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黨的領袖
紅色三步曲2：曆史選擇了毛澤東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陳雲赴蘇爭得共產國際承認遵義會議
作為毛澤東的政敵，李德對遵義會議充滿敵意，這是容易理解的。不過，他的《中國紀事》中，有一句話倒是說得頗為準確：“在遵義會議之後的最初幾年裏，他的權位相對來說還不夠穩固。”
李德所說的“他”，當然指的是毛澤東。
確實，在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曾經受到嚴峻的考驗和嚴重的挑戰……
遵義會議之後，首先要做的是向共產國際匯報。因為當時中共畢竟是受共產國際領導，是共產國際之下的中國支部，如此重大的決定——改換領袖、改變路線，需要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尤其是這次會議矛頭所向，正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他勢必會向共產國際“告狀”。盡管由於上海的秘密電台遭到破壞，使得中共和共產國際失去聯係，但作為中共新領導，不能不考慮通過其他途徑設法向共產國際匯報。
就在這個時候，任弼時給中共中央來電，告知獲悉中共中央上海局在1934年8月遭到破壞。
於是，張聞天和毛澤東考慮，需要派人前往上海，一則恢複白區地下工作，二則在上海設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係，匯報遵義會議的情況。
派誰去呢？
1935年2月28日，就在紅軍第二次打下遵義的時候，潘漢年重人遵義，在街頭忽然接到通知，說是洛甫有要事找他。
潘漢年趕緊到張聞天那裏，才知中央決定派他去上海，去尋找上海地下黨，尋找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
潘漢年，理所當然是最合適的人選。跟十九路軍談判，跟粵軍陳濟棠談判，點將都點到他頭上。他靈活機警，富有地下工作的經驗。
當然，潘漢年沒有出席遵義會議，還需要另派一位職務更高的人物前往上海，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毛、張、周、陳、博五常委之中，毛、張、周無法離開紅軍，博則不合適，唯有陳雲是去上海最恰當的人選。
於是，中央決定潘漢年先行一步，然後陳雲再去上海，恢複並主持白區工作。
也真巧，就在紅軍第二次打下遵義的時候，一個名叫林青的人前來接洽關係，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兼總政地方工作部部長李維漢接待，知道對方是中共貴州地下黨員。李維漢隨林青來到遵義北門外一個秘密聯絡點，接上了這組織的關係。
當張聞天聽了李維漢的匯報，馬上讓潘漢年化名楊濤，利用中共貴州地下組織的關係，化裝成商販，順利到達貴陽。在那裏，潘漢年找到中共貴州工委秦天真，沿秘密交通線，到達廣州，轉往香港，乘船來到上海。
西裝革履，“小開”模樣，潘漢年出現在上海灘，全然是另一種派頭。他找到他的表妹呂鑒瑩，跟表妹夫潘企之（即潘渭年）接頭。潘企之馬上把潘漢年到來這一重要信息轉告中共中央臨時上海局宣傳部長董維健，促成臨時上海局負責人浦化人與潘漢年見麵。潘漢年這才得知，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到國民黨中統特務的嚴重破壞，直至不久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臨時上海局。另外，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即勞倫斯）也遭逮捕，在上海已經無法跟共產國際取得聯係。
線斷了！潘漢年知道無法在上海完成中央交給的特殊使命，於是暫去香港隱蔽。
莫斯科也關注著中共的命運。一個剛從莫斯科列寧學校畢業的美國青年史蒂夫·納爾遜，忽地被校領導卡爾羅夫召見，交給他一項特殊使命。談話開始後幾分鍾，一個中國人和一個俄國人來到卡爾羅夫辦公室。那中國人就是王明，俄國人則是共產國際的彼得洛夫。納爾遜接受了特殊使命：帶著五萬美金，前去上海，設法跟那裏的共產國際代表取得聯係。
納爾遜繞道法國巴黎，再從威尼斯坐船，來到上海，他按照暗號，跟一個名叫漢斯的德國人和一個名叫埃伯特的俄國人見了麵，交給他們一封密封的信和五萬美金。納爾遜完成了任務之後，由上海返回美國。事隔半個世紀，美國出版的《史蒂夫·納爾遜，美國激進主義者》（steve nelson，american radical）一書，才透露了這位共產國際秘密特使來滬的若幹情節。至於那封密封的信究竟是什麽內容，那個德國人和那個俄國人是什麽身份，不得而知。這件事隻是表明，莫斯科方麵也很著急，希望把斷了的線接上。
在潘漢年走後幾個月，陳雲動身了。臨行前，他把有關文件裝在一個箱子裏交給組織。他的那份手稿，可能在此時放入箱內。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黨員護送陳雲（據陳雲秘書朱佳木同誌回憶，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整理文件時，發現《席懋昭自傳》，內中寫及護送陳雲）。席懋昭曾在四川天全縣當過小學校長。經過重慶，陳雲於1935年7月間到達上海。
