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發當上總書記
紅色三步曲2：曆史選擇了毛澤東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上海天蟾舞台，坐落在最繁華的市中心，是個熱鬧的所在。看戲的、演戲的，終日進進出出。
一位四十二歲的“老板”，租下了緊接天蟾舞台的兩間房。看來，這位“老板”手裏有錢——他的“太太”是那樣的年輕，隻有二十歲。邢年月，“老夫少妻”是有錢的象征。“老板”足做湖南土布土紗的生意，掛起“福興字莊”的拚牌。
然而，外人莫知，每當夜深人靜，這對“走妻”卻分床而眠……
這位手頭闊綽的“老板”，便是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長沙人，中共地下黨員。1918年8月，他在長沙參加了毛澤東創建的新民學會，192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他以“老板”身份，在這人頭攢動的地方，為中共中央機關建立秘密機關。
那位“太太”，是奉中共組織之命為他做掩護工作的，並非真是他的妻子。“太太”叫朱端綬，也是長沙人。雖說她比“老板”小二十二歲，入黨卻比他早兩年1925年入黨。這對假夫妻主持的秘密機關，是當年中共最重要的機關。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曾這樣憶及：
開會的地方在上海四馬路（誇福州路——引者注）天蟾舞台後麵樓上的兩間房子裏。這個秘密機關是1927年冬或1928年初建立作為中央常委開會的地方。房子是租賃采的，由熊瑾玎、朱端綬夫婦住守（熊瑾玎任中央會計）。那時，開會的同誌從天蟾舞台西側雲南路的一個樓梯上去，就可以直接到開會的房間。房間內朝西的窗下有一張小桌子，開會時，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記錄。這個機關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冬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都沒有遭到破壞……1952年毛澤東在杭州主持起草憲法時，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裏去。路過上海時，小平和我去看過那個老地方，那時房間結構和形式如舊，裏麵設了一個衛生間。
來自莫斯科的秘密文件，通過地下交通線，傳到了上海這個秘密機關。
就在這個時候，中共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人物——羅亦農。他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時，得票數僅比瞿秋白少一票。
羅亦農是湖南湘潭縣人。1920年，他才十八歲，便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1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在蘇俄學習了五年，回國，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並參加領導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此後又擔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湖北省委書記。八七會議之後，在1927年11月，他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羅亦農雖說也非常年輕，卻比瞿秋白冷靜。正因為這樣，在“暴動熱”之中，作為中共長江局書記的他卻阻止進行武漢暴動，明確指出：“目前絕非繼續暴動時期。”
據羅亦農之子羅西北告訴筆者，羅亦農是在上海被叛徒何芝華出賣的。當時，蔣介石懸賞五萬大洋，捉拿“匪首”羅亦農。在上海法租界“坐機關”的何芝華看中這筆巨賞，打算用這筆賞金出國，便出賣羅亦農。這樣，1928年4月15日，羅亦農在上海被捕。六天之後，他就死於刑場，當時他隻有二十六歲！
羅亦農本是中共很有作為的年輕領袖，很可惜英年早逝。他的遺孀李文宜後來隨瞿秋白夫人楊之華一起赴蘇。
就在羅亦農就義後一星期。4月28日，中共政治局三常委瞿秋白、李維漢、周恩來，以及鄧中夏、項英聚集在上海天蟾舞台後的小屋裏。他們逐字逐句研讀著由斯大林、布哈林、向忠發、李震瀛共同起草的《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他們立即認識到，莫斯科的指令，批評了羅明納茲一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
從現存的中共中央第十二次政治局會議記錄上，可以見到這樣的反響：“國際決議顯然同（11月）擴大會議決議有幾點不同！”
“國際決議”指出：“中國工農廣大的革命運動之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眼下，中共應“準備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黨的工作之中心，是在爭取幾千百萬的工農群眾”。
共產國際的決議，明確地反對無準備無組織的城鄉暴動。
這就是說，那一係列頭腦發熱的“暴動”計劃，應緊急刹車！
瞿秋白意識到自己犯了嚴重錯誤。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天之後——4月30日，發布了《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關於共產國際議決案的通告》，表示：“接受這一議決案之……般方針，並且認為在最短期內，於本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前，必須切實執行這議決案必要的具體步驟。”
