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周恩來、陳毅在滬起草九月來信
紅色三步曲2：曆史選擇了毛澤東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今日的讀者，慣常以為毛澤東是周恩來的“上司”。然而，在當年，周恩來卻是毛澤東的“上司”。“二月來信”，便是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毛澤東發出指示。那時的毛澤東，還隻是一個“中層幹部”或“地方幹部”，周恩來則是“中央首長”。
當時周恩來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軍委書記。這“中共中央軍委書記”，亦即今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共黨內最高軍事首長。
中共是在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開始重視軍事工作的。中共廣東區委在1924年首先設立了軍事部（亦稱軍事委員會），最初由張伯簡負責。11月，便由周恩來任部長，足見周恩來在這一方麵資曆之深。
1926年2月，中共中央設立“中央軍事部”，由張國燾任部長。9月，便由周恩來接替張國燾，出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
1928年，在中共“六大”，由楊殷擔任新的中央軍事部部長。
楊殷是孫中山的同鄉，於1911年加入了同盟會，1917年任孫中山衛隊副官兼大元帥府參軍處參謀，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省港大罷工的領導人之一。廣州起義時，他率敢死隊攻下了廣州市公安局，後擔任廣州蘇維埃政府代理主席。他是一個頗為精明能幹的人物。1929年8月，他在上海被捕，死於龍華刑場。
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軍委書記，分管軍事工作，所以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很多出自周恩來之手。“二月來信”，便是由周恩來起草的。楊殷死後，各地紅軍更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
寫“二月來信”時，周恩來對紅四軍的情況不清楚。他希望能夠得到紅四軍的第一手材料，在4月7日曾以中共中央名義致函朱、毛：“潤之、玉階兩同誌若一時還不能來，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誌前來中央討論問題。”
兩個月後，周恩來終於收到輾轉傳遞而來的毛澤東的4月5日來信。看罷毛澤東的信，周恩來立即意識到自己起草的“二月來信”確實有許多不妥之處。周恩來是個謙遜的人，他接受毛澤東在信中提出的批評：“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開會，討論毛澤東4月5日的信，周恩來作了自我批評，說“二月來信”是“有些毛病”。周恩來又一次提出，希望“朱、毛處來一個得力的人”前來中共中央，以便詳細研究製定關於紅軍的方針、政策。
就在周恩來用藥水寫的密件剛剛交給上海的交通員時，在福建龍岩，毛澤東落選了，離開了紅四軍。
這時的紅四軍改為縱隊編製，軍之下轄三個縱隊，每縱隊人數在一千六百人左右。其中一縱隊留在閩西。朱德率二、三縱隊向閩中進發。
紅四軍失去了毛澤東的領導，五花八門的思潮登台：有的隻是熱心於“走州過府”，不願建設根據地；有的要搞極端民主化，搞絕對平均主義；有的要求進攻大城市，以求擺脫山區的艱苦生活……
朱德率部進入閩中，8月下旬，在永春縣福鼎村吃了敗仗，損失了三百多人和一百多支槍。
朱德當即召集前敵委員會會議，認為進軍閩中不妥，決定回師閩西。
就在這時，紅四軍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求“來一個得力的人”前往中央出席各地區軍事聯席會議並匯報工作，派誰呢？毛澤東正在病中，朱德軍務在身，此事非陳毅莫屬。
於是，“陳老總”喬裝打扮成一副商人模樣，和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一起出現在廈門，他在那裏向中共福建省委作了匯報，然後取道香港，踏上駛往上海的輪船。
李立三對毛澤東十分推重。不久前，他便曾著文稱：“朱毛是革命農民之武裝的先鋒隊，又有無產階級的政黨為之領導。”他在1929年6月15日代表中共中央發給賀龍的指示信中，也強調應學習朱毛的遊擊戰術經驗。
李立三和陳毅都曾去法國勤工儉學，是老熟人，相見甚歡。李立三隨即約了周恩來，跟陳毅見麵。
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開會，聽取了陳毅的匯報。陳毅的匯報後來寫成了《關於朱毛軍的曆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一文，發表於1930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央軍事通訊》第一期。陳毅的匯報，使中共中央對於“朱毛軍”有了清楚的了解。
陳毅的匯報，分“四軍的曆史”、“四軍的組織及訓練”、“四軍的近況”、“結論”四部分。
《中央軍事通訊》編者曾為陳毅的匯報加了如下編者按：
這是很值得我們寶貴的一個報告，朱毛紅軍這個“怪物”在我們看了這個報告以後都可以一目了然。從他們幾個時期的曆史來看已經很可以明了他們兩年來是在怎樣的艱苦鬥爭，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饑不得飽”的時候，還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萬武裝工農擁護”（見毛澤東來信）的鞏固基礎！
這裏麵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每一個同誌注意，如他們的編製，他們的戰術，他們的籌款給養的方法，他們與群眾的關係，他們對內的軍事和政治訓練，他們處置軍中供給開支的原則（官兵經濟平等，開支絕對公開）……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麵”，在過去所沒有看過聽過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陳毅匯報之後，決定重新起草給紅四軍的指示信，以解決紅四軍內部產生的明顯分歧。政治局委托李立三、周恩來和陳毅三人組成一個小組，專門研究紅四軍問題，起草中央指示信。
這樣，李立三、周恩來、陳毅這三個留法學生，便一次次在上海秘密聚首，小聲地討論著。陳毅詳細地介紹了中共紅四軍“七大”所產生的種種分歧。經過將近一個月的討論，由陳毅執筆，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此信在9月28日經中共中央同意通過，史稱“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主要是周恩來多次談話的意見，由陳毅整理而成。此次由於情況明了，所以“九月來信”比“二月來信”要正確得多。“九月來信”的八個部分，後來收進《周恩來選集》，這清楚地表明這是周恩來的著作。