陳雲秘密與潘漢年的表妹夫潘企之接頭，見到了浦化人。浦化人通知在香港的潘漢年來滬，決定他也前往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
陳雲得到了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的幫助，宋慶齡安排他搭乘一艘蘇聯貨船去海參崴。同行的有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瞿秋白夫人楊之華，還有何叔衡的孩子何實楚，由潘企之護送，他們於8月5日離滬。
8月下旬，潘漢年也乘船前往蘇聯。
陳雲和潘漢年到達莫斯科之際，正值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剛剛結束。共產國際“七大”舉行時，雖然還不知道中共召開了遵義會議，但毛澤東和王明、張國燾、朱德均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王明被選入主席團，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負責處理中國問題。王明、康生、王榮（吳玉章）、梁樸（饒漱石）分別在大會上發言。
就在共產國際“七大”期間，出於對斷了線的中共的關注，共產國際派出一位重要的密使前往中國，尋覓中共中央。此人是資深的中共黨員，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三年，在莫斯科時他名叫“李複之”，受命去中國時臨時取了個化名“張浩”。
到了中國後，在中共內部，他又使用“林育英”這名字。然而，在他赴蘇之前，國民黨曾以高額賞金懸賞緝捕此人，而懸賞布告上卻寫著他的化名“林仲丹”——其實，他的本名叫林育英，字祚培。他是林彪的同鄉、堂兄——湖北黃岡人，林彪本名林育蓉。由於他的母親姓張，因此取名張浩。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鮮為人知，可是當他作為共產國際特使回國之際，曾起過重大作用，此是後話。
就在林育英剛剛啟程，離開莫斯科（林育英於1936年3月20日至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及他來華前的情況），陳雲和潘漢年便到達莫斯科。共產國際正急切地想知道中共的近況，陳雲和潘漢年的到來，可謂“及時雨”。
楊雲若、楊奎鬆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一書，寫及了陳雲、潘漢年匯報遵義會議的情況：
陳雲、潘漢年等一行人從上海輾轉來到莫斯科，帶來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亦即遵義會議決議——引者注），說明了中共中央和中國紅軍領導機構的變動情況，並且介紹了中央紅軍長征至四川一段的作戰和損失情況。陳雲等人的匯報，使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中共代表團自紅軍長征後第一次了解到中國革命真相。共產國際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決定，對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表示讚賞，但對主力紅軍人數的銳減頗感震驚。季米特洛夫等人敏感地意識到，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形勢和條件的估計，同實際情況是有一定距離的……
共產國際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決定，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對於毛澤東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勝利。
李德在《中國紀事》中曾寫及：“博古指望，或遲或早會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王明是中共在共產國際的代表）恢複聯係，並‘糾正’現時的政治路線。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所疑懼的，”連李德也承認，陳雲成功地完成了毛澤東交給的使命，向共產國際陳述了遵義會議的決議，爭取到共產國際的支持。另外，毛澤東所采取的策略，此時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使遵義會議能夠被共產國際所接受：第一，決議肯定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上台以來“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第二，以張聞天代替博古為中共中央負總責，博古仍為中共中央常委；第三，決議把博古的錯誤定為“右傾機會主義”，而實際上是“左”傾機會主義。這樣，也就大大減少了王明這一“阻力”。這三點策略，顯示了毛澤東的智謀。
