騾車載著奇特的賬房先生去天津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幾個月後，李大釗又一次去天津。不過，這一回全然不同，沒有公開露過一次麵，行蹤絕密。
那是1920年2月中旬，年關逼近，家家戶戶門前貼起了“迎春接福”、“萬象更新”之類的紅色橫幅。離正月初一——公曆2月20日，眼看著隻剩幾天了。
一輛騾車緩緩駛出北京城朝陽門，先南後東，朝著天津進發。
車上有兩位乘客，一位年約三十，留著八字胡，戴金絲邊眼鏡，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裏裝著好幾冊賬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債的賬房先生。他講得一口北京話，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麵。
另一位坐在車篷之內，像是畏寒，一頂氈帽壓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鑒，約莫四十多歲。此人看上去像個土財主，抑或是那位賬房先生的下手。他總是“免開尊口”，要麽無精打采地閉目養神，要麽默默地凝視著道路兩旁那落盡葉子的禿樹。
那位“賬房先生”，便是李大釗。那位躲在車裏的，是陳獨秀。他倆喬裝打扮，秘密出京。
風聲甚緊，警察在追捕陳獨秀……
事情是前些天報上關於陳獨秀的報道引起的：
《陳獨秀在武漢文華學校演講〈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
《陳獨秀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演講〈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對陳氏主張之主義大為驚駭，令其休止演講，速離武漢》；
《陳獨秀深憤湖北當局壓迫言論自由》；
……
京師警察廳頭目閱報大驚：陳獨秀乃保釋之人，每月都要填寫“受豫戒令者月記表”，在京的行動尚受約束，怎可事先不報告、擅自離京，更何況到了外地四處演講、宣傳“主義”，這怎麽行呢？
於是，箭杆胡同裏忽見警察在那裏站崗。這兒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著從湖北歸來的陳獨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實，陳獨秀早在1月下旬，便已經離開了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廣東軍政府委托汪精衛、章士釗等辦的西南大學，邀請陳獨秀來滬商量有關事宜。陳獨秀抵滬後，又受胡適之薦，前往武漢。
如胡適所言：“那時華中地區的幾所大學聘請我去作幾次學術講演，但是我無法分身，因為杜威教授那時也在北京講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譯，所以我轉薦陳獨秀前往。對方表示歡迎……”[1]
於是，陳獨秀2月2日離滬，乘“大通輪”於2月4日抵達漢口。8日晚，陳獨秀乘火車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車上，陳獨秀和同行的幾位武漢地區校長談笑風生。那幾位校長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漢任教。
火車迎著朔風，噴灑著黑煙，朝北京進發。
在北京大學校園裏，李大釗手持陳獨秀發來的電報，焦急萬分。因為早有學生報訊，陳寓門口有警察站崗，正張網捕陳。
李大釗把《新青年》編輯高一涵及幾位學生找到家中，商議對策，如此如此……
北京西站，陳獨秀剛剛走下火車，一位學生便迎了上去：“陳先生！”
那位學生遞上李大釗的親筆信，陳獨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門口“恭候”。
陳獨秀隻得隨著那位學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學教授王星拱家。李大釗和高一涵已在裏麵等他了。
“仲甫，你要趕緊離開北京，避一避風頭。”李大釗說道，“你如果再落到警蔡手裏，就很難出來了。”
“那就到上海去吧。”陳獨秀說，“汪孟鄒在上海，我到他那裏住一陣子。”
“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釗說，“我想辦法護送你出京。”
翌日，一輛騾車來到了王家門口，那位“賬房先生”已經跨在車把上。陳獨秀向王星拱家的廚師借了那件油光發亮的背心，又借了頂氈帽，躲進那騾車。
騾車雖慢，但走的是小道，躲過了警察的眼睛。
“嘚，嘚”，蹄聲清脆。小小騾車，載著“兩大星辰”——“北李南陳”，載著《新青年》的兩員主帥。
在僻靜的野外，“賬房先生”轉進車內，跟戴氈帽的那一位壓低了聲音，細細地商討著。
騾車向南到達廊坊，再朝東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幾天。“北李”和“南陳”從未有過這麽多的時間，可以如此專心致誌地交談。
“是該建立中國共產黨了！建立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就在這輛不斷搖晃著的騾車上，“北李”、“南陳”商議著這件嚴肅而重大的事情——“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2]
