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航講述說道：“百姓們種了紅薯可以滿足口糧，可是年節下完糧納稅卻還是要交白米。”
“本地官府裏說了，若是都放任百姓去種紅薯，年下咱們縣裏頭糧價一定高漲，是以半月前專門叫了俺們上戶到縣裏頭去開會，耳提麵命說種紅薯隻是渡荒時不得已而為之，如今既然災荒已過就不能讓百姓再種紅薯。”
“還有這事？”王文龍感覺這縣官的操作也是挺無語的。
“我們夾在其中也是受罪，老爺你來看。”張航從口袋裏掏出一張折好的條陳，王文龍拿來一看，果然是縣裏麵給上戶出的牌告，就是吩咐少種紅薯之事。
陳經綸也頗為驚訝，上前一看就對王文龍說道：“這衙門如何這般辦事？咱們回去跟藩台大人說說。”
王文龍仔細看了一眼那條陳，搖頭說道：“他這條陳上麵連個款也沒落，也知道這事情辦的不體麵，就是防止有人往上告呢，到時候人家一推二五六，咱們說了也沒用。”
“這……哪有這般做事的？”陳經綸頗為氣憤。
王文龍想了想對張航道：“紅薯還是繼續種，你可不要再阻撓了，事情我們幫你溝通。”
王文龍有什麽解決辦法？
那自然是市場化。
前世的農民種紅薯主要就是兩個用途，一種是個頭小的紅薯留下來自家食用，個頭大的紅薯根本舍不得吃，全部用來磨粉。
地瓜粉在前世的福建一直到王文龍小時候都還是地方上的硬通貨，無論是挑到收購點去變賣還是走街串巷自己到城中發賣，或者賣給村裏有錢的老板家，反正不愁銷路。
至於怎麽交稅？張居正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兩條：一條鞭法和考成法。
其中考成法是針對官員考核政績的，張居正死了之後有一些廢止的部分，可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真總為一條合並征收銀兩的一條鞭法卻一直流傳了下來。
叫農民以現錢交稅本來就是這時的正規稅收方式。
這些縣衙官員禁止百姓種紅薯卻沒留下什麽把柄，即使徐學聚到場也不好說什麽，但如果百姓交稅銀而本地官員們不願意收，那王文龍就可以把徐學聚搬出來了。
……
福州閩安碼頭。
擠在鈔關前等待收稅的船隊中，徐光啟正好奇的向著船外張望。
今年春天，聽說傳教士利瑪竇到了南京傳教，徐光啟壓不住好奇之心，於是離開鬆江前去南京見他。
利瑪竇在大明活動已經有十多年，對中國文化的了解遠勝於其他的西方傳教士，幾十年間的生活已經讓他明白中國和那些未開化的殖民地不同，中華文明有強大的生命力，根本不是洋教可能替代的。
於是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習俗保持尊敬的態度，比如允許中國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敬孔子，自己也穿漢人的服飾，學習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典籍，由此和大明的士大夫有了共同語言，接著他再利用一些西方的奇珍異寶來吸引中國人，如地圖、星盤、三棱鏡、《幾何原本》等等，漸漸混成了一個有名的“番僧”。
當然大明的人士對於利馬竇基本上隻把他當成一個能掐會算機智深遠的異人來看，這位異人還能口說四書五經的內容，就好像後世老外能解讀唐詩宋詞一樣，誰看了不好奇。
而且利馬竇也非常聰明，發現大明讀書人認為他學通中心之後，便故意塑造自己的高士形象，經常說一些故作高深之語，還把歐洲哲人的警句格言翻譯成中文，編成《交友論》，把此時西方人流行的快速記憶法編寫成《西國記法》。
和王文龍拿後世見解在大明能夠取得神效一樣，利瑪竇那些來自異域的知識同樣使得眾多文人感到新奇。
這年頭的傳教士之所以能在大明吃得開原因就在此處，人家是真有大明人沒見過的學問。
三年前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引薦利馬竇進京為萬曆祝壽，可是當時正碰上朝鮮之戰開打，京城裏嚴禁外國人進入，所以利馬竇沒去成，在路上滯留輾轉三年，這時他又回到南京是應吏部主事吳忠民之邀前來繪製世界地圖。
