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會研究漢語拚音其實是想搞出一套拚音文字，這也是他們的傳統，給傳教目的地造文字。耶穌會的傳教士在來東方之前會專門學習這年代的語言學，目的就是給不同的語言設計拉丁文字。
耶穌會到一些部落地區殖民，第一步就是給當地沒有文字的土人創造一套基於拉丁文的文字係統，如此才方便溝通傳教。
可是明人對於耶穌會士搞出來的漢語拚音往往采取不屑的態度，即使現在利瑪竇的漢語拚音已經比較成熟，但也沒有幾個大明讀書人願意用。
郭居靜用了小半個時辰把王文龍所寫的拚音部份全部讀完，當發現王文龍這拚音用來拚讀南京官話的漢字居然真沒有歧義的時候，他不禁更加佩服。
有複雜音調的漢字，絕對屬於最難設計拉丁文字的那一類，郭居靜實際幹過這活兒，更知道王文龍這套拚音有多厲害。
但接著郭居靜卻提出疑問：“建陽先生恕我直言，您所設計的拚音已經可以沒有歧義的拚讀出漢字，那就沒有必要再讓學生浪費大量時間學習寫複雜的漢文，為何不直接出一批用拚音表示的書籍，這樣大明之人很快就都能學會閱讀了！既然學會了拚音，還要通過識字學習漢字，這有些本末倒置了。”
王文龍笑著搖頭：“想要學漢文，不會寫漢字是不行的。仰風也會讀寫漢字，不知你覺得中文和其他文字有什麽區別？”
“最大的區別就是音調和同音字了，”郭居靜直白回答，“知道的‘知’和之乎者也的‘之’聽起來完全一樣，卻是完全兩個意思，智慧的‘智’和這兩個字也不過是變了一個音調而已，卻又是另外一個意思，學起來實在很困難。”
章湟聞言笑道：“原來外國人學漢字怕的是這個嗎，如此一說倒也真是。”
章湟作為明人，自己從小到大都沒發覺漢字的同音字在外國人看來會有如此複雜。
王文龍笑著點頭：“沒錯，漢字的一大難點它複雜的音調字形變化，但這也是漢字的優點，同一個‘之’的讀音加上不同的音調既能表示知識，又能表示智慧，還能表示之乎者也的之，而這些在歐洲的拚音文字中必須使用不同的單詞才能做到，等於說漢字在說話時僅僅一個字音、打印時僅僅一個字位所表現的內容就可以與歐洲文字一個一長串字母組成的單詞相當。這使得漢語有了用詞簡短但意識卻複雜的優點，如果改成拚音文字，這個優點在拚音之中必然會慢慢喪失。”
“所以我認為拚音的確是一個好東西，但它正確的應用途徑應該是用來為漢字表音，幫助學習漢字，而不是替代漢字。漢字幾乎是無法替代的。”
後世經過漢字拚音化之爭，對於漢字難以拚音化的這個結論已經被大多數人所接受，在王文龍看來漢字不拚音化的最大好處就是保住了漢字每一個字都有強大表達能力的優點。
假設將“知、之、隻、支”這些同音的漢字全部表達成“zhi”，短期之內的結果是給文字造成大量的歧義，而長期的結果幾乎必然是為了讓漢語的表達精確而在拚音後麵增加一連串的詞綴，或者是將單個字的拚音變成單詞的形式。
長此以往，就會使得漢語越來越冗長，並且不斷添加新的詞綴，最後會使得每學一個新單詞都要重新背記。
真別以為漢語難學，漢語的識字階段花個兩三年時間也就熬過去了，再之後無論學習什麽內容，漢語字詞的複雜程度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得懂。但用拚音文字就全然不同。
就比如在醫學上使用漢語，哪怕到了醫科大學，某疾病的名字看一眼就能記得個大概，而使用英文學醫，時一堆專有的拉丁詞綴能把人看暈，別說病人看不懂自己得了什麽病，就是醫學生自己都得花大量時間把這些專有名詞給背下來。
同樣情況，在工科、理科等其他專業領域也是類似。
