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周恩來力爭，毛澤東恢複總政委要職
紅色三步曲2：曆史選擇了毛澤東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就在毛澤東東征節節勝利的日子裏，在上海，中共臨時中央卻正對毛澤東進行批判！
一篇代表中共臨時中央的權威性文章，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周報》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上發表。這是一篇社論，題目很長，也很“鮮明”，即《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此文寫於1932年4月4日，發表於同年4月25日。
作者何人？署名“洛甫”。
“洛甫”，也就是張聞天，中共中央的一支筆。當時的他，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唱著“左”的高調。人畢竟是人，不是神。張聞天走過曲折的路，全然是可以理解的。值得讚許的是，1990年出版的《張聞天文集》第一卷，全文收入了那篇社論的原文，毫不躲躲閃閃，文過飾非。文末，編者還為此文加了一段說明：
這是張聞天30年代“左”傾錯誤的另一篇主要文章，1945年《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提出此文是繼續和發揮了九一八事變以後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觀點的文件之一。張聞天本人整風中對此文也作過檢討。這篇文章的主要錯誤在於根據共產國際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係統地論述了當時中央“左”傾錯誤的綱領。
張聞天寫的社論，這樣不點名地批判毛澤東：
很明顯，中央區的同誌在這裏表現出了濃厚的等待主義，等待敵人的進攻，等待新的勝利。他們始終沒有能夠利用客觀上的順利環境去采取積極進攻的策略。他們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作符咒一樣的去念，把消滅“土圍子”當作了鞏固根據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敵人的新的進攻，新的“堅壁清野”，新的“誘敵深入”與新的勝利。這種觀點，實際上同樣是對於反對統治的過分的估計所產生……目前的主要危險，是對於回民黨統治的過分估計，與對於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
一句話，毛澤東是“右傾機會主義”！
張聞天此文，在批判毛澤東的同時，也點名批評了“中央職工部的仲篪同誌”在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觀點”。“仲篪”是誰？劉少奇也。
緊接著，5月20日，通過發報機電鍵的嗒嗒聲，從上海傳來中共臨時中央一份長長的指示電。譯報員譯出電文時，臉上露出驚訝的神色，因為這份電報，點了毛澤東的名。
電報稱，毛澤東在三次反“圍剿”中所采取的戰略是完全錯誤的，是“純粹防禦路線”，是“遊擊主義”。電報指出，“澤東及其他純粹防禦路線的擁護者”們的“消極態度，將削弱我們的防禦力量，與不能擴大與鞏固蘇區”，是當前“極大的危險”、“主要的危險”，“是過分估計與誇大敵人力量，是純粹防禦路線”，是“紅軍中遊擊主義的壞的殘留”。電報指示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要“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他（指毛澤東——引者注）讚成積極鬥爭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眾中宣傳積極路線，爭取黨和紅軍的幹部說服他的純粹防禦路線的錯誤與危險，公開討論澤東的觀點”。
這份電報，最清楚地表明了中共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態度；如果毛澤東不轉變立場，站到王明“左”傾路線這邊來，那就要作為“主要的危險”、“極大的危險”予以解決！
正在“隨軍行動”的毛澤東，並不知道中共臨時中央的這份電報。他仍忙於指揮作戰，隻是深感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揮作戰諸多不便。
5月29日，正在閩南的紅一軍團奉中革軍委的命令，千裏回師贛南。原因是得知廣東軍閥陳濟棠在廣州召開軍事會議，意欲進犯贛南。紅一軍團回師之後，也就不再成為“東路軍”了。
6月17日，周恩來在汀州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作出貫徹中共臨時中央指示，關於爭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的決議。會議決定取消東路軍、西路軍番號，恢複紅一方麵軍建製，仍轄第一、第三、第五軍團。
恢複紅一方麵軍建製，牽涉到一個敏感的問題：誰任總政委？
因為原紅一方麵軍的總司令為朱德，總政委為毛澤東。這次恢複建製，由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兼任總司令。照理，應當也恢複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朱毛紅軍”名震中國，便是因為朱是總司令，毛是總政委。
可是，中共臨時中央5月20日的電報，使中共蘇區中央局不敢恢複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於是，采取了回避之策，即恢複建製時，不設總政委。
毛澤東依然被安排在第一軍團“隨軍行動”。
紅軍曆來強調黨的領導，紅一方麵軍怎可不設總政委呢？中共蘇區中央局曾提議周恩來任總政委，為周恩來所謝絕。周恩來深知，如果由他出任總政委，那就過分使毛澤東難堪，不如不設總政委。