徐光啟的舉人是焦竑點的，原本他應該投入焦竑門下，但是幾年前徐光啟中舉之後焦竑就因為朝堂紛爭而失意，徐光啟丟了一個大靠山，自己進京趕考又不成，於是才留在鬆江坐館。
原本曆史上今年立馬竇就要結識徐光啟，迷茫之中的徐光啟對利瑪竇的學問敬佩不已，於是欣然追隨，此後如同侍奉師父一般侍奉利瑪竇。
但偏偏此時的徐光啟已經先看了王文龍的《葡萄牙國史》和《天演論》，對於歐洲文明經過了一次祛媚，對利馬竇的那一套東西已經沒有那般敬佩。
不光是徐光啟，王文龍的大作一出，實際已經影響到此時耶穌會的傳教工作。
這就是一個單純的心理原因：原本明末隻有歐洲人知道大航海時代的數學幾何天文這些玩意兒，大家自然高看一眼，可現在王文龍的書一出，風靡天下，許多大明的士大夫都發現王文龍這麽一個大明人士懂得的不比歐洲人少。
所謂大明沒有的就是科學明珠，大明有了的就是普通學問。
人同此心，頓時大明讀書人就覺得歐洲人的玩意兒也就那樣。
利瑪竇就深受其苦，原本他拿出一個世界地圖就能震住南京的一眾官員，可隨著《葡萄牙國史》的風靡，特別是蘇州袁無涯種書堂版的《葡萄牙國史》上市，這書翻過序章，前兩頁就是一副跨頁的世界地圖，包含了簡單經緯線、世界各國的名字，大洲之間主要商業水道、各殖民地的據點、建立時間等信息。
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固然是更加精確，但是這時的大明讀書人也不在乎這個，他們隻是想了解一些外界的信息而已，看著形狀大差不差就已經足夠。
如此，人家買本《葡萄牙國史》來看怎麽不比一張平平無奇的世界地圖了解的更清楚？
利瑪竇頗為無語，伴隨種書堂《葡萄牙國史》麵市，他忙碌了幾個月的地圖繪製工作已經漸漸變得不為人所重視。
在這時空徐光啟到南京城和利馬竇交往以後也覺得利馬竇是個挺有學問的學者，但卻沒有生出跟隨的念頭，也沒打算入天主教。
(本章完)
“本地官府裏說了，若是都放任百姓去種紅薯，年下咱們縣裏頭糧價一定高漲，是以半月前專門叫了俺們上戶到縣裏頭去開會，耳提麵命說種紅薯隻是渡荒時不得已而為之，如今既然災荒已過就不能讓百姓再種紅薯。”
“還有這事？”王文龍感覺這縣官的操作也是挺無語的。
“我們夾在其中也是受罪，老爺你來看。”張航從口袋裏掏出一張折好的條陳，王文龍拿來一看，果然是縣裏麵給上戶出的牌告，就是吩咐少種紅薯之事。
陳經綸也頗為驚訝，上前一看就對王文龍說道：“這衙門如何這般辦事？咱們回去跟藩台大人說說。”
王文龍仔細看了一眼那條陳，搖頭說道：“他這條陳上麵連個款也沒落，也知道這事情辦的不體麵，就是防止有人往上告呢，到時候人家一推二五六，咱們說了也沒用。”
“這……哪有這般做事的？”陳經綸頗為氣憤。
王文龍想了想對張航道：“紅薯還是繼續種，你可不要再阻撓了，事情我們幫你溝通。”
王文龍有什麽解決辦法？
那自然是市場化。
前世的農民種紅薯主要就是兩個用途，一種是個頭小的紅薯留下來自家食用，個頭大的紅薯根本舍不得吃，全部用來磨粉。
地瓜粉在前世的福建一直到王文龍小時候都還是地方上的硬通貨，無論是挑到收購點去變賣還是走街串巷自己到城中發賣，或者賣給村裏有錢的老板家，反正不愁銷路。
至於怎麽交稅？張居正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兩條：一條鞭法和考成法。
其中考成法是針對官員考核政績的，張居正死了之後有一些廢止的部分，可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真總為一條合並征收銀兩的一條鞭法卻一直流傳了下來。
叫農民以現錢交稅本來就是這時的正規稅收方式。
這些縣衙官員禁止百姓種紅薯卻沒留下什麽把柄，即使徐學聚到場也不好說什麽，但如果百姓交稅銀而本地官員們不願意收，那王文龍就可以把徐學聚搬出來了。
……
福州閩安碼頭。