陳雲和潘漢年圓滿的蘇聯之行，使博古的希望落空，也使李德失去了“告狀”的勇氣。
作為毛澤東的政敵，李德對遵義會議充滿敵意，這是容易理解的。不過，他的《中國紀事》中，有一句話倒是說得頗為準確：“在遵義會議之後的最初幾年裏，他的權位相對來說還不夠穩固。”
李德所說的“他”，當然指的是毛澤東。
確實，在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曾經受到嚴峻的考驗和嚴重的挑戰……
遵義會議之後，首先要做的是向共產國際匯報。因為當時中共畢竟是受共產國際領導，是共產國際之下的中國支部，如此重大的決定——改換領袖、改變路線，需要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尤其是這次會議矛頭所向，正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他勢必會向共產國際“告狀”。盡管由於上海的秘密電台遭到破壞，使得中共和共產國際失去聯係，但作為中共新領導，不能不考慮通過其他途徑設法向共產國際匯報。
就在這個時候，任弼時給中共中央來電，告知獲悉中共中央上海局在1934年8月遭到破壞。
於是，張聞天和毛澤東考慮，需要派人前往上海，一則恢複白區地下工作，二則在上海設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係，匯報遵義會議的情況。
派誰去呢？
1935年2月28日，就在紅軍第二次打下遵義的時候，潘漢年重人遵義，在街頭忽然接到通知，說是洛甫有要事找他。
潘漢年趕緊到張聞天那裏，才知中央決定派他去上海，去尋找上海地下黨，尋找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
潘漢年，理所當然是最合適的人選。跟十九路軍談判，跟粵軍陳濟棠談判，點將都點到他頭上。他靈活機警，富有地下工作的經驗。
當然，潘漢年沒有出席遵義會議，還需要另派一位職務更高的人物前往上海，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毛、張、周、陳、博五常委之中，毛、張、周無法離開紅軍，博則不合適，唯有陳雲是去上海最恰當的人選。
於是，中央決定潘漢年先行一步，然後陳雲再去上海，恢複並主持白區工作。
也真巧，就在紅軍第二次打下遵義的時候，一個名叫林青的人前來接洽關係，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兼總政地方工作部部長李維漢接待，知道對方是中共貴州地下黨員。李維漢隨林青來到遵義北門外一個秘密聯絡點，接上了這組織的關係。
當張聞天聽了李維漢的匯報，馬上讓潘漢年化名楊濤，利用中共貴州地下組織的關係，化裝成商販，順利到達貴陽。在那裏，潘漢年找到中共貴州工委秦天真，沿秘密交通線，到達廣州，轉往香港，乘船來到上海。
西裝革履，“小開”模樣，潘漢年出現在上海灘，全然是另一種派頭。他找到他的表妹呂鑒瑩，跟表妹夫潘企之（即潘渭年）接頭。潘企之馬上把潘漢年到來這一重要信息轉告中共中央臨時上海局宣傳部長董維健，促成臨時上海局負責人浦化人與潘漢年見麵。潘漢年這才得知，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到國民黨中統特務的嚴重破壞，直至不久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臨時上海局。另外，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即勞倫斯）也遭逮捕，在上海已經無法跟共產國際取得聯係。
線斷了！潘漢年知道無法在上海完成中央交給的特殊使命，於是暫去香港隱蔽。
莫斯科也關注著中共的命運。一個剛從莫斯科列寧學校畢業的美國青年史蒂夫·納爾遜，忽地被校領導卡爾羅夫召見，交給他一項特殊使命。談話開始後幾分鍾，一個中國人和一個俄國人來到卡爾羅夫辦公室。那中國人就是王明，俄國人則是共產國際的彼得洛夫。納爾遜接受了特殊使命：帶著五萬美金，前去上海，設法跟那裏的共產國際代表取得聯係。
納爾遜繞道法國巴黎，再從威尼斯坐船，來到上海，他按照暗號，跟一個名叫漢斯的德國人和一個名叫埃伯特的俄國人見了麵，交給他們一封密封的信和五萬美金。納爾遜完成了任務之後，由上海返回美國。事隔半個世紀，美國出版的《史蒂夫·納爾遜，美國激進主義者》（steve nelson，american radical）一書，才透露了這位共產國際秘密特使來滬的若幹情節。至於那封密封的信究竟是什麽內容，那個德國人和那個俄國人是什麽身份，不得而知。這件事隻是表明，莫斯科方麵也很著急，希望把斷了的線接上。
在潘漢年走後幾個月，陳雲動身了。臨行前，他把有關文件裝在一個箱子裏交給組織。他的那份手稿，可能在此時放入箱內。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黨員護送陳雲（據陳雲秘書朱佳木同誌回憶，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整理文件時，發現《席懋昭自傳》，內中寫及護送陳雲）。席懋昭曾在四川天全縣當過小學校長。經過重慶，陳雲於1935年7月間到達上海。
陳雲秘密與潘漢年的表妹夫潘企之接頭，見到了浦化人。浦化人通知在香港的潘漢年來滬，決定他也前往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
