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福建能夠成為海商聚集之地有一個天然的優勢：那就是福建一省在大明以後幾乎沒有宗室力量，除了國朝初年朱允文削藩的時候把幾個倒楣宗室貶到漳州之外，福建沒有任何宗室封地存在，所以王公勳貴之家的固有利益也比較少。
可是耐不住福建人會考試，福建和江南一樣，也是科舉的傳統強地，而且本地宗族勢力強大，出了許多耕讀傳家的家族。
有名一朝福建光是三代以上連續中進士的家族就有兩百多個，一個進士基本就可以使一個家庭成為富豪，三代進士幾乎必出望族。
所以福建本地照樣有權貴，這些既得利益者的組成主要是望族加上衛所武官世家。
這些人不會想著跟福建商人一起去掙開海的利益，反而希望出海船隻越少越好，好由他們來壟斷對外商貿的權利。而且這些人在福建的輿論場上還真有相當大影響。
可以說因為這一股力量的存在，福建人雖然大多主張開海，可是在福建的聲浪之中才會始終有一群人願意附和其他地區人士禁海的主張。
禁海的主張強烈與否也是隨著時局而不斷變化的。
原曆史上的萬曆三十四年幾乎沒有人說禁海之事，直到鄭芝龍崛起，福建洋麵上的鬥爭趨向劇烈，天啟崇禎年間才重新有人提起禁海的倡議。
表麵上是因為福建洋麵上的海盜頻發，然而往生裏深分析就知道，這背後和鄭芝龍崛起之後搶奪了福建的世家大族在海貿上利益也有莫大關係。
王文龍知道，因為自己的到來，福建沿海的私商貿易伴隨著台灣島開發立刻火熱起來，雖然還沒有到鄭芝龍極盛之時海波動蕩的水平，但也比原曆史上要熱絡許多，這些私人商販搶走了不少大世家的利益。
如此一來，葉成學所觀察到的世家大族對於海貿的態度改變恐怕還真並非空穴來風。
王文龍點頭說道：“這樣的轉變如若形成輿論，恐怕真要出大事情。”
“我也是這個擔憂，”葉成學終於說明來意，“這些想要禁海之人肯定會開始鼓噪輿論，若是咱們慢人一步，在輿論場上就失了先機，趁著此時海五路出海以及荷蘭人誣陷建陽之事熱度還未消去，我們正應該極力鼓吹開海，建陽乃是此道之中好手，不知可有辦法？”
王文龍在福建的名聲足夠大，手上還掌握著《旬報》這樣的輿論利器，而且此時的巡撫徐學聚也是在開海之中的進取派，的確沒有比此時奠定輿論基調更好的時候了。
王文龍稍加思索便答應道：“此事我理應加入，接下去我打算在《旬報》上麵開一專欄，連續幾篇報紙都討論此事，先將輿論炒起來。”
“如此最好，”葉成學高興說道，“有建陽的文字，必然能夠為開海一派造成極大聲量。”
葉成學這人雖然是個遊手好閑的花花公子，還有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富家毛病，但是他卻也是個真性情的人物，對於有些底層百姓的疾苦他難以理解，所以有他時會比較跳脫，但是對於他耳聞目染的壞現狀，他卻也總能夠挺身而出。
葉成關心百姓並不隻像其他的高門大戶一樣僅僅修橋補路做些表麵文章，而是經常為了幫助別人而真心去做些困難事情。
比如葉成學回到福清後了解到當地官道經過峽江一帶的渡口，修得十分險峻，百姓經過此路之時經常發生墜崖事件。原本這種事情和葉成學這樣的鄉紳並沒有什麽關係，但是葉成學自己跑到峽江懸崖上考察之後就多次上書官府請求將官道改道。
官道之所以選如此險峻難走的道路，就是因為改道會經過當地大戶的田地，當地土豪為了阻止此事，造謠葉成學之所以提出改官道是葉家想霸占高嶺修建墳墓。
