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益裏的四支筆投奔陳獨秀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且說陳獨秀在陰曆除夕——2月19日下了那艘掛著“洋旗”的船，躲掉警察的追捕，終於踏上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鬆了一口氣。
這一回悄然潛逃，上海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光臨。他叫了一輛黃包車，下榻於一家並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連日奔波，受了風寒，他有點不適。稍事休息，他便朝五馬路（今廣東路）踱去。
在五馬路棋盤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兩開間的中德藥店。一年前，這裏改換門庭，掛上了“亞東圖書館”五個正楷大字，裝上了四扇玻璃門。門口一塊小招牌上寫著：“經理北京大學出版書籍，發售圖書雜誌儀器文具。”西邊的玻璃大櫥窗裏，陳列著《新青年》樣本，還有錢玄同的《文字學音篇》，楊昌濟著《西洋倫理學史》、《倫理學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編印度哲學概論》等書。
陳獨秀見到這些書，不由得感到分外親切。推門進去，店堂裏正坐著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館的汪孟鄒。一見陳獨秀突然出現在麵前，汪孟鄒驚叫一聲：“仲甫兄！”
陳獨秀朝他搖了搖手，汪孟鄒會意，馬上帶他上樓，細細敘談。
汪孟鄒和陳獨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1897年，汪孟鄒人南京江南陸師學堂求學以前，兩人便已密切交往，後來汪孟鄒成為有名的出版商，並與陳獨秀結為莫逆之交。
1913年，汪孟鄒聽從陳獨秀的主意，到上海開辦書店——也就是亞東圖書館。
起初，亞東圖書館坐落在四馬路的小弄堂惠福裏。陳獨秀以為縮在弄堂裏，幹不成大w。於是，汪孟鄒鼓起勇氣，盤下中德藥店的房子，總算上了大馬路。
亞東圖書館成了陳獨秀在上海的一個據點。這家書店“經理北京大學出版書籍”，便全然由於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關係。
這一回，已經被免除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一職的陳獨秀，在亞東圖書館樓上，跟汪孟鄒說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後的計劃：到廣州去！
在陳獨秀看來，“廣東人民性質活潑勇健，其受腐敗空氣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現在之是想，改造廣州社會，或輕易於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無窮希望也。”[1]
邀請陳獨秀去廣州的是章士釗和汪精衛，到那裏籌建西南大學。因此，這次陳獨秀隻是途經上海，小住數日罷了。
在惠中旅舍住了幾天，北京警方似乎並沒有派人追捕，陳獨秀就搬到亞東圖書館來住。樓上有四間房，陳獨秀和汪孟鄒相鄰而居，有時聊天，有時看書，不像旅館裏那麽寂寞。
就在陳獨秀托汪孟鄒購買赴穗船票之際，忽於3月5日接章士釗從廣州打來電報，說是因廣州政潮突起，不宜辦校，校址還是設在上海為宜，他和汪精衛不日來滬麵商。
陰差陽錯，原本隻是路過上海的陳獨秀，也就在滬滯留了。
亞東圖書館人來人往，非長住之地。何況陳獨秀倉皇離京，家眷尚在箭杆胡同居住，不知那在屋前站崗的警察如何對待他的家眷。陳獨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靜的住所，接來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雜誌編輯部從北京遷回上海。
汪孟鄒給陳獨秀出了個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館正空著——他被委任為“鄂西靖國軍總司令”、“長江上遊招討使”，攜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館去？
柏文蔚，當年的安徽都督，陳獨秀是他的秘書長——“武有柏，文有陳”。陳獨秀如今要住進柏文蔚的公館，柏家當然一口應承。
柏公館在何處？那便是本書序章中寫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個目標——環龍路老漁陽裏二號（今南昌路一百弄二號）。那裏是法租界。
這是一幢一樓一底的石庫門房子。樓上成了陳獨秀的臥室。那兒，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張考究的大銅床，一隻紅木櫃，一張大書桌，現在都由陳獨秀使用。樓下的客堂間，也就成了陳獨秀的會客室。
陳獨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的箭杆胡同的家，高朋滿座，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是那裏的常客。
眼下，本來頗為冷落的柏公館，由於陳獨秀的到來，變得熱鬧起來。
常常坐著自己專用的黃包車來的，是《民國日報》經理兼總編、副刊《覺悟》主編邵力子。
