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雨傾聽傳達遵義會議決議
紅色三步曲2：曆史選擇了毛澤東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張聞天走馬上任中共中央負總責之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過由他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們2月5日在那個“雞鳴三省”的小村子裏剛開過常委會，翌日行軍至紮西鎮，又接著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從2月6日開至2月8日。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史稱“紮西會議”。
紮西是雲南省東北部、赤水河上遊的一個鎮。從1936年起，那裏設立威信縣，縣政府設在紮西鎮。威信縣地處雲南、貴州、四川交界處，可謂“雞鳴三省”之縣。
2月8日遵義會議的決議，在紮西會議上通過。正因為這樣，決議的標題之下，醒目地標著“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隻是由於最初找到的那個油印本，上麵少了一橫，印成“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造成莫大的曆史的誤會，使曆史學家們徒費了許多腦筋。
紮西會議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至此，遵義會議才算最後完成。
作為遵義會議精髓的，是遵義會議決議。研究這份決議的三種不同的“歸宿”，是頗為耐人尋味的：
它被收入《六大以來》一書（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那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它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曆史文獻。
它被收入1948年晉冀魯豫中央局編印的《毛澤東選集》，成了毛澤東著作，那也是說得過去的，因為它的核心思想是毛澤東的。
它又被收入1990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張聞天文集》，成了張聞天著作，這也還是說得過去的，因為它是由張聞天執筆寫成的。
這三種不同的“歸宿”，綜合起來，倒是說出了一個意思：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的思想和觀點、由張聞天執筆寫成的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曆史文獻。如果要說得更準確些，就是以毛澤東的思想、觀點為主，內中也包括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陳雲、劉伯承等遵義會議出席者的貢獻。
遵義會議決議共分十四節，長達一萬三千餘字，是在張聞天的“反報告”提綱的基礎上寫成的。
由於遵義會議決議太長，不便於以電報發往各處，於是又由張聞天加以壓縮，寫成提綱式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於1935年2月8日發出。這一大綱與遵義會議決議內容完全一致，也表明遵義會議決議是在1935年2月8日通過的。
毛澤東很懂得策略，在遵義會議決議中，特地寫上“一年半反對‘圍剿’的困苦鬥爭，證明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即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這樣，大大減少遵義會議的阻力。因為在一次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上，去否定一次中共中央全會的政治路線，顯然是艱難的，組織手續上也不完備，所以毛澤東聰明地隻限於軍事路線的討論，而且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把他們“轟下台”，同樣達到了否定王明路線的目的。
遵義會議決議剛一通過，就開始向基層傳達。不過，傳達時很注意對李德、博古點名的範圍。如陳雲手稿中所寫：
決定決議到支部討論時，指出華夫同誌的名字。在團以上幹部會中才能宣布博古同誌的名字。
也就是說，對李德的點名範圍廣，在全黨範圍內；而對博古的點名隻限於團以上幹部，因為博古畢竟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月10日，首次向團以上幹部傳達遵義會議決議，是在紮西會館門前的操場上進行的。那時，剛剛過了春節（正月初一是2月4日），陰冷的天下著蒙蒙細雨，可是幹部們在雨中聽得聚精會神，忘了冷也忘了雨。
作傳達報告的是張聞天。像李維漢這樣重要的中共高級幹部，也是直至此時，才知道遵義會議的情況。如他所回憶：
聽完傳達後，我才知道遵義會議揭發和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央在軍事領導上的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批評了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進行辯解的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的積極防禦的軍事路線，通過了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
我一聽完傳達，首先起采發言，表示完全擁護遵義會議的決議，同時不點名地批評了凱豐對遵義會議的錯誤態度。我發言後，凱豐自己站起來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
這時，坐在院子裏的潘漢年，搗了搗坐在他一旁的劉英。消息靈通的潘漢年，知道劉英正與張聞天熱戀。劉英頗為爽快，走上了台，指名道姓批評了凱豐。凱豐曾是她的上級。她批評了凱豐在共青團中央“總是宣傳博古為首的中央領導第五次反‘圍剿’如何如何正確”，並“強調客觀困難，總是說第五次‘圍剿’是蔣介石親自指揮，又有德國顧問，又有一百萬大軍，好像反‘圍剿’失敗不是戰略方向和軍事指揮的錯誤”。
劉英回憶道：
我批評之後，凱豐接著上台講話，說：“劉英同誌批評正確，我接受。我用那樣的思想去影響同誌，是不對的。”態度很誠懇。
這樣的傳達進行了好多次。不光是張聞天進行傳達，毛澤東、周恩來、陳雲也作傳達報告，這使遵義會議決議貫徹到全黨、全軍，曆經烽火彈雨而被保存下來的紅軍日記，成了珍貴的原始文獻。當時任少共國際師師長的彭紹輝，在1935年2月18日的日記中記道：
晚上軍團直屬隊開排以上幹部會，由毛主席報告中央擴大會議的決定（即遵義會議決議——引者注）。毛主席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單純防禦路線，短促突擊，分兵把口，不讓敵人進占蘇區一寸土地等，都是錯誤的。而“反攻”以來（指長征以來——引者注）這個錯誤還在發展，變成了退卻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跑”，也是錯誤的。我聽了這個報告非常高興，許多過去有懷疑、不清楚的問題，得到了明確的答案。
蕭鋒在他的1935年2月20日的日記中，則寫道