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政治局，作了這樣的檢討：
中央政治局認為自己過去的工作，正是一麵與機會主義餘毒奮鬥，一麵即盡自己的力量指正黨內各地所表現出來的盲動主義。這種盲動主義的傾向，不但表現於無產階級的工商業中心玩弄暴動，而且反映著小資產階級式的農民原始暴動的情緒，如殺燒主義，忽視城市工人階級的傾向等等。
就在發布通告的當天，瞿秋白從上海消失了。他懷著沉重的心情踏上遠途，前往蘇聯參加中共“六大”的籌備工作。
周恩來和鄧穎超，則是5月1日一起離滬赴莫斯科。
此後，在5月上旬、中旬，中共中央許多負責人紛紛經滬前往蘇聯。
5月9日，中共中央在國內指定三人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臨時主持留守工作。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六大”在國外召開，是特殊的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開，“三大”在廣州召開，“五大”在武漢召開。“六大”改在莫斯科召開，是由於國內一片白色恐怖。弄得小好，便有可能在開全國代表大會時被一網打盡，於是“六大”不得不在當時的“紅色堡壘”蘇聯召開。一百多名中共代表陸續來到蘇聯。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區茲維尼果德鎮銀光別墅（原先的一座貴族莊園），開了差不多一個月。由於製止了“左”傾盲動錯誤，這時的中共黨員增至四萬多人。
大會之前，6月12日，斯大林接見了中共主要負責人。斯大林的談話，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凋，即批判糕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則是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
陳獨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識分子，一個右，一個“左”，都被視為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共產國際再一次強調，必須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擔當中共領袖，於是選中了向忠發——這除了向忠發是位老工人之外，還由於他跟共產國際，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觸。向忠發就這樣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
中共“六大”選出的政治局委員有向忠發、蘇兆征、項英、周恩來、禁和森、瞿秋白、張國燾。前五人為常委。這樣，瞿秋白被排除在常委之外。
政治局候補委員為李立三、關向應、羅登賢、彭湃、楊殷、徐錫根、盧福坦。
項英之所以能進入政治局，是因為他當年是織布工人。他原名項德隆，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的領導人之一，從事上人運動。他擔任過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進入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羅登賢，也是從事工人運動的，曾參與領導了香港工人大罷工。楊殷則是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了粵漢鐵路總工會、廣九鐵路總工會、廣三鐵路總工會。1925年，他參加領導了省港大罷工。
斯大林批評說，中共還是瞿秋白、張國燾等幾個“大知識分子”起領導作用，應當更多地選拔工人到中央來。於是，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三十六人中（內中央委員二十三人，候補中央委員十三人），有二十一人是工人。連惲代英、劉少奇這樣的知識分子幹部都未能入選！
共產國際也意識到自身工作中的失誤，因為中共領袖的錯誤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犯了錯誤，誠如陳獨秀之右傾跟羅易、鮑羅廷的右傾大有關係，而瞿秋白的“左”傾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羅明納茲的“左”傾的關係。布哈林這麽指出：“共產國際的代表並不是個個都經過考試的，在指導中國大革命中，他們有這樣那樣的錯誤。共產國際執委會討論了這個問題，認為不派代表比派那些犯錯誤的代表好些。”
這樣，共產國際作出了新的決定，即由中國共產黨派兩個代表到莫斯科，經過這兩個代表與中國共產黨發生關係。
經過研究，把瞿秋白、張國燾這兩位“大知識分子”留在莫斯科，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這樣，已被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的瞿秋白，又完全脫離了國內的領導崗位，從此結束了他在中共黨內的第一把手地位。
除了瞿、張兩人之外，鄧中夏、餘飛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王若飛任中國農會駐農民國際代表；不久，陸定一又出任中國共青團駐少共國際代表。他們在莫斯科組成了中共代表團。
