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對鍾惺來說簡直是如吃飯喝水一樣天生就會的事情，在心中打好腹稿之後，他下筆如有神，文字仿佛就是從筆端流出來一般——
“《近日所謂新詩》
如今市井之上，自詡所作乃新詩者日眾，彼等多言受古詩啟迪，動輒將其作比於李後主、陶淵明，似此便能步其後塵，成就非凡。
然則，彼輩所學之古詩為何物耶？
梁朝昭明太子曾輯古詩成冊，名曰《詩歸》，自此世人皆以其所選者為“古詩”。
及至唐朝，詩風再盛，又有人選唐詩編為“唐選”。
殊不知，“古詩”、“唐選”之名，非自然天成，乃由點評家、巨擘所定，遂成定式，古詩、唐詩之風亦隨之而定。
此《詩歸》者，非詩之歸正，實乃選者之權勢名望使然。其選本之非全麵性，可見一斑。
後世之人，若僅憑此等唐詩學“真唐”之風，豈不可笑？此輩複古之流，其作遜之唐人遠甚，概由此可知也。
更有甚者，於唐詩之中深挖“靈性”，以為盡得唐詩之妙。此等淺見，實為下下之策。然今市麵上，此風猶熾。
吾以為，詩之氣韻風格，隨時代而變，此理之常也。詩人欲超時代，達更高之境，當學詩之精神，而非皮毛。
《全唐詩》、《古詩歸》中，誠然不乏佳作，然若依樣畫葫蘆，終不過得其皮毛。吾輩當學古詩者，非其風格氣韻，乃其精神所在。真詩者，精神之所為也。
吾輩當體悟詩句中幽微之情，孤獨而寧靜之寄托於喧囂之中。以虛懷若穀之心，堅定之念，遨遊於詩之廣袤天地，猶如異鄉訪客偶得奇遇，遂記之。
吾輩所求者，詩之精神也，非其表象。
今能行此道者，鮮矣。吾自謂其一，福建王建陽亦算其一。
吾以為，此風之始，當推王建陽之《讀塗長卿荒政考有感》。“石壕吏裏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此二句由事入情，王建陽作者之精神仿佛躍然紙上。
此二句已脫唐人形式之束縛，而得其精神之精髓，當時即令眾人歎為觀止。
此派詩既新且舊，創作手法與他派迥異。且近日此風日盛，雖未成一派，然將來必成大觀。
若論王建陽詩之可取處，當在其不拘一格，勇於創新。
試舉王建陽最新小令《長相思》為例，其上片既寫景又抒情，情景交融，難分彼此……福建同安之蔡竟夫，近有佳作流傳天下，亦用此法……”
鍾惺的這篇文章洋洋灑灑寫了三千多字，將複古運動以來的明代詩壇發展通寫了一遍，旗幟鮮明的將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複古運動的前後七子，第二階段雖未說出名字但明顯指的是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然後他便提出了第三階段詩文改革的領軍人物——福建的王文龍和蔡複一。
王文龍一個沒注意，直接成為竟陵派的先行者了。
在文章之中鍾惺還憤慨的批評當今詩壇的創作情況：
“湖廣詩人，自稱抒發本性，然而寫文字總要對照著一個古人。作詩時便說我這篇詩學的是李杜，評價時又說這一闕詞有東坡之風……連誇人也要找個古人材誇得出口，還自信洋洋以為自己在抒發本心。
難道不知學來學去，總非自己，既非自己，何談本心？
王建陽的《長相思》正提供了另一範例。
其語言再是直白不過，然而王建陽卻能從生活之中發現真味，以景入心，不言情感，卻使滿懷心事，躍然紙上……天涯羈旅、漂泊異鄉、夢回家園，全然信手拈來，不需雕琢……今日翻著古人佳作比照作詩的文人，卻應多讀讀王建陽這首詞，能解許多疑惑也……”
鍾惺的這篇大作一經問世，立刻便從地方小報轉載到全國知名的文學報刊上。
因為鍾惺在此文之中對當今市麵上流行的公安派開炮開的太猛了，很難不引起討論。
