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龍寫書雖然用的是文言文，但是謀篇布局卻不改後世習慣，寫《民族國家論》他用的就是總分總的經典結構，論述環環相扣，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比起此時大多體例散漫的文人筆記以及論述作品要有條理不少。
萬曆最開始不過好奇《民族國家論》內容，但是翻開此書一讀，卻很快驚訝於王文龍的寫作方法，越讀越沉浸。
《民族國家論》第一部分從中國曆史中找出各種描述了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交往中出現的矛盾，從中總結出民族主義概念；第二部分對民族主義進行解構，分析民族主義出現的原因；第三部分則是以歐洲人大航海時代以後，特別是葡萄牙、荷蘭、英國在進入大航海時代以後紛紛出現民族主義為例子，預言隨著大航海時代來臨，各文明在未來一定會各自出現越來越強的民族主義傾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原本是於1983年出版，當時二戰以後的民族主義高漲時期已然過去，新興經濟體發展帶來的民族主義熱潮還未興起，似乎人類即將拋棄民族主義進入全球化時代，所以此書是站在總結上一次民族主義熱潮的角度上解構民族主義的。
而王文龍的《民族國家論》則是站在大航海時代帶來的民族主義熱潮啟蒙時期，他想要啟發中華文明的民族主義思想，在原著之上改動很大。
王文龍直接指出像歐洲人那種分裂的民族認同在中原王朝非但不能團結中華文明的力量，反而會造成分裂和損耗，中華文明的民族主義最終應該追求一個團結國內各民族的中華民族認同。
但這種認同有可能建立嗎？
萬曆皇帝雖然常年罷工，但在軍國大事上還是積極的，萬曆三大征處理的全是邊疆及藩國問題，覺得王文龍對中華民族的預言太過理想，也不太敢相信歐洲的民族主義會像王文龍所說那樣崛起。
但除去最後的預言部分，《民族國家論》的論述之完整，推論之嚴密都讓萬曆眼界一新。
萬曆皇帝還是第一次看這樣的書籍，一下對王文龍的文字產生興趣。
趙祿整日觀察著皇帝的舉動，發現萬曆連著幾天讀《民族國家論》後，他連忙叫人在宮外收集王文龍的作品，然後便找準機會向萬曆獻書。
於是接下來半個月，《儒林外史》《天演論》《國富論》《連城訣》《狄公案》《療屙錄》甚至蘇州物理社的幾本王文龍所著教材都進了萬曆的寢宮。
對於需要動腦和理科思維的《國富論》和《天演論》萬曆皇帝看的十分頭疼，全部淺嚐輒止。
對於有直刺現實目的的《療屙錄》和《儒林外史》萬曆看後也不喜歡，但對《連城訣》《狄公案》他卻覺得這兩本書情節緊張刺激，想象天馬行空，頗能解悶，一下打開了他閱讀通俗小說的大門，
接下來幾天司禮監秉筆太監田義也聽說萬曆皇帝經常寫條子要太監去找書，大多數是找王文龍的書，甚至連一些偽托王文龍筆名的仿作也被獻進宮去。
田義聞言便去找從福州回來的太監詢問王文龍的其他作品，幾日後他讓幕僚整理謄抄了一冊收集王文龍《俗世奇人》等作品的集子進獻，萬曆收了書，不知這集子是田義府上編的，過兩日看部議時無意問起：“那王建陽的集子多少錢淘換而來？”
田義笑道：“那是京中抄書鋪私抄，無非二三兩工本而已。”
萬曆笑道：“如此便宜，看來這王建陽書籍倒是傳的廣。”
田義曾當過南京司禮監掌印太監及掌南京內官監印，在南京有一群幹兒子及死忠，他在萬曆麵前不動聲色，出宮後便找來親信道：“去書南京，說聖眷於王建陽極重，務令好生結交。”
不久之後，京中內官皆知萬曆賞識王文龍的文字。
……
其實即使沒有《民族國家論》的出現，萬曆年間的明人也正在經曆一個民族主義崛起的階段。
