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使毛澤東威信掃地
紅色三步曲2：曆史選擇了毛澤東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洋房子先生”們的領導下，批判“羅明路線”、批判“江西羅明路線”的聲波，震撼著閩贛兩省紅區。
隨著批判的“深入”，打擊麵不斷在擴大著。
在福建，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建軍區司令譚震林，抵製批判“羅明路線”，在1933年6月被撤除福建軍區司令員的職務。
福建省蘇維埃主席張鼎丞也因同樣的原因，遭到撤職。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劉曉、省委常委郭滴人、團省委書記陳榮，也遭批判，受到打擊。
在江西，中共“一大”代表、毛澤東的密友何叔衡，也被指責為“右傾”。1933年7月7日，《鬥爭》發表張聞天的《火力向著右傾機會主義》，主要批判了何叔衡。這位“何胡子”，被撤掉了工農檢察人民委員的職務。
中共江西省委及紅區各縣委的許多幹部都受到批判。除了“會尋安”、“永吉泰”受到《鬥爭》、《紅色中華》點名批判，在這兩家中共中央機關刊物上被點名的還有“宜（黃）樂（婁）崇（仁）”、“建（寧）黎（川）泰（寧）”中心縣委以及石城、於都、永豐、新淦、信豐、崇仁、南廣、公略、萬泰、吉安、泰和、贛縣等縣委，受到批判、處分的幹部數以百計。“要在鬥爭的過程中檢查每一個同誌的思想，檢查每一件具體的工作。”如此人人過關，造成人人自危。
1933年5月5日，經中共臨時中央批準，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對鄧小平、毛澤覃、古柏、謝維俊四同誌二次申明書的決議》，指出：“鄧小平同誌對他自己機會主義路線和派別觀念甚至派別行動的全部，始終是隱藏的。”
《決議》還規定：
省委最後一次責成四同誌執行下列工作：
（一）必須向黨作第三次申明書。
（二）鄧小平同誌，必須無保留地揭發他由第七軍工作起，經過黨大會、經過會、尋、安工作，直到寫第二次申明書為止，一貫的機會主義錯誤和派別觀念，以至派別活動，再不容許作任何掩藏。
（三）謝、毛、古三同誌，必須向黨忠實地從曆史根源起，徹底地揭發反黨的小組織活動和小組織的形成，以及全部機會主義政綱，同時必須采取必要的辦法，宣布小組織的解散。
（四）四同誌在省委所指定的群眾工作中艱苦的擔負起自己的任務，來表現忠實的為黨的路線而堅決鬥爭！
有兩篇批判鄧小平、火力頗猛的文章，署名“羅邁”。羅邁，也就是李維漢，那兩篇文章是《試看鄧小平同誌的自我批評》和《為黨的路線而鬥爭》。
李維漢曾作為中共中央常委，在1927年主持了著名的“八七”會議。他曾一度成為中共主要負責人。後來，他受到王明的排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到蘇聯去學習。他在1932年底回國，1933年3月他才到達中央蘇區。起初，他連贛南會議、寧都會議批毛澤東都不知道。所以新來乍到的他，被什麽“羅明路線”、“江西羅明路線”弄得稀裏糊塗。張聞天帶他去“會尋安”，他也一時鬧不明白。
李維漢後來這樣回憶往事：
參加會、尋、安活動分子會議後，我還是弄不清楚反“羅明路線”與毛澤東有什麽關係。有一天，博古來找我：“江西省委要在寧都開擴大會議，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寧都，博古找省委負責人談話，要我在旁邊聽。那時江西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博古說，毛澤覃、謝雛俊還與毛澤東通信，他們心裏還不滿，這是派別活動。當時他還沒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擴大會議上展開鬥爭時才把他找來的。後來，博古要到前線去，叫我留下參加江西省委擴大會議。到這時，我才知道福建反“羅明路線”，江西反鄧、毛、謝、古，與毛澤東有關係。這四個人中我有兩個熟人，即鄧小平、毛澤覃，其他兩人我當時不認識。我錯誤地認為王明“左”傾路線是正確的，所以我是積極參加了反“江西羅明路線”鬥爭的，我一次、兩次、三次地要他們作檢討，其實，他們並沒有真正承認“錯誤”。江西省委擴大會議開完後，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匯報，中央局批準我寫一篇文章：《為黨的路線而鬥爭》，公開批評鄧小平、毛澤革、謝雛俊、古柏，說他們是派別活動。我寫這篇文章是完全錯誤的。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反“羅明路線”，無論在福建還是在江西，矛頭都是指向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然而，我當時並沒有認識到這是錯誤的。
