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由右向左偏航
紅色三步曲2：曆史選擇了毛澤東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矯枉容易過正。瞿秋白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舵手後，中共開始由右朝“左”偏航。
作為三常委之一的李維漢，晚年寫下《回憶與研究》一書，很深刻地道出當年批右出“左”的原因：
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革命急性病，使黨內的“左”傾情緒很快地發展起來。
除了這種“左”傾情緒外，還有一個認識問題，即所謂“左”比右好。“‘左’是站著鬥，右是跪著降”，當時在黨內（一定範圍內）已經形成了輿論。而“左”傾情緒和“左”傾認識（理智）結合起來，就成為盲動主義發展的動力……於是，盲動主義代替了投降主義。
二十八歲的瞿秋白上台之後，深感共產黨在武漢的基礎太差，便於9月底和鄭超麟一起坐長江輪船，返回上海。瞿秋白隱居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延安中路）民厚南裏。從此，中共中央也隨瞿秋白遷回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陰影，依然濃重地籠罩著上海。處處談“共”色變。密探的眼睛，日夜在那裏“掃描”，巴不得盯住每一個“赤色人物”。
這時全國中共黨員銳減，從中共“五大”時的近六萬人，一下子直線下降到一萬多人。
心急如焚的瞿秋白，卻這樣深信不疑：“在較短期內，新的革命高漲將取代革命的暫時失敗。”
瞿秋白要在中國點起暴動之火。他的頭腦在膨脹，在發，急於求勝的情緒在迅速滋長。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麵貫徹瞿秋白的“左”傾路線。
會議作出《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強調了“暴動”的重要性：
城市工人暴動的發動是非常之重要；輕視城市工人，僅僅當作一種響應農民的力量，是很錯誤的，黨的責任是努力領導工人日常鬥爭，發展廣大群眾的革命高漲，組織暴動，領導他們武裝暴動，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青。城市工人的暴動是革命的勝利在巨大暴動內得以鞏固而發展的先決條件。
這樣，瞿秋白把全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領導工人組織城市暴動上去。
當然，最激烈地豐張暴動的，是共產國際新任全權代表羅明納茲。難怪他來華時，帶來了德國的“暴動專家”紐曼。
這次擴大會議，增選了兩名政治局常委，即羅亦農和周恩來，使三常委增至五常委。這樣，周恩來又重新進入了常委之列。
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新中央，向各地黨組織發出了一係列要求組織暴動的指令，但都一一痛遭失敗：
武漢暴動——原定11月13日上午8時武漢三鎮工人總罷工，舉行暴動，進攻友益街，結果因響應者寥寥而作罷。
長沙暴動——12月10日晚7時，湖南省委組織二百人敢死隊舉行暴動。企圖占領長沙。敵人連夜調來一個師，一下子就把暴動壓下去了。
廣州暴動（廣州起義）——12月11日淩晨，在張太雷、葉挺、葉劍英、周文雍、惲代英、聶榮臻領導下，舉行廣州暴動。暴動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張太雷當場犧牲。暴動也迅即失敗。
此外，上海暴動、天津暴動、唐山暴動電都慘遭敗北。
暴動的一次次慘敗，使新上台的中共領袖瞿秋白威信掃地，陷入了困境。看來，他在領袖的坐椅上席不暇暖，就得另易他人了……
誰將替換瞿秋白呢？
一個出乎意料的機遇，使一個並不具備領袖才華的人物，成了中共正兒八經的總書記！那是八七會議結束不久，共產國際忽地發來通知；蘇聯的十月革命紀念日即將到來。1927年的十月革命節非同往常，乃是十年大慶，各國共產黨都派了代表團。這樣，中國共產黨也要派出代表團前往蘇聯慶賀。為了表示對工農幹部的重視，此次所派的是“中國工農代表團”。由誰率領呢？自然應當派工農出身的幹部。
最合適的人選，應是蘇兆征。他是政治局常委，又是工人出身。水巧，他正生病，不能遠行。
於是，選中了向忠發。在八七會議上，他跟蘇兆征一樣，都得了全票。
另外，還指派了李震瀛作為向忠發的副手。李震瀛又名李寶森，天津人，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直從事工人運動。他在1922年領導了鄭州鐵路工人大罷工，出任京漢鐵路總工會秘書長。
1925年在上海領導五卅運動。後來，又成為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的領導者之一。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八七會議時，他是與會者之一。後來李震瀛參加羅章龍派，於1931年7月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此後他在上海被捕，發表聲明不再參加革命活動。獲釋後在天津敦慶隆綢緞莊當店員，後來下落不明。