《覺悟》副刊在當時頗有影響，與北京《晨報》的副刊、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號稱全國“三大副刊”。《覺悟》副刊登過陳獨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
邵力子的家，離環龍路不太遠——法租界白爾路三益裏五號（今西門路泰和坊）。“三益裏”是因王姓三人出資建造的，“三人得益”，故名三益裏。邵力子是個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輛黃包車，總是來去匆匆。他在陳獨秀那裏坐了片刻，便要離去。他的雜務實在太多，不光是那張《民國日報》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學校發表演說。他甚至還擔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聯合會會長之職，要參加上海市馬路商界聯合會總會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國民黨黨員。然而，他卻傾向激進，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曾在《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上發表《主義與時代》一文，聲稱：社會主義已在人們心目中有很大影響，“這決非單為好奇的心理所促成，實在是時代潮流中已有需要這個主義的征兆”。
也正因為他熱烈讚頌社會主義，他跟陳獨秀有著共同的語言，也就不時光臨漁陽裏二號。
來自三益裏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還有他家斜對門的三位“大秀才”。
邵寓斜對門的三益裏十七號，住著李氏兄弟。這“二李”的大名，在本書序章中已經提及——李書城、李漢俊。後來，中國共產黨“一大”便是在李氏兄弟寓所召開的。不過，此時李氏兄弟尚未遷往貝勒路，而是住在此處——三樓三底的寬敞的石庫門房子。
在筆者訪問李書城家屬時，其遺孀薛文淑如此回憶：
在三益裏居住時，書城與外界往來甚少，不大出門，來訪的人也不多，整天在家看書。漢俊則與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邊樓下，我住在中間樓上，常常能見到朋友們找他。經常來的多是與他年齡相仿、穿長袍的先生，也有一兩位比他年長，還有兩位剪短發、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給我印象較深，但除了邵力子之外，其他來客我都不知道姓名。
我是剛從家鄉（引注者：薛文淑為上海鬆江縣人）到上海的，對外界一無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類的事。但是我覺得漢俊的這些朋友很異常，他們在一起經常發生爭論，有時像是在吵架，我以為一定是鬧翻了，可是第二天這些人還是照常來，從表情上看不出有什麽不愉快。
他們常深更半夜才出門，總是弄得聲響很大。我對這些人的情況感到奇怪。曾對書城提出，但書城說“漢俊他們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見他對漢俊的事是了解的。
書城早年投身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但他對以後袁世凱篡位、國民黨的退讓及軍閥混戰的狀況深感失望，而將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窮困，漢俊從小就受到書城照料，並隨他去日本讀書。漢俊以優異成績在東京帝國大學工科畢業後，因國內根本沒有搞建設的條件，便從事革命活動，這些都是書城予以支持和鼓勵的。他們兩人的性格都很剛直，脾氣都不好，但他們之間卻很友愛和睦，書城母親的規矩很多，她特別喜歡清靜，對別人走路的要求是“輕手輕腳”，說話的要求是“輕言細語”。我們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張大桌子上吃飯，大家都遵照母親“食不言，睡不語”的規定，能夠例外輕聲說話的隻有書城兄弟，他們總像在討論什麽似的，一般都是漢俊先說什麽，然後書城點頭表示同意，漢俊對他哥哥也十分尊敬。……
李書城家屬贈給筆者一幅珍貴的照片——當年李家在三益裏的合影。這張照片雖然殘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畫麵之中。兄弟倆長得很像，個子相仿，都戴一副金絲邊眼鏡，但李書城留著八字胡，看上去比李漢俊老成得多——雖然他隻比弟弟大九歲。
李氏兄弟乃湖北潛江人。父親李金山是潛江縣私塾教師，生三男四女，長子李書麟早逝，次子李書城便儼如長子，照料弟妹。1902年，十二歲的李漢俊在李書城的摯友吳祿貞幫助下，東渡日本。李漢俊極為聰穎，一口日語講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還精通英語、德語、法語。尤其是德語，非常流利。 這幀曆史照片，攝於當年的“李公館”。李公館的主人是同盟會元老李書城（後右一）。李書城的弟弟李漢俊（後右二）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