和世界所有地區的民族主義一樣，百姓之間的認識分野總是在鬥爭激烈之時產生。
對於中晚期的明朝來說，民族主義就這主要是表現在對於蒙元王朝正統地位的認識和評價上。
明王朝早期建國之時對於蒙元王朝的正統地位還是持肯定的態度，並且大明可以依據這個法理遠擊漠北，想要將原本蒙元王朝的土地納入自己管轄。
所以洪武年間朱元璋對於蒙元王朝並不以為是外國，在對內宣稱之時也表示：“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甚至發現在武將奏捷的文書之中對於元朝有不遜之詞，朱元璋還責備宰相道：“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
但是隨著時間發展，明朝一直沒有把漠北的蒙元王庭給消滅，文人士大夫也漸漸不相信明朝能夠消滅蒙元王庭，天無二日，國無二主，自然便開始有人對明初蒙元正統史觀進行批判和清算。
標誌性事件是正統年間的土木堡之變和嘉靖年間的庚戍之變，漢民族遭遇蒙古威脅，民族矛盾非常尖銳，於是華夷之辨便大行其道。
正統以後，朱元璋“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的檄文漸漸被反複提及。
元世祖忽必烈在朱元璋開國之時被入祀曆代帝王廟，到嘉靖年間便被廢黜，以為蠻夷不可成中國帝王。
到了明朝後期，士人的民族情緒越加亢奮，到嘉靖後期許多文人不僅認為元朝皇帝不適合配祀，甚至直接否定元朝的存在，認為元朝隻是篡了宋朝皇位的偽朝。
當年朱元璋在位時曾把自己的爺爺、父親全都追封成皇帝，這其實造了一個謬誤，就是朱元璋的爺爺父親在世的同時，天下還有元朝皇帝存在，等於同一時期存在兩個明王朝認定的正統皇帝。
當然，在朱元璋時期如果有人提出這是問題，朱元璋多半會覺得這些人是讀書讀傻了。
可到了嘉靖之後，隨著華夷之辨越演越烈，有一些文人就走向極端，以王洙為代表的一批文人提出元朝既然是偽朝那麽就根本不應該有皇帝，於是搞出一套“明繼宋統”的敘述。
認為宋王朝滅亡之後，皇帝不是忽必烈，而是朱元璋的爺爺繼承了正統皇位，朱元璋爺爺死後就是朱元璋的父親繼承正統皇位，朱元璋的父親死後就是朱元璋當皇帝。
兩百多年前朱元璋那在討飯和逃亡的爺爺和父親打死也想不到，自己此時的生活多年後會在明人所寫曆史書中被描述成一邊討飯一邊做著真龍天子。
到了萬曆年間，以華夷之辨為主要討論內容的書籍也出了不少，隻不過和王文龍的《民族國家論》不是一個敘述套路。
常州府，江陰縣。
靠近長江邊有一處氣派的藏書樓，那是李如一的家族世代修建起來的。
李如一家是江陰望族，李如一的祖父名叫李詡，人稱“戒庵老人”，著作頗多，還是江陰有名的藏書家，建了一座藏書樓名為“世德堂”。
而祖父去世之後李如一自己也繼承了家族的衣缽，無心科考，隻是嗜好藏書，在祖父所留的“世德堂”藏書樓滿了之後，他又築“得月樓”，沒幾年也被藏滿，於是又起一座“落落齋”，專門儲藏精善版本的古書。
李如一和徐興公一樣，也是一個有理想的藏書家，同樣提倡“天下好書，當與天下讀書人共讀之”，而且他比徐興公做的更加投入，花費大量錢財編撰《得月樓書目》，將自己家所藏的書籍全部編成目錄，並且詳細注解每一本書籍的內容，方便外人借書，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本詳注版本的目錄書籍，李如一也因此青史留名。
李家這麽大的藏書量依靠的也是一套複雜的采購體係，李如一專門派有家人在外訪求書籍，每每市麵上有新書出版，李如一便會派人前去翻閱，擇其善者，購入自己的藏書閣，而且還會仔細閱讀寫出評語，方便來借書之人翻看選擇。