7月中旬，周恩來趕赴前線，設在後方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由任弼時任代理書記（許多中共黨史著作稱代理書記為項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衝及主編的《周恩來傳》稱代理書記為任弼時）。實際上，由於毛澤東“隨軍行動”，後方的政府工作由項英主持。項英也參與後方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工作。
7月21日，作為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的周恩來，到達位於贛州之南的信豐縣的紅一方麵軍司令部。周恩來在跟朱德、王稼祥交談中，在跟毛澤東交談中，都發覺毛澤東以政府主席身份“隨軍行動”，確實很不方便。
這樣，7月25日，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中共蘇區中央局：
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
這就是說，紅一方麵軍的“作戰指揮權”屬朱德、毛澤東，“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朱德，而“行動方針決定權”則屬周恩來。
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複電，不同意這一建議，仍堅持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
為此，周恩來於7月29日，又以他個人名義去函中共蘇區中央局，指出如果由他任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而且毛澤東“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周恩來強調說，“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
經周恩來再三堅持和力爭，中共蘇區中央局終於同意，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麵軍總政委。
於是，中革軍委於8月8日發布如下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澤東同誌為紅軍第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現毛同誌已到軍工作，我第一方麵軍全體戰士，今後應堅決在朱總司令與毛總政治委員領導之下，一致為發展革命戰爭，爭取革命在江西及鄰近幾省的首先勝利而努力。仰我全體戰士一體知照。
中革軍委主席朱德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懷
就這樣，毛澤東終於恢複他在贛南會議前的軍內要職——紅一方麵軍總政委。
與此同時，“軍事最高會議”在前方建立，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四人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
一篇代表中共臨時中央的權威性文章，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周報》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上發表。這是一篇社論，題目很長，也很“鮮明”，即《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此文寫於1932年4月4日，發表於同年4月25日。
作者何人？署名“洛甫”。
“洛甫”，也就是張聞天，中共中央的一支筆。當時的他，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唱著“左”的高調。人畢竟是人，不是神。張聞天走過曲折的路，全然是可以理解的。值得讚許的是，1990年出版的《張聞天文集》第一卷，全文收入了那篇社論的原文，毫不躲躲閃閃，文過飾非。文末，編者還為此文加了一段說明：
這是張聞天30年代“左”傾錯誤的另一篇主要文章，1945年《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提出此文是繼續和發揮了九一八事變以後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觀點的文件之一。張聞天本人整風中對此文也作過檢討。這篇文章的主要錯誤在於根據共產國際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係統地論述了當時中央“左”傾錯誤的綱領。
張聞天寫的社論，這樣不點名地批判毛澤東：
很明顯，中央區的同誌在這裏表現出了濃厚的等待主義，等待敵人的進攻，等待新的勝利。他們始終沒有能夠利用客觀上的順利環境去采取積極進攻的策略。他們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作符咒一樣的去念，把消滅“土圍子”當作了鞏固根據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敵人的新的進攻，新的“堅壁清野”，新的“誘敵深入”與新的勝利。這種觀點，實際上同樣是對於反對統治的過分的估計所產生……目前的主要危險，是對於回民黨統治的過分估計，與對於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
一句話，毛澤東是“右傾機會主義”！
張聞天此文，在批判毛澤東的同時，也點名批評了“中央職工部的仲篪同誌”在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觀點”。“仲篪”是誰？劉少奇也。
緊接著，5月20日，通過發報機電鍵的嗒嗒聲，從上海傳來中共臨時中央一份長長的指示電。譯報員譯出電文時，臉上露出驚訝的神色，因為這份電報，點了毛澤東的名。
