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傘把裏的《井岡山的鬥爭》
紅色三步曲2：曆史選擇了毛澤東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28年9月26日，毛澤東和朱德率紅軍主力回到了井岡山，住在大山中心的茨坪。
茨坪雖說隻是個山村而已，一片“幹打壘”式的黃泥牆房屋坐落在山坪上，不過，卻有著悠久的曆史。據雲，在明代之前，那裏叫“柴坪”，是個出山柴的地方。在明代時，這小小山村，居然有人考中“探花”，做了官，於是改名“仕坪”。這裏，又因出柿子，又稱“柿坪”。後來，到了1924年，國民黨軍隊進剿“山大王”王佐，那名叫牛文田的團長出的布告上寫作“茨坪”，於是這名字也就沿用下來。
茨坪東麵一座小山腳下，幾撞黃泥房子，成了毛澤東、朱德的住處，成了紅四軍軍部、湘贛邊界防務委員會、井岡山前敵委員會，紅四軍軍械處的所在地。
那裏有一家店鋪，那平整的櫃台被毛澤東所看中，成了他的辦公桌。放著硯台、毛筆，鋪上井岡山的毛邊紙，他在那裏寫作。不過，到了晚間，硯台得收起來，因為那櫃台又是床，夜裏要睡人。
毛澤東的身邊工作人員知道他有兩大愛好：一是部隊打下新的城鎮，弄到書報給他送來，會使他非常高興，通宵達旦地讀了起來。有一回，不知是誰，給他送來一本線裝書，他大大讚賞了一番。原來，那是範仲淹的《範文正公集》。範仲淹是北宋政治家、文學家，他的文集中寫及北宋江西剿匪的情景，毛澤東比較古今的“山大王”，說從北宋剿到現在，“山大王”是“剿”不完的。他笑道：“蔣介石占京為王，我們占山為王”！他的另一愛好是吸煙。誰給他弄到紙煙，他會高興一陣子。
賀子珍的一項工作，是為毛澤東剪報。他看到報上有保存價值的資料，畫一個圈，賀子珍就給他剪下，保存起來。有關的文件，也是由賀子珍保存。毛澤東的警衛員，大都是貧苦農民，不識字，由賀子珍教他們文化課。
毛澤東那時過著流動的生活，他的行李很簡單，一床被子，幾件衣服，一頂鬥笠，一把油紙傘，一盞馬燈，此外加上一擔書簍，一擔鐵皮文件箱。他愛喝茶，用土碗盛著茶水。
他的秘書除賀子珍外，有譚政、鄧華。譚政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十位大將之一，國防部副部長，鄧華後來成為上將，他曾任中國人民誌願軍第一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毛澤東的副官是楊至誠，黃埔軍校畢業，參加過南昌起義。後來成為上將，當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副院長。
在井岡山上，毛澤東是唯一用毛筆的人。別人都用鉛筆。毛澤東也常用鉛筆。畢竟是戰爭環境，鉛筆攜帶最方便。
那陣子，毛澤東不時凝思著，然後把長板凳放到櫃台前，坐在那裏寫什麽。
如此斷斷續續地寫，最後在寧岡縣礱市完成了寫作。寫畢後，他交給秘書譚政謄抄。譚政記得，他謄在很薄的竹紙上，字寫得很小。眷了兩份。
不久，來了一個湖南水口山的工人。毛澤東把譚政抄好的兩份文件交給了這人。他小心翼翼地卷成煙卷一般，取下雨傘柄，塞進傘把子裏，再裝好傘柄，走了。
那人是地下交通員。他把毛澤東反複思索寫成的文件帶走後，通過地下交通線，一份交中共湖南省委，一份帶到上海，交中共中央。
那份文件，後來被印人《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篇名為《井岡山的鬥爭》，即毛澤東在1928年11月2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
在此之前的10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湘贛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過《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報告——即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一文。
這兩篇文章，是毛澤東上井岡山一年來的經驗的總結。特別是《井岡山的鬥爭》，他的思索更加深入，更加係統化。
《井岡山的鬥爭》一開頭便指出：
一國之內，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在目前的世界上隻有中國有這種事。我們分析它發生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國有買辦豪紳階級間的不斷的分裂和戰爭。
毛澤東還分析了紅色區域存在的五項條件：
（1）有很好的群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
毛澤東總結了一年來的重要經驗：
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紅軍以集中為原則……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於我或等於我或稍大於我之敵，則往往勝利。中央指示我們發展的遊擊區域，縱橫數千裏，失之太廣，這大概是對我們力量估計過大的緣故。