李維漢還談了他後來的看法：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曾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為什麽當時王明他們要反對毛澤東呢？為此我還寫了一篇筆記。我認為毛澤東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線的領導人上台後沒有毛主席那麽高的威信，所以他們就調兵遣將，“欽差大臣”滿天飛，派很多人到中央蘇區。他們先把毛澤東的黨權奪去，再把毛澤東的軍權奪去……毛澤東在黨、軍隊、政府裏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眾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麽大的中央蘇區，是他領導下搞起來的……他們反“羅明路線”，就是要使毛澤東在地方上、黨裏和紅軍裏的威信掃地。
李維漢從曆史的角度反思，說出了那些“洋房子先生”們反“羅明路線”、“江西羅明路線”的實質。
經過反“鄧、毛、謝、古”，四人都被撤銷了領導職務，派往縣區基層擔任巡視員和突擊隊（即工作隊）員工作。
紅軍長征時，毛澤覃被留了下來。1935年4月25日，毛澤覃帶領遊擊隊在瑞金黃膳口一座名叫紅林的大山中，被敵人包圍。在突圍時，毛澤覃中彈犧牲。後來，敵人從他遺體衣袋裏找出一張染著鮮血的毛澤東照片，照片背麵有毛澤東題贈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澤東胞弟。毛澤覃犧牲時，年不過三十歲。
謝維俊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1935年底，在進軍保安途中，謝維俊作戰陣亡，終年二十八歲。
古柏在紅軍長征時，留下來擔任閩粵贛紅軍遊擊縱隊司令。1935年3月5日，由於叛徒的出賣，他和兩個戰友在廣東龍川鴛鴦坑被一百多名敵兵包圍，從清晨堅持到中午，最後彈盡，三人全部戰死。古柏終年二十九歲。
1937年秋，毛澤東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為古柏揮毫題詞：“吾友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願古氏同胞，繼其誌，共達自由解放之目的。”
1943年，林伯渠在陝北作詩，追懷往事，感慨萬分：
偶憶往事便心驚，
謝古鄧毛刺小平，
割裁無情讀八股，
江西路線有羅明。
隨著批判的“深入”，打擊麵不斷在擴大著。
在福建，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建軍區司令譚震林，抵製批判“羅明路線”，在1933年6月被撤除福建軍區司令員的職務。
福建省蘇維埃主席張鼎丞也因同樣的原因，遭到撤職。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劉曉、省委常委郭滴人、團省委書記陳榮，也遭批判，受到打擊。
在江西，中共“一大”代表、毛澤東的密友何叔衡，也被指責為“右傾”。1933年7月7日，《鬥爭》發表張聞天的《火力向著右傾機會主義》，主要批判了何叔衡。這位“何胡子”，被撤掉了工農檢察人民委員的職務。
中共江西省委及紅區各縣委的許多幹部都受到批判。除了“會尋安”、“永吉泰”受到《鬥爭》、《紅色中華》點名批判，在這兩家中共中央機關刊物上被點名的還有“宜（黃）樂（婁）崇（仁）”、“建（寧）黎（川）泰（寧）”中心縣委以及石城、於都、永豐、新淦、信豐、崇仁、南廣、公略、萬泰、吉安、泰和、贛縣等縣委，受到批判、處分的幹部數以百計。“要在鬥爭的過程中檢查每一個同誌的思想，檢查每一件具體的工作。”如此人人過關，造成人人自危。
1933年5月5日，經中共臨時中央批準，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對鄧小平、毛澤覃、古柏、謝維俊四同誌二次申明書的決議》，指出：“鄧小平同誌對他自己機會主義路線和派別觀念甚至派別行動的全部，始終是隱藏的。”
《決議》還規定：
省委最後一次責成四同誌執行下列工作：
（一）必須向黨作第三次申明書。
（二）鄧小平同誌，必須無保留地揭發他由第七軍工作起，經過黨大會、經過會、尋、安工作，直到寫第二次申明書為止，一貫的機會主義錯誤和派別觀念，以至派別活動，再不容許作任何掩藏。
（三）謝、毛、古三同誌，必須向黨忠實地從曆史根源起，徹底地揭發反黨的小組織活動和小組織的形成，以及全部機會主義政綱，同時必須采取必要的辦法，宣布小組織的解散。
（四）四同誌在省委所指定的群眾工作中艱苦的擔負起自己的任務，來表現忠實的為黨的路線而堅決鬥爭！
有兩篇批判鄧小平、火力頗猛的文章，署名“羅邁”。羅邁，也就是李維漢，那兩篇文章是《試看鄧小平同誌的自我批評》和《為黨的路線而鬥爭》。
