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書記不光榮的結束
紅色三步曲2：曆史選擇了毛澤東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中共“五大”之後，形勢越發險峻——“赤都武漢”在日益轉“黑”！中國共產黨正在失去最後的立足點：
5月17日，唐生智手下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叛變武漢政府，發表反共通電，說共產黨“借口總理（指孫中山——引者注）容共，而喧賓奪主，以暴君政治擾亂我兩湖”。顯然，這是一顆信號彈，意味著武漢開始動蕩。
緊接著，5月21日，唐生智手下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長沙叛變，屠殺共產黨員。
6月10日，形勢緊急，汪精衛去鄭州和馮玉祥、唐生智舉行秘密反共會談。九天之後，馮玉祥則與蔣介石在徐州秘密會議。幕後的交易表明，汪精衛要和蔣介石攜手反共、反蘇，寧漢合流！
在如此危急的時刻，共產國際駐華首席代表羅易還對汪精衛堅信不疑：“汪精衛是國民黨主要領導人中唯一努力同共產黨保持友好關係的人。”
陳獨秀也把“合作”的希望全部押在汪精衛身上。
汪精衛此人，也確實有點迷惑人的“革命”色彩：早年，他曾潛入北京，策劃謀刺清朝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為他贏得英雄聲望。接著，他追隨孫中山左右。孫中山病危之際，他代孫中山起草遺囑。在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他卻“容共”，讓武漢變成了“赤都”……
可是，汪精衛“變臉”了！他在《武漢分共之經過》中，十分形象地勾畫出他當時的見解：
已經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經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否則隻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共產黨變做國民黨，否則隻有消滅共產黨之法。正如一隻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去一個，更無他法。
6月17日，汪精衛的武漢國民黨政府正式通知鮑羅廷，解除他的顧問合同。這是汪精衛決心實行“消滅共產黨之法”邁出的第一步。
在這樣的時候，陳獨秀還在念念叨叨：共產黨“必須采取讓步政策，必須糾正過火行為”……
曆史到了急轉變的時刻，陳獨秀終於被從車子上甩了出去。
已經在中央“五大”上受到尖銳批判的陳獨秀，此時更是不負眾望。他結束了他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生涯，“不視事”了！
關於陳獨秀“不視事”的經過，蔡和森的《黨的機會上義史》中這樣寫及：
不知道是7月初幾（和森於7月2日大發舊病，3日由國燾通知說常委決定和森送入醫院養病，愈後即去九江有事），老鮑（指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引者注）提議獨秀，平山擊莫斯科與國際（當時習慣把共產國際簡稱為“國際”。本書後文中還多次用及，不另注——引者注）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秋白、和森赴海參崴辦黨校，新指定國燾、太雷、維漢、立三、恩來五人組織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獨秀即不視事……
蔡和森是當時的政治局委員，他的《黨的機會主義史》是他1927年9月22日在中北順直省委作的報告（1928年7月經整理後全文發表於《順直通訊》第二期）。他報告中的這段話，是迄今關於陳獨秀“不視事”的最清楚、最詳細、最權威的原始文獻。
令人費解的是：在千鈞一發的緊要關頭，怎麽忽地派陳獨秀、譚平山去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更奇怪的足，怎麽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蘇聯海參崴去“辦黨校”？奠斯科不是已經有一所培訓中國共產黨人的中山大學嗎？為什麽還要去海參崴再辦一個呢？即使再辦一個，又何必要瞿秋白、禁和森去辦呢？
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作出如此奇特的決定，其實是為了顧全陳獨秀的麵子，讓他體麵地下台。因為陳獨秀畢竟是連任五屆的中共領袖，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不便直截了當地宣布撤職。至於說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參崴“辦黨校”，全然是“虛晃一槍”而已。誠如蔡和森所言：
鮑之提議改組五人政治局廈獨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係敷衍國際的；又恐獨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參崴陪襯。這種用心，至八七會議時才有人說出。
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所作的《黨史報告》，同樣道出了鮑羅廷的“秘密”：
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甩手段，找我們五人去，說形勢非常緊迫，要主要負責人走開，陳獨秀、譚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參崴辦黨報（校），另組織五人的中央，五次大會的中央是這樣不光榮的結束。
其實，更準確地說，在鮑羅廷的“手段”之下，陳獨秀的總書記之職“不光榮的結束”了。
經中共黨史專家考證，作出這一決定的日子是7月12日。《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作了如下表述：
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套成立，陳獨秀停職。
從此，中共的第一任領袖陳獨秀下台——雖然當時還隻是“停職”，不是撤職。
新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的五名常委之中，張國燾和李維漢是兩個多月前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的，新增的是張太雷、李立三、周恩來三人。
奇怪的是，五常委之中，依然沒有瞿秋白——雖然他當時大有取陳獨秀而代之的趨勢。五常委沒有明確以誰為首。
與陳獨秀同時被停職的，還有他的得力助手彭述之。
中共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誕生的翌日，便發表了與陳獨秀退讓政策明顯不同的《對政局宣言》，揭露了汪精衛武漢國民政府“已在公開準備政變，以反對中國人民極大多數的利益及孫中山先生之根本主義與政策”，宣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從此，國共公開決裂。
在中共《對政局宣言》發表的次日，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發表聲明，脫離國民政府，譴責蔣、汪：他們不再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黨也就不再是革命的黨，而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工具而已。
當天夜裏，汪精衛下達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的密令。
第二天——7月15日，武漢一片腥風血雨。“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大批的共產黨人倒在血泊之中。