陳雲得到了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的幫助，宋慶齡安排他搭乘一艘蘇聯貨船去海參崴。同行的有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瞿秋白夫人楊之華，還有何叔衡的孩子何實楚，由潘企之護送，他們於8月5日離滬。
8月下旬，潘漢年也乘船前往蘇聯。
陳雲和潘漢年到達莫斯科之際，正值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剛剛結束。共產國際“七大”舉行時，雖然還不知道中共召開了遵義會議，但毛澤東和王明、張國燾、朱德均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王明被選入主席團，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負責處理中國問題。王明、康生、王榮（吳玉章）、梁樸（饒漱石）分別在大會上發言。
就在共產國際“七大”期間，出於對斷了線的中共的關注，共產國際派出一位重要的密使前往中國，尋覓中共中央。此人是資深的中共黨員，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三年，在莫斯科時他名叫“李複之”，受命去中國時臨時取了個化名“張浩”。
到了中國後，在中共內部，他又使用“林育英”這名字。然而，在他赴蘇之前，國民黨曾以高額賞金懸賞緝捕此人，而懸賞布告上卻寫著他的化名“林仲丹”——其實，他的本名叫林育英，字祚培。他是林彪的同鄉、堂兄——湖北黃岡人，林彪本名林育蓉。由於他的母親姓張，因此取名張浩。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鮮為人知，可是當他作為共產國際特使回國之際，曾起過重大作用，此是後話。
就在林育英剛剛啟程，離開莫斯科（林育英於1936年3月20日至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及他來華前的情況），陳雲和潘漢年便到達莫斯科。共產國際正急切地想知道中共的近況，陳雲和潘漢年的到來，可謂“及時雨”。
楊雲若、楊奎鬆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一書，寫及了陳雲、潘漢年匯報遵義會議的情況：
陳雲、潘漢年等一行人從上海輾轉來到莫斯科，帶來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亦即遵義會議決議——引者注），說明了中共中央和中國紅軍領導機構的變動情況，並且介紹了中央紅軍長征至四川一段的作戰和損失情況。陳雲等人的匯報，使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中共代表團自紅軍長征後第一次了解到中國革命真相。共產國際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決定，對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表示讚賞，但對主力紅軍人數的銳減頗感震驚。季米特洛夫等人敏感地意識到，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形勢和條件的估計，同實際情況是有一定距離的……
共產國際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決定，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對於毛澤東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勝利。
李德在《中國紀事》中曾寫及：“博古指望，或遲或早會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王明是中共在共產國際的代表）恢複聯係，並‘糾正’現時的政治路線。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所疑懼的，”連李德也承認，陳雲成功地完成了毛澤東交給的使命，向共產國際陳述了遵義會議的決議，爭取到共產國際的支持。另外，毛澤東所采取的策略，此時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使遵義會議能夠被共產國際所接受：第一，決議肯定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上台以來“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第二，以張聞天代替博古為中共中央負總責，博古仍為中共中央常委；第三，決議把博古的錯誤定為“右傾機會主義”，而實際上是“左”傾機會主義。這樣，也就大大減少了王明這一“阻力”。這三點策略，顯示了毛澤東的智謀。
陳雲和潘漢年圓滿的蘇聯之行，使博古的希望落空，也使李德失去了“告狀”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