後來，共產國際還是派出代表前來中國。不過，共產國際聲稱，代表不再對中共起領導作用，而是起聯係人和傳達者的作用。
一位四十二歲的“老板”，租下了緊接天蟾舞台的兩間房。看來，這位“老板”手裏有錢——他的“太太”是那樣的年輕，隻有二十歲。邢年月，“老夫少妻”是有錢的象征。“老板”足做湖南土布土紗的生意，掛起“福興字莊”的拚牌。
然而，外人莫知，每當夜深人靜，這對“走妻”卻分床而眠……
這位手頭闊綽的“老板”，便是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長沙人，中共地下黨員。1918年8月，他在長沙參加了毛澤東創建的新民學會，192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他以“老板”身份，在這人頭攢動的地方，為中共中央機關建立秘密機關。
那位“太太”，是奉中共組織之命為他做掩護工作的，並非真是他的妻子。“太太”叫朱端綬，也是長沙人。雖說她比“老板”小二十二歲，入黨卻比他早兩年1925年入黨。這對假夫妻主持的秘密機關，是當年中共最重要的機關。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曾這樣憶及：
開會的地方在上海四馬路（誇福州路——引者注）天蟾舞台後麵樓上的兩間房子裏。這個秘密機關是1927年冬或1928年初建立作為中央常委開會的地方。房子是租賃采的，由熊瑾玎、朱端綬夫婦住守（熊瑾玎任中央會計）。那時，開會的同誌從天蟾舞台西側雲南路的一個樓梯上去，就可以直接到開會的房間。房間內朝西的窗下有一張小桌子，開會時，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記錄。這個機關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冬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都沒有遭到破壞……1952年毛澤東在杭州主持起草憲法時，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裏去。路過上海時，小平和我去看過那個老地方，那時房間結構和形式如舊，裏麵設了一個衛生間。
來自莫斯科的秘密文件，通過地下交通線，傳到了上海這個秘密機關。
就在這個時候，中共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人物——羅亦農。他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時，得票數僅比瞿秋白少一票。
羅亦農是湖南湘潭縣人。1920年，他才十八歲，便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1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在蘇俄學習了五年，回國，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並參加領導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此後又擔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湖北省委書記。八七會議之後，在1927年11月，他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羅亦農雖說也非常年輕，卻比瞿秋白冷靜。正因為這樣，在“暴動熱”之中，作為中共長江局書記的他卻阻止進行武漢暴動，明確指出：“目前絕非繼續暴動時期。”
據羅亦農之子羅西北告訴筆者，羅亦農是在上海被叛徒何芝華出賣的。當時，蔣介石懸賞五萬大洋，捉拿“匪首”羅亦農。在上海法租界“坐機關”的何芝華看中這筆巨賞，打算用這筆賞金出國，便出賣羅亦農。這樣，1928年4月15日，羅亦農在上海被捕。六天之後，他就死於刑場，當時他隻有二十六歲！
羅亦農本是中共很有作為的年輕領袖，很可惜英年早逝。他的遺孀李文宜後來隨瞿秋白夫人楊之華一起赴蘇。
就在羅亦農就義後一星期。4月28日，中共政治局三常委瞿秋白、李維漢、周恩來，以及鄧中夏、項英聚集在上海天蟾舞台後的小屋裏。他們逐字逐句研讀著由斯大林、布哈林、向忠發、李震瀛共同起草的《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他們立即認識到，莫斯科的指令，批評了羅明納茲一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
從現存的中共中央第十二次政治局會議記錄上，可以見到這樣的反響：“國際決議顯然同（11月）擴大會議決議有幾點不同！”
“國際決議”指出：“中國工農廣大的革命運動之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眼下，中共應“準備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黨的工作之中心，是在爭取幾千百萬的工農群眾”。
共產國際的決議，明確地反對無準備無組織的城鄉暴動。
這就是說，那一係列頭腦發熱的“暴動”計劃，應緊急刹車！
瞿秋白意識到自己犯了嚴重錯誤。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天之後——4月30日，發布了《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關於共產國際議決案的通告》，表示：“接受這一議決案之……般方針，並且認為在最短期內，於本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前，必須切實執行這議決案必要的具體步驟。”
