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醞釀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鮮為人知的“俄國共產黨華員局”
新生的蘇俄關注著東方，列寧關注著東方。在派出馬林作為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前往中國之前，俄共（布）早已秘密地試圖與中國的革命者建立聯係。
種種絕密的內幕，隨著歲月的流逝而終於解密。
十月革命爆發之後，俄羅斯蘇維埃政權處於國內混亂、國際圍剿之中，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封鎖了中俄邊界，使中俄交通阻斷。
列寧在萬般困難之中，仍想方設法尋覓著東方的戰友。在他看來，中國革命一旦興起，那就是對新生的蘇俄的最有力的支援。
列寧最初多次接見過的中國革命者，據蘇俄檔案記載，俄文的名字叫“Лayyджay”。早年的中譯名為“魯蘇杜”。
“魯蘇杜”何許人也？查遍所有中國共產黨黨員登記表，也找不到這樣的名字。
後來，根據“魯蘇杜”當年所擔任的職務——中華旅俄聯合會會長這一線索尋找，這才查清他的中文原名叫“劉紹周”，又名劉澤榮。
劉紹周，即便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詞典》上也查不到的人物。在當年，卻是列寧三次接見過的中國工人代表——曆史，差一點淹沒了他的名字！
劉紹周，他的俄語比漢語講得更流利。雖說他是地道的中國人，1892年出生在中國廣東西江之畔的高要縣，那裏蔗林成片，以盛產“端硯”著稱；不過，他五歲時便離開了這片炎熱的土地，隨著父親來到俄國。俄國成了他的第二故鄉。他在那裏上完小學、中學，以至就讀於彼得堡大學物理係、彼得堡工業大學建築係。如此這般，他成了俄國的華僑。
俄國的華僑並不多。不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約十萬中國勞工根據俄國企業和中國包工所訂的合同，來到這寒冷的北方鄰國，成為那裏的苦力。於是，華工猛然增多。一貧如洗，使他們本能地站在俄國無產階級的一邊。
1917年3月（俄曆2月），俄國爆發了“二月革命”，推翻了作威作福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這次革命，隻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華工、華僑和留俄的中國學生們聯合起來，在1917年4月18日成立了中華旅俄聯合會。
二十五歲的大學畢業生劉紹周富有組織才幹，當選為會長。
十月革命之後，在中華旅俄聯合會的基礎上，1918年12月中旬在彼得格勒成立了旅俄華工聯合會，劉紹周又當選為會長。這個華工聯合會擁有近六萬會員，聲勢不小。劉紹周成了華工們的領袖。12月30日，劉紹周在莫斯科召開了旅俄華工聯合會第一次群眾大會，號召華工堅決和蘇聯工人站在一起，並肩戰鬥。華西裏，亞曆山大羅維奇當選為莫斯科分會主席。
列寧注意到這支華工隊伍。劉紹周被任命為彼得格勒市蘇維埃委員。列寧還親筆作如下批示：“務請所有蘇維埃機關工作人員對劉紹周（澤榮）予以一切協助。”
受蘇聯外交部的委托，旅俄華工聯合會創辦了《旅俄華工大同報》，在華工中進行革命宣傳。
1919年3月2日至6日，當列寧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兩名中國代表出席了會議——雖然當時中國還沒有共產黨。
兩名中國代表之一，便是劉紹周。
劉紹周見到了列寧。後來，劉紹周回憶道：“我第一次拜訪列寧同誌是在1919年3月，當時我正列席共產國際第一屆大會，記得第一次去見這位偉大領袖時，是在下午大會休會時間……他還問我是否要在大會上發言……我回答了他的問話，告訴他準備在大會上發言，他說很好。”[1]
3月5日，共產國際“一大”召開第四次會議，由列寧主持。在季諾維也夫發言之後，列寧說：“現在請中國代表發言。”
劉紹周先用漢語念了一遍祝詞，又用俄語念了一遍。他的祝詞，刊登在翌日的《真理報》上。祝詞中說：
本國際是俄國共產黨創立的。這個黨領導的政府，為世界勞動人民的利益，為各國人民的自由而對世界帝國主義宣戰。因此，這個黨獲得了中國人民的最真誠的友情。
