐學聚從《葡萄牙國史》之中學習到的是歐洲各國的曆史以及各國現在的政策，方從哲卻是將著眼點放在了葡萄牙國崛起的過程中。
葡萄牙君王殖民摩洛哥解決了建國之後的危機，又通過爭搶非洲口岸使得國家進一步得到繁榮，當國祚再次風雨飄搖之時又有一群航海家發現好望角和印度航線，帶來的滾滾財富再次使得葡萄牙王國延續輝煌。
葡萄牙之經濟叫做重商主義，以為一國之根本在其財富，財富之根本在於不會貶值的金銀等實體，其人以為若是手中金銀充足，國祚定將繁榮。
是以一國之君一切目的都在索求更多金銀，為此甚至放權鼓勵商人外出開拓。
方從哲看的心潮澎湃，作為浙黨官員，他在位上時就一直為國家的財稅不足所苦惱，從葡萄牙的發展曆程中他似乎找到了一條可以使國家強盛的道路。
思索良久他展開稿紙，給遠在京城的浙黨大佬沈一貫寫信：“葡萄牙雖是小國，但其發展之過程著實有可觀之處，讀此書後我覺若是細心研究，經商未必不能成為富國之道。”
在書信的最後他還附上了一本《葡萄牙國史》，叫家人把這包裹連夜帶往京師。
從漳州去往福州的馬車上，李國仙也在翻著王文龍所寫的《葡萄牙國史》。
她並不喜歡看這種史書，但是念著王文龍的名頭也就在去福州之前帶上一本。
李國仙一看之下卻發現這本書的內容並不像想象之中的枯燥，反而十分有趣味。
對於李國仙來說《葡萄牙國史》最吸引人的則是其中的各種英雄人物和傳奇故事。
那些航海冒險家開拓海疆，碰見種種風俗各異的土人、看見瑰麗玄奇難以置信的景象，甚至為了驗證地球是不是圓的而一直向西航行，至死不悔。
這種英勇到極致的行為，讓出生海商世家的李國仙覺得萬分欣賞。
就是李旦手下最英勇的海主，也不過是一群為了利益舍身搏命的冒險者而已，李國仙從沒想到航海這件事居然如此浪漫主義。
她將葡萄牙國史捂在胸口，心中想著：王大哥能夠將這些船長海商給寫活了，一定是因為他也是這樣有雄心壯誌的好男子。
一千個人眼裏葡萄牙國史有一千種不同的欣賞方式，但無一例外的是這本書的橫空出世對於此時的大明人士來說的確是一件新奇無比的事情。
熊清波分冊印刷的方式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於建陽叔和麻沙刻來說，此時人一向以為不是多精美的印刷品，沒有名氣的建陽大部頭作品往往沒人願意購買，反而是熊清波所印的這種類似雜誌的小冊子因為售價便宜所以在此時有相當多的受眾。
伴隨著《誠德堂雜文》出版，王文龍的葡萄牙國史也就悄然流行開，許多買了分卷的讀者對這部作品頗感興趣，轉而又去買合集。
此時的讀書群體中還有一大批乃是初通文字的士紳和商人，他們在葡萄牙國史之中看到的卻是新興的海外貿易所能帶來的巨大利潤。
許多地主子弟看到葡萄牙國的曆史，這才知道做生意有多掙錢，紛紛起了行商的念頭。
而還有許多大小海主看到了葡萄牙航海家的故事，都向往能像他們一樣通過自己的拚搏冒險陡然而富，甚至躋身貴族之列。
無論如何，這本史書已經引起轟動。
因為熊清波的刻書能力跟隨不上，甚至有抄書鋪掛出這本書來日夜謄抄，此書甚至傳到山東河北，因為缺貨在那裏上半部的葡萄牙國史居然能賣到五兩銀子的高價，而浙江江西等地的刻書作坊也連忙開始翻版。
王文龍的名字終於在天下傳揚開來。
(本章完)
他最開始閱讀時還想學習這本書的寫作方法，但讀著讀著他就歎為觀止，他發現憑自己的能力完全沒有辦法寫出這樣一本書。
而更讓他有所收獲的還是這本書的內容。
“原來這葡萄牙人和荷蘭人是這樣的關係？”徐學聚感歎。
這兩年福建洋麵上來了越來越多的紅毛人，有的人是要傳教，有的人想要開辟商港，還有人信誓旦旦的表示要在大明國內從事行商貿易，大明的官場對於他們之間的關係搞的混沌不清。
往往是荷蘭人在沿海殺了人，大明找不到罪犯，於是把葡萄牙人抓起來詢問，講起外藩的事情，現在這群福建官員都是頭疼不已。
讀完這本書徐學聚總算是把這歐洲的曆史搞了個大概，接著便也心中思索。
原本在他印象中外藩的紅毛人都是粗鄙無聞之輩，讀了這本書之後才明白他們之中也有許多聰明人物，過去福建的官員跟他們交往，往往以為這群老外蠢笨，從而容易受這些人所欺騙。
“此真為八閩官員必讀之書也。”
這書的作者既通曉西洋事物，又是一個史學大家，徐學聚作為封疆大吏，並沒有參與此時愈演愈烈的黨爭，對於使用太監身邊的人也沒有什麽芥蒂。
他思索一會兒，卻是起了把這書作者王建陽招入幕府的念頭。
與此同時，湖州府德清縣。
方從哲看著書不禁高呼一聲“若昂二世真乃賢君！”