曆史把機遇給了向忠發。他和李震瀛於1927年10月來到了莫斯科，這是他頭一回出國，使他有機會直接接觸共產國際的高層領導。這時，共產國際恰巧在物色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級幹部，以擔任中共的領袖。向忠發的出現——這位四十八歲的老工人，正適合共產國際的需要！這樣，當向忠發和李震瀛在參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慶祝盛典之後，共產國際為了加以培養，又派他們前往德國和比利時，出席了“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理事會擴大會議。向忠發在會上作了中國革命和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報告，井與德國共產黨、比利時共產黨領導人舉行了會談。另外，還參加了組建在“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領導之下的“反對中國白色委員會”。共產國際的著意培養，使向忠發大長見識。
就在向忠發和李震瀛結束了歐洲之行時，他們又應邀前往莫斯科，出席重要的會議——1928年2月9日至25日的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在那裏舉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了會議，著重討論了中國革命問題。
那時，共產國際內部對於中國革命有兩派不同的意見：一派是瞿秋白的“後台”——羅明納茲，他以為中國革命已經到了“中國共產黨立即行動奪取政權，實現一省數省乃至全國勝利的時候了”！正因為這樣，他主張不斷地在中國組織暴動。瞿秋白忠實地執行了這位共產國際駐華全權代表的指示；另一派則以米夫為首，他激烈地批評羅明納茲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和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米夫在《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一文中，批評羅明納茲：“中國資產階級不算做一種政治力量，這樣他就犯了一個錯誤，輕視中國目前革命鬥爭的一切困難。”羅明納茲反唇相譏，嘲笑米夫右傾。
瞿秋白組織的一係列暴動的失敗，特別是廣州暴動的失敗，使羅納茲麵臨被“查辦”的危險。雖然他在1927年底回到莫斯科，但還一再鼓吹他的主張。
不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第一書記布哈林否定了羅明納茲，批評了他的極“左”主張。斯大林、布哈林會見了向忠發、李震瀛，以聯共代表團和中共代表團的名義，聯合起草了《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由共產國際執委第幾次全會通過。這個決議案，否定了羅明納茲對於中國革命的“左”的主張。
這下子，猛然抬高了向忠發的聲望。因為跟斯大林、布哈林共同起草關於中國革命的文件，在當時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羅明納茲從此一蹶不振，不久被調離共產國際，前往高加索。1930年12月，他在高加索被指控組織“廈黨集團”。1935年，被聯共（布）中央開除出黨，三十六歲的他自殺身亡。
作為三常委之一的李維漢，晚年寫下《回憶與研究》一書，很深刻地道出當年批右出“左”的原因：
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革命急性病，使黨內的“左”傾情緒很快地發展起來。
除了這種“左”傾情緒外，還有一個認識問題，即所謂“左”比右好。“‘左’是站著鬥，右是跪著降”，當時在黨內（一定範圍內）已經形成了輿論。而“左”傾情緒和“左”傾認識（理智）結合起來，就成為盲動主義發展的動力……於是，盲動主義代替了投降主義。
二十八歲的瞿秋白上台之後，深感共產黨在武漢的基礎太差，便於9月底和鄭超麟一起坐長江輪船，返回上海。瞿秋白隱居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延安中路）民厚南裏。從此，中共中央也隨瞿秋白遷回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陰影，依然濃重地籠罩著上海。處處談“共”色變。密探的眼睛，日夜在那裏“掃描”，巴不得盯住每一個“赤色人物”。
這時全國中共黨員銳減，從中共“五大”時的近六萬人，一下子直線下降到一萬多人。
心急如焚的瞿秋白，卻這樣深信不疑：“在較短期內，新的革命高漲將取代革命的暫時失敗。”
瞿秋白要在中國點起暴動之火。他的頭腦在膨脹，在發，急於求勝的情緒在迅速滋長。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麵貫徹瞿秋白的“左”傾路線。
會議作出《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強調了“暴動”的重要性：
城市工人暴動的發動是非常之重要；輕視城市工人，僅僅當作一種響應農民的力量，是很錯誤的，黨的責任是努力領導工人日常鬥爭，發展廣大群眾的革命高漲，組織暴動，領導他們武裝暴動，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青。城市工人的暴動是革命的勝利在巨大暴動內得以鞏固而發展的先決條件。
這樣，瞿秋白把全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領導工人組織城市暴動上去。
當然，最激烈地豐張暴動的，是共產國際新任全權代表羅明納茲。難怪他來華時，帶來了德國的“暴動專家”紐曼。
這次擴大會議，增選了兩名政治局常委，即羅亦農和周恩來，使三常委增至五常委。這樣，周恩來又重新進入了常委之列。
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新中央，向各地黨組織發出了一係列要求組織暴動的指令，但都一一痛遭失敗：