我作為中國組織的代表來參加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深感榮幸。我不僅代表我所在的小組，也不僅代表成千上萬散居俄國各地的中國無產者，而且代表幾萬萬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向旗幟鮮明地誓同殘暴的世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共產國際致以熱烈的祝賀。
列席共產國際“一大”的另一名中國代表是華西裏·亞曆山大羅維奇。其實他是一個中國人，年幼時母親病故，無依無靠，流浪在哈爾濱。哈爾濱離俄國不遠，這座城市裏居住著許多俄國僑民。一位俄國醫生喜歡這個孩子，收養了他，給他取了俄文名字“華西裏·亞曆山大羅維奇”——他原本叫“張永奎”。俄國醫生把他帶回了俄國，從此他在俄國長大。他參加了旅俄華工聯合會，當選為該會莫斯科分會主席，成為僅次於劉紹周的中國旅俄華工領袖。
劉紹周和張永奎不是共產黨員，所以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隻是列席代表，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在共產國際“一大”之後，1919年11月19日，列寧在克裏姆林宮又一次接見了劉紹周。不過，當共產國際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劉紹周已是共產黨員了。雖說那時中國共產黨尚未正式成立，劉紹周不再作為旅俄華工聯合會代表出席會議，而是代表著俄國共產黨華員局。
俄國共產黨華員局，是俄國共產黨中旅俄華僑黨員的中央機構。那是1920年6月，旅俄華工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為了統一、集中旅俄華僑中的俄共（布）黨員，於6月25日建立了俄國共產黨華員局。（很巧，正是7月1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組織部批準成立俄國共產黨華員局以及該局所擬定的黨章。劉紹周是華員局的成員。
俄國共產黨華員局的主席是安恩學。
關於安恩學的生平，現在所知甚少了。這裏隻能勾畫出他粗線條的輪廓：他原本在中國東北鐵路工作。1904年8月，在哈爾濱被當時的帝俄當局所逮捕，所控罪名據雲是所謂“為日本進行間諜活動”。於是，他被發配到俄國的彼爾姆，淪為那裏的苦工。他理所當然地積極參加了1905年的俄國革命，然後又在十月革命中衝鋒陷陣。他在秋明組織了一支中國工人支隊，與蘇俄階級兄弟並肩戰鬥。1918年，他所領導的中國工人支隊加入了紅軍，為捍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而戰鬥。他加入了俄國共產黨。這樣，當俄國共產黨決定成立華員局的時候，安恩學被選人華員局，不久擔任了主席。
俄國共產黨華員局雖然並不等於中國共產黨，它是參加了俄國共產黨的華人的中央領導機構，不過，它畢竟是華人之中正式的共產黨組織——盡管如今它鮮為人知。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當列寧主持召開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出席大會的中國代表除了劉紹周之外，安恩學取代了張永奎。劉紹周和安恩學都是以俄國共產黨華員局代表的身份參加會議。劉紹周第三次見到了列寧。
劉紹周在7月28日的第五次會議上，作了發言。列寧很注意地傾聽了劉紹周的發言。
劉紹周很清楚地用俄語說明了當時中國的形勢：
1918年底中國進行著激烈的國內戰爭。南方成立了臨時革命政府，其目的是與北京政府作無情的鬥爭。領導南方政府的是中國第一次革命的著名領袖孫逸仙，但是，不久以後，孫逸仙由於與留在南方政府裏的舊官僚代表人發生衝突，退出了廣東政府。從那時起，他就不再正式參與政府事務。
南方政府直到現在還繼續與北京政府作鬥爭，而且這種鬥爭是在孫逸仙集團宣布的口號下進行的。其主要內容為：恢複舊國會和舊總統的權力，撤銷北京政府。戰爭勝負未定，但是，無疑，南方政府勝利的可能性更大，盡管北方似乎在財政方麵所處條件更加有利。近來，傳說，南方政府的軍隊占領了湖南，即中部省份之一，並開赴北京。……
劉紹周介紹了在中國發生的五四運動：
當凡爾賽會議不僅什麽也沒給中國，而且還把日本在戰時損害中國的利益所提出的權益和領土要求確認歸諸日本時，中國人民是多麽失望啊。於是，在中國代表從凡爾賽會議回國以後，國內便掀起了反對政府和日本的強有力的運動。學生組織了聯合會，站在運動的最前麵。……
運動被暴力鎮壓下去了，而且，在許多場合下，遊行示威者被開槍掃射。盡管如此，運動還是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因為它煥發了群眾的革命精神。