“赤都”武漢頓時變成了“白都”！
“四一二”、“七一五”，從此被作為不祥的日子，載入中國現代史史冊。
5月17日，唐生智手下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叛變武漢政府，發表反共通電，說共產黨“借口總理（指孫中山——引者注）容共，而喧賓奪主，以暴君政治擾亂我兩湖”。顯然，這是一顆信號彈，意味著武漢開始動蕩。
緊接著，5月21日，唐生智手下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長沙叛變，屠殺共產黨員。
6月10日，形勢緊急，汪精衛去鄭州和馮玉祥、唐生智舉行秘密反共會談。九天之後，馮玉祥則與蔣介石在徐州秘密會議。幕後的交易表明，汪精衛要和蔣介石攜手反共、反蘇，寧漢合流！
在如此危急的時刻，共產國際駐華首席代表羅易還對汪精衛堅信不疑：“汪精衛是國民黨主要領導人中唯一努力同共產黨保持友好關係的人。”
陳獨秀也把“合作”的希望全部押在汪精衛身上。
汪精衛此人，也確實有點迷惑人的“革命”色彩：早年，他曾潛入北京，策劃謀刺清朝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為他贏得英雄聲望。接著，他追隨孫中山左右。孫中山病危之際，他代孫中山起草遺囑。在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他卻“容共”，讓武漢變成了“赤都”……
可是，汪精衛“變臉”了！他在《武漢分共之經過》中，十分形象地勾畫出他當時的見解：
已經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經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否則隻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共產黨變做國民黨，否則隻有消滅共產黨之法。正如一隻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去一個，更無他法。
6月17日，汪精衛的武漢國民黨政府正式通知鮑羅廷，解除他的顧問合同。這是汪精衛決心實行“消滅共產黨之法”邁出的第一步。
在這樣的時候，陳獨秀還在念念叨叨：共產黨“必須采取讓步政策，必須糾正過火行為”……
曆史到了急轉變的時刻，陳獨秀終於被從車子上甩了出去。
已經在中央“五大”上受到尖銳批判的陳獨秀，此時更是不負眾望。他結束了他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生涯，“不視事”了！
關於陳獨秀“不視事”的經過，蔡和森的《黨的機會上義史》中這樣寫及：
不知道是7月初幾（和森於7月2日大發舊病，3日由國燾通知說常委決定和森送入醫院養病，愈後即去九江有事），老鮑（指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引者注）提議獨秀，平山擊莫斯科與國際（當時習慣把共產國際簡稱為“國際”。本書後文中還多次用及，不另注——引者注）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秋白、和森赴海參崴辦黨校，新指定國燾、太雷、維漢、立三、恩來五人組織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獨秀即不視事……
蔡和森是當時的政治局委員，他的《黨的機會主義史》是他1927年9月22日在中北順直省委作的報告（1928年7月經整理後全文發表於《順直通訊》第二期）。他報告中的這段話，是迄今關於陳獨秀“不視事”的最清楚、最詳細、最權威的原始文獻。
令人費解的是：在千鈞一發的緊要關頭，怎麽忽地派陳獨秀、譚平山去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更奇怪的足，怎麽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蘇聯海參崴去“辦黨校”？奠斯科不是已經有一所培訓中國共產黨人的中山大學嗎？為什麽還要去海參崴再辦一個呢？即使再辦一個，又何必要瞿秋白、禁和森去辦呢？
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作出如此奇特的決定，其實是為了顧全陳獨秀的麵子，讓他體麵地下台。因為陳獨秀畢竟是連任五屆的中共領袖，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不便直截了當地宣布撤職。至於說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參崴“辦黨校”，全然是“虛晃一槍”而已。誠如蔡和森所言：
鮑之提議改組五人政治局廈獨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係敷衍國際的；又恐獨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參崴陪襯。這種用心，至八七會議時才有人說出。
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所作的《黨史報告》，同樣道出了鮑羅廷的“秘密”：
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甩手段，找我們五人去，說形勢非常緊迫，要主要負責人走開，陳獨秀、譚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參崴辦黨報（校），另組織五人的中央，五次大會的中央是這樣不光榮的結束。
其實，更準確地說，在鮑羅廷的“手段”之下，陳獨秀的總書記之職“不光榮的結束”了。
經中共黨史專家考證，作出這一決定的日子是7月12日。《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作了如下表述：
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套成立，陳獨秀停職。
從此，中共的第一任領袖陳獨秀下台——雖然當時還隻是“停職”，不是撤職。
新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的五名常委之中，張國燾和李維漢是兩個多月前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的，新增的是張太雷、李立三、周恩來三人。
奇怪的是，五常委之中，依然沒有瞿秋白——雖然他當時大有取陳獨秀而代之的趨勢。五常委沒有明確以誰為首。
與陳獨秀同時被停職的，還有他的得力助手彭述之。
中共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誕生的翌日，便發表了與陳獨秀退讓政策明顯不同的《對政局宣言》，揭露了汪精衛武漢國民政府“已在公開準備政變，以反對中國人民極大多數的利益及孫中山先生之根本主義與政策”，宣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從此，國共公開決裂。
在中共《對政局宣言》發表的次日，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發表聲明，脫離國民政府，譴責蔣、汪：他們不再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黨也就不再是革命的黨，而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工具而已。
當天夜裏，汪精衛下達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的密令。
第二天——7月15日，武漢一片腥風血雨。“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大批的共產黨人倒在血泊之中。
“赤都”武漢頓時變成了“白都”！
“四一二”、“七一五”，從此被作為不祥的日子，載入中國現代史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