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的到來,使博古大大地忙碌了一番。


    在博古看來,李德不僅是紅都瑞金的第一位外賓,而且是上級機關共產國際派來的“要員”。為了給李德安排住所,博古花費了一番工夫。


    那時,由於特務告密,葉坪遭到國民黨飛機的猛烈轟炸,五百公斤以至一千公斤的炸彈從天而下,原先設在那裏的中央政府機關、中革軍委機關和中共蘇區中央局於1933年4月遷往中共臨時中央所在地沙洲壩。於是,沙洲壩成了中央蘇區黨、政、軍首腦機關群集之處,雖說這裏隻是幾個小村莊罷了——下肖(又稱“夏肖”)、元太屋、老茶亭、白屋子。黨團機關在下肖,政府機關在元太屋,軍隊機關在白屋子,而在老茶亭正興建中央政府大禮堂。


    博古為李德選“賓館”時,看了許多房子都不中意,最後選中一片稻田中央的一座廟,許多著作上都說是專門為李德建的“獨立房子”,經本書作者實地踏勘、采訪,並非如此。這座廟用當地話來說,屬“四線三間”建築,“四線”指房子四周四根線,“三間”是指中為客堂,左、右兩耳房。博古看中這座廟有兩個原因:一是這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稻田中央,外人莫入,容易警衛;二是這房子正好在下肖、元太屋、白屋子三村中央,幾乎等距離,不過二三百米,跟黨、政、軍機關聯係都方便。這座孤屋,後來被人們稱為“獨立房子”。


    雖說是一座廟,經過大掃除,刷上石灰水,在客堂間正中掛上軍事地圖,倒還算像樣。同時博古為李德配備了兩名翻譯,一位叫伍修權,一位叫王智濤。他們與李德同住。


    二十五歲的伍修權,是湖北武漢人。1922年,十四歲的他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上五年級時,級任(即今日的班主任)便是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翌年,經陳潭秋的介紹,他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10月,伍修權被選送蘇聯學習,帶隊的便是楊明齋。在莫斯科,伍修權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後來又到步兵學校學習。這樣,他既懂俄語,又懂軍事知識,所以博古選中他當李德的翻譯。伍修權在1931年回國,帶著幾塊白手絹進入中央蘇區。那白手絹用秘密藥水顯影之後,上麵出現字跡——那就是他的介紹信。


    王智濤比伍修權年長兩歲。他是河北人。1925年,十九歲的他去蘇聯留學,在基輔“卡米聶夫”混成軍事幹部學校學習。1927年,到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學習,同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兼授軍事課,又去高級步兵學校、列寧學校擔任軍事教學工作六年。


    王智濤在蘇聯前後八年,俄語流利,又懂軍事科學。1931年他在蘇聯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春天,他從蘇聯敖德薩出發,在海上漂流了四十多天,到達上海,與上海中共黨組織接上關係。不久,就由地下交通員護送到瑞金,受到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的接見。這時,他被派去當李德的翻譯,自然也是非常恰當的人選。


    另外,博古還給李德配備了炊事員、警衛員。


    李德進入瑞金,成了“獨立房子”的主人。雖說瑞金的條件遠不如上海,不過,他對博古的周到的安排還是深感滿意的。特別是他一到那裏,居然馬上喝到咖啡。自然,那咖啡是從國民黨部隊那裏繳獲的。他也為能夠抽到“金鼠牌”、“哈德門”、“三炮台”香煙感到愜意。之前最使他苦惱的是,一路上吃山芋,肚子一直咕嚕咕嚕怪叫。現在“獨立房子”的炊事員,雖說從未做過麵包,但居然也能用麵粉、肉醬做成烤肉餅,使他飽餐了一頓紅都“土麵包”。脫去紫紅色的長袍,穿上套頭的列寧裝,穿上馬褲,李德變得十分瀟灑。隻是連續多日爬山,腳發炎了,腫得厲害。好在博古關照他初來乍到,盡量讓他躲在“獨立房子”裏,以免個子如此高大、藍眼金發的“洋人”在這見識甚少的瑞金鄉下突然出現而引起轟動。