就在中共中央通過了“九月來信”，陳毅欲歸未歸之際，在閩西發生了重大變故，使紅四軍卷入了一場新的危機……
當時周恩來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軍委書記。這“中共中央軍委書記”，亦即今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共黨內最高軍事首長。
中共是在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開始重視軍事工作的。中共廣東區委在1924年首先設立了軍事部（亦稱軍事委員會），最初由張伯簡負責。11月，便由周恩來任部長，足見周恩來在這一方麵資曆之深。
1926年2月，中共中央設立“中央軍事部”，由張國燾任部長。9月，便由周恩來接替張國燾，出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
1928年，在中共“六大”，由楊殷擔任新的中央軍事部部長。
楊殷是孫中山的同鄉，於1911年加入了同盟會，1917年任孫中山衛隊副官兼大元帥府參軍處參謀，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省港大罷工的領導人之一。廣州起義時，他率敢死隊攻下了廣州市公安局，後擔任廣州蘇維埃政府代理主席。他是一個頗為精明能幹的人物。1929年8月，他在上海被捕，死於龍華刑場。
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軍委書記，分管軍事工作，所以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很多出自周恩來之手。“二月來信”，便是由周恩來起草的。楊殷死後，各地紅軍更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
寫“二月來信”時，周恩來對紅四軍的情況不清楚。他希望能夠得到紅四軍的第一手材料，在4月7日曾以中共中央名義致函朱、毛：“潤之、玉階兩同誌若一時還不能來，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誌前來中央討論問題。”
兩個月後，周恩來終於收到輾轉傳遞而來的毛澤東的4月5日來信。看罷毛澤東的信，周恩來立即意識到自己起草的“二月來信”確實有許多不妥之處。周恩來是個謙遜的人，他接受毛澤東在信中提出的批評：“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開會，討論毛澤東4月5日的信，周恩來作了自我批評，說“二月來信”是“有些毛病”。周恩來又一次提出，希望“朱、毛處來一個得力的人”前來中共中央，以便詳細研究製定關於紅軍的方針、政策。
就在周恩來用藥水寫的密件剛剛交給上海的交通員時，在福建龍岩，毛澤東落選了，離開了紅四軍。
這時的紅四軍改為縱隊編製，軍之下轄三個縱隊，每縱隊人數在一千六百人左右。其中一縱隊留在閩西。朱德率二、三縱隊向閩中進發。
紅四軍失去了毛澤東的領導，五花八門的思潮登台：有的隻是熱心於“走州過府”，不願建設根據地；有的要搞極端民主化，搞絕對平均主義；有的要求進攻大城市，以求擺脫山區的艱苦生活……
朱德率部進入閩中，8月下旬，在永春縣福鼎村吃了敗仗，損失了三百多人和一百多支槍。
朱德當即召集前敵委員會會議，認為進軍閩中不妥，決定回師閩西。
就在這時，紅四軍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求“來一個得力的人”前往中央出席各地區軍事聯席會議並匯報工作，派誰呢？毛澤東正在病中，朱德軍務在身，此事非陳毅莫屬。
於是，“陳老總”喬裝打扮成一副商人模樣，和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一起出現在廈門，他在那裏向中共福建省委作了匯報，然後取道香港，踏上駛往上海的輪船。
李立三對毛澤東十分推重。不久前，他便曾著文稱：“朱毛是革命農民之武裝的先鋒隊，又有無產階級的政黨為之領導。”他在1929年6月15日代表中共中央發給賀龍的指示信中，也強調應學習朱毛的遊擊戰術經驗。
李立三和陳毅都曾去法國勤工儉學，是老熟人，相見甚歡。李立三隨即約了周恩來，跟陳毅見麵。
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開會，聽取了陳毅的匯報。陳毅的匯報後來寫成了《關於朱毛軍的曆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一文，發表於1930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央軍事通訊》第一期。陳毅的匯報，使中共中央對於“朱毛軍”有了清楚的了解。
陳毅的匯報，分“四軍的曆史”、“四軍的組織及訓練”、“四軍的近況”、“結論”四部分。
《中央軍事通訊》編者曾為陳毅的匯報加了如下編者按：
這是很值得我們寶貴的一個報告，朱毛紅軍這個“怪物”在我們看了這個報告以後都可以一目了然。從他們幾個時期的曆史來看已經很可以明了他們兩年來是在怎樣的艱苦鬥爭，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饑不得飽”的時候，還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萬武裝工農擁護”（見毛澤東來信）的鞏固基礎！
這裏麵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每一個同誌注意，如他們的編製，他們的戰術，他們的籌款給養的方法，他們與群眾的關係，他們對內的軍事和政治訓練，他們處置軍中供給開支的原則（官兵經濟平等，開支絕對公開）……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麵”，在過去所沒有看過聽過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陳毅匯報之後，決定重新起草給紅四軍的指示信，以解決紅四軍內部產生的明顯分歧。政治局委托李立三、周恩來和陳毅三人組成一個小組，專門研究紅四軍問題，起草中央指示信。
這樣，李立三、周恩來、陳毅這三個留法學生，便一次次在上海秘密聚首，小聲地討論著。陳毅詳細地介紹了中共紅四軍“七大”所產生的種種分歧。經過將近一個月的討論，由陳毅執筆，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此信在9月28日經中共中央同意通過，史稱“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主要是周恩來多次談話的意見，由陳毅整理而成。此次由於情況明了，所以“九月來信”比“二月來信”要正確得多。“九月來信”的八個部分，後來收進《周恩來選集》，這清楚地表明這是周恩來的著作。
就在中共中央通過了“九月來信”，陳毅欲歸未歸之際，在閩西發生了重大變故，使紅四軍卷入了一場新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