擠在鈔關前等待收稅的船隊中，徐光啟正好奇的向著船外張望。
今年春天，聽說傳教士利瑪竇到了南京傳教，徐光啟壓不住好奇之心，於是離開鬆江前去南京見他。
利瑪竇在大明活動已經有十多年，對中國文化的了解遠勝於其他的西方傳教士，幾十年間的生活已經讓他明白中國和那些未開化的殖民地不同，中華文明有強大的生命力，根本不是洋教可能替代的。
於是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習俗保持尊敬的態度，比如允許中國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敬孔子，自己也穿漢人的服飾，學習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典籍，由此和大明的士大夫有了共同語言，接著他再利用一些西方的奇珍異寶來吸引中國人，如地圖、星盤、三棱鏡、《幾何原本》等等，漸漸混成了一個有名的“番僧”。
當然大明的人士對於利馬竇基本上隻把他當成一個能掐會算機智深遠的異人來看，這位異人還能口說四書五經的內容，就好像後世老外能解讀唐詩宋詞一樣，誰看了不好奇。
而且利馬竇也非常聰明，發現大明讀書人認為他學通中心之後，便故意塑造自己的高士形象，經常說一些故作高深之語，還把歐洲哲人的警句格言翻譯成中文，編成《交友論》，把此時西方人流行的快速記憶法編寫成《西國記法》。
和王文龍拿後世見解在大明能夠取得神效一樣，利瑪竇那些來自異域的知識同樣使得眾多文人感到新奇。
這年頭的傳教士之所以能在大明吃得開原因就在此處，人家是真有大明人沒見過的學問。
三年前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引薦利馬竇進京為萬曆祝壽，可是當時正碰上朝鮮之戰開打，京城裏嚴禁外國人進入，所以利馬竇沒去成，在路上滯留輾轉三年，這時他又回到南京是應吏部主事吳忠民之邀前來繪製世界地圖。
徐光啟的舉人是焦竑點的，原本他應該投入焦竑門下，但是幾年前徐光啟中舉之後焦竑就因為朝堂紛爭而失意，徐光啟丟了一個大靠山，自己進京趕考又不成，於是才留在鬆江坐館。
原本曆史上今年立馬竇就要結識徐光啟，迷茫之中的徐光啟對利瑪竇的學問敬佩不已，於是欣然追隨，此後如同侍奉師父一般侍奉利瑪竇。
但偏偏此時的徐光啟已經先看了王文龍的《葡萄牙國史》和《天演論》，對於歐洲文明經過了一次祛媚，對利馬竇的那一套東西已經沒有那般敬佩。
不光是徐光啟，王文龍的大作一出，實際已經影響到此時耶穌會的傳教工作。
這就是一個單純的心理原因：原本明末隻有歐洲人知道大航海時代的數學幾何天文這些玩意兒，大家自然高看一眼，可現在王文龍的書一出，風靡天下，許多大明的士大夫都發現王文龍這麽一個大明人士懂得的不比歐洲人少。
所謂大明沒有的就是科學明珠，大明有了的就是普通學問。
人同此心，頓時大明讀書人就覺得歐洲人的玩意兒也就那樣。
利瑪竇就深受其苦，原本他拿出一個世界地圖就能震住南京的一眾官員，可隨著《葡萄牙國史》的風靡，特別是蘇州袁無涯種書堂版的《葡萄牙國史》上市，這書翻過序章，前兩頁就是一副跨頁的世界地圖，包含了簡單經緯線、世界各國的名字，大洲之間主要商業水道、各殖民地的據點、建立時間等信息。
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固然是更加精確，但是這時的大明讀書人也不在乎這個，他們隻是想了解一些外界的信息而已，看著形狀大差不差就已經足夠。
如此，人家買本《葡萄牙國史》來看怎麽不比一張平平無奇的世界地圖了解的更清楚？
利瑪竇頗為無語，伴隨種書堂《葡萄牙國史》麵市，他忙碌了幾個月的地圖繪製工作已經漸漸變得不為人所重視。
在這時空徐光啟到南京城和利馬竇交往以後也覺得利馬竇是個挺有學問的學者，但卻沒有生出跟隨的念頭，也沒打算入天主教。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