李維漢曾作為中共中央常委，在1927年主持了著名的“八七”會議。他曾一度成為中共主要負責人。後來，他受到王明的排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到蘇聯去學習。他在1932年底回國，1933年3月他才到達中央蘇區。起初，他連贛南會議、寧都會議批毛澤東都不知道。所以新來乍到的他，被什麽“羅明路線”、“江西羅明路線”弄得稀裏糊塗。張聞天帶他去“會尋安”，他也一時鬧不明白。
李維漢後來這樣回憶往事：
參加會、尋、安活動分子會議後，我還是弄不清楚反“羅明路線”與毛澤東有什麽關係。有一天，博古來找我：“江西省委要在寧都開擴大會議，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寧都，博古找省委負責人談話，要我在旁邊聽。那時江西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博古說，毛澤覃、謝雛俊還與毛澤東通信，他們心裏還不滿，這是派別活動。當時他還沒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擴大會議上展開鬥爭時才把他找來的。後來，博古要到前線去，叫我留下參加江西省委擴大會議。到這時，我才知道福建反“羅明路線”，江西反鄧、毛、謝、古，與毛澤東有關係。這四個人中我有兩個熟人，即鄧小平、毛澤覃，其他兩人我當時不認識。我錯誤地認為王明“左”傾路線是正確的，所以我是積極參加了反“江西羅明路線”鬥爭的，我一次、兩次、三次地要他們作檢討，其實，他們並沒有真正承認“錯誤”。江西省委擴大會議開完後，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匯報，中央局批準我寫一篇文章：《為黨的路線而鬥爭》，公開批評鄧小平、毛澤革、謝雛俊、古柏，說他們是派別活動。我寫這篇文章是完全錯誤的。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反“羅明路線”，無論在福建還是在江西，矛頭都是指向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然而，我當時並沒有認識到這是錯誤的。
李維漢還談了他後來的看法：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曾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為什麽當時王明他們要反對毛澤東呢？為此我還寫了一篇筆記。我認為毛澤東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線的領導人上台後沒有毛主席那麽高的威信，所以他們就調兵遣將，“欽差大臣”滿天飛，派很多人到中央蘇區。他們先把毛澤東的黨權奪去，再把毛澤東的軍權奪去……毛澤東在黨、軍隊、政府裏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眾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麽大的中央蘇區，是他領導下搞起來的……他們反“羅明路線”，就是要使毛澤東在地方上、黨裏和紅軍裏的威信掃地。
李維漢從曆史的角度反思，說出了那些“洋房子先生”們反“羅明路線”、“江西羅明路線”的實質。
經過反“鄧、毛、謝、古”，四人都被撤銷了領導職務，派往縣區基層擔任巡視員和突擊隊（即工作隊）員工作。
紅軍長征時，毛澤覃被留了下來。1935年4月25日，毛澤覃帶領遊擊隊在瑞金黃膳口一座名叫紅林的大山中，被敵人包圍。在突圍時，毛澤覃中彈犧牲。後來，敵人從他遺體衣袋裏找出一張染著鮮血的毛澤東照片，照片背麵有毛澤東題贈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澤東胞弟。毛澤覃犧牲時，年不過三十歲。
謝維俊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1935年底，在進軍保安途中，謝維俊作戰陣亡，終年二十八歲。
古柏在紅軍長征時，留下來擔任閩粵贛紅軍遊擊縱隊司令。1935年3月5日，由於叛徒的出賣，他和兩個戰友在廣東龍川鴛鴦坑被一百多名敵兵包圍，從清晨堅持到中午，最後彈盡，三人全部戰死。古柏終年二十九歲。
1937年秋，毛澤東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為古柏揮毫題詞：“吾友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願古氏同胞，繼其誌，共達自由解放之目的。”
1943年，林伯渠在陝北作詩，追懷往事，感慨萬分：
偶憶往事便心驚，
謝古鄧毛刺小平，
割裁無情讀八股，
江西路線有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