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茅廬的二十八畫生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就在《新青年》雜誌推出一篇又一篇彪炳顯赫的雄文之際，在1917年4月號，登出了一篇《體育之研究》。
此文作者的名字是讀者所陌生的：“二十八畫生”！
顯而易見，這是一個筆名。作者不願透露真姓實名。
那是陳獨秀從一大堆來稿中，見到這篇寄自湖南的《體育之研究》。雖說文筆尚嫩，但是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何況《新青年》雜誌的文章很少涉及體育，便把此文發排了。
推算起來，這是“二十八畫生”頭一回跟陳獨秀結下文字之交。
當時，這位“二十八畫生”，還隻是二十四歲的湖南小夥子。直到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笑談“二十八畫生”的來曆時，人們才恍然大悟：“你把我的姓名數一數，總共多少筆畫？”
哦，“毛澤東”（毛澤束）——整整二十八畫！
《體育之研究》是迄今發現的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最早的文章。也就是說，毛澤東的處女作是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
寫《體育之研究》時，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19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1]
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寫罷，曾請他的恩師楊昌濟先生指教。楊昌濟是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求學時的老師。毛澤東這樣談及楊昌濟：
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誌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響之下，讀了蔡元培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我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讚賞我的那篇文章。他給了我一百分。[2] 1921年毛澤東二十八歲。真巧，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的平均年齡，正好是二十八歲楊開慧
當1909年春，楊昌濟從日本來到倫敦的北澱大學學習時，在那裏結識一位名叫章士釗的中國留學生。
1917年，章士釗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薦楊昌濟到北京大學出任倫理學教授。蔡元培當即以校長名義，給楊昌濟寄去聘書。於是，楊昌濟於1918年春由長沙來到北大任教。
這年6月，楊昌濟把家眷也接往北京，在鼓樓後豆腐池胡同十五號安家。他和妻子向振熙、兒子楊開智、女兒楊開慧住在一起。
這時，楊昌濟在北京大學結識了一位年輕的哲學講師，叫梁漱溟。此人的本家兄長梁煥奎與楊昌濟有著舊誼。梁漱溟跟楊教授切磋哲學，相談甚洽。於是，常常造訪豆腐池胡同楊府。
從1918年8月中旬起，梁漱溟每當晚間叩響楊府大門，常見一位個子高高的湖南小夥子前來開門。他跟梁漱溟隻是點點頭，偶爾說一兩句寒暄之語，聽得出湖南口音很重。開了門，他便回到自己屋中，從不參與梁漱溟跟楊昌濟的談話。
這位楊府新客，便是“二十八畫生”！
那是“二十八畫生”——毛澤東，平生頭一回來到北京。舉目無親而且又是借了錢到北京的他，投宿於恩師楊昌濟家中。
當時，湖南的一批學生要到歐洲勤工儉學，毛澤東支持他們出國，但他自己並不想去歐洲。
他和這些學生一起來到北京。
北京對於毛澤東來說，開銷太大了。他不得不尋求一份工作。
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裏，楊昌濟找到了主任李大釗：“李先生，我有一位學生從湖南來——毛生澤東。此生資質高，為人勤奮。不知李先生能否為他在圖書館裏安排差使？”
“好，好，你請他來。”李大釗一口應承。
翌日，楊昌濟便領著瘦長的毛澤東，去見李大釗——這是二十五歲的毛澤東頭一回與二十九歲的李大釗會麵。
李大釗帶著毛澤東來到北京大學紅樓一層西頭第三十一號的第二閱覽室，讓他當助理員。
“你的你、每天的工作是登記新到的報刊和閱覽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種中外報紙，月薪八元。”
李大釗對毛澤東說道。
這對於來自外鄉農村的毛澤東來說，已是很大的滿足了。
過了好多年，當毛澤東跟斯諾談及這段經曆時，他說：“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3] 1919年毛澤東為赴法留學事宜致新民學會羅學瓚的信北京大學圖書館內李大釗辦公室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經常聚會的地方
其實，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月薪六百元；文科學長陳獨秀，月薪四百元；教授，月薪起碼二百元。
在1936年，毛澤東還曾對斯諾談及如下回憶：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麵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片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裏，我遇到了別的學生，例如陳公博，他現在在南京當大官了；譚平山，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之後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黨員；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26年他被張作霖殺害了。
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時候，還遇到了張國燾——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後來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加入了三k黨［！！！］；段錫朋，現在在南京當教育部次長。也是在這裏，我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她是我以前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的女兒。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昌濟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後來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4]
毛擇東用這樣一句話，概括了他在北京大學時的收獲：“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毛澤東有了工作之後，有了收入，就搬到北京大學附近的景山東街三眠井胡同七號一間普通的民房裏，跟蔡和森、羅學瓚、張昆弟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毛澤東也去拜訪了比他大十四歲的陳獨秀。“我第一次同他見麵在北京，那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
毛澤東還去拜訪那位從美國歸來的胡適——雖然胡適隻比他大兩歲，可是吃過洋麵包，掛著“博士”、“教授”頭銜，比毛澤東神氣多了。毛澤東曾組織在北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十幾個人，請蔡元培、胡適座談，“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複，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的問題”（《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1號）。
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工作了半年，經上海，回湖南去了。這位“二十八畫生”，當時尚未在中國革命中嶄露頭角，然而這半年，北京大學、《新青年》、“北李南陳”給予他的深刻影響，使他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1]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25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2]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21頁—122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3]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27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4]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27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