連王文龍看到這篇文章都不禁驚訝，此文所闡述的內容對於王文龍來說十分熟悉，因為這就是原曆史上十幾年後鍾惺的大作《古詩歸》的主旨思想。沒想到的是鍾惺的文學思想在此時就已經成熟。
明代的詩壇正站在需要改革的關口，正缺一個指導思想來引領，鍾惺的此文一出，立刻引起詩壇大討論——“竟陵派”的土壤正在慢慢形成。
在這一派中，王文龍居然成了開山祖師，甚至有教主地位，因為他的詩詞風格在竟陵派作品中顯得太過於出彩。
竟陵派的大多數詩詞都喜歡挖掘作者內心的小情緒，古怪無比，雖然在明末得到文壇追捧，但實際上能夠看得懂和接受的讀者並不多。而王文龍的詩詞卻無論是竟陵派還是普通詩人，全都愛讀愛看。
於竟陵派來說，王文龍的作品正好向大家表明，根據竟陵派的創作方法寫出來的詩也可以是眾人都能接受的神作。於其他人來說，王文龍的詩則比竟陵派的其他詩歌好接受的多。
海內文人都瘋狂了，追著王文龍的幾篇詩詞仔細研究，甚至直接步韻——就是直接將《長相思》的韻腳拆出來，每一句都用和王文龍同樣的韻。
韻腳限製了用詞，這樣步出來的詩詞和原詩詞真正是氣脈相通，乃是最快速學習某一作品風格的方法。
如果說前後七子是三十年前的詩壇領袖，公安三袁是近十年的詩壇盟主，那此時此刻大明的詩壇風向標就是王文龍無疑。
從書院到地頭，從閨中才女到窮酸秀才，但凡對詩文有所追求的，全都捧著王文龍的作品仔細研究。
儒林外史之中的詩詞也被拆了出來，這也是清代的作品，其中的詩詞也帶有清代性靈派的神韻。
隻不過即使這樣王文龍的作品數量還是太少了，全加起來不過十幾首，讓想要學習王文龍寫作手法的人感到十分遺憾。
明代詩壇在經曆複古運動之後一步步發展，創作者終於要從各種詩文格式之中走出來，轉向表達自己的思想，而王文龍無意間為這條詩文的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在整個詩詞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本章完)
“《近日所謂新詩》
如今市井之上，自詡所作乃新詩者日眾，彼等多言受古詩啟迪，動輒將其作比於李後主、陶淵明，似此便能步其後塵，成就非凡。
然則，彼輩所學之古詩為何物耶？
梁朝昭明太子曾輯古詩成冊，名曰《詩歸》，自此世人皆以其所選者為“古詩”。
及至唐朝，詩風再盛，又有人選唐詩編為“唐選”。
殊不知，“古詩”、“唐選”之名，非自然天成，乃由點評家、巨擘所定，遂成定式，古詩、唐詩之風亦隨之而定。
此《詩歸》者，非詩之歸正，實乃選者之權勢名望使然。其選本之非全麵性，可見一斑。
後世之人，若僅憑此等唐詩學“真唐”之風，豈不可笑？此輩複古之流，其作遜之唐人遠甚，概由此可知也。
更有甚者，於唐詩之中深挖“靈性”，以為盡得唐詩之妙。此等淺見，實為下下之策。然今市麵上，此風猶熾。
吾以為，詩之氣韻風格，隨時代而變，此理之常也。詩人欲超時代，達更高之境，當學詩之精神，而非皮毛。
《全唐詩》、《古詩歸》中，誠然不乏佳作，然若依樣畫葫蘆，終不過得其皮毛。吾輩當學古詩者，非其風格氣韻，乃其精神所在。真詩者，精神之所為也。
吾輩當體悟詩句中幽微之情，孤獨而寧靜之寄托於喧囂之中。以虛懷若穀之心，堅定之念，遨遊於詩之廣袤天地，猶如異鄉訪客偶得奇遇，遂記之。
吾輩所求者，詩之精神也，非其表象。
今能行此道者，鮮矣。吾自謂其一，福建王建陽亦算其一。
吾以為，此風之始，當推王建陽之《讀塗長卿荒政考有感》。“石壕吏裏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此二句由事入情，王建陽作者之精神仿佛躍然紙上。
此二句已脫唐人形式之束縛，而得其精神之精髓，當時即令眾人歎為觀止。
