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和後方首腦為毛澤東產生嚴重分歧
紅色三步曲2：曆史選擇了毛澤東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說實在的，毛澤東能夠複總政委之職，全然由於周恩來的力爭，因為周恩來畢竟是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雖然周恩來按照組織手續為此向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任弼時請示，任弼時在作了一次否定之後，也不能不考慮到周恩來的職務，最後勉強同意了。
毛澤東的複職，卻導致了前後方領導人物之間產生尖銳的矛盾。
前方——“軍事最高會議”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
後方——中共蘇區中央局任弼時、項英、鄧發、顧作霖。
四比四，形成了對峙的局麵，彼此頂牛。
在前方，雖說周恩來是“軍事最高會議”主席，但他非常尊重毛澤東。朱德則是毛澤東的“老搭檔”。王稼祥呢？他原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派出的“三人團”之一，也曾經頗“左”，不過他跟毛澤東一起共事後，日漸轉為支持毛澤東。這麽一來，前方的核心人物，實際上是毛澤東。
王稼祥曾這樣憶及他在龍岡跟毛澤東相識後的印象：
初見了幾次麵，他就給了我一個這樣的印象：他是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領導人是不相同的，是有其獨特的地方，雖然我當時還掌握不住這些獨特的地方。隻覺得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簡單明了，又是那樣的有力並具有說服力。
原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王明的竭誠的擁護者王稼祥，自從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常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慢慢被毛澤東的魄力和魅力所征服。
後方的核心人物是任弼時。他是“三人團”的首席。進入中央蘇區後，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長。另一名“三人團”成員顧作霖則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
任弼時後來成為毛澤東的忠誠的擁戴者、親密無間的戰友。不過，當他受命貫徹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路線而進入中央蘇區時，他卻唯王明、博古馬首是瞻。正因為這樣，主持贛南會議，批判毛澤東，便是他。自從讀了張聞天在《紅旗周報》上發表的社論，看了中共臨時中央5月20日密電，他更明白中共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排斥態度。正因為這樣，他一而再地阻攔毛澤東恢複紅一方麵軍總政委之職。
項英從一到中央蘇區開始，他的黨內職務便比毛澤東高。他跟毛澤東在工作中幾度產生分歧。他也受到過王明路線的排斥——因為他是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派往中央蘇區的代表。項英此人，組織觀念頗強。他沒有出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可是，當他從贛西南蕭道德等人那裏見到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十月來信”後，很快就表示服從王明路線的領導，受到任弼時的賞識。
在繳獲公秉藩部隊那個大功率無線電台後，1931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接到中共臨時中央第一號電報，便是關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選名單的指示：“政府執行委員名單，在任弼時處有。但須除去向忠發、周勉群、鄺繼勳，加徐錫根、陳紹禹、關向應、瞿秋白及各地蘇維埃政府主席。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人決定毛澤東、副主席二人張國燾與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
這份電報，透露了任弼時地位的重要性。他前來中央蘇區時，身邊帶著未來的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名單。
當時的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為曾山。照第一號電報的意見，政府副主席為張國燾、曾山。但是，任弼時在1931年10月31日以中共蘇區中央局名義，致電中共舒時中央，提議項英任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員會副主席，曾山改任土地人民委員，得到了上海的同意。這樣，項英主持了全蘇“一大”，當選主席團主席，當選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而且排名於張國燾之前。這麽一來，項英更加聽命於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了。
至於顧作霖，作為“三入團”成員，當然倒向任弼時。作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的鄧發，當時思想也“左”傾，他在肅反中搞擴大化便反映了他的“左”傾思想。
前後方“四對四”的矛盾，圍繞著毛澤東的複職，猛烈地爆發了！
第一個回合是在8月24日，紅一方麵軍原計劃攻打江西東部重鎮南城。毛澤東發覺那裏已有敵三個師十七團兵力守衛，主張不動。周，毛、朱、王意見一致。周恩來致電後方。8月28日，後方中共蘇區中央局來電，認為前方不攻南城，是錯誤的決定，要求紅軍主力繞至宜黃一帶尋戰敵軍主力陳誠部隊。前方隻得遵命，結果在向宜黃一帶移動時遭敵襲擊，一個多團失去聯絡。
第二個回合是在9月23日，敵增援六個師，後方要前方“攻城打援”。前方，周、毛、朱、王兩次致電後方：“在目前敵情與方麵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大不利局麵。”可是，後方於9月25日複電，仍堅持要前方“積極地出擊敵軍”！9月26日，周、毛、朱、王又致電後方，表示不能“打強大增援敵隊，此請中央局特別注意”！