毛澤東強調，“我們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
毛澤東分析了“八月失敗”的原因：
八月失敗，完全在於一部分同誌不明了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時期，反而采取在統治階級破裂時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進，致使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乘力持異議的毛澤東、宛希先諸人遠在采新的時候，不察當時的環境，不顧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決議，隻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成分是宜章農民）逃避鬥爭欲回家鄉的情緒，因而招致迫界和湘南兩方麵的失敗。
毛澤東談及了對於這種亂指揮、瞎指揮的苦惱：“這樣硬性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
不過，當人們從“八月失敗”的沉痛教訓中清醒過來，不能不佩服毛澤東當時的預見和正確主張。毛澤東的威信在井岡山上越發高了——他的威信，曾因被中共中央開除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而一度下降。
井岡山畢竟閉塞、遠僻，是當時白色中國中唯一的小小的紅色區域。毛澤東並不諱言自己的心境：“我們深深感到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
毛澤東這篇當年藏在傘把裏的黨內通信，如今已成為一代名著，成為專家們研究毛澤東思想起點的重要文獻。專家們就連文章中的一個標點，也加以仔細研究。1991年《毛澤東選集》新版印行時，此文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反複調查，改正了當年謄抄時的筆誤，被列為專家們的研究成果：一是去掉一個頓號，即原文中提及井岡山出產“木材、茶、油等農產品”，改為“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二是原文中提及特委委員“圓盤珠”，顛倒了一下，改為“盤圓珠”。研究工作達到了如此精細的水平，表明毛澤東在井岡山櫃台上寫成的文章如今是受到如何的重視。
茨坪雖說隻是個山村而已，一片“幹打壘”式的黃泥牆房屋坐落在山坪上，不過，卻有著悠久的曆史。據雲，在明代之前，那裏叫“柴坪”，是個出山柴的地方。在明代時，這小小山村，居然有人考中“探花”，做了官，於是改名“仕坪”。這裏，又因出柿子，又稱“柿坪”。後來，到了1924年，國民黨軍隊進剿“山大王”王佐，那名叫牛文田的團長出的布告上寫作“茨坪”，於是這名字也就沿用下來。
茨坪東麵一座小山腳下，幾撞黃泥房子，成了毛澤東、朱德的住處，成了紅四軍軍部、湘贛邊界防務委員會、井岡山前敵委員會，紅四軍軍械處的所在地。
那裏有一家店鋪，那平整的櫃台被毛澤東所看中，成了他的辦公桌。放著硯台、毛筆，鋪上井岡山的毛邊紙，他在那裏寫作。不過，到了晚間，硯台得收起來，因為那櫃台又是床，夜裏要睡人。
毛澤東的身邊工作人員知道他有兩大愛好：一是部隊打下新的城鎮，弄到書報給他送來，會使他非常高興，通宵達旦地讀了起來。有一回，不知是誰，給他送來一本線裝書，他大大讚賞了一番。原來，那是範仲淹的《範文正公集》。範仲淹是北宋政治家、文學家，他的文集中寫及北宋江西剿匪的情景，毛澤東比較古今的“山大王”，說從北宋剿到現在，“山大王”是“剿”不完的。他笑道：“蔣介石占京為王，我們占山為王”！他的另一愛好是吸煙。誰給他弄到紙煙，他會高興一陣子。
賀子珍的一項工作，是為毛澤東剪報。他看到報上有保存價值的資料，畫一個圈，賀子珍就給他剪下，保存起來。有關的文件，也是由賀子珍保存。毛澤東的警衛員，大都是貧苦農民，不識字，由賀子珍教他們文化課。
毛澤東那時過著流動的生活，他的行李很簡單，一床被子，幾件衣服，一頂鬥笠，一把油紙傘，一盞馬燈，此外加上一擔書簍，一擔鐵皮文件箱。他愛喝茶，用土碗盛著茶水。
他的秘書除賀子珍外，有譚政、鄧華。譚政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十位大將之一，國防部副部長，鄧華後來成為上將，他曾任中國人民誌願軍第一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毛澤東的副官是楊至誠，黃埔軍校畢業，參加過南昌起義。後來成為上將，當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副院長。
在井岡山上，毛澤東是唯一用毛筆的人。別人都用鉛筆。毛澤東也常用鉛筆。畢竟是戰爭環境，鉛筆攜帶最方便。
那陣子，毛澤東不時凝思著，然後把長板凳放到櫃台前，坐在那裏寫什麽。