後來，學生們明白了，光是他們什麽也幹不了，開始奔赴工人群眾的事業。中國工人也開始懂得他們是力量，雖然這是剛剛產生的工業無產階級的代表。……
劉紹周在發言即將結束時，說了一段頗為重要的話：
必須強調指出，目下中國乃是革命宣傳的廣闊場所。第三國際代表大會應該對這一事實給予極其高度的重視。援助中國革命不僅對中國本身具有意義，而且對全世界革命運動也具有意義，因為現在中國勞動群眾的強大的革命運動是可以對杭貪得無厭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唯一因素……[2]
劉紹周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的這番發言，對於幫助共產國際了解中國情況，重視中國革命，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過，大抵是受出席共產國際“二大”的另一位中國代表——三十七歲的江亢虎的影響，劉紹周在發言中，對“中國社會黨”作了不恰當的介紹和評價：
去年在上海我們舉行了一係列罷工，誠然，是純經濟性的罷工。但是，即使社會黨（其中心在上海），也在工人中間獲得了越來越高的聲望。這個黨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據它的雜誌登載著質樸的名稱——《周報》，我們可以斷定，這個運動確實具有重要性。譬如，5月1日那期裏登著以下的口號：“不勞動者，不得食”，“全世界應當屬於無產階級”等等。這本雜誌孜孜不倦地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對抗民族主義，堅持與蘇維埃俄國結成親密的兄弟般的聯盟。……
江亢虎是以中國社會黨代表的身份，出席共產國際“二大”的。
江亢虎原名紹銓，別名康瓠，江西弋陽人。1900年他在北京東文學社學習日文，後來前往日本留學。回國後出任北洋編譯局總辦、《北洋官報》總纂。後來，又去西歐遊曆，主張“三無主義”，即“無宗教、無國家、無家庭”。回到中國，創辦“社會主義研究會”。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在上海把社會主義研究會改組，成立了中國社會黨。他擔任“上海本部部長”。
中國社會黨的黨綱有八條；讚同共和；融和種界；改良法律，尊重個人；廢除世襲遺產製度；組織公共機關，普及平民教育；振興直接生利之事業，獎勵勞動者；專征地稅，罷免一切稅收；限製軍備。
應當說，在當時，這八條黨綱是有著進步作用的。中國社會黨順應時代潮流，曾得到了迅速發展，黨員人數猛增至五十二萬三千多人，在滬、江、浙、京、津及南方各省建立了四百九十個黨支部。
1913年，袁世凱得勢，視中國社會黨為敵，殺害了中國社會黨北京支部部長陳翼德。江亢虎屈服於袁世凱的淫威，於1913年8月宣布中國社會黨解散。
即便如此，江亢虎也無法在國內立足，隻得出走美國，在那裏擔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漢文助教、美國國會圖書館顧問。
獲知列寧創建共產國際，江亢虎設法與共產國際取得了聯係，自稱中國社會黨“奉行馬克思主義”。於是，他得以出席共產國際“二大”。
實際上，中國社會黨隻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政黨。江亢虎在出席共產國際“二大”之後，於1922年8月回國，創辦南方大學，自任校長。他在1924年6月重組中國社會黨。1925年1月更名為中國新社會民主黨。1926年該黨再度解散，江亢虎又去美國。
1939年9月，江亢虎跌入了汪精衛的懷抱，出任汪偽國民政府的政府委員、銓敘部部長、考試院院長，淪為漢好。
1946年11月，江亢虎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判處無期徒刑。
1954年12月7日，七十一歲的江亢虎病死於上海提籃橋監獄，畫上了他的生命的句號。
把中國社會黨說成“這個黨是馬克思主義的”，讓江亢虎出席共產國際會議，這表明當時的共產國際對中國情況的不了解。
劉紹周倒是旅俄華工的出色代表。他既出席了共產國際的“一大”、“二大”，是俄國共產黨華員局負責人之一，原本有可能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一次意外的火車事故，使他受傷。
