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找到了俄文稿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不論怎麽說，美國韋慕庭教授的發現和研究，對中共黨史研究作出了貢獻。
不過，在1960年，哥倫比亞大學印出《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在美國除了幾位研究中國史的專家有點興趣，並沒有多少人注意這本書。
當時，中美處於嚴重對立狀態，兩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韋慕庭的論文，被浩渺的大洋阻隔。大洋此岸，並不知道中共“一大”文獻在美國被找到的消息。
中國的中共黨史專家們，也在尋覓著中共“一大”文獻……
1950年，中國的中共黨史專家發現了一篇蘇聯人葛薩廖夫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此文的寫作時間，比陳公博的碩士論文晚不了多少時候。葛薩廖夫當時在中國，跟第三國際來華代表有過接觸。這篇文章，有一定的曆史價值。
這麽一篇曆史文獻，竟是從一部藍色封皮、線裝的書中發現的。那部書的書名頗為驚人：《蘇聯陰謀文證集匯編》！
這是一部文言文寫的書。沒有標明什麽出版社出版。
經過查證，此書“來曆不凡”：
1927年4月6日清晨，奉係軍閥張作霖不顧外交慣例和國際公法，突然包圍、襲擊了蘇聯駐華大使館以及附近的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庚子賠款委員會，抓走了在蘇聯大使館西院的中共領袖李大釗。他們還搜查了蘇聯大使館，非法搜去許多文件，內中便有葛薩廖夫用俄文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文。
張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譯成中文（文言文），編成一本書——《蘇聯陰謀文證集匯編》。
這本印數很少的線裝奇書，在解放後被找到一套。於是，那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就得以重見天日。
葛薩廖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詳細記述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經過，提到了中共“一大”討論第一個綱領的情況，談及關於綱領的激烈的爭論——可惜，沒有收入第一個綱領的原文。
不過，發現葛薩廖夫的文章，畢竟使人們對中共“一大”的綱領，有了一些側麵的了解。
重大的進展，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前往莫斯科，與蘇共交涉，要求把共產國際有關中共的檔案交還中共。
蘇共經過仔細研究，答應交還一部分。
於是，從莫斯科運回了幾箱檔案。
中共黨史專家細細檢視這批檔案，居然從中找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譯稿！
不言而喻，中共“一大”召開之際，第三國際派代表出席會議，把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譯稿帶回了蘇聯，保存在共產國際的檔案庫裏。
查遍幾箱檔案，沒有發現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
於是，俄譯稿被還原譯成中文。
在當時，中共“一大”的文件屬黨內重要機密。還原譯成的中文稿經過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再三斟酌，刊載於內部機密刊物《黨史資料匯報》第6號、第10號上。
為了鑒定從蘇聯運回的這些文件是否可靠，還原譯成的中文是否準確，中央檔案館籌備處辦公室在1959年8月5日，派陳銘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裏，請這位曆史親曆者作鑒定。
整整一個月之後——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寫下了親筆複函：[1]
我看了你們送來的《黨史資料匯報》第6號、第10號所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及“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這三個文件雖然是由俄文翻譯出來的，但未發現中文文字記載以前，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材料，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文沒有載明時間，其他兩個文件上載明的時間是1921年，也就是“一大”開會的那一年，可說是關於我黨“一大”文字記載最早的一份材料。……
董必武認可了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
因此，在美國教授韋慕庭發現陳公博的論文之前，中共已經發現了“一大”的文件俄文稿。
美國教授聲稱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獻的第一個發現者——這也難怪，因為中共當時沒有公開發表過發現“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
嚴格地說，美國韋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獻英文稿的第一個發現者和鑒定者。
不過，韋慕庭教授的發現，過了十二年之久，才傳到大洋此岸來……
那是1972年，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陳列部的李俊臣，結束了“五七”幹校的勞動，回到了城裏。
自從“文革”開始以來，他已好多年沒有機會查看外國文獻了。回到北京之後，他才有機會到北京圖書館翻閱資料。
前些年日本出版的《東洋文化》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這位三十一歲的壯實男人，從十八歲起便在革命博物館當解說員。喜歡鑽研學問的他，漸漸對中共黨史發生興趣，著手研究。他看到《東洋文化》刊載藤田正典教授的論文《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全大會、二全大會、三全大會文件的研究》，聚精會神地讀了起來。盡管他不懂日文，感謝“老天爺”，日文中有一大半漢字，使他能大致猜出文章的意思。比如，“一全大會”顯然也就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不光看正文，而且連文末的注釋也不放過。從一條注釋中，他得知重要信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陳公博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書！
