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南較場升起反叛之旗
紅色三步曲2：曆史選擇了毛澤東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蔣介石虎視眈眈，在奪得了黎川城之後，正欲發動第五次“圍剿”，一樁突然發生的事變，卻打亂了他的陣腳。
那是1933年11月20日，福州南較場的旗杆上，忽地升起一麵新奇的旗幟——上紅下藍二橫條，正中嵌一顆五角黃星。頓時，鞭炮聲、鼓樂聲大作，上千人在南較場上發出熱烈的歡呼。
一個新的政權“中華共和國”宣告成立。新奇的旗幟，出現在福州大街小巷，那便是“中華共和國”的國旗。
第一麵“中華共和國”國旗，是在福州南較場上由蔡廷鍇親手升起的。蔡廷鍇是國民黨第十九路軍軍長兼副總指揮。他曾受過中共影響，參加過南昌起義，隨後率部離去。1932年1月28日，當日軍發動“一·二八事變”，突然從上海日租界向閘北中國駐軍進攻時，蔣介石把十九路軍視為異己，調往福建，攻打紅軍。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讓十九路軍和紅軍兩敗俱傷，坐收漁翁之利。
蔡廷鍇和蔣光鼐無奈，隻得率部進攻紅軍，與朱德、周恩來交手。蔣介石部隊進攻黎川時，紅軍主力正在朱德、周恩來率領下跟十九路軍作戰。
前有紅軍，後是大海，十九路軍打不過紅軍，又後退無路。這支隊伍畢竟受過中共影響，又曾高舉抗日的旗幟，終於下定決心，舉行兵變，實行“聯共反蔣抗日”，著手成立“中華共和國”。
蔡廷鍇、蔣光鼐尋求與中共取得聯係，希冀得到支持。他們物色到一個頗為恰當的人物，以設法打開中央蘇區之門。此人名叫陳公堵。在《紅色的起點》一書中，曾寫及他：“雖與陳公博隻一字之差，兩人其實毫無瓜葛。他是湖南長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壽康，曾用名吳明、無名。陳公培是1919年去北京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學習的。在1920年6月他經滬赴法。在上海，他與陳獨秀見麵，讚同陳獨秀關於籌建中共的主張。7月，他前往法國……”
陳公培是旅法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之一，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他回國後參加過北伐，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1927年他參加南昌起義。部隊在潮汕失敗後，他脫離了中共。但是陳公培在中共方麵，有許多老朋友。於是，1933年9月22日，他攜帶蔣光鼐親筆所寫《十九路軍與紅軍聯絡證明》，進入中央蘇區，在延平的王台會見了彭德懷。彭德懷設宴款待陳公培，那豬肉、雞放在臉盆裏端上來。彭德懷曾回憶說，“我們就是用臉盆盛菜、盛飯，用臉盆洗腳，洗臉，一直沿襲到抗美援朝”。
彭德懷馬上電告瑞金。中共臨時中央起初回電，批評彭德懷“對此事還不夠重視，招待也不周”，大抵以為那“臉盆宴會”未免太寒酸了！可是，沒幾天，中共臨時中央又給彭德懷來電，稱“第三黨比國民黨還壞”。所謂“第三黨”，指的就是處於國、共兩黨之外的“生產人民黨”，又稱“生產大眾黨”。那是蔡廷鍇、蔣光鼐正在和李濟深、陳銘樞籌建中的一個政黨。彭德懷不由得搖頭，“覺得知識分子總是有他的歪道理”，朝令夕改，都能說出一番“歪道理”。
其實，中共臨時中央對於十九路軍問題，內部有著激烈的爭論。舉棋不定，導致朝令夕改。一種意見以為十九路軍的“反叛”，使紅軍多了一支友軍，中共多了一個盟友；另一種意見以為他們搞的是“社會民主黨”、“第三黨”，要堅決予以鬥爭、揭露。
內中，最令彭德懷困惑的是，項英於9月25日來電，要彭德懷對陳公培“耍一個滑頭”。電報原文如下：朱周彭滕：
目前在我軍結束東戰線向北消滅蔣敵援閩部隊（軍委已另有命令來），對公培之事絕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與集中時便帶耍一個滑頭，向公培表示紅軍履行以前宣言，誠意與他們訂立反帝反蔣作戰協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帶之兵，但須絕時注意不要暴露我軍之企圖，而實際來集中我之兵力，請你們酌情進行。
項英
這樣的“耍滑頭”的談判，難以取得真誠的成果。
於是，陳公培在回到福州之後，隻得在10月下旬再來中央蘇區。這一回，他跟蔡廷鍇的秘書長徐名鴻一起來瑞金，徐名鴻作為十九路軍全權代表。
博古給毛澤東打來了電話（那時已安裝了軍用電話），告知這次談判是由政府出麵的。毛澤東雖被架空，但畢竟還是政府首腦。於是，在瑞金，由毛澤東出麵，接待了陳公培和徐名鴻。那天，毛澤東特地換上一身新衣。中共臨時中央指定周恩來、葉劍英負責談判工作，派出潘健行作為全權代表。
潘健行是何人？原來，他就是潘漢年！此人精明能幹，能文能武。他十八歲便加入創造社，主編《洪水》。十九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二十四歲的他代表中共主持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工作，跟魯迅共商文壇大事。不久，他又轉入秘密戰線，參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3年5月14日，國民黨特務在上海突然逮捕了他的堂兄、中共黨員潘梓年以及女作家丁玲，他麵臨被捕的危險，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他急速離開上海，經秘密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來到瑞金後，他化名潘健行。