聽完傳達後，分組討論了兩天，廣大幹部對機會主義者錯誤指揮造成的損失很不滿，有的氣得直冒火。上級指出，主要是總結經驗，不要過多責備個人。我們貫徹遵義會議精神，就是要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高舉蘇維埃的紅旗，克服困難，搞好創建黔滇川邊蘇區的工作，執行北上抗日方針。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們2月5日在那個“雞鳴三省”的小村子裏剛開過常委會，翌日行軍至紮西鎮，又接著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從2月6日開至2月8日。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史稱“紮西會議”。
紮西是雲南省東北部、赤水河上遊的一個鎮。從1936年起，那裏設立威信縣，縣政府設在紮西鎮。威信縣地處雲南、貴州、四川交界處，可謂“雞鳴三省”之縣。
2月8日遵義會議的決議，在紮西會議上通過。正因為這樣，決議的標題之下，醒目地標著“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隻是由於最初找到的那個油印本，上麵少了一橫，印成“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造成莫大的曆史的誤會，使曆史學家們徒費了許多腦筋。
紮西會議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至此，遵義會議才算最後完成。
作為遵義會議精髓的，是遵義會議決議。研究這份決議的三種不同的“歸宿”，是頗為耐人尋味的：
它被收入《六大以來》一書（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那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它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曆史文獻。
它被收入1948年晉冀魯豫中央局編印的《毛澤東選集》，成了毛澤東著作，那也是說得過去的，因為它的核心思想是毛澤東的。
它又被收入1990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張聞天文集》，成了張聞天著作，這也還是說得過去的，因為它是由張聞天執筆寫成的。
這三種不同的“歸宿”，綜合起來，倒是說出了一個意思：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的思想和觀點、由張聞天執筆寫成的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曆史文獻。如果要說得更準確些，就是以毛澤東的思想、觀點為主，內中也包括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陳雲、劉伯承等遵義會議出席者的貢獻。
遵義會議決議共分十四節，長達一萬三千餘字，是在張聞天的“反報告”提綱的基礎上寫成的。
由於遵義會議決議太長，不便於以電報發往各處，於是又由張聞天加以壓縮，寫成提綱式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於1935年2月8日發出。這一大綱與遵義會議決議內容完全一致，也表明遵義會議決議是在1935年2月8日通過的。
毛澤東很懂得策略，在遵義會議決議中，特地寫上“一年半反對‘圍剿’的困苦鬥爭，證明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即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這樣，大大減少遵義會議的阻力。因為在一次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上，去否定一次中共中央全會的政治路線，顯然是艱難的，組織手續上也不完備，所以毛澤東聰明地隻限於軍事路線的討論，而且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把他們“轟下台”，同樣達到了否定王明路線的目的。
遵義會議決議剛一通過，就開始向基層傳達。不過，傳達時很注意對李德、博古點名的範圍。如陳雲手稿中所寫：
決定決議到支部討論時，指出華夫同誌的名字。在團以上幹部會中才能宣布博古同誌的名字。
也就是說，對李德的點名範圍廣，在全黨範圍內；而對博古的點名隻限於團以上幹部，因為博古畢竟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月10日，首次向團以上幹部傳達遵義會議決議，是在紮西會館門前的操場上進行的。那時，剛剛過了春節（正月初一是2月4日），陰冷的天下著蒙蒙細雨，可是幹部們在雨中聽得聚精會神，忘了冷也忘了雨。
作傳達報告的是張聞天。像李維漢這樣重要的中共高級幹部，也是直至此時，才知道遵義會議的情況。如他所回憶：
聽完傳達後，我才知道遵義會議揭發和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央在軍事領導上的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批評了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進行辯解的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的積極防禦的軍事路線，通過了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
我一聽完傳達，首先起采發言，表示完全擁護遵義會議的決議，同時不點名地批評了凱豐對遵義會議的錯誤態度。我發言後，凱豐自己站起來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
這時，坐在院子裏的潘漢年，搗了搗坐在他一旁的劉英。消息靈通的潘漢年，知道劉英正與張聞天熱戀。劉英頗為爽快，走上了台，指名道姓批評了凱豐。凱豐曾是她的上級。她批評了凱豐在共青團中央“總是宣傳博古為首的中央領導第五次反‘圍剿’如何如何正確”，並“強調客觀困難，總是說第五次‘圍剿’是蔣介石親自指揮，又有德國顧問，又有一百萬大軍，好像反‘圍剿’失敗不是戰略方向和軍事指揮的錯誤”。
劉英回憶道：
我批評之後，凱豐接著上台講話，說：“劉英同誌批評正確，我接受。我用那樣的思想去影響同誌，是不對的。”態度很誠懇。
這樣的傳達進行了好多次。不光是張聞天進行傳達，毛澤東、周恩來、陳雲也作傳達報告，這使遵義會議決議貫徹到全黨、全軍，曆經烽火彈雨而被保存下來的紅軍日記，成了珍貴的原始文獻。當時任少共國際師師長的彭紹輝，在1935年2月18日的日記中記道：
晚上軍團直屬隊開排以上幹部會，由毛主席報告中央擴大會議的決定（即遵義會議決議——引者注）。毛主席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單純防禦路線，短促突擊，分兵把口，不讓敵人進占蘇區一寸土地等，都是錯誤的。而“反攻”以來（指長征以來——引者注）這個錯誤還在發展，變成了退卻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跑”，也是錯誤的。我聽了這個報告非常高興，許多過去有懷疑、不清楚的問題，得到了明確的答案。
蕭鋒在他的1935年2月20日的日記中，則寫道
聽完傳達後，分組討論了兩天，廣大幹部對機會主義者錯誤指揮造成的損失很不滿，有的氣得直冒火。上級指出，主要是總結經驗，不要過多責備個人。我們貫徹遵義會議精神，就是要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高舉蘇維埃的紅旗，克服困難，搞好創建黔滇川邊蘇區的工作，執行北上抗日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