他求助於友人周一峰，希望把藤田正典的論文譯成中文。
周一峰何許人也？周作人之子！他日語純熟，而且當時正在北京圖書館裏工作，是最合適不過的翻譯。然而，一向小心謹慎的周一峰一聽要翻譯關於中國共產黨的論文，而且又涉及什麽陳公博——當年周作人曾與陳公博一樣都當過漢奸，他理所當然地推辭了，要李俊臣“另請高明”。
李俊臣看出他的顧慮，趕緊說道：“你來講，我來記。出什麽問題我負責。”
好不容易，周一峰答應了。
當藤田正典的論文譯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國韋慕庭教授在十二年前的研究成果。
李俊臣趕緊查找韋慕庭在十二年前編的那本書。
一查，北京圖書館裏居然有這本書！就像當年陳公博的碩士論文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冷置”了多年一樣，這本英文版《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也在北京圖書館“冷置”了多年，無人注意。
子是，韋慕庭的緒言及陳公博的論文，被譯成了中文。
跟俄文版還原譯的中文稿一對照，兩種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隻有翻譯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
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當時是根據同一中文原稿翻譯的。
最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條，而俄文稿同樣缺了第十一條——這更表明兩種外文稿同源於一種中文稿！
當然，那中文原稿中為什麽會缺了第十一條，則成了曆史之謎：或許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條誤編為第十二條，隻是漏了一個號碼，原件內容無遺漏；或許是手稿中漏寫第十一條；也可能是第十一條引起很大的爭議，付諸大會表決時被刪去……這個曆史之謎，要待有朝一日發現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時，才能判定。
在曆史的雪泥鴻爪中苦苦追索，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那次極端秘密、隻有十幾個人參加而又極其重要的會議——中共“一大”，這才漸漸“顯影”，被時光淹沒的曆史真相慢慢變得清晰起來。尋找中共“一大”會址和中共“一大”文件，隻是這些年來苦苦追索中的兩樁往事。
這些年來，關於中共“一大”的一係列課題，成為中外學者們競相探討的“熱點”：
中共“一大”究竟是哪一天開幕？
中共“一大”在哪一天閉幕？
出席會議的代表究竟是十二個還是十三個？
那位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所派的代表尼柯爾斯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 上海中共“一大”會址，是作者采寫“紅色三部曲”的起點
雖然中共“一大”的召開已經是八十多年前的往事，然而這些追索迄今仍在進行中。就在筆者著手采寫本書《紅色的起點》時，尼柯爾斯基尚是一個謎。中共黨史研究專家告訴筆者，在任何檔案中都沒有查到關於尼柯爾斯基的生平材料。可就在筆者采寫本書的過程中，忽又聞這個被稱為“一個被遺忘的參加中共‘一大’的人”的身世查明了，於是，便趕緊前往北京作詳細了解……
筆者正是在中外眾多學者專家數十年來研究中共“一大”的基礎上，著手寫了這本炙紅色的起點。
以上權且作為全書的序章。 [1]《“一大”前後》，第3冊，109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不過，在1960年，哥倫比亞大學印出《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在美國除了幾位研究中國史的專家有點興趣，並沒有多少人注意這本書。
當時，中美處於嚴重對立狀態，兩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韋慕庭的論文，被浩渺的大洋阻隔。大洋此岸，並不知道中共“一大”文獻在美國被找到的消息。
中國的中共黨史專家們，也在尋覓著中共“一大”文獻……
1950年，中國的中共黨史專家發現了一篇蘇聯人葛薩廖夫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此文的寫作時間，比陳公博的碩士論文晚不了多少時候。葛薩廖夫當時在中國，跟第三國際來華代表有過接觸。這篇文章，有一定的曆史價值。
這麽一篇曆史文獻，竟是從一部藍色封皮、線裝的書中發現的。那部書的書名頗為驚人：《蘇聯陰謀文證集匯編》！
這是一部文言文寫的書。沒有標明什麽出版社出版。
經過查證，此書“來曆不凡”：
1927年4月6日清晨，奉係軍閥張作霖不顧外交慣例和國際公法，突然包圍、襲擊了蘇聯駐華大使館以及附近的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庚子賠款委員會，抓走了在蘇聯大使館西院的中共領袖李大釗。他們還搜查了蘇聯大使館，非法搜去許多文件，內中便有葛薩廖夫用俄文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文。
張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譯成中文（文言文），編成一本書——《蘇聯陰謀文證集匯編》。
這本印數很少的線裝奇書，在解放後被找到一套。於是，那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就得以重見天日。
葛薩廖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詳細記述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經過，提到了中共“一大”討論第一個綱領的情況，談及關於綱領的激烈的爭論——可惜，沒有收入第一個綱領的原文。
不過，發現葛薩廖夫的文章，畢竟使人們對中共“一大”的綱領，有了一些側麵的了解。
重大的進展，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前往莫斯科，與蘇共交涉，要求把共產國際有關中共的檔案交還中共。
蘇共經過仔細研究，答應交還一部分。
於是，從莫斯科運回了幾箱檔案。
中共黨史專家細細檢視這批檔案，居然從中找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譯稿！
不言而喻，中共“一大”召開之際，第三國際派代表出席會議，把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譯稿帶回了蘇聯，保存在共產國際的檔案庫裏。
查遍幾箱檔案，沒有發現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
於是，俄譯稿被還原譯成中文。
在當時，中共“一大”的文件屬黨內重要機密。還原譯成的中文稿經過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再三斟酌，刊載於內部機密刊物《黨史資料匯報》第6號、第10號上。
