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央紅軍將行未行的日子裏,10月7日,會昌縣城南麵的筠門嶺,兩頂四人抬的大轎在一個騎兵連的擁護下,從紅區進入白區。


    那裏是粵軍陳濟棠部隊的前沿。轎子未到之前,粵軍前哨連長已接到上峰的通知,知道來者是陳總司令請來的客人。


    於是,兩頂轎子順利通過前哨,被抬往離筠門嶺四十裏尋烏附近的一幢二層小洋房。從轎裏出來的兩名男子,都是一身西裝、一副墨鏡、一頂草編禮帽,闊少爺般的派頭,其實,他倆是剛剛脫掉灰布紅軍軍裝的潘漢年(此時他仍化名潘健行)和何長工。


    粵軍派出的代表楊幼敏、宗盛兩人,早就恭候在屋前。見麵之時,潘漢年遞給對方一封朱德親筆信(周恩來所擬)——致陳濟棠所部獨立第一師師長黃任寰的信,全文如下:


    黃師長大鑒:


    茲應貴總司令電約,特派潘健行、何長工兩君為代表前來尋鳥與貴方代表揚幼敏、宗盛兩先生協商一切,希予接洽並照拂為感!專此。


    順致


    戎祺


    朱德手啟


    十月五日


    談判在這幢臨時趕修的二層小洋房裏秘密進行了三天三夜。


    陳濟棠是廣東防城(今屬廣西)人,二十二歲那年從廣東陸軍速成學校步兵科畢業後,逐級上升。1925年,三十一歲的他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一師師長。北伐時,他奉命留守廣東,勢力日漸膨脹,成為廣東一霸——“南霸天”。在1927年南昌起義之後,陳濟棠年年奉蔣介石之命參加“剿匪”。不過他畢竟並非蔣的嫡係,跟蔣介石時有摩擦。他不願為蔣介石賣命,1934年5月粵軍攻占筠門嶺之後,他便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磨洋工”了。


    陳濟棠聽說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的舅舅在廣東做生意,想方設法托人找到,借他傳遞消息,跟中共拉上了關係。不久,陳濟棠派出一位姓徐的參謀長前往瑞金,此人原先認識周恩來,終於接上關係。


    於是,紅軍派出了正式代表潘漢年和何長工。三天三夜的秘密會談,達成五條協議,雙方議定“解除封鎖”、“取消敵對局麵”、“可以互相借通”。


    談判剛剛結束,潘漢年、何長工接到粵軍電台轉來的一份周恩來電報:“你喂的鴿子飛了!”於是,他倆匆匆向粵軍辭行,返回會昌,轉往於都。


    原來,“你喂的鴿子飛了”是一句暗語,意即紅軍開始轉移了——那一天,正是10月10日。


    潘漢年忙於奔走談判,未能顧及妻子許玉文。許玉文也被列入留守名單,主力紅軍撤離後,許玉文被國民黨軍隊捕獲,投入南昌監獄,後來她求助於潘漢年堂兄潘菽,終於獲釋,回到家鄉。


    “鴿子飛了!”紅軍主力朝於都集結,於都河上,飛快地用船和門板搭起一座浮橋,“中央苦力運輸工會委員長”王中仁被任命為搭橋總指揮,負責在河上架起五座浮橋。


    入夜,漫長的隊伍在秋風中走過於都浮橋。除了正規軍之外,石印機、兵工廠的機器以至造幣廠的機器,大量的紙張、大米、電話線等等,壓在五千名挑夫的肩膀上,搖搖晃晃過浮橋。這些挑夫是臨時雇用的,每天的工錢是一枚鋥亮的銀元,仿佛整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都被搬上了征途!


    毛澤東雖然在於都,卻沒有馬上過橋。10月15日,他從於都北門何屋來到縣城謝家祠,那裏正在召開贛南省的省、縣、區三級幹部會議。毛澤東給到會的二百多名幹部作了報告。他說:“敵人企圖斷水捉魚,全部消滅紅軍。我們主力紅軍要順水而出,衝破敵人封鎖線,打到敵人後方去!”說這些話時,他的聲音洪亮,表明他已從瘧疾的困擾之中漸漸複原了。


    在中央縱隊來到於都時,毛澤東才在10月18日傍晚,走過於都浮橋,邁開了萬裏長征的第一步。毛澤東加入了中央縱隊,和張聞天、王稼祥走在一起。張聞天曾回憶說:“在出發以前,最高‘三人團’要把我們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後因毛澤東同誌提議而未分散。”毛澤東的這一提議,後來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這將在後文中敘及。


    10月20日,紅軍大隊全部渡過了於都河。


    21日,夜幕降臨之後,於都南方的龍布、重石、版石、固陂一帶,槍聲打破了往日的沉寂。紅軍在射擊,粵軍也在射擊,隻是槍口大半對著天空。


    自從在尋烏附近那幢二層洋房裏達成秘密協議之後,陳濟棠跟紅軍暗中媾和,正因為這樣,紅軍西征,選擇了南線陳濟棠部隊作為突破口。雙方象征性地放了一陣子槍,為的是陳濟棠好向蔣介石“交賬”。陳濟棠部隊閃出一條路,實踐協議中“借道”的諾言。於是,紅軍沒費多大力量,便突破了第一道封鎖線,很快進入了粵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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