方從哲是萬曆十一年進士，幾年前已經做到吏部左侍郎，隻是因為司禮監秉筆太監田義想要走後門讓做監生的侄子當官，方從哲不允，於是就被田義威脅。
方從哲一氣之下幹脆辭官在家閑居。
方從哲是浙江湖州人，但是出生地卻是在京師，他是今年湖州回老家祭掃才無意之中看到《葡萄牙國史》連載版的，一看之下驚為天人，於是到市麵上收集了連載的所有內容，回家反複閱讀。
方從哲很受後來的東林大佬葉相高的器重，但他自己卻祖籍浙江，乃是浙黨的一份子。
萬曆之所以會對稅收動刀，也是因為此時的民間商業活動已經非常頻繁，而萬曆朝以前大明對商人幾乎沒有正稅征收，麵對著這麽大一個稅源，誰看了不眼饞？
萬曆鬧出稅監之亂，對此各黨派卻是態度不一。
即將成型的東林黨重要資助者是通州的商人和蘇南的工廠主，加上這時幾位大佬都已下野，主要工作是四處宣傳講學自然是坐著說話不腰疼，他們可以強烈反對榷稅和礦稅，在宣傳之中也以絕對清流自居。
而浙黨則還掌握著朝廷幾個大員的位置要實際做事，出於自身行動考量，浙黨對於收商業稅采取模棱兩可的態度，不敢說要收，但是卻也偷偷想收。
因此經常被士林諷刺與民爭利。
徐學聚從《葡萄牙國史》之中學習到的是歐洲各國的曆史以及各國現在的政策，方從哲卻是將著眼點放在了葡萄牙國崛起的過程中。
葡萄牙君王殖民摩洛哥解決了建國之後的危機，又通過爭搶非洲口岸使得國家進一步得到繁榮，當國祚再次風雨飄搖之時又有一群航海家發現好望角和印度航線，帶來的滾滾財富再次使得葡萄牙王國延續輝煌。
葡萄牙之經濟叫做重商主義，以為一國之根本在其財富，財富之根本在於不會貶值的金銀等實體，其人以為若是手中金銀充足，國祚定將繁榮。
是以一國之君一切目的都在索求更多金銀，為此甚至放權鼓勵商人外出開拓。
方從哲看的心潮澎湃，作為浙黨官員，他在位上時就一直為國家的財稅不足所苦惱，從葡萄牙的發展曆程中他似乎找到了一條可以使國家強盛的道路。
思索良久他展開稿紙，給遠在京城的浙黨大佬沈一貫寫信：“葡萄牙雖是小國，但其發展之過程著實有可觀之處，讀此書後我覺若是細心研究，經商未必不能成為富國之道。”
在書信的最後他還附上了一本《葡萄牙國史》，叫家人把這包裹連夜帶往京師。
從漳州去往福州的馬車上，李國仙也在翻著王文龍所寫的《葡萄牙國史》。
她並不喜歡看這種史書，但是念著王文龍的名頭也就在去福州之前帶上一本。
李國仙一看之下卻發現這本書的內容並不像想象之中的枯燥，反而十分有趣味。
對於李國仙來說《葡萄牙國史》最吸引人的則是其中的各種英雄人物和傳奇故事。
那些航海冒險家開拓海疆，碰見種種風俗各異的土人、看見瑰麗玄奇難以置信的景象，甚至為了驗證地球是不是圓的而一直向西航行，至死不悔。
這種英勇到極致的行為，讓出生海商世家的李國仙覺得萬分欣賞。
就是李旦手下最英勇的海主，也不過是一群為了利益舍身搏命的冒險者而已，李國仙從沒想到航海這件事居然如此浪漫主義。
她將葡萄牙國史捂在胸口，心中想著：王大哥能夠將這些船長海商給寫活了，一定是因為他也是這樣有雄心壯誌的好男子。
一千個人眼裏葡萄牙國史有一千種不同的欣賞方式，但無一例外的是這本書的橫空出世對於此時的大明人士來說的確是一件新奇無比的事情。
熊清波分冊印刷的方式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於建陽叔和麻沙刻來說，此時人一向以為不是多精美的印刷品，沒有名氣的建陽大部頭作品往往沒人願意購買，反而是熊清波所印的這種類似雜誌的小冊子因為售價便宜所以在此時有相當多的受眾。
伴隨著《誠德堂雜文》出版，王文龍的葡萄牙國史也就悄然流行開，許多買了分卷的讀者對這部作品頗感興趣，轉而又去買合集。
此時的讀書群體中還有一大批乃是初通文字的士紳和商人，他們在葡萄牙國史之中看到的卻是新興的海外貿易所能帶來的巨大利潤。
許多地主子弟看到葡萄牙國的曆史，這才知道做生意有多掙錢，紛紛起了行商的念頭。
而還有許多大小海主看到了葡萄牙航海家的故事，都向往能像他們一樣通過自己的拚搏冒險陡然而富，甚至躋身貴族之列。
無論如何，這本史書已經引起轟動。
因為熊清波的刻書能力跟隨不上，甚至有抄書鋪掛出這本書來日夜謄抄，此書甚至傳到山東河北，因為缺貨在那裏上半部的葡萄牙國史居然能賣到五兩銀子的高價，而浙江江西等地的刻書作坊也連忙開始翻版。
王文龍的名字終於在天下傳揚開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