除此之外漢字的表達十分簡短，就比如“智慧”這個詞，漢語隻需要兩個大字位，而英文“wisdom”則需要六個字位，之中還要加上空格。
後世同樣一本小說，中文版和英文版的頁數有時能差出三分之一去。
這在快速閱讀時差別就更大，看視頻時如果是漢語字幕掃一眼就看完了，四倍速快進都沒問題，而英文字母，哪怕是英語母語者在一倍速的情況下可能都會跟不上。
郭居靜聽王文龍解釋了一番漢字的好處，其中有許多內容他過去從沒想過，聽完之後不禁點頭說道：“建陽先生對於漢語漢字的研究實在是發人深省，您的這本《語文》完全可以用做歐洲人的識字教材，而且是我見過最好的一本。”
章湟也是點頭認同：“老朽所見蒙書之中，建陽此本該是最佳。”
怪不得兩人的評價如此高，因為這本《語文》的編寫目的就是為了掃盲，一切編排都從能夠最快速教會文盲寫字出發。
而同樣在此時作為開蒙書籍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卻都還想著在教會小孩子讀書寫字之外，教他們一些基礎的儒家理論或是常用知識。
教的內容越雜，學生自然學的越慢。而且教材的編纂遠不僅僅這點門道，《生活中的讀與寫》這本掃盲教材在科學性上是帶著時代碾壓的能力的，在後世隻是掃盲班一周上個一兩節課，剩下時間讓學生自學，都能保證一個學生在一年內用課餘時間學會讀書寫字，放在這年代，這是連私塾先生專心教導都到不了的速度。
哪怕這年代的文化產品傳播速度極慢，王文龍的這本《語文》一旦獲得推廣，即使要用幾十年，到時候江南百姓的識字率恐怕也能直接追上用拚音文字的歐洲。要知道拚音文字學起來可是比漢字要簡單的多。
掃盲的意義遠不僅僅是教會文盲群體謀生的手段，一個社會的識字率上升，必然伴隨著更快的資訊傳播速度，更快的商品交易速度，更強大的市民階級。
長遠來看，這甚至可以影響整個大明國運的走向。
(本章完)
耶穌會到一些部落地區殖民，第一步就是給當地沒有文字的土人創造一套基於拉丁文的文字係統，如此才方便溝通傳教。
可是明人對於耶穌會士搞出來的漢語拚音往往采取不屑的態度，即使現在利瑪竇的漢語拚音已經比較成熟，但也沒有幾個大明讀書人願意用。
郭居靜用了小半個時辰把王文龍所寫的拚音部份全部讀完，當發現王文龍這拚音用來拚讀南京官話的漢字居然真沒有歧義的時候，他不禁更加佩服。
有複雜音調的漢字，絕對屬於最難設計拉丁文字的那一類，郭居靜實際幹過這活兒，更知道王文龍這套拚音有多厲害。
但接著郭居靜卻提出疑問：“建陽先生恕我直言，您所設計的拚音已經可以沒有歧義的拚讀出漢字，那就沒有必要再讓學生浪費大量時間學習寫複雜的漢文，為何不直接出一批用拚音表示的書籍，這樣大明之人很快就都能學會閱讀了！既然學會了拚音，還要通過識字學習漢字，這有些本末倒置了。”
王文龍笑著搖頭：“想要學漢文，不會寫漢字是不行的。仰風也會讀寫漢字，不知你覺得中文和其他文字有什麽區別？”
“最大的區別就是音調和同音字了，”郭居靜直白回答，“知道的‘知’和之乎者也的‘之’聽起來完全一樣，卻是完全兩個意思，智慧的‘智’和這兩個字也不過是變了一個音調而已，卻又是另外一個意思，學起來實在很困難。”
章湟聞言笑道：“原來外國人學漢字怕的是這個嗎，如此一說倒也真是。”
章湟作為明人，自己從小到大都沒發覺漢字的同音字在外國人看來會有如此複雜。