1920年11月18日，他在妻子陪同下，隨北洋政府派往蘇俄考察軍事、外交的張斯磨代表團回國，在中東鐵路理事會擔任理事。從此他脫離了俄國共產黨華員局的工作。1933年後，他擔任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和西南聯合大學俄語教授，著《俄文文法》一書。1940年，當邵力子出任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時，請他出任駐蘇使館參讚。這樣，他又來到了蘇聯，不過此時他的公開身份已變成國民黨政府官員。當然，那位駐蘇大使邵力子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由於深知劉紹周跟蘇聯的關係，特地請他作為參讚。
此後，劉紹周又調任民國黨政府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他畢竟曾是共產黨陣營中的一員。1949年9月，他協助中國共產黨、支持原國民黨政府新疆警備司令部總司令陶峙嶽反戈，使新疆避免了一場戰火之災。這樣，劉紹周被任命為新疆臨時外交辦事處處長。
後來，劉紹周調往北京，出任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外交部顧問、商務印書館副總編，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這位受到列寧三次接見的元老人物（在中國很少有人得到如此殊榮），曆經滄桑，終於在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0年7月18日，七十八歲高齡的劉紹周離開了人世。他除了留下《俄文文法》之外，還給後人留下了《領海概論》、《俄漢新辭典》等著作。人們對他的稱謂是“教授”、“新聞出版家”。
在那“文革”歲月，他的早年勳績，幾乎被淡忘。
時至今日，在追溯七十年前中國共產黨“胚胎期”的曆史時，是該把這位貢獻甚巨的劉紹周如實地介紹給諸多讀者的時候了……
至於另一位出席共產國際“一大”的代表張永奎，在上世紀20年代初回國。1977年去世時為甘肅師範大學教授。 [1]劉澤榮：《回憶同偉大列寧的會晤》，《工人日報》1960年4月21日。[2]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31—34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新生的蘇俄關注著東方，列寧關注著東方。在派出馬林作為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前往中國之前，俄共（布）早已秘密地試圖與中國的革命者建立聯係。
種種絕密的內幕，隨著歲月的流逝而終於解密。
十月革命爆發之後，俄羅斯蘇維埃政權處於國內混亂、國際圍剿之中，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封鎖了中俄邊界，使中俄交通阻斷。
列寧在萬般困難之中，仍想方設法尋覓著東方的戰友。在他看來，中國革命一旦興起，那就是對新生的蘇俄的最有力的支援。
列寧最初多次接見過的中國革命者，據蘇俄檔案記載，俄文的名字叫“Лayyджay”。早年的中譯名為“魯蘇杜”。
“魯蘇杜”何許人也？查遍所有中國共產黨黨員登記表，也找不到這樣的名字。
後來，根據“魯蘇杜”當年所擔任的職務——中華旅俄聯合會會長這一線索尋找，這才查清他的中文原名叫“劉紹周”，又名劉澤榮。
劉紹周，即便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詞典》上也查不到的人物。在當年，卻是列寧三次接見過的中國工人代表——曆史，差一點淹沒了他的名字！
劉紹周，他的俄語比漢語講得更流利。雖說他是地道的中國人，1892年出生在中國廣東西江之畔的高要縣，那裏蔗林成片，以盛產“端硯”著稱；不過，他五歲時便離開了這片炎熱的土地，隨著父親來到俄國。俄國成了他的第二故鄉。他在那裏上完小學、中學，以至就讀於彼得堡大學物理係、彼得堡工業大學建築係。如此這般，他成了俄國的華僑。
俄國的華僑並不多。不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約十萬中國勞工根據俄國企業和中國包工所訂的合同，來到這寒冷的北方鄰國，成為那裏的苦力。於是，華工猛然增多。一貧如洗，使他們本能地站在俄國無產階級的一邊。