此時李如一麵前就放著兩本有意思的書，一本是王文龍的《民族國家論》，另一本則是《徐筆峒先生文集》。
(本章完)
萬曆最開始不過好奇《民族國家論》內容，但是翻開此書一讀，卻很快驚訝於王文龍的寫作方法，越讀越沉浸。
《民族國家論》第一部分從中國曆史中找出各種描述了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交往中出現的矛盾，從中總結出民族主義概念；第二部分對民族主義進行解構，分析民族主義出現的原因；第三部分則是以歐洲人大航海時代以後，特別是葡萄牙、荷蘭、英國在進入大航海時代以後紛紛出現民族主義為例子，預言隨著大航海時代來臨，各文明在未來一定會各自出現越來越強的民族主義傾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原本是於1983年出版，當時二戰以後的民族主義高漲時期已然過去，新興經濟體發展帶來的民族主義熱潮還未興起，似乎人類即將拋棄民族主義進入全球化時代，所以此書是站在總結上一次民族主義熱潮的角度上解構民族主義的。
而王文龍的《民族國家論》則是站在大航海時代帶來的民族主義熱潮啟蒙時期，他想要啟發中華文明的民族主義思想，在原著之上改動很大。
王文龍直接指出像歐洲人那種分裂的民族認同在中原王朝非但不能團結中華文明的力量，反而會造成分裂和損耗，中華文明的民族主義最終應該追求一個團結國內各民族的中華民族認同。
但這種認同有可能建立嗎？
萬曆皇帝雖然常年罷工，但在軍國大事上還是積極的，萬曆三大征處理的全是邊疆及藩國問題，覺得王文龍對中華民族的預言太過理想，也不太敢相信歐洲的民族主義會像王文龍所說那樣崛起。
但除去最後的預言部分，《民族國家論》的論述之完整，推論之嚴密都讓萬曆眼界一新。
萬曆皇帝還是第一次看這樣的書籍，一下對王文龍的文字產生興趣。
趙祿整日觀察著皇帝的舉動，發現萬曆連著幾天讀《民族國家論》後，他連忙叫人在宮外收集王文龍的作品，然後便找準機會向萬曆獻書。
於是接下來半個月，《儒林外史》《天演論》《國富論》《連城訣》《狄公案》《療屙錄》甚至蘇州物理社的幾本王文龍所著教材都進了萬曆的寢宮。
對於需要動腦和理科思維的《國富論》和《天演論》萬曆皇帝看的十分頭疼，全部淺嚐輒止。
對於有直刺現實目的的《療屙錄》和《儒林外史》萬曆看後也不喜歡，但對《連城訣》《狄公案》他卻覺得這兩本書情節緊張刺激，想象天馬行空，頗能解悶，一下打開了他閱讀通俗小說的大門，
接下來幾天司禮監秉筆太監田義也聽說萬曆皇帝經常寫條子要太監去找書，大多數是找王文龍的書，甚至連一些偽托王文龍筆名的仿作也被獻進宮去。
田義聞言便去找從福州回來的太監詢問王文龍的其他作品，幾日後他讓幕僚整理謄抄了一冊收集王文龍《俗世奇人》等作品的集子進獻，萬曆收了書，不知這集子是田義府上編的，過兩日看部議時無意問起：“那王建陽的集子多少錢淘換而來？”
田義笑道：“那是京中抄書鋪私抄，無非二三兩工本而已。”
萬曆笑道：“如此便宜，看來這王建陽書籍倒是傳的廣。”
田義曾當過南京司禮監掌印太監及掌南京內官監印，在南京有一群幹兒子及死忠，他在萬曆麵前不動聲色，出宮後便找來親信道：“去書南京，說聖眷於王建陽極重，務令好生結交。”
不久之後，京中內官皆知萬曆賞識王文龍的文字。
……
其實即使沒有《民族國家論》的出現，萬曆年間的明人也正在經曆一個民族主義崛起的階段。
和世界所有地區的民族主義一樣，百姓之間的認識分野總是在鬥爭激烈之時產生。
對於中晚期的明朝來說，民族主義就這主要是表現在對於蒙元王朝正統地位的認識和評價上。