他在瑞金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又幹起“文”這一行。當周恩來物色跟十九路軍談判的全權代表時，點將點到他頭上。這不光因為他擅長交際，而且由於他在特科工作時，曾跟十九路軍中共秘密黨員有過密切聯係，跟徐名鴻也有過交往。
潘漢年與徐名鴻在瑞金重逢，談判頗為順利。10月26日，雙方便簽署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共十一款。協定末，雙方如此署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全權代表潘健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
協定指出，雙方“準備進行反日反蔣的軍事同盟”。
協定簽畢後，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又一次接見了徐名鴻，並派出潘漢年作為常駐福州代表，黃一青（即黃火青）為秘書，隨徐名鴻一起返回福州。
有了這份協定，蔡廷鍇、蔣光鼐心定了，11月20日在福州南較場升起了“中華共和國”國旗，宣告與蔣介石決裂。22日，選舉李濟深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定1933年為中華共和國元年，首都設在福州，史稱“福建事變”。同日，“生產人民黨”宣告正式成立，陳銘樞為總書記。
福州高舉起反蔣大旗，打亂了蔣介石的陣腳。蔣介石不得不把已經擺好的第五次“圍剿”的陣勢改變，急調十一個師入閩，“進剿”十九路軍。
這時，毛澤東提出了大膽的策略：
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
彭德懷的見解與毛澤東相似：
他“寫了一個電報給總政委轉中央博古，建議：留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一、三軍團和七、九兩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誌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博古批評這個建議，說是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此事是路經建寧總政委處轉告的。”
坐失良機，良機坐失！那年月，中共臨時中央“左”得厲害，把盟友推向了敵人一邊。早在1932年3月，王明就針對當時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戰一事，發表文章，認為：
任何國民黨匪徒、上海的資產階級、十九路軍將領都不是上海抗戰的組織者，相反，他們事實上都是這次戰爭的敵人。
“福建事變”發生後半個月，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於12月5日公開發表了《中共中央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聲稱福建政府“不過是一些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正是為了要維持這一統治，為了要阻止全中國民眾的革命化與他們向著蘇維埃道路的前進”！
博古在他的《為實現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做了什麽和將做些什麽》一文中，特別強調要“最嚴格的、無情的揭露福建派口號與政綱的反動性，及其領袖的動搖、妥協、投降、出賣……”
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坐失良機。那時，蔣介石最怕的便是十九路軍和紅軍的聯合。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晏道剛，曾在回憶錄中極為生動地描述過蔣介石的恐慌之情；
當時蔣介石進行撫州指揮，深恐紅軍與十九路軍聯合，神色異常緊張。好幾天我與他同坐汽車時，見他忽而自言自語，忽而揮拳舞掌。他坐在房子裏就不時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軍歌高聲歌唱。每逢他出現醜態時，宣鐵吾（蔣的侍衛長）就找我去看，說他又在發神經了。宋美齡到撫州，發現蔣的床下隱藏著他的原配老婆帶給他的寧波小菜罐壇，都被宋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還夾著“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確實使蔣的日子不太好過。每天晚餐後，蔣就找我和林蔚去問是否有紅軍與十九路軍聯係的情報，囑我們密切注意，並每日派飛機轟炸紅軍，偵察其行動方向。後來未發現紅軍與十九路軍聯係的征候，蔣才決定親自飛往建甌指揮進攻十九路軍的戰事。
十九路軍失去了紅軍的支持，成了一支孤軍。蔣介石五萬大軍入閩，十九路軍所轄五個軍中的四個軍倒戈，投向了蔣介石。1934年1月15日，“中華共和國”的首都福州易幟，升起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蔣光鼐、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先後亡命香港，曆時兩個月的“福建事變”也就降下帷幕。