1917年3月（俄曆2月），俄國爆發了“二月革命”，推翻了作威作福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這次革命，隻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華工、華僑和留俄的中國學生們聯合起來，在1917年4月18日成立了中華旅俄聯合會。
二十五歲的大學畢業生劉紹周富有組織才幹，當選為會長。
十月革命之後，在中華旅俄聯合會的基礎上，1918年12月中旬在彼得格勒成立了旅俄華工聯合會，劉紹周又當選為會長。這個華工聯合會擁有近六萬會員，聲勢不小。劉紹周成了華工們的領袖。12月30日，劉紹周在莫斯科召開了旅俄華工聯合會第一次群眾大會，號召華工堅決和蘇聯工人站在一起，並肩戰鬥。華西裏，亞曆山大羅維奇當選為莫斯科分會主席。
列寧注意到這支華工隊伍。劉紹周被任命為彼得格勒市蘇維埃委員。列寧還親筆作如下批示：“務請所有蘇維埃機關工作人員對劉紹周（澤榮）予以一切協助。”
受蘇聯外交部的委托，旅俄華工聯合會創辦了《旅俄華工大同報》，在華工中進行革命宣傳。
1919年3月2日至6日，當列寧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兩名中國代表出席了會議——雖然當時中國還沒有共產黨。
兩名中國代表之一，便是劉紹周。
劉紹周見到了列寧。後來，劉紹周回憶道：“我第一次拜訪列寧同誌是在1919年3月，當時我正列席共產國際第一屆大會，記得第一次去見這位偉大領袖時，是在下午大會休會時間……他還問我是否要在大會上發言……我回答了他的問話，告訴他準備在大會上發言，他說很好。”[1]
3月5日，共產國際“一大”召開第四次會議，由列寧主持。在季諾維也夫發言之後，列寧說：“現在請中國代表發言。”
劉紹周先用漢語念了一遍祝詞，又用俄語念了一遍。他的祝詞，刊登在翌日的《真理報》上。祝詞中說：
本國際是俄國共產黨創立的。這個黨領導的政府，為世界勞動人民的利益，為各國人民的自由而對世界帝國主義宣戰。因此，這個黨獲得了中國人民的最真誠的友情。
我作為中國組織的代表來參加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深感榮幸。我不僅代表我所在的小組，也不僅代表成千上萬散居俄國各地的中國無產者，而且代表幾萬萬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向旗幟鮮明地誓同殘暴的世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共產國際致以熱烈的祝賀。
列席共產國際“一大”的另一名中國代表是華西裏·亞曆山大羅維奇。其實他是一個中國人，年幼時母親病故，無依無靠，流浪在哈爾濱。哈爾濱離俄國不遠，這座城市裏居住著許多俄國僑民。一位俄國醫生喜歡這個孩子，收養了他，給他取了俄文名字“華西裏·亞曆山大羅維奇”——他原本叫“張永奎”。俄國醫生把他帶回了俄國，從此他在俄國長大。他參加了旅俄華工聯合會，當選為該會莫斯科分會主席，成為僅次於劉紹周的中國旅俄華工領袖。
劉紹周和張永奎不是共產黨員，所以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隻是列席代表，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在共產國際“一大”之後，1919年11月19日，列寧在克裏姆林宮又一次接見了劉紹周。不過，當共產國際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劉紹周已是共產黨員了。雖說那時中國共產黨尚未正式成立，劉紹周不再作為旅俄華工聯合會代表出席會議，而是代表著俄國共產黨華員局。
俄國共產黨華員局，是俄國共產黨中旅俄華僑黨員的中央機構。那是1920年6月，旅俄華工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為了統一、集中旅俄華僑中的俄共（布）黨員，於6月25日建立了俄國共產黨華員局。（很巧，正是7月1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組織部批準成立俄國共產黨華員局以及該局所擬定的黨章。劉紹周是華員局的成員。
俄國共產黨華員局的主席是安恩學。
關於安恩學的生平，現在所知甚少了。這裏隻能勾畫出他粗線條的輪廓：他原本在中國東北鐵路工作。1904年8月，在哈爾濱被當時的帝俄當局所逮捕，所控罪名據雲是所謂“為日本進行間諜活動”。於是，他被發配到俄國的彼爾姆，淪為那裏的苦工。他理所當然地積極參加了1905年的俄國革命，然後又在十月革命中衝鋒陷陣。他在秋明組織了一支中國工人支隊，與蘇俄階級兄弟並肩戰鬥。1918年，他所領導的中國工人支隊加入了紅軍，為捍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而戰鬥。他加入了俄國共產黨。這樣，當俄國共產黨決定成立華員局的時候，安恩學被選人華員局，不久擔任了主席。