然而葉成學一直堅持，直到新任到福建巡按監察禦史上任，終於將峽江官道成功改道。
葉成學此人的確是熱心腸，當地文人對他的記載就是“慷慨好義，急人之困，至傾囊不息。”此君為了幫助他人有時甚至能把自己給折進去，也就是葉成學的爹是葉相高，所以才能養成這樣的性格，換做別人像葉成學一樣，多半早被社會現實給整死了。
王文龍送走葉成學後就攤開紙筆思考文章，思索良久，他終於提筆寫下自己第一篇開海文章的標題——《海上小議》。
這是鏡山先生何喬遠晚年的名篇。
原曆史上的天啟末年，因為鄭芝龍在海上的崛起，朝廷再次啟用海禁，一直到崇禎年間都沒有再次開放，當時福建內部的輿論熱潮比起現在還要激烈的多，許多福建的世家大族都主動表示不要開放海禁，利益矛盾比起此刻還要尖銳幾倍。
崇禎二年到崇禎三年間，何喬遠先後寫出《海上小議》《開洋海議》《請開海禁疏》，這三篇文字層層遞進，將開放海禁，讓民間自由通商的主張闡述的非常明白。
後來福建巡撫熊文燦招撫鄭芝龍的整套邏輯幾乎都是依據何喬遠的文章進行的。
這三篇文章之中的觀點當然沒有《國富論》那麽深刻，但是在這年頭的大明打筆仗不是做理論大討論，光是把道理講得明白是不行的，關鍵是用什麽方法在主張之中呼應各派係的訴求，最終達到自己的目的。
何喬遠在潮中曾經當到南京工部右侍郎，寫此文之前又已經在福建鄉居二十幾年，對於福建和朝廷之中各方派係在開海之上的主張都已經權衡的妙到毫顛。
讓王文龍寫一篇從經濟政治上闡述開海利益的文字，王文龍也寫得出，但是王文龍自認為想寫出超過何喬遠這三篇文章背後政治敏銳度的文字，王文龍肯定沒辦法像何喬遠一樣在三個雞蛋上跳舞還跳得如此精彩。
雖然時空環境不同，但是所麵臨的問題相似，王文龍感覺現在將這幾篇文字給放出來肯定能獲得極好效果。
(本章完)
可是耐不住福建人會考試，福建和江南一樣，也是科舉的傳統強地，而且本地宗族勢力強大，出了許多耕讀傳家的家族。
有名一朝福建光是三代以上連續中進士的家族就有兩百多個，一個進士基本就可以使一個家庭成為富豪，三代進士幾乎必出望族。
所以福建本地照樣有權貴，這些既得利益者的組成主要是望族加上衛所武官世家。
這些人不會想著跟福建商人一起去掙開海的利益，反而希望出海船隻越少越好，好由他們來壟斷對外商貿的權利。而且這些人在福建的輿論場上還真有相當大影響。
可以說因為這一股力量的存在，福建人雖然大多主張開海，可是在福建的聲浪之中才會始終有一群人願意附和其他地區人士禁海的主張。
禁海的主張強烈與否也是隨著時局而不斷變化的。
原曆史上的萬曆三十四年幾乎沒有人說禁海之事，直到鄭芝龍崛起，福建洋麵上的鬥爭趨向劇烈，天啟崇禎年間才重新有人提起禁海的倡議。
表麵上是因為福建洋麵上的海盜頻發，然而往生裏深分析就知道，這背後和鄭芝龍崛起之後搶奪了福建的世家大族在海貿上利益也有莫大關係。
王文龍知道，因為自己的到來，福建沿海的私商貿易伴隨著台灣島開發立刻火熱起來，雖然還沒有到鄭芝龍極盛之時海波動蕩的水平，但也比原曆史上要熱絡許多，這些私人商販搶走了不少大世家的利益。
如此一來，葉成學所觀察到的世家大族對於海貿的態度改變恐怕還真並非空穴來風。
王文龍點頭說道：“這樣的轉變如若形成輿論，恐怕真要出大事情。”