王文龍笑著點頭：“沒錯，漢字的一大難點它複雜的音調字形變化，但這也是漢字的優點，同一個‘之’的讀音加上不同的音調既能表示知識，又能表示智慧，還能表示之乎者也的之，而這些在歐洲的拚音文字中必須使用不同的單詞才能做到，等於說漢字在說話時僅僅一個字音、打印時僅僅一個字位所表現的內容就可以與歐洲文字一個一長串字母組成的單詞相當。這使得漢語有了用詞簡短但意識卻複雜的優點，如果改成拚音文字，這個優點在拚音之中必然會慢慢喪失。”
“所以我認為拚音的確是一個好東西，但它正確的應用途徑應該是用來為漢字表音，幫助學習漢字，而不是替代漢字。漢字幾乎是無法替代的。”
後世經過漢字拚音化之爭，對於漢字難以拚音化的這個結論已經被大多數人所接受，在王文龍看來漢字不拚音化的最大好處就是保住了漢字每一個字都有強大表達能力的優點。
假設將“知、之、隻、支”這些同音的漢字全部表達成“zhi”，短期之內的結果是給文字造成大量的歧義，而長期的結果幾乎必然是為了讓漢語的表達精確而在拚音後麵增加一連串的詞綴，或者是將單個字的拚音變成單詞的形式。
長此以往，就會使得漢語越來越冗長，並且不斷添加新的詞綴，最後會使得每學一個新單詞都要重新背記。
真別以為漢語難學，漢語的識字階段花個兩三年時間也就熬過去了，再之後無論學習什麽內容，漢語字詞的複雜程度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得懂。但用拚音文字就全然不同。
就比如在醫學上使用漢語，哪怕到了醫科大學，某疾病的名字看一眼就能記得個大概，而使用英文學醫，時一堆專有的拉丁詞綴能把人看暈，別說病人看不懂自己得了什麽病，就是醫學生自己都得花大量時間把這些專有名詞給背下來。
同樣情況，在工科、理科等其他專業領域也是類似。
除此之外漢字的表達十分簡短，就比如“智慧”這個詞，漢語隻需要兩個大字位，而英文“wisdom”則需要六個字位，之中還要加上空格。
後世同樣一本小說，中文版和英文版的頁數有時能差出三分之一去。
這在快速閱讀時差別就更大，看視頻時如果是漢語字幕掃一眼就看完了，四倍速快進都沒問題，而英文字母，哪怕是英語母語者在一倍速的情況下可能都會跟不上。
郭居靜聽王文龍解釋了一番漢字的好處，其中有許多內容他過去從沒想過，聽完之後不禁點頭說道：“建陽先生對於漢語漢字的研究實在是發人深省，您的這本《語文》完全可以用做歐洲人的識字教材，而且是我見過最好的一本。”
章湟也是點頭認同：“老朽所見蒙書之中，建陽此本該是最佳。”
怪不得兩人的評價如此高，因為這本《語文》的編寫目的就是為了掃盲，一切編排都從能夠最快速教會文盲寫字出發。
而同樣在此時作為開蒙書籍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卻都還想著在教會小孩子讀書寫字之外，教他們一些基礎的儒家理論或是常用知識。
教的內容越雜，學生自然學的越慢。而且教材的編纂遠不僅僅這點門道，《生活中的讀與寫》這本掃盲教材在科學性上是帶著時代碾壓的能力的，在後世隻是掃盲班一周上個一兩節課，剩下時間讓學生自學，都能保證一個學生在一年內用課餘時間學會讀書寫字，放在這年代，這是連私塾先生專心教導都到不了的速度。
哪怕這年代的文化產品傳播速度極慢，王文龍的這本《語文》一旦獲得推廣，即使要用幾十年，到時候江南百姓的識字率恐怕也能直接追上用拚音文字的歐洲。要知道拚音文字學起來可是比漢字要簡單的多。
掃盲的意義遠不僅僅是教會文盲群體謀生的手段，一個社會的識字率上升，必然伴隨著更快的資訊傳播速度，更快的商品交易速度，更強大的市民階級。
長遠來看，這甚至可以影響整個大明國運的走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