李漢俊最初喜歡數學，後來拜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帝國大學經濟部教授河上肇為師，轉向研究馬克思主義。當時，日文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閱讀馬克思原版著作。這樣，李漢俊成為當時中國最為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者之一。 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上海《星期評論》編輯部所在地孫中山
李漢俊衣著很隨便，看上去像個鄉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華賓館看望一位德國教授，看門的印度人以為他是“癟三”不許他入內。不料，他以英語向看門者說明來意，那位印度人吃了一驚，隻得讓他人內。過了一會兒，德國教授送他出門，一路上以德語談笑風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來者，趕緊向他道歉。
李氏兩兄弟之中，李書城不去環龍路漁陽裏，而李漢俊則成了陳獨秀客堂間裏的常客。
李漢俊帶來另兩位“大秀才”拜訪陳獨秀。他們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廬。
戴、沈、李乃《星期評論》編輯部的“三駕馬車”。那時候，時興“評論”。在北京影響甚廣的，是陳獨秀、李大釗創辦的《每周評論》，創刊於1918年12月22日。上海這“三駕馬車”效仿《每周評論》，在1919年6月8日創辦了《星期評論》。此後一個多月，毛澤東在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7月14日問世。在這些“評論”之中，《星期評論》的發行量最大，達十幾萬份。
《星期評論》的編輯部最初設在上海愛多亞路新民裏五號（今延安東路）。1920年2月，遷往三益裏李漢俊家，難怪有許多“穿長袍的先生”和“穿裙子的青年女性”常常進出李寓。與李漢俊同編《星期評論》的戴季陶，亦非等閑之輩。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傳賢，原籍浙江吳興，生於四川廣漢。他比李漢俊小一歲，而經曆比李漢俊“顯赫”得多。李漢俊十二歲赴日，戴季陶十五歲赴日。戴季陶也是得兄長之助，才得以東渡。戴的長兄賣掉了土地，資助他從遙遠的四川前往日本。事出意外，年幼的戴季陶途經上海時，被流氓盯住，搶去他的錢財。戴季陶痛哭流涕，幸虧一位四川同鄉也去日本，看他實在可憐，帶他踏上了東渡輪船。
囊中空空如也的戴季陶進入日本大學法律係，發奮攻讀，學業優秀，日語流暢。富有社會活動能力的他，發起組織留日同學會，小小年紀，被推選為會長。在艱難困苦之中，度過了留學生涯。
回國之後，擅長文筆的他，考人天鐸報社當記者。由於文章出色，迅即升為主筆。他從“不共戴天”這一與“戴”相關聯的成語中，取“天仇”為筆名，發表眾多抨擊清朝政府的文章。
戴季陶命運的轉折點是1911年12月25日。這天，二十歲的他在上海碼頭，歡迎、采訪自海外歸來的孫中山，心中無限敬佩。孫中山也看中了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邀他去南京參加中華民國成立大典和大總統就職儀式。
不久，孫中山赴日訪問，戴季陶被任命為翻譯兼機要秘書。從此，他成為孫中山的忠實門徒。
在日本，孫中山與許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談時，唯戴季陶在他身邊。
此後，孫中山受袁世凱排擠，流亡日本，戴季陶亦侍奉在側。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戴季陶被任命為浙江支部長。
1917年7月，孫中山在廣州出任大元帥，戴季陶被任命為大元帥府秘書長。
1918年5月4日，因桂係軍閥操縱國會，決議改組軍政府，孫中山憤然宣布辭去大元帥之職。
5月21日，孫中山離開廣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孫中山在上海先是住在環龍路六十三號。兩個多月後，遷入華僑們集資購贈的莫利愛路二十九號（今香山路七號）住宅。[2]
於是，戴季陶也就在上海住了下來。他原本讀過許多馬克思主義著作，當李漢俊在1918年底從日本回到上海，便與他過從甚密，一起探討馬克思主義。他們對陳獨秀、李大釗主編的《每周評論》每期必讀，商議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戴季陶的社會聲望比李漢俊高得多、創辦時由戴季陶任主編。
沈玄廬此人，年長於李漢俊和欺季陶七八歲。他本名沈定一，字劍侯，浙江蕭山人。他當過清朝的官——雲南廣通縣知縣、武定知州、省會巡警總辦。後來，他因幫助中國同盟會發動河口起義，被人告發，無法在國內立足，隻得流亡日本。
在日本，沈玄廬研讀各種社會政治學說之後，以為社會主義學說最為正確。這樣，他開始鑽研日文版的社會主義理論書籍。
1916年，沈玄廬回國，出任浙江省議會議長。
當《新青年》創辦之後，這位當年的清朝“縣官”，積極為之撰稿。
在戴季陶、李漢俊籌備創辦《星期評論》之際，沈玄廬熱心加入，成為“三駕馬車”之一。
沈玄廬雖說年近四十，倒有許多天真可愛之處。比如，他主張平等，在家中要兒子、兒媳直呼其名，使他的許多朋友驚訝不已！
自從陳獨秀住進了環龍路漁陰裏，相距不遠的三益裏四支筆杆——邵力子、李漢俊、戴季陶、沈玄廬，便不斷被漁陽裏的“磁力”吸引過去了。
此外，還有一位常來拜訪陳獨秀的“筆杆子”，叫張東蓀。他原名萬田，字聖心，浙江餘杭縣人。他早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追隨孫中山。1911年，與梁啟超一起，在上海創辦《時事新報》。1912年，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府秘書。此後，他擔任北京大學、中國公部大學、燕京大學教授。1919年在北京創辦《解放與改造》雜誌，南下上海之後，與陳獨秀有舊，故常來敘談。此人也寫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也讀過一些日文版社會主義學說著作。張東蓀回上海，依然主編《時事新報》。