蔣介石消滅了異己十九路軍，鬆了一口氣，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蘇區發動“圍剿”……
那是1933年11月20日，福州南較場的旗杆上，忽地升起一麵新奇的旗幟——上紅下藍二橫條，正中嵌一顆五角黃星。頓時，鞭炮聲、鼓樂聲大作，上千人在南較場上發出熱烈的歡呼。
一個新的政權“中華共和國”宣告成立。新奇的旗幟，出現在福州大街小巷，那便是“中華共和國”的國旗。
第一麵“中華共和國”國旗，是在福州南較場上由蔡廷鍇親手升起的。蔡廷鍇是國民黨第十九路軍軍長兼副總指揮。他曾受過中共影響，參加過南昌起義，隨後率部離去。1932年1月28日，當日軍發動“一·二八事變”，突然從上海日租界向閘北中國駐軍進攻時，蔣介石把十九路軍視為異己，調往福建，攻打紅軍。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讓十九路軍和紅軍兩敗俱傷，坐收漁翁之利。
蔡廷鍇和蔣光鼐無奈，隻得率部進攻紅軍，與朱德、周恩來交手。蔣介石部隊進攻黎川時，紅軍主力正在朱德、周恩來率領下跟十九路軍作戰。
前有紅軍，後是大海，十九路軍打不過紅軍，又後退無路。這支隊伍畢竟受過中共影響，又曾高舉抗日的旗幟，終於下定決心，舉行兵變，實行“聯共反蔣抗日”，著手成立“中華共和國”。
蔡廷鍇、蔣光鼐尋求與中共取得聯係，希冀得到支持。他們物色到一個頗為恰當的人物，以設法打開中央蘇區之門。此人名叫陳公堵。在《紅色的起點》一書中，曾寫及他：“雖與陳公博隻一字之差，兩人其實毫無瓜葛。他是湖南長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壽康，曾用名吳明、無名。陳公培是1919年去北京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學習的。在1920年6月他經滬赴法。在上海，他與陳獨秀見麵，讚同陳獨秀關於籌建中共的主張。7月，他前往法國……”
陳公培是旅法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之一，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他回國後參加過北伐，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1927年他參加南昌起義。部隊在潮汕失敗後，他脫離了中共。但是陳公培在中共方麵，有許多老朋友。於是，1933年9月22日，他攜帶蔣光鼐親筆所寫《十九路軍與紅軍聯絡證明》，進入中央蘇區，在延平的王台會見了彭德懷。彭德懷設宴款待陳公培，那豬肉、雞放在臉盆裏端上來。彭德懷曾回憶說，“我們就是用臉盆盛菜、盛飯，用臉盆洗腳，洗臉，一直沿襲到抗美援朝”。
彭德懷馬上電告瑞金。中共臨時中央起初回電，批評彭德懷“對此事還不夠重視，招待也不周”，大抵以為那“臉盆宴會”未免太寒酸了！可是，沒幾天，中共臨時中央又給彭德懷來電，稱“第三黨比國民黨還壞”。所謂“第三黨”，指的就是處於國、共兩黨之外的“生產人民黨”，又稱“生產大眾黨”。那是蔡廷鍇、蔣光鼐正在和李濟深、陳銘樞籌建中的一個政黨。彭德懷不由得搖頭，“覺得知識分子總是有他的歪道理”，朝令夕改，都能說出一番“歪道理”。
其實，中共臨時中央對於十九路軍問題，內部有著激烈的爭論。舉棋不定，導致朝令夕改。一種意見以為十九路軍的“反叛”，使紅軍多了一支友軍，中共多了一個盟友；另一種意見以為他們搞的是“社會民主黨”、“第三黨”，要堅決予以鬥爭、揭露。
內中，最令彭德懷困惑的是，項英於9月25日來電，要彭德懷對陳公培“耍一個滑頭”。電報原文如下：朱周彭滕：
目前在我軍結束東戰線向北消滅蔣敵援閩部隊（軍委已另有命令來），對公培之事絕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與集中時便帶耍一個滑頭，向公培表示紅軍履行以前宣言，誠意與他們訂立反帝反蔣作戰協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帶之兵，但須絕時注意不要暴露我軍之企圖，而實際來集中我之兵力，請你們酌情進行。
項英
這樣的“耍滑頭”的談判，難以取得真誠的成果。
於是，陳公培在回到福州之後，隻得在10月下旬再來中央蘇區。這一回，他跟蔡廷鍇的秘書長徐名鴻一起來瑞金，徐名鴻作為十九路軍全權代表。
博古給毛澤東打來了電話（那時已安裝了軍用電話），告知這次談判是由政府出麵的。毛澤東雖被架空，但畢竟還是政府首腦。於是，在瑞金，由毛澤東出麵，接待了陳公培和徐名鴻。那天，毛澤東特地換上一身新衣。中共臨時中央指定周恩來、葉劍英負責談判工作，派出潘健行作為全權代表。
潘健行是何人？原來，他就是潘漢年！此人精明能幹，能文能武。他十八歲便加入創造社，主編《洪水》。十九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二十四歲的他代表中共主持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工作，跟魯迅共商文壇大事。不久，他又轉入秘密戰線，參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3年5月14日，國民黨特務在上海突然逮捕了他的堂兄、中共黨員潘梓年以及女作家丁玲，他麵臨被捕的危險，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他急速離開上海，經秘密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來到瑞金後，他化名潘健行。