俄國共產黨華員局雖然並不等於中國共產黨，它是參加了俄國共產黨的華人的中央領導機構，不過，它畢竟是華人之中正式的共產黨組織——盡管如今它鮮為人知。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當列寧主持召開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出席大會的中國代表除了劉紹周之外，安恩學取代了張永奎。劉紹周和安恩學都是以俄國共產黨華員局代表的身份參加會議。劉紹周第三次見到了列寧。
劉紹周在7月28日的第五次會議上，作了發言。列寧很注意地傾聽了劉紹周的發言。
劉紹周很清楚地用俄語說明了當時中國的形勢：
1918年底中國進行著激烈的國內戰爭。南方成立了臨時革命政府，其目的是與北京政府作無情的鬥爭。領導南方政府的是中國第一次革命的著名領袖孫逸仙，但是，不久以後，孫逸仙由於與留在南方政府裏的舊官僚代表人發生衝突，退出了廣東政府。從那時起，他就不再正式參與政府事務。
南方政府直到現在還繼續與北京政府作鬥爭，而且這種鬥爭是在孫逸仙集團宣布的口號下進行的。其主要內容為：恢複舊國會和舊總統的權力，撤銷北京政府。戰爭勝負未定，但是，無疑，南方政府勝利的可能性更大，盡管北方似乎在財政方麵所處條件更加有利。近來，傳說，南方政府的軍隊占領了湖南，即中部省份之一，並開赴北京。……
劉紹周介紹了在中國發生的五四運動：
當凡爾賽會議不僅什麽也沒給中國，而且還把日本在戰時損害中國的利益所提出的權益和領土要求確認歸諸日本時，中國人民是多麽失望啊。於是，在中國代表從凡爾賽會議回國以後，國內便掀起了反對政府和日本的強有力的運動。學生組織了聯合會，站在運動的最前麵。……
運動被暴力鎮壓下去了，而且，在許多場合下，遊行示威者被開槍掃射。盡管如此，運動還是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因為它煥發了群眾的革命精神。
後來，學生們明白了，光是他們什麽也幹不了，開始奔赴工人群眾的事業。中國工人也開始懂得他們是力量，雖然這是剛剛產生的工業無產階級的代表。……
劉紹周在發言即將結束時，說了一段頗為重要的話：
必須強調指出，目下中國乃是革命宣傳的廣闊場所。第三國際代表大會應該對這一事實給予極其高度的重視。援助中國革命不僅對中國本身具有意義，而且對全世界革命運動也具有意義，因為現在中國勞動群眾的強大的革命運動是可以對杭貪得無厭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唯一因素……[2]
劉紹周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的這番發言，對於幫助共產國際了解中國情況，重視中國革命，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過，大抵是受出席共產國際“二大”的另一位中國代表——三十七歲的江亢虎的影響，劉紹周在發言中，對“中國社會黨”作了不恰當的介紹和評價：
去年在上海我們舉行了一係列罷工，誠然，是純經濟性的罷工。但是，即使社會黨（其中心在上海），也在工人中間獲得了越來越高的聲望。這個黨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據它的雜誌登載著質樸的名稱——《周報》，我們可以斷定，這個運動確實具有重要性。譬如，5月1日那期裏登著以下的口號：“不勞動者，不得食”，“全世界應當屬於無產階級”等等。這本雜誌孜孜不倦地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對抗民族主義，堅持與蘇維埃俄國結成親密的兄弟般的聯盟。……
江亢虎是以中國社會黨代表的身份，出席共產國際“二大”的。
江亢虎原名紹銓，別名康瓠，江西弋陽人。1900年他在北京東文學社學習日文，後來前往日本留學。回國後出任北洋編譯局總辦、《北洋官報》總纂。後來，又去西歐遊曆，主張“三無主義”，即“無宗教、無國家、無家庭”。回到中國，創辦“社會主義研究會”。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在上海把社會主義研究會改組，成立了中國社會黨。他擔任“上海本部部長”。