明王朝早期建國之時對於蒙元王朝的正統地位還是持肯定的態度，並且大明可以依據這個法理遠擊漠北，想要將原本蒙元王朝的土地納入自己管轄。
所以洪武年間朱元璋對於蒙元王朝並不以為是外國，在對內宣稱之時也表示：“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甚至發現在武將奏捷的文書之中對於元朝有不遜之詞，朱元璋還責備宰相道：“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
但是隨著時間發展，明朝一直沒有把漠北的蒙元王庭給消滅，文人士大夫也漸漸不相信明朝能夠消滅蒙元王庭，天無二日，國無二主，自然便開始有人對明初蒙元正統史觀進行批判和清算。
標誌性事件是正統年間的土木堡之變和嘉靖年間的庚戍之變，漢民族遭遇蒙古威脅，民族矛盾非常尖銳，於是華夷之辨便大行其道。
正統以後，朱元璋“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的檄文漸漸被反複提及。
元世祖忽必烈在朱元璋開國之時被入祀曆代帝王廟，到嘉靖年間便被廢黜，以為蠻夷不可成中國帝王。
到了明朝後期，士人的民族情緒越加亢奮，到嘉靖後期許多文人不僅認為元朝皇帝不適合配祀，甚至直接否定元朝的存在，認為元朝隻是篡了宋朝皇位的偽朝。
當年朱元璋在位時曾把自己的爺爺、父親全都追封成皇帝，這其實造了一個謬誤，就是朱元璋的爺爺父親在世的同時，天下還有元朝皇帝存在，等於同一時期存在兩個明王朝認定的正統皇帝。
當然，在朱元璋時期如果有人提出這是問題，朱元璋多半會覺得這些人是讀書讀傻了。
可到了嘉靖之後，隨著華夷之辨越演越烈，有一些文人就走向極端，以王洙為代表的一批文人提出元朝既然是偽朝那麽就根本不應該有皇帝，於是搞出一套“明繼宋統”的敘述。
認為宋王朝滅亡之後，皇帝不是忽必烈，而是朱元璋的爺爺繼承了正統皇位，朱元璋爺爺死後就是朱元璋的父親繼承正統皇位，朱元璋的父親死後就是朱元璋當皇帝。
兩百多年前朱元璋那在討飯和逃亡的爺爺和父親打死也想不到，自己此時的生活多年後會在明人所寫曆史書中被描述成一邊討飯一邊做著真龍天子。
到了萬曆年間，以華夷之辨為主要討論內容的書籍也出了不少，隻不過和王文龍的《民族國家論》不是一個敘述套路。
常州府，江陰縣。
靠近長江邊有一處氣派的藏書樓，那是李如一的家族世代修建起來的。
李如一家是江陰望族，李如一的祖父名叫李詡，人稱“戒庵老人”，著作頗多，還是江陰有名的藏書家，建了一座藏書樓名為“世德堂”。
而祖父去世之後李如一自己也繼承了家族的衣缽，無心科考，隻是嗜好藏書，在祖父所留的“世德堂”藏書樓滿了之後，他又築“得月樓”，沒幾年也被藏滿，於是又起一座“落落齋”，專門儲藏精善版本的古書。
李如一和徐興公一樣，也是一個有理想的藏書家，同樣提倡“天下好書，當與天下讀書人共讀之”，而且他比徐興公做的更加投入，花費大量錢財編撰《得月樓書目》，將自己家所藏的書籍全部編成目錄，並且詳細注解每一本書籍的內容，方便外人借書，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本詳注版本的目錄書籍，李如一也因此青史留名。
李家這麽大的藏書量依靠的也是一套複雜的采購體係，李如一專門派有家人在外訪求書籍，每每市麵上有新書出版，李如一便會派人前去翻閱，擇其善者，購入自己的藏書閣，而且還會仔細閱讀寫出評語，方便來借書之人翻看選擇。
此時李如一麵前就放著兩本有意思的書，一本是王文龍的《民族國家論》，另一本則是《徐筆峒先生文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