為了鑒定從蘇聯運回的這些文件是否可靠，還原譯成的中文是否準確，中央檔案館籌備處辦公室在1959年8月5日，派陳銘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裏，請這位曆史親曆者作鑒定。
整整一個月之後——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寫下了親筆複函：[1]
我看了你們送來的《黨史資料匯報》第6號、第10號所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及“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這三個文件雖然是由俄文翻譯出來的，但未發現中文文字記載以前，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材料，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文沒有載明時間，其他兩個文件上載明的時間是1921年，也就是“一大”開會的那一年，可說是關於我黨“一大”文字記載最早的一份材料。……
董必武認可了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
因此，在美國教授韋慕庭發現陳公博的論文之前，中共已經發現了“一大”的文件俄文稿。
美國教授聲稱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獻的第一個發現者——這也難怪，因為中共當時沒有公開發表過發現“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
嚴格地說，美國韋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獻英文稿的第一個發現者和鑒定者。
不過，韋慕庭教授的發現，過了十二年之久，才傳到大洋此岸來……
那是1972年，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陳列部的李俊臣，結束了“五七”幹校的勞動，回到了城裏。
自從“文革”開始以來，他已好多年沒有機會查看外國文獻了。回到北京之後，他才有機會到北京圖書館翻閱資料。
前些年日本出版的《東洋文化》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這位三十一歲的壯實男人，從十八歲起便在革命博物館當解說員。喜歡鑽研學問的他，漸漸對中共黨史發生興趣，著手研究。他看到《東洋文化》刊載藤田正典教授的論文《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全大會、二全大會、三全大會文件的研究》，聚精會神地讀了起來。盡管他不懂日文，感謝“老天爺”，日文中有一大半漢字，使他能大致猜出文章的意思。比如，“一全大會”顯然也就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不光看正文，而且連文末的注釋也不放過。從一條注釋中，他得知重要信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陳公博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書！
他求助於友人周一峰，希望把藤田正典的論文譯成中文。
周一峰何許人也？周作人之子！他日語純熟，而且當時正在北京圖書館裏工作，是最合適不過的翻譯。然而，一向小心謹慎的周一峰一聽要翻譯關於中國共產黨的論文，而且又涉及什麽陳公博——當年周作人曾與陳公博一樣都當過漢奸，他理所當然地推辭了，要李俊臣“另請高明”。
李俊臣看出他的顧慮，趕緊說道：“你來講，我來記。出什麽問題我負責。”
好不容易，周一峰答應了。
當藤田正典的論文譯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國韋慕庭教授在十二年前的研究成果。
李俊臣趕緊查找韋慕庭在十二年前編的那本書。
一查，北京圖書館裏居然有這本書！就像當年陳公博的碩士論文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冷置”了多年一樣，這本英文版《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也在北京圖書館“冷置”了多年，無人注意。
子是，韋慕庭的緒言及陳公博的論文，被譯成了中文。
跟俄文版還原譯的中文稿一對照，兩種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隻有翻譯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
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當時是根據同一中文原稿翻譯的。
最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條，而俄文稿同樣缺了第十一條——這更表明兩種外文稿同源於一種中文稿！
當然，那中文原稿中為什麽會缺了第十一條，則成了曆史之謎：或許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條誤編為第十二條，隻是漏了一個號碼，原件內容無遺漏；或許是手稿中漏寫第十一條；也可能是第十一條引起很大的爭議，付諸大會表決時被刪去……這個曆史之謎，要待有朝一日發現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時，才能判定。
在曆史的雪泥鴻爪中苦苦追索，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那次極端秘密、隻有十幾個人參加而又極其重要的會議——中共“一大”，這才漸漸“顯影”，被時光淹沒的曆史真相慢慢變得清晰起來。尋找中共“一大”會址和中共“一大”文件，隻是這些年來苦苦追索中的兩樁往事。
這些年來，關於中共“一大”的一係列課題，成為中外學者們競相探討的“熱點”：
中共“一大”究竟是哪一天開幕？
中共“一大”在哪一天閉幕？
出席會議的代表究竟是十二個還是十三個？
那位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所派的代表尼柯爾斯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 上海中共“一大”會址，是作者采寫“紅色三部曲”的起點
雖然中共“一大”的召開已經是八十多年前的往事，然而這些追索迄今仍在進行中。就在筆者著手采寫本書《紅色的起點》時，尼柯爾斯基尚是一個謎。中共黨史研究專家告訴筆者，在任何檔案中都沒有查到關於尼柯爾斯基的生平材料。可就在筆者采寫本書的過程中，忽又聞這個被稱為“一個被遺忘的參加中共‘一大’的人”的身世查明了，於是，便趕緊前往北京作詳細了解……
筆者正是在中外眾多學者專家數十年來研究中共“一大”的基礎上，著手寫了這本炙紅色的起點。
以上權且作為全書的序章。 [1]《“一大”前後》，第3冊，109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