武漢暴動——原定11月13日上午8時武漢三鎮工人總罷工，舉行暴動，進攻友益街，結果因響應者寥寥而作罷。
長沙暴動——12月10日晚7時，湖南省委組織二百人敢死隊舉行暴動。企圖占領長沙。敵人連夜調來一個師，一下子就把暴動壓下去了。
廣州暴動（廣州起義）——12月11日淩晨，在張太雷、葉挺、葉劍英、周文雍、惲代英、聶榮臻領導下，舉行廣州暴動。暴動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張太雷當場犧牲。暴動也迅即失敗。
此外，上海暴動、天津暴動、唐山暴動電都慘遭敗北。
暴動的一次次慘敗，使新上台的中共領袖瞿秋白威信掃地，陷入了困境。看來，他在領袖的坐椅上席不暇暖，就得另易他人了……
誰將替換瞿秋白呢？
一個出乎意料的機遇，使一個並不具備領袖才華的人物，成了中共正兒八經的總書記！那是八七會議結束不久，共產國際忽地發來通知；蘇聯的十月革命紀念日即將到來。1927年的十月革命節非同往常，乃是十年大慶，各國共產黨都派了代表團。這樣，中國共產黨也要派出代表團前往蘇聯慶賀。為了表示對工農幹部的重視，此次所派的是“中國工農代表團”。由誰率領呢？自然應當派工農出身的幹部。
最合適的人選，應是蘇兆征。他是政治局常委，又是工人出身。水巧，他正生病，不能遠行。
於是，選中了向忠發。在八七會議上，他跟蘇兆征一樣，都得了全票。
另外，還指派了李震瀛作為向忠發的副手。李震瀛又名李寶森，天津人，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直從事工人運動。他在1922年領導了鄭州鐵路工人大罷工，出任京漢鐵路總工會秘書長。
1925年在上海領導五卅運動。後來，又成為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的領導者之一。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八七會議時，他是與會者之一。後來李震瀛參加羅章龍派，於1931年7月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此後他在上海被捕，發表聲明不再參加革命活動。獲釋後在天津敦慶隆綢緞莊當店員，後來下落不明。
曆史把機遇給了向忠發。他和李震瀛於1927年10月來到了莫斯科，這是他頭一回出國，使他有機會直接接觸共產國際的高層領導。這時，共產國際恰巧在物色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級幹部，以擔任中共的領袖。向忠發的出現——這位四十八歲的老工人，正適合共產國際的需要！這樣，當向忠發和李震瀛在參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慶祝盛典之後，共產國際為了加以培養，又派他們前往德國和比利時，出席了“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理事會擴大會議。向忠發在會上作了中國革命和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報告，井與德國共產黨、比利時共產黨領導人舉行了會談。另外，還參加了組建在“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領導之下的“反對中國白色委員會”。共產國際的著意培養，使向忠發大長見識。
就在向忠發和李震瀛結束了歐洲之行時，他們又應邀前往莫斯科，出席重要的會議——1928年2月9日至25日的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在那裏舉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了會議，著重討論了中國革命問題。
那時，共產國際內部對於中國革命有兩派不同的意見：一派是瞿秋白的“後台”——羅明納茲，他以為中國革命已經到了“中國共產黨立即行動奪取政權，實現一省數省乃至全國勝利的時候了”！正因為這樣，他主張不斷地在中國組織暴動。瞿秋白忠實地執行了這位共產國際駐華全權代表的指示；另一派則以米夫為首，他激烈地批評羅明納茲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和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米夫在《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一文中，批評羅明納茲：“中國資產階級不算做一種政治力量，這樣他就犯了一個錯誤，輕視中國目前革命鬥爭的一切困難。”羅明納茲反唇相譏，嘲笑米夫右傾。
瞿秋白組織的一係列暴動的失敗，特別是廣州暴動的失敗，使羅納茲麵臨被“查辦”的危險。雖然他在1927年底回到莫斯科，但還一再鼓吹他的主張。
不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第一書記布哈林否定了羅明納茲，批評了他的極“左”主張。斯大林、布哈林會見了向忠發、李震瀛，以聯共代表團和中共代表團的名義，聯合起草了《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由共產國際執委第幾次全會通過。這個決議案，否定了羅明納茲對於中國革命的“左”的主張。
這下子，猛然抬高了向忠發的聲望。因為跟斯大林、布哈林共同起草關於中國革命的文件，在當時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羅明納茲從此一蹶不振，不久被調離共產國際，前往高加索。1930年12月，他在高加索被指控組織“廈黨集團”。1935年，被聯共（布）中央開除出黨，三十六歲的他自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