此派詩既新且舊，創作手法與他派迥異。且近日此風日盛，雖未成一派，然將來必成大觀。
若論王建陽詩之可取處，當在其不拘一格，勇於創新。
試舉王建陽最新小令《長相思》為例，其上片既寫景又抒情，情景交融，難分彼此……福建同安之蔡竟夫，近有佳作流傳天下，亦用此法……”
鍾惺的這篇文章洋洋灑灑寫了三千多字，將複古運動以來的明代詩壇發展通寫了一遍，旗幟鮮明的將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複古運動的前後七子，第二階段雖未說出名字但明顯指的是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然後他便提出了第三階段詩文改革的領軍人物——福建的王文龍和蔡複一。
王文龍一個沒注意，直接成為竟陵派的先行者了。
在文章之中鍾惺還憤慨的批評當今詩壇的創作情況：
“湖廣詩人，自稱抒發本性，然而寫文字總要對照著一個古人。作詩時便說我這篇詩學的是李杜，評價時又說這一闕詞有東坡之風……連誇人也要找個古人材誇得出口，還自信洋洋以為自己在抒發本心。
難道不知學來學去，總非自己，既非自己，何談本心？
王建陽的《長相思》正提供了另一範例。
其語言再是直白不過，然而王建陽卻能從生活之中發現真味，以景入心，不言情感，卻使滿懷心事，躍然紙上……天涯羈旅、漂泊異鄉、夢回家園，全然信手拈來，不需雕琢……今日翻著古人佳作比照作詩的文人，卻應多讀讀王建陽這首詞，能解許多疑惑也……”
鍾惺的這篇大作一經問世，立刻便從地方小報轉載到全國知名的文學報刊上。
因為鍾惺在此文之中對當今市麵上流行的公安派開炮開的太猛了，很難不引起討論。
連王文龍看到這篇文章都不禁驚訝，此文所闡述的內容對於王文龍來說十分熟悉，因為這就是原曆史上十幾年後鍾惺的大作《古詩歸》的主旨思想。沒想到的是鍾惺的文學思想在此時就已經成熟。
明代的詩壇正站在需要改革的關口，正缺一個指導思想來引領，鍾惺的此文一出，立刻引起詩壇大討論——“竟陵派”的土壤正在慢慢形成。
在這一派中，王文龍居然成了開山祖師，甚至有教主地位，因為他的詩詞風格在竟陵派作品中顯得太過於出彩。
竟陵派的大多數詩詞都喜歡挖掘作者內心的小情緒，古怪無比，雖然在明末得到文壇追捧，但實際上能夠看得懂和接受的讀者並不多。而王文龍的詩詞卻無論是竟陵派還是普通詩人，全都愛讀愛看。
於竟陵派來說，王文龍的作品正好向大家表明，根據竟陵派的創作方法寫出來的詩也可以是眾人都能接受的神作。於其他人來說，王文龍的詩則比竟陵派的其他詩歌好接受的多。
海內文人都瘋狂了，追著王文龍的幾篇詩詞仔細研究，甚至直接步韻——就是直接將《長相思》的韻腳拆出來，每一句都用和王文龍同樣的韻。
韻腳限製了用詞，這樣步出來的詩詞和原詩詞真正是氣脈相通，乃是最快速學習某一作品風格的方法。
如果說前後七子是三十年前的詩壇領袖，公安三袁是近十年的詩壇盟主，那此時此刻大明的詩壇風向標就是王文龍無疑。
從書院到地頭，從閨中才女到窮酸秀才，但凡對詩文有所追求的，全都捧著王文龍的作品仔細研究。
儒林外史之中的詩詞也被拆了出來，這也是清代的作品，其中的詩詞也帶有清代性靈派的神韻。
隻不過即使這樣王文龍的作品數量還是太少了，全加起來不過十幾首，讓想要學習王文龍寫作手法的人感到十分遺憾。
明代詩壇在經曆複古運動之後一步步發展，創作者終於要從各種詩文格式之中走出來，轉向表達自己的思想，而王文龍無意間為這條詩文的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在整個詩詞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