“我著手在北京作建黨的準備，你在上海作建黨的準備。”李大釗對陳獨秀說的這句話。後來被曆史學家們稱為“北李南陳，相約建黨”。
輕聲細語，他倆探討著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任務，研究著黨綱應該怎麽寫，包括些什麽內容。
如此一路共商，時光飛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
“賬房先生”重新坐回了車把，車裏的那位又把氈帽壓得低低的。
進入天津城，他倆沒有朝火車站走去——因為那些警察很可能會在火車站“恭候”。
“仲甫，脫掉你油膩的背心，擺出你教授的派頭來。我送你上外國輪船！”李大釗想出好主意。
陳獨秀脫下背心，托李大釗“物歸原主”。在碼頭，陳獨秀緊緊地握著李大釗的手，說道：“後會有期！”
陳獨秀踏上了掛著“洋旗”的船，一口英語，儼然一位“高等華人”。
當陳獨秀來到上海，已是陰曆除夕——2月19日。上海街頭響著“劈劈啪啪”的鞭炮聲，酒吧、飯館裏傳出劃拳聲，舞廳、戲院飄出樂曲聲，石庫門房子裏傳出“嘩嘩”的麻將聲，陳獨秀不由得鬆了一口氣……
在碼頭送別陳獨秀之後，李大釗的心中也放下一塊大石頭。
李大釗沒有馬上回北京。他不時回頭望望，看看有無“尾巴”。
他朝“特別一區”走去。“特別一區”是天津的俄國舊租界。蘇俄十月革命之後，廢除了原先沙皇俄國在中國的租界。不過“特別一區”仍成為俄國人在天津聚居的所在。
李大釗和天津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章誌等人秘密來到“特別一區”一幢小洋樓裏。在那兒，李大釗與俄共（布）友人進行了會談。
那位俄共（布）友人是誰呢？後來章誌所寫的回憶文章《關於馬列主義在天津傳播情況》中沒有提及姓名，也就不得而知。
不過，極有可能是後來成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遠東人民處處長的伯特曼。1957年在伊爾庫茨克出版的米勒著《在革命的烈火中》一書，提及伯特曼曾在1919年夏天在天津會見過李大釗，並稱李大釗是“了不起的馬克思主義者”。
當然，伯特曼所說的會見李大釗是“1919年夏天”。
倘若不是伯特曼，那麽究竟是誰？尚不得而知。
不知怎麽會走漏了風聲——大約是“特別一區”那裏早已在密探監視範圍之中，李大釗的來訪引起了注意。第二天，天津《益世報》就捅出了消息：《黨人開會，圖謀不軌》！
李大釗見報，馬上通知那天同去會晤的天津友人預防不測。他於當天匆匆趕回了北京。
陳、李天津之行，把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1]《胡適的自傳》，195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2]高一涵：《李守常先生傳略》，漢口《國民日報》，1927年5月24日、25日。
那是1920年2月中旬，年關逼近，家家戶戶門前貼起了“迎春接福”、“萬象更新”之類的紅色橫幅。離正月初一——公曆2月20日，眼看著隻剩幾天了。
一輛騾車緩緩駛出北京城朝陽門，先南後東，朝著天津進發。
車上有兩位乘客，一位年約三十，留著八字胡，戴金絲邊眼鏡，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裏裝著好幾冊賬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債的賬房先生。他講得一口北京話，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麵。
另一位坐在車篷之內，像是畏寒，一頂氈帽壓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鑒，約莫四十多歲。此人看上去像個土財主，抑或是那位賬房先生的下手。他總是“免開尊口”，要麽無精打采地閉目養神，要麽默默地凝視著道路兩旁那落盡葉子的禿樹。
那位“賬房先生”，便是李大釗。那位躲在車裏的，是陳獨秀。他倆喬裝打扮，秘密出京。
風聲甚緊，警察在追捕陳獨秀……
事情是前些天報上關於陳獨秀的報道引起的：
《陳獨秀在武漢文華學校演講〈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
《陳獨秀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演講〈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對陳氏主張之主義大為驚駭，令其休止演講，速離武漢》；
《陳獨秀深憤湖北當局壓迫言論自由》；
……
京師警察廳頭目閱報大驚：陳獨秀乃保釋之人，每月都要填寫“受豫戒令者月記表”，在京的行動尚受約束，怎可事先不報告、擅自離京，更何況到了外地四處演講、宣傳“主義”，這怎麽行呢？
於是，箭杆胡同裏忽見警察在那裏站崗。這兒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著從湖北歸來的陳獨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實，陳獨秀早在1月下旬，便已經離開了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廣東軍政府委托汪精衛、章士釗等辦的西南大學，邀請陳獨秀來滬商量有關事宜。陳獨秀抵滬後，又受胡適之薦，前往武漢。
如胡適所言：“那時華中地區的幾所大學聘請我去作幾次學術講演，但是我無法分身，因為杜威教授那時也在北京講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譯，所以我轉薦陳獨秀前往。對方表示歡迎……”[1]