紅軍好不容易建立起的無線電台，本來是為指揮作戰提供快捷通訊，此時卻被前、後方首腦間無休止的爭論所困惑。前、後方的戰略意圖如此南轅北轍，在紅軍作戰史上也是空前罕見的。
說穿了，無非是後方首腦以為毛澤東複職，等於“右傾機會主義”上台，叫你打南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傾”是什麽？前方呢，首腦們麵對敵軍，深知敵情，不能不量力而行。
論指揮打仗，毛澤東確有一套過人的才略。指揮三次反“圍剿”時，軍權集中在他一手中，打得瀟灑，打得自如。眼下，他要左請示，右匯報，把他電弄得很不自在。
終於，第三個回合，導致前、後方的爭執白熱化了。
那是9月26日，前方忍無可忍，決定置瞎指揮的後方首腦們於不顧，以紅一方麵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的名義，發布了《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以下簡稱《訓令》）。這個《訓令》是得到“軍事最高會議”及其主席周恩來同意發出的。
《訓令》指出，蔣介石正在準備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但是，目前“敵人堅守據點”。在這樣的形勢下，紅一方麵軍應該抓緊時間，在向北地區做群眾工作，“爭取和赤化北麵敵人這些據點附近的地區和群眾”，以求“造成更有利於與北麵敵人決戰和消滅敵人主力的條件”。
當無線電波把《訓令》從前方傳到瑞金，後方首腦大為震怒。當時，項英和鄧發出差到閩西去了，主持工作的任弼時接連給前方發電報，表示堅決反對。
9月29日，後方電周、毛、朱、王，作了明確的否定表態：“9月26日訓令收到，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部署，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
9月30日，後方單獨給周恩來去電：“我們現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豐河兩岸，做一時期擴大蘇區工作等意見，是對形勢估計不足”，要求周恩來對“分散赤化觀點，應給以無情的打擊”！
10月1日，後方再度致電周、毛、朱、王：“我們堅決不同意9月26日訓令的軍事布置。”
其實，《訓令》是毛澤東思索多日作出的，是他為第四次反“圍剿”規定的策略和部署。本來，周恩來和他打算經過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後予以發布的。為此，9月25日，周、毛、朱、王致電後方：“提議即刻在前方開一中央局全體會議，並且要全體都到，這不僅可以解決目前行動問題，並要討論接受中央指示紅軍行動總方針……”
可是，翌日後方來電，便否定了這一提議。後方稱，項英、鄧發已去閩西參加福建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你們亦須隨軍行動”，“中央局全體會議不可能開”。
既然不能開中央局全體會議，而又軍情緊迫，前方也就在這天發布了朱、毛署名的《訓令》。
後方得知《訓令》發布，對毛澤東極度不滿，認為已到了非撤毛澤東之職不可的時候了。於是，致電前方，同意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時間定在10月上旬，地點則選在周、毛、朱、王9月25日電中提及的“寧北的小塘”。
就這樣，一次以批判毛澤東“右傾機會主義”為主題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終於召開了。
毛澤東的複職，卻導致了前後方領導人物之間產生尖銳的矛盾。
前方——“軍事最高會議”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
後方——中共蘇區中央局任弼時、項英、鄧發、顧作霖。
四比四，形成了對峙的局麵，彼此頂牛。
在前方，雖說周恩來是“軍事最高會議”主席，但他非常尊重毛澤東。朱德則是毛澤東的“老搭檔”。王稼祥呢？他原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派出的“三人團”之一，也曾經頗“左”，不過他跟毛澤東一起共事後，日漸轉為支持毛澤東。這麽一來，前方的核心人物，實際上是毛澤東。
王稼祥曾這樣憶及他在龍岡跟毛澤東相識後的印象：
初見了幾次麵，他就給了我一個這樣的印象：他是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領導人是不相同的，是有其獨特的地方，雖然我當時還掌握不住這些獨特的地方。隻覺得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簡單明了，又是那樣的有力並具有說服力。
原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王明的竭誠的擁護者王稼祥，自從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常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慢慢被毛澤東的魄力和魅力所征服。
後方的核心人物是任弼時。他是“三人團”的首席。進入中央蘇區後，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長。另一名“三人團”成員顧作霖則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
任弼時後來成為毛澤東的忠誠的擁戴者、親密無間的戰友。不過，當他受命貫徹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路線而進入中央蘇區時，他卻唯王明、博古馬首是瞻。正因為這樣，主持贛南會議，批判毛澤東，便是他。自從讀了張聞天在《紅旗周報》上發表的社論，看了中共臨時中央5月20日密電，他更明白中共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排斥態度。正因為這樣，他一而再地阻攔毛澤東恢複紅一方麵軍總政委之職。
項英從一到中央蘇區開始，他的黨內職務便比毛澤東高。他跟毛澤東在工作中幾度產生分歧。他也受到過王明路線的排斥——因為他是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派往中央蘇區的代表。項英此人，組織觀念頗強。他沒有出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可是，當他從贛西南蕭道德等人那裏見到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十月來信”後，很快就表示服從王明路線的領導，受到任弼時的賞識。