    就在李德到達瑞金的當天晚上,博古和張聞天便來和他作了長談。由於博古、張聞天都能操熟練的俄語,張聞天還會講英語,因此跟李德交談,不用翻譯。博古、張聞天在上海時,就跟李德常常見麵,老朋友重逢,自然格外興奮。


    博古說李德的到來是“及時雨”。因為蔣介石請來了德國顧問賽克特,正在揮師南下,進行第五次“圍剿”,而李德的到來,給博古撐了腰——博古不懂軍事,正需要這樣一位來自德國的紅色顧問,跟賽克特對抗。


    其實,在博古的心目中,李德豈止是顧問,而是要他成為紅軍的主帥!雖說,博古也很清楚,共產國際對於李德的職權作過明確的指示。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軍事總顧問是曼弗雷德,施特恩將軍,李德隻是總顧問領導下的一位軍事顧問。施特恩將軍因故不能前往中央蘇區,便把李德派來了。如李德在《中國紀事》中所記述的那樣:


    博古和洛甫動身前,要求尤爾特同誌(即阿瑟·尤爾特,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的代表——引者注)將我也派到蘇區去,尤爾特問我對此有何意見……我表示同意去蘇區,但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了幾封電報。1933年春天,他們得到了肯定的答複,大意是:我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沒有得到。由於技術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遲到秋天……


    這就是說,李德是一位“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而且要接受中共臨時中央的領導。可是,李德剛到瑞金,博古、張聞天跟他的長談,便把共產國際的指示撂在了一邊。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如此回憶:


    當天晚上我們還規劃了一下我的工作範圍,我們一致同意,由我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後勤的組織等問題。


    李德,一下子就要“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這個“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的權力,猛然間大大膨脹起來……


    李德是個化名,“姓李的德國人”的意思。他還有一個化名,叫“華夫”,“中國的男子漢”的意思。據說,他1900年9月28日出生於德國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鎮,父親是會計,母親是教師。父親早逝,母親無力撫養五個孩子,就把他送進了孤兒院。不過,他跟伍修權卻曾說起自己是奧地利人。他的本名,據說叫奧托·布勞恩,他在德國用過“瓦格爾”的化名。


    跟賽克特相比,李德在軍事上的資曆要淺薄很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十四歲的李德應征入伍,成為奧匈帝國軍隊中一名小兵,而當時的賽克特已是德國陸軍總參謀長。兩年後,李德在作戰中被俄國軍隊俘虜,送往西伯利亞。不久,“十月革命”爆發,李德加入了蘇俄紅軍,開始他革命的生涯。在鏖戰中,李德作戰勇敢,成為騎兵團的參謀長,參加過街壘戰。1919年,李德成為德國共產黨黨員,在慕尼黑進行過街壘戰。他曾兩度被捕。1924年,他在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從事情報工作。就在這一年,他成了新郎,跟奧爾加·貝納裏奧結婚。


    1926年9月20日,他和妻子雙雙被捕。其妻三個月後獲釋,而李德被摩托囚車送入莫阿比特監獄之後,受到了嚴密的監視。那是一幢五角星狀的大樓,四周用五米高的圍牆團團圍住,崗哨密布。每天,在昏暗的燈光下,他做著用鋼絲穿珠子的單調的工作,而他卻還能利用空餘時間學會了俄語和英語。如此度過十八個月,他居然成功地越獄。德國警察到處張貼懸賞五千馬克緝拿李德的布告,但他已秘密地逃往蘇聯。


    1929年春,李德進入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三年後的1932年春,他畢業了。就在這時,他接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通知,把他派往中國,在軍事總顧問施特恩手下擔任一名顧問。於是,他帶了一份奧地利護照,登上火車橫穿西伯利亞,經東北來到上海,住進外灘外白渡橋北堍的禮查飯店(今浦江飯店)……


    李德被選中派往中國,大抵有三個原因:一是他有過待壘戰的經驗,而當時中共王明路線正在搞“奪取中心城市”,很需要“街壘戰專家”的指導;二是他會講英語、俄語,便於在中國工作;三是他有過地下工作的經驗。


    就這樣,這位日耳曼人,成了瑞金沙洲壩那“獨立房子”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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