電報稱，毛澤東在三次反“圍剿”中所采取的戰略是完全錯誤的，是“純粹防禦路線”，是“遊擊主義”。電報指出，“澤東及其他純粹防禦路線的擁護者”們的“消極態度，將削弱我們的防禦力量，與不能擴大與鞏固蘇區”，是當前“極大的危險”、“主要的危險”，“是過分估計與誇大敵人力量，是純粹防禦路線”，是“紅軍中遊擊主義的壞的殘留”。電報指示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要“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他（指毛澤東——引者注）讚成積極鬥爭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眾中宣傳積極路線，爭取黨和紅軍的幹部說服他的純粹防禦路線的錯誤與危險，公開討論澤東的觀點”。
這份電報，最清楚地表明了中共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態度；如果毛澤東不轉變立場，站到王明“左”傾路線這邊來，那就要作為“主要的危險”、“極大的危險”予以解決！
正在“隨軍行動”的毛澤東，並不知道中共臨時中央的這份電報。他仍忙於指揮作戰，隻是深感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揮作戰諸多不便。
5月29日，正在閩南的紅一軍團奉中革軍委的命令，千裏回師贛南。原因是得知廣東軍閥陳濟棠在廣州召開軍事會議，意欲進犯贛南。紅一軍團回師之後，也就不再成為“東路軍”了。
6月17日，周恩來在汀州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作出貫徹中共臨時中央指示，關於爭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的決議。會議決定取消東路軍、西路軍番號，恢複紅一方麵軍建製，仍轄第一、第三、第五軍團。
恢複紅一方麵軍建製，牽涉到一個敏感的問題：誰任總政委？
因為原紅一方麵軍的總司令為朱德，總政委為毛澤東。這次恢複建製，由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兼任總司令。照理，應當也恢複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朱毛紅軍”名震中國，便是因為朱是總司令，毛是總政委。
可是，中共臨時中央5月20日的電報，使中共蘇區中央局不敢恢複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於是，采取了回避之策，即恢複建製時，不設總政委。
毛澤東依然被安排在第一軍團“隨軍行動”。
紅軍曆來強調黨的領導，紅一方麵軍怎可不設總政委呢？中共蘇區中央局曾提議周恩來任總政委，為周恩來所謝絕。周恩來深知，如果由他出任總政委，那就過分使毛澤東難堪，不如不設總政委。
7月中旬，周恩來趕赴前線，設在後方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由任弼時任代理書記（許多中共黨史著作稱代理書記為項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衝及主編的《周恩來傳》稱代理書記為任弼時）。實際上，由於毛澤東“隨軍行動”，後方的政府工作由項英主持。項英也參與後方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工作。
7月21日，作為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的周恩來，到達位於贛州之南的信豐縣的紅一方麵軍司令部。周恩來在跟朱德、王稼祥交談中，在跟毛澤東交談中，都發覺毛澤東以政府主席身份“隨軍行動”，確實很不方便。
這樣，7月25日，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中共蘇區中央局：
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
這就是說，紅一方麵軍的“作戰指揮權”屬朱德、毛澤東，“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朱德，而“行動方針決定權”則屬周恩來。
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複電，不同意這一建議，仍堅持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
為此，周恩來於7月29日，又以他個人名義去函中共蘇區中央局，指出如果由他任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而且毛澤東“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周恩來強調說，“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
經周恩來再三堅持和力爭，中共蘇區中央局終於同意，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麵軍總政委。
於是，中革軍委於8月8日發布如下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澤東同誌為紅軍第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現毛同誌已到軍工作，我第一方麵軍全體戰士，今後應堅決在朱總司令與毛總政治委員領導之下，一致為發展革命戰爭，爭取革命在江西及鄰近幾省的首先勝利而努力。仰我全體戰士一體知照。
中革軍委主席朱德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懷
就這樣，毛澤東終於恢複他在贛南會議前的軍內要職——紅一方麵軍總政委。
與此同時，“軍事最高會議”在前方建立，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四人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