他在瑞金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又幹起“文”這一行。當周恩來物色跟十九路軍談判的全權代表時，點將點到他頭上。這不光因為他擅長交際，而且由於他在特科工作時，曾跟十九路軍中共秘密黨員有過密切聯係，跟徐名鴻也有過交往。
潘漢年與徐名鴻在瑞金重逢，談判頗為順利。10月26日，雙方便簽署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共十一款。協定末，雙方如此署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全權代表潘健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
協定指出，雙方“準備進行反日反蔣的軍事同盟”。
協定簽畢後，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又一次接見了徐名鴻，並派出潘漢年作為常駐福州代表，黃一青（即黃火青）為秘書，隨徐名鴻一起返回福州。
有了這份協定，蔡廷鍇、蔣光鼐心定了，11月20日在福州南較場升起了“中華共和國”國旗，宣告與蔣介石決裂。22日，選舉李濟深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定1933年為中華共和國元年，首都設在福州，史稱“福建事變”。同日，“生產人民黨”宣告正式成立，陳銘樞為總書記。
福州高舉起反蔣大旗，打亂了蔣介石的陣腳。蔣介石不得不把已經擺好的第五次“圍剿”的陣勢改變，急調十一個師入閩，“進剿”十九路軍。
這時，毛澤東提出了大膽的策略：
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
彭德懷的見解與毛澤東相似：
他“寫了一個電報給總政委轉中央博古，建議：留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一、三軍團和七、九兩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誌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博古批評這個建議，說是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此事是路經建寧總政委處轉告的。”
坐失良機，良機坐失！那年月，中共臨時中央“左”得厲害，把盟友推向了敵人一邊。早在1932年3月，王明就針對當時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戰一事，發表文章，認為：
任何國民黨匪徒、上海的資產階級、十九路軍將領都不是上海抗戰的組織者，相反，他們事實上都是這次戰爭的敵人。
“福建事變”發生後半個月，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於12月5日公開發表了《中共中央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聲稱福建政府“不過是一些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正是為了要維持這一統治，為了要阻止全中國民眾的革命化與他們向著蘇維埃道路的前進”！
博古在他的《為實現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做了什麽和將做些什麽》一文中，特別強調要“最嚴格的、無情的揭露福建派口號與政綱的反動性，及其領袖的動搖、妥協、投降、出賣……”
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坐失良機。那時，蔣介石最怕的便是十九路軍和紅軍的聯合。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晏道剛，曾在回憶錄中極為生動地描述過蔣介石的恐慌之情；
當時蔣介石進行撫州指揮，深恐紅軍與十九路軍聯合，神色異常緊張。好幾天我與他同坐汽車時，見他忽而自言自語，忽而揮拳舞掌。他坐在房子裏就不時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軍歌高聲歌唱。每逢他出現醜態時，宣鐵吾（蔣的侍衛長）就找我去看，說他又在發神經了。宋美齡到撫州，發現蔣的床下隱藏著他的原配老婆帶給他的寧波小菜罐壇，都被宋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還夾著“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確實使蔣的日子不太好過。每天晚餐後，蔣就找我和林蔚去問是否有紅軍與十九路軍聯係的情報，囑我們密切注意，並每日派飛機轟炸紅軍，偵察其行動方向。後來未發現紅軍與十九路軍聯係的征候，蔣才決定親自飛往建甌指揮進攻十九路軍的戰事。
十九路軍失去了紅軍的支持，成了一支孤軍。蔣介石五萬大軍入閩，十九路軍所轄五個軍中的四個軍倒戈，投向了蔣介石。1934年1月15日，“中華共和國”的首都福州易幟，升起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蔣光鼐、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先後亡命香港，曆時兩個月的“福建事變”也就降下帷幕。
蔣介石消滅了異己十九路軍，鬆了一口氣，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蘇區發動“圍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