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政治局，作了這樣的檢討：
中央政治局認為自己過去的工作，正是一麵與機會主義餘毒奮鬥，一麵即盡自己的力量指正黨內各地所表現出來的盲動主義。這種盲動主義的傾向，不但表現於無產階級的工商業中心玩弄暴動，而且反映著小資產階級式的農民原始暴動的情緒，如殺燒主義，忽視城市工人階級的傾向等等。
就在發布通告的當天，瞿秋白從上海消失了。他懷著沉重的心情踏上遠途，前往蘇聯參加中共“六大”的籌備工作。
周恩來和鄧穎超，則是5月1日一起離滬赴莫斯科。
此後，在5月上旬、中旬，中共中央許多負責人紛紛經滬前往蘇聯。
5月9日，中共中央在國內指定三人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臨時主持留守工作。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六大”在國外召開，是特殊的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開，“三大”在廣州召開，“五大”在武漢召開。“六大”改在莫斯科召開，是由於國內一片白色恐怖。弄得小好，便有可能在開全國代表大會時被一網打盡，於是“六大”不得不在當時的“紅色堡壘”蘇聯召開。一百多名中共代表陸續來到蘇聯。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區茲維尼果德鎮銀光別墅（原先的一座貴族莊園），開了差不多一個月。由於製止了“左”傾盲動錯誤，這時的中共黨員增至四萬多人。
大會之前，6月12日，斯大林接見了中共主要負責人。斯大林的談話，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凋，即批判糕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則是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
陳獨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識分子，一個右，一個“左”，都被視為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共產國際再一次強調，必須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擔當中共領袖，於是選中了向忠發——這除了向忠發是位老工人之外，還由於他跟共產國際，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觸。向忠發就這樣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
中共“六大”選出的政治局委員有向忠發、蘇兆征、項英、周恩來、禁和森、瞿秋白、張國燾。前五人為常委。這樣，瞿秋白被排除在常委之外。
政治局候補委員為李立三、關向應、羅登賢、彭湃、楊殷、徐錫根、盧福坦。
項英之所以能進入政治局，是因為他當年是織布工人。他原名項德隆，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的領導人之一，從事上人運動。他擔任過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進入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羅登賢，也是從事工人運動的，曾參與領導了香港工人大罷工。楊殷則是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了粵漢鐵路總工會、廣九鐵路總工會、廣三鐵路總工會。1925年，他參加領導了省港大罷工。
斯大林批評說，中共還是瞿秋白、張國燾等幾個“大知識分子”起領導作用，應當更多地選拔工人到中央來。於是，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三十六人中（內中央委員二十三人，候補中央委員十三人），有二十一人是工人。連惲代英、劉少奇這樣的知識分子幹部都未能入選！
共產國際也意識到自身工作中的失誤，因為中共領袖的錯誤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犯了錯誤，誠如陳獨秀之右傾跟羅易、鮑羅廷的右傾大有關係，而瞿秋白的“左”傾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羅明納茲的“左”傾的關係。布哈林這麽指出：“共產國際的代表並不是個個都經過考試的，在指導中國大革命中，他們有這樣那樣的錯誤。共產國際執委會討論了這個問題，認為不派代表比派那些犯錯誤的代表好些。”
這樣，共產國際作出了新的決定，即由中國共產黨派兩個代表到莫斯科，經過這兩個代表與中國共產黨發生關係。
經過研究，把瞿秋白、張國燾這兩位“大知識分子”留在莫斯科，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這樣，已被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的瞿秋白，又完全脫離了國內的領導崗位，從此結束了他在中共黨內的第一把手地位。
除了瞿、張兩人之外，鄧中夏、餘飛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王若飛任中國農會駐農民國際代表；不久，陸定一又出任中國共青團駐少共國際代表。他們在莫斯科組成了中共代表團。
後來，共產國際還是派出代表前來中國。不過，共產國際聲稱，代表不再對中共起領導作用，而是起聯係人和傳達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