於是，陳獨秀2月2日離滬，乘“大通輪”於2月4日抵達漢口。8日晚，陳獨秀乘火車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車上，陳獨秀和同行的幾位武漢地區校長談笑風生。那幾位校長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漢任教。
火車迎著朔風，噴灑著黑煙，朝北京進發。
在北京大學校園裏，李大釗手持陳獨秀發來的電報，焦急萬分。因為早有學生報訊，陳寓門口有警察站崗，正張網捕陳。
李大釗把《新青年》編輯高一涵及幾位學生找到家中，商議對策，如此如此……
北京西站，陳獨秀剛剛走下火車，一位學生便迎了上去：“陳先生！”
那位學生遞上李大釗的親筆信，陳獨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門口“恭候”。
陳獨秀隻得隨著那位學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學教授王星拱家。李大釗和高一涵已在裏麵等他了。
“仲甫，你要趕緊離開北京，避一避風頭。”李大釗說道，“你如果再落到警蔡手裏，就很難出來了。”
“那就到上海去吧。”陳獨秀說，“汪孟鄒在上海，我到他那裏住一陣子。”
“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釗說，“我想辦法護送你出京。”
翌日，一輛騾車來到了王家門口，那位“賬房先生”已經跨在車把上。陳獨秀向王星拱家的廚師借了那件油光發亮的背心，又借了頂氈帽，躲進那騾車。
騾車雖慢，但走的是小道，躲過了警察的眼睛。
“嘚，嘚”，蹄聲清脆。小小騾車，載著“兩大星辰”——“北李南陳”，載著《新青年》的兩員主帥。
在僻靜的野外，“賬房先生”轉進車內，跟戴氈帽的那一位壓低了聲音，細細地商討著。
騾車向南到達廊坊，再朝東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幾天。“北李”和“南陳”從未有過這麽多的時間，可以如此專心致誌地交談。
“是該建立中國共產黨了！建立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就在這輛不斷搖晃著的騾車上，“北李”、“南陳”商議著這件嚴肅而重大的事情——“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2]
“我著手在北京作建黨的準備，你在上海作建黨的準備。”李大釗對陳獨秀說的這句話。後來被曆史學家們稱為“北李南陳，相約建黨”。
輕聲細語，他倆探討著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任務，研究著黨綱應該怎麽寫，包括些什麽內容。
如此一路共商，時光飛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
“賬房先生”重新坐回了車把，車裏的那位又把氈帽壓得低低的。
進入天津城，他倆沒有朝火車站走去——因為那些警察很可能會在火車站“恭候”。
“仲甫，脫掉你油膩的背心，擺出你教授的派頭來。我送你上外國輪船！”李大釗想出好主意。
陳獨秀脫下背心，托李大釗“物歸原主”。在碼頭，陳獨秀緊緊地握著李大釗的手，說道：“後會有期！”
陳獨秀踏上了掛著“洋旗”的船，一口英語，儼然一位“高等華人”。
當陳獨秀來到上海，已是陰曆除夕——2月19日。上海街頭響著“劈劈啪啪”的鞭炮聲，酒吧、飯館裏傳出劃拳聲，舞廳、戲院飄出樂曲聲，石庫門房子裏傳出“嘩嘩”的麻將聲，陳獨秀不由得鬆了一口氣……
在碼頭送別陳獨秀之後，李大釗的心中也放下一塊大石頭。
李大釗沒有馬上回北京。他不時回頭望望，看看有無“尾巴”。
他朝“特別一區”走去。“特別一區”是天津的俄國舊租界。蘇俄十月革命之後，廢除了原先沙皇俄國在中國的租界。不過“特別一區”仍成為俄國人在天津聚居的所在。
李大釗和天津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章誌等人秘密來到“特別一區”一幢小洋樓裏。在那兒，李大釗與俄共（布）友人進行了會談。
那位俄共（布）友人是誰呢？後來章誌所寫的回憶文章《關於馬列主義在天津傳播情況》中沒有提及姓名，也就不得而知。
不過，極有可能是後來成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遠東人民處處長的伯特曼。1957年在伊爾庫茨克出版的米勒著《在革命的烈火中》一書，提及伯特曼曾在1919年夏天在天津會見過李大釗，並稱李大釗是“了不起的馬克思主義者”。
當然，伯特曼所說的會見李大釗是“1919年夏天”。
倘若不是伯特曼，那麽究竟是誰？尚不得而知。
不知怎麽會走漏了風聲——大約是“特別一區”那裏早已在密探監視範圍之中，李大釗的來訪引起了注意。第二天，天津《益世報》就捅出了消息：《黨人開會，圖謀不軌》！
李大釗見報，馬上通知那天同去會晤的天津友人預防不測。他於當天匆匆趕回了北京。
陳、李天津之行，把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1]《胡適的自傳》，195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2]高一涵：《李守常先生傳略》，漢口《國民日報》，1927年5月24日、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