“我也是這個擔憂，”葉成學終於說明來意，“這些想要禁海之人肯定會開始鼓噪輿論，若是咱們慢人一步，在輿論場上就失了先機，趁著此時海五路出海以及荷蘭人誣陷建陽之事熱度還未消去，我們正應該極力鼓吹開海，建陽乃是此道之中好手，不知可有辦法？”
王文龍在福建的名聲足夠大，手上還掌握著《旬報》這樣的輿論利器，而且此時的巡撫徐學聚也是在開海之中的進取派，的確沒有比此時奠定輿論基調更好的時候了。
王文龍稍加思索便答應道：“此事我理應加入，接下去我打算在《旬報》上麵開一專欄，連續幾篇報紙都討論此事，先將輿論炒起來。”
“如此最好，”葉成學高興說道，“有建陽的文字，必然能夠為開海一派造成極大聲量。”
葉成學這人雖然是個遊手好閑的花花公子，還有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富家毛病，但是他卻也是個真性情的人物，對於有些底層百姓的疾苦他難以理解，所以有他時會比較跳脫，但是對於他耳聞目染的壞現狀，他卻也總能夠挺身而出。
葉成關心百姓並不隻像其他的高門大戶一樣僅僅修橋補路做些表麵文章，而是經常為了幫助別人而真心去做些困難事情。
比如葉成學回到福清後了解到當地官道經過峽江一帶的渡口，修得十分險峻，百姓經過此路之時經常發生墜崖事件。原本這種事情和葉成學這樣的鄉紳並沒有什麽關係，但是葉成學自己跑到峽江懸崖上考察之後就多次上書官府請求將官道改道。
官道之所以選如此險峻難走的道路，就是因為改道會經過當地大戶的田地，當地土豪為了阻止此事，造謠葉成學之所以提出改官道是葉家想霸占高嶺修建墳墓。
然而葉成學一直堅持，直到新任到福建巡按監察禦史上任，終於將峽江官道成功改道。
葉成學此人的確是熱心腸，當地文人對他的記載就是“慷慨好義，急人之困，至傾囊不息。”此君為了幫助他人有時甚至能把自己給折進去，也就是葉成學的爹是葉相高，所以才能養成這樣的性格，換做別人像葉成學一樣，多半早被社會現實給整死了。
王文龍送走葉成學後就攤開紙筆思考文章，思索良久，他終於提筆寫下自己第一篇開海文章的標題——《海上小議》。
這是鏡山先生何喬遠晚年的名篇。
原曆史上的天啟末年，因為鄭芝龍在海上的崛起，朝廷再次啟用海禁，一直到崇禎年間都沒有再次開放，當時福建內部的輿論熱潮比起現在還要激烈的多，許多福建的世家大族都主動表示不要開放海禁，利益矛盾比起此刻還要尖銳幾倍。
崇禎二年到崇禎三年間，何喬遠先後寫出《海上小議》《開洋海議》《請開海禁疏》，這三篇文字層層遞進，將開放海禁，讓民間自由通商的主張闡述的非常明白。
後來福建巡撫熊文燦招撫鄭芝龍的整套邏輯幾乎都是依據何喬遠的文章進行的。
這三篇文章之中的觀點當然沒有《國富論》那麽深刻，但是在這年頭的大明打筆仗不是做理論大討論，光是把道理講得明白是不行的，關鍵是用什麽方法在主張之中呼應各派係的訴求，最終達到自己的目的。
何喬遠在潮中曾經當到南京工部右侍郎，寫此文之前又已經在福建鄉居二十幾年，對於福建和朝廷之中各方派係在開海之上的主張都已經權衡的妙到毫顛。
讓王文龍寫一篇從經濟政治上闡述開海利益的文字，王文龍也寫得出，但是王文龍自認為想寫出超過何喬遠這三篇文章背後政治敏銳度的文字，王文龍肯定沒辦法像何喬遠一樣在三個雞蛋上跳舞還跳得如此精彩。
雖然時空環境不同，但是所麵臨的問題相似，王文龍感覺現在將這幾篇文字給放出來肯定能獲得極好效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