中國社會黨的黨綱有八條；讚同共和；融和種界；改良法律，尊重個人；廢除世襲遺產製度；組織公共機關，普及平民教育；振興直接生利之事業，獎勵勞動者；專征地稅，罷免一切稅收；限製軍備。
應當說，在當時，這八條黨綱是有著進步作用的。中國社會黨順應時代潮流，曾得到了迅速發展，黨員人數猛增至五十二萬三千多人，在滬、江、浙、京、津及南方各省建立了四百九十個黨支部。
1913年，袁世凱得勢，視中國社會黨為敵，殺害了中國社會黨北京支部部長陳翼德。江亢虎屈服於袁世凱的淫威，於1913年8月宣布中國社會黨解散。
即便如此，江亢虎也無法在國內立足，隻得出走美國，在那裏擔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漢文助教、美國國會圖書館顧問。
獲知列寧創建共產國際，江亢虎設法與共產國際取得了聯係，自稱中國社會黨“奉行馬克思主義”。於是，他得以出席共產國際“二大”。
實際上，中國社會黨隻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政黨。江亢虎在出席共產國際“二大”之後，於1922年8月回國，創辦南方大學，自任校長。他在1924年6月重組中國社會黨。1925年1月更名為中國新社會民主黨。1926年該黨再度解散，江亢虎又去美國。
1939年9月，江亢虎跌入了汪精衛的懷抱，出任汪偽國民政府的政府委員、銓敘部部長、考試院院長，淪為漢好。
1946年11月，江亢虎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判處無期徒刑。
1954年12月7日，七十一歲的江亢虎病死於上海提籃橋監獄，畫上了他的生命的句號。
把中國社會黨說成“這個黨是馬克思主義的”，讓江亢虎出席共產國際會議，這表明當時的共產國際對中國情況的不了解。
劉紹周倒是旅俄華工的出色代表。他既出席了共產國際的“一大”、“二大”，是俄國共產黨華員局負責人之一，原本有可能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一次意外的火車事故，使他受傷。
1920年11月18日，他在妻子陪同下，隨北洋政府派往蘇俄考察軍事、外交的張斯磨代表團回國，在中東鐵路理事會擔任理事。從此他脫離了俄國共產黨華員局的工作。1933年後，他擔任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和西南聯合大學俄語教授，著《俄文文法》一書。1940年，當邵力子出任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時，請他出任駐蘇使館參讚。這樣，他又來到了蘇聯，不過此時他的公開身份已變成國民黨政府官員。當然，那位駐蘇大使邵力子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由於深知劉紹周跟蘇聯的關係，特地請他作為參讚。
此後，劉紹周又調任民國黨政府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他畢竟曾是共產黨陣營中的一員。1949年9月，他協助中國共產黨、支持原國民黨政府新疆警備司令部總司令陶峙嶽反戈，使新疆避免了一場戰火之災。這樣，劉紹周被任命為新疆臨時外交辦事處處長。
後來，劉紹周調往北京，出任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外交部顧問、商務印書館副總編，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這位受到列寧三次接見的元老人物（在中國很少有人得到如此殊榮），曆經滄桑，終於在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0年7月18日，七十八歲高齡的劉紹周離開了人世。他除了留下《俄文文法》之外，還給後人留下了《領海概論》、《俄漢新辭典》等著作。人們對他的稱謂是“教授”、“新聞出版家”。
在那“文革”歲月，他的早年勳績，幾乎被淡忘。
時至今日，在追溯七十年前中國共產黨“胚胎期”的曆史時，是該把這位貢獻甚巨的劉紹周如實地介紹給諸多讀者的時候了……
至於另一位出席共產國際“一大”的代表張永奎，在上世紀20年代初回國。1977年去世時為甘肅師範大學教授。 [1]劉澤榮：《回憶同偉大列寧的會晤》，《工人日報》1960年4月21日。[2]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31—34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