此文作者的名字是讀者所陌生的：“二十八畫生”！
顯而易見，這是一個筆名。作者不願透露真姓實名。
那是陳獨秀從一大堆來稿中，見到這篇寄自湖南的《體育之研究》。雖說文筆尚嫩，但是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何況《新青年》雜誌的文章很少涉及體育，便把此文發排了。
推算起來，這是“二十八畫生”頭一回跟陳獨秀結下文字之交。
當時，這位“二十八畫生”，還隻是二十四歲的湖南小夥子。直到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笑談“二十八畫生”的來曆時，人們才恍然大悟：“你把我的姓名數一數，總共多少筆畫？”
哦，“毛澤東”（毛澤束）——整整二十八畫！
《體育之研究》是迄今發現的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最早的文章。也就是說，毛澤東的處女作是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
寫《體育之研究》時，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19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1]
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寫罷，曾請他的恩師楊昌濟先生指教。楊昌濟是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求學時的老師。毛澤東這樣談及楊昌濟：
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誌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響之下，讀了蔡元培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我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讚賞我的那篇文章。他給了我一百分。[2] 1921年毛澤東二十八歲。真巧，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的平均年齡，正好是二十八歲楊開慧
當1909年春，楊昌濟從日本來到倫敦的北澱大學學習時，在那裏結識一位名叫章士釗的中國留學生。
1917年，章士釗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薦楊昌濟到北京大學出任倫理學教授。蔡元培當即以校長名義，給楊昌濟寄去聘書。於是，楊昌濟於1918年春由長沙來到北大任教。
這年6月，楊昌濟把家眷也接往北京，在鼓樓後豆腐池胡同十五號安家。他和妻子向振熙、兒子楊開智、女兒楊開慧住在一起。
這時，楊昌濟在北京大學結識了一位年輕的哲學講師，叫梁漱溟。此人的本家兄長梁煥奎與楊昌濟有著舊誼。梁漱溟跟楊教授切磋哲學，相談甚洽。於是，常常造訪豆腐池胡同楊府。
從1918年8月中旬起，梁漱溟每當晚間叩響楊府大門，常見一位個子高高的湖南小夥子前來開門。他跟梁漱溟隻是點點頭，偶爾說一兩句寒暄之語，聽得出湖南口音很重。開了門，他便回到自己屋中，從不參與梁漱溟跟楊昌濟的談話。
這位楊府新客，便是“二十八畫生”！
那是“二十八畫生”——毛澤東，平生頭一回來到北京。舉目無親而且又是借了錢到北京的他，投宿於恩師楊昌濟家中。
當時，湖南的一批學生要到歐洲勤工儉學，毛澤東支持他們出國，但他自己並不想去歐洲。
他和這些學生一起來到北京。
北京對於毛澤東來說，開銷太大了。他不得不尋求一份工作。
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裏，楊昌濟找到了主任李大釗：“李先生，我有一位學生從湖南來——毛生澤東。此生資質高，為人勤奮。不知李先生能否為他在圖書館裏安排差使？”
“好，好，你請他來。”李大釗一口應承。
翌日，楊昌濟便領著瘦長的毛澤東，去見李大釗——這是二十五歲的毛澤東頭一回與二十九歲的李大釗會麵。
李大釗帶著毛澤東來到北京大學紅樓一層西頭第三十一號的第二閱覽室，讓他當助理員。
“你的你、每天的工作是登記新到的報刊和閱覽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種中外報紙，月薪八元。”
李大釗對毛澤東說道。
這對於來自外鄉農村的毛澤東來說，已是很大的滿足了。
過了好多年，當毛澤東跟斯諾談及這段經曆時，他說：“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3] 1919年毛澤東為赴法留學事宜致新民學會羅學瓚的信北京大學圖書館內李大釗辦公室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經常聚會的地方
其實，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月薪六百元；文科學長陳獨秀，月薪四百元；教授，月薪起碼二百元。
在1936年，毛澤東還曾對斯諾談及如下回憶：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麵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片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裏，我遇到了別的學生，例如陳公博，他現在在南京當大官了；譚平山，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之後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黨員；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26年他被張作霖殺害了。
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時候，還遇到了張國燾——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後來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加入了三k黨［！！！］；段錫朋，現在在南京當教育部次長。也是在這裏，我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她是我以前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的女兒。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昌濟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後來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4]
毛擇東用這樣一句話，概括了他在北京大學時的收獲：“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毛澤東有了工作之後，有了收入，就搬到北京大學附近的景山東街三眠井胡同七號一間普通的民房裏，跟蔡和森、羅學瓚、張昆弟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毛澤東也去拜訪了比他大十四歲的陳獨秀。“我第一次同他見麵在北京，那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
毛澤東還去拜訪那位從美國歸來的胡適——雖然胡適隻比他大兩歲，可是吃過洋麵包，掛著“博士”、“教授”頭銜，比毛澤東神氣多了。毛澤東曾組織在北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十幾個人，請蔡元培、胡適座談，“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複，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的問題”（《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1號）。
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工作了半年，經上海，回湖南去了。這位“二十八畫生”，當時尚未在中國革命中嶄露頭角，然而這半年，北京大學、《新青年》、“北李南陳”給予他的深刻影響，使他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1]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25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2]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21頁—122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3]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27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4]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27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