在繳獲公秉藩部隊那個大功率無線電台後，1931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接到中共臨時中央第一號電報，便是關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選名單的指示：“政府執行委員名單，在任弼時處有。但須除去向忠發、周勉群、鄺繼勳，加徐錫根、陳紹禹、關向應、瞿秋白及各地蘇維埃政府主席。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人決定毛澤東、副主席二人張國燾與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
這份電報，透露了任弼時地位的重要性。他前來中央蘇區時，身邊帶著未來的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名單。
當時的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為曾山。照第一號電報的意見，政府副主席為張國燾、曾山。但是，任弼時在1931年10月31日以中共蘇區中央局名義，致電中共舒時中央，提議項英任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員會副主席，曾山改任土地人民委員，得到了上海的同意。這樣，項英主持了全蘇“一大”，當選主席團主席，當選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而且排名於張國燾之前。這麽一來，項英更加聽命於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了。
至於顧作霖，作為“三入團”成員，當然倒向任弼時。作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的鄧發，當時思想也“左”傾，他在肅反中搞擴大化便反映了他的“左”傾思想。
前後方“四對四”的矛盾，圍繞著毛澤東的複職，猛烈地爆發了！
第一個回合是在8月24日，紅一方麵軍原計劃攻打江西東部重鎮南城。毛澤東發覺那裏已有敵三個師十七團兵力守衛，主張不動。周，毛、朱、王意見一致。周恩來致電後方。8月28日，後方中共蘇區中央局來電，認為前方不攻南城，是錯誤的決定，要求紅軍主力繞至宜黃一帶尋戰敵軍主力陳誠部隊。前方隻得遵命，結果在向宜黃一帶移動時遭敵襲擊，一個多團失去聯絡。
第二個回合是在9月23日，敵增援六個師，後方要前方“攻城打援”。前方，周、毛、朱、王兩次致電後方：“在目前敵情與方麵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大不利局麵。”可是，後方於9月25日複電，仍堅持要前方“積極地出擊敵軍”！9月26日，周、毛、朱、王又致電後方，表示不能“打強大增援敵隊，此請中央局特別注意”！
紅軍好不容易建立起的無線電台，本來是為指揮作戰提供快捷通訊，此時卻被前、後方首腦間無休止的爭論所困惑。前、後方的戰略意圖如此南轅北轍，在紅軍作戰史上也是空前罕見的。
說穿了，無非是後方首腦以為毛澤東複職，等於“右傾機會主義”上台，叫你打南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傾”是什麽？前方呢，首腦們麵對敵軍，深知敵情，不能不量力而行。
論指揮打仗，毛澤東確有一套過人的才略。指揮三次反“圍剿”時，軍權集中在他一手中，打得瀟灑，打得自如。眼下，他要左請示，右匯報，把他電弄得很不自在。
終於，第三個回合，導致前、後方的爭執白熱化了。
那是9月26日，前方忍無可忍，決定置瞎指揮的後方首腦們於不顧，以紅一方麵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的名義，發布了《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以下簡稱《訓令》）。這個《訓令》是得到“軍事最高會議”及其主席周恩來同意發出的。
《訓令》指出，蔣介石正在準備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但是，目前“敵人堅守據點”。在這樣的形勢下，紅一方麵軍應該抓緊時間，在向北地區做群眾工作，“爭取和赤化北麵敵人這些據點附近的地區和群眾”，以求“造成更有利於與北麵敵人決戰和消滅敵人主力的條件”。
當無線電波把《訓令》從前方傳到瑞金，後方首腦大為震怒。當時，項英和鄧發出差到閩西去了，主持工作的任弼時接連給前方發電報，表示堅決反對。
9月29日，後方電周、毛、朱、王，作了明確的否定表態：“9月26日訓令收到，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部署，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
9月30日，後方單獨給周恩來去電：“我們現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豐河兩岸，做一時期擴大蘇區工作等意見，是對形勢估計不足”，要求周恩來對“分散赤化觀點，應給以無情的打擊”！
10月1日，後方再度致電周、毛、朱、王：“我們堅決不同意9月26日訓令的軍事布置。”
其實，《訓令》是毛澤東思索多日作出的，是他為第四次反“圍剿”規定的策略和部署。本來，周恩來和他打算經過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後予以發布的。為此，9月25日，周、毛、朱、王致電後方：“提議即刻在前方開一中央局全體會議，並且要全體都到，這不僅可以解決目前行動問題，並要討論接受中央指示紅軍行動總方針……”
可是，翌日後方來電，便否定了這一提議。後方稱，項英、鄧發已去閩西參加福建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你們亦須隨軍行動”，“中央局全體會議不可能開”。
既然不能開中央局全體會議，而又軍情緊迫，前方也就在這天發布了朱、毛署名的《訓令》。
後方得知《訓令》發布，對毛澤東極度不滿，認為已到了非撤毛澤東之職不可的時候了。於是，致電前方，同意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時間定在10月上旬，地點則選在周、毛、朱、王9月25日電中提及的“寧北的小塘”。
就這樣，一次以批判毛澤東“右傾機會主義”為主題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終於召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