如此斷斷續續地寫，最後在寧岡縣礱市完成了寫作。寫畢後，他交給秘書譚政謄抄。譚政記得，他謄在很薄的竹紙上，字寫得很小。眷了兩份。
不久，來了一個湖南水口山的工人。毛澤東把譚政抄好的兩份文件交給了這人。他小心翼翼地卷成煙卷一般，取下雨傘柄，塞進傘把子裏，再裝好傘柄，走了。
那人是地下交通員。他把毛澤東反複思索寫成的文件帶走後，通過地下交通線，一份交中共湖南省委，一份帶到上海，交中共中央。
那份文件，後來被印人《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篇名為《井岡山的鬥爭》，即毛澤東在1928年11月2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
在此之前的10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湘贛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過《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報告——即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一文。
這兩篇文章，是毛澤東上井岡山一年來的經驗的總結。特別是《井岡山的鬥爭》，他的思索更加深入，更加係統化。
《井岡山的鬥爭》一開頭便指出：
一國之內，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在目前的世界上隻有中國有這種事。我們分析它發生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國有買辦豪紳階級間的不斷的分裂和戰爭。
毛澤東還分析了紅色區域存在的五項條件：
（1）有很好的群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
毛澤東總結了一年來的重要經驗：
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紅軍以集中為原則……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於我或等於我或稍大於我之敵，則往往勝利。中央指示我們發展的遊擊區域，縱橫數千裏，失之太廣，這大概是對我們力量估計過大的緣故。
毛澤東強調，“我們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
毛澤東分析了“八月失敗”的原因：
八月失敗，完全在於一部分同誌不明了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時期，反而采取在統治階級破裂時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進，致使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乘力持異議的毛澤東、宛希先諸人遠在采新的時候，不察當時的環境，不顧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決議，隻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成分是宜章農民）逃避鬥爭欲回家鄉的情緒，因而招致迫界和湘南兩方麵的失敗。
毛澤東談及了對於這種亂指揮、瞎指揮的苦惱：“這樣硬性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
不過，當人們從“八月失敗”的沉痛教訓中清醒過來，不能不佩服毛澤東當時的預見和正確主張。毛澤東的威信在井岡山上越發高了——他的威信，曾因被中共中央開除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而一度下降。
井岡山畢竟閉塞、遠僻，是當時白色中國中唯一的小小的紅色區域。毛澤東並不諱言自己的心境：“我們深深感到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
毛澤東這篇當年藏在傘把裏的黨內通信，如今已成為一代名著，成為專家們研究毛澤東思想起點的重要文獻。專家們就連文章中的一個標點，也加以仔細研究。1991年《毛澤東選集》新版印行時，此文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反複調查，改正了當年謄抄時的筆誤，被列為專家們的研究成果：一是去掉一個頓號，即原文中提及井岡山出產“木材、茶、油等農產品”，改為“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二是原文中提及特委委員“圓盤珠”，顛倒了一下，改為“盤圓珠”。研究工作達到了如此精細的水平，表明毛澤東在井岡山櫃台上寫成的文章如今是受到如何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