不論是邵力子、李漢俊、戴季陶，也不論是沈玄廬、張東蓀以至陳獨秀，都曾在日本留學，都懂日文。這些“秀才”，最初都是從日文版的圖書中，懂得馬克思主義的。 [1]《民國日報》，1920年2月23日。[2]尚明軒：《孫中山傳》，北京出版社1079年版。
這一回悄然潛逃，上海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光臨。他叫了一輛黃包車，下榻於一家並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連日奔波，受了風寒，他有點不適。稍事休息，他便朝五馬路（今廣東路）踱去。
在五馬路棋盤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兩開間的中德藥店。一年前，這裏改換門庭，掛上了“亞東圖書館”五個正楷大字，裝上了四扇玻璃門。門口一塊小招牌上寫著：“經理北京大學出版書籍，發售圖書雜誌儀器文具。”西邊的玻璃大櫥窗裏，陳列著《新青年》樣本，還有錢玄同的《文字學音篇》，楊昌濟著《西洋倫理學史》、《倫理學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編印度哲學概論》等書。
陳獨秀見到這些書，不由得感到分外親切。推門進去，店堂裏正坐著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館的汪孟鄒。一見陳獨秀突然出現在麵前，汪孟鄒驚叫一聲：“仲甫兄！”
陳獨秀朝他搖了搖手，汪孟鄒會意，馬上帶他上樓，細細敘談。
汪孟鄒和陳獨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1897年，汪孟鄒人南京江南陸師學堂求學以前，兩人便已密切交往，後來汪孟鄒成為有名的出版商，並與陳獨秀結為莫逆之交。
1913年，汪孟鄒聽從陳獨秀的主意，到上海開辦書店——也就是亞東圖書館。
起初，亞東圖書館坐落在四馬路的小弄堂惠福裏。陳獨秀以為縮在弄堂裏，幹不成大w。於是，汪孟鄒鼓起勇氣，盤下中德藥店的房子，總算上了大馬路。
亞東圖書館成了陳獨秀在上海的一個據點。這家書店“經理北京大學出版書籍”，便全然由於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關係。
這一回，已經被免除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一職的陳獨秀，在亞東圖書館樓上，跟汪孟鄒說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後的計劃：到廣州去！
在陳獨秀看來，“廣東人民性質活潑勇健，其受腐敗空氣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現在之是想，改造廣州社會，或輕易於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無窮希望也。”[1]
邀請陳獨秀去廣州的是章士釗和汪精衛，到那裏籌建西南大學。因此，這次陳獨秀隻是途經上海，小住數日罷了。
在惠中旅舍住了幾天，北京警方似乎並沒有派人追捕，陳獨秀就搬到亞東圖書館來住。樓上有四間房，陳獨秀和汪孟鄒相鄰而居，有時聊天，有時看書，不像旅館裏那麽寂寞。
就在陳獨秀托汪孟鄒購買赴穗船票之際，忽於3月5日接章士釗從廣州打來電報，說是因廣州政潮突起，不宜辦校，校址還是設在上海為宜，他和汪精衛不日來滬麵商。
陰差陽錯，原本隻是路過上海的陳獨秀，也就在滬滯留了。
亞東圖書館人來人往，非長住之地。何況陳獨秀倉皇離京，家眷尚在箭杆胡同居住，不知那在屋前站崗的警察如何對待他的家眷。陳獨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靜的住所，接來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雜誌編輯部從北京遷回上海。
汪孟鄒給陳獨秀出了個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館正空著——他被委任為“鄂西靖國軍總司令”、“長江上遊招討使”，攜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館去？
柏文蔚，當年的安徽都督，陳獨秀是他的秘書長——“武有柏，文有陳”。陳獨秀如今要住進柏文蔚的公館，柏家當然一口應承。
柏公館在何處？那便是本書序章中寫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個目標——環龍路老漁陽裏二號（今南昌路一百弄二號）。那裏是法租界。
這是一幢一樓一底的石庫門房子。樓上成了陳獨秀的臥室。那兒，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張考究的大銅床，一隻紅木櫃，一張大書桌，現在都由陳獨秀使用。樓下的客堂間，也就成了陳獨秀的會客室。
陳獨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的箭杆胡同的家，高朋滿座，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是那裏的常客。
眼下，本來頗為冷落的柏公館，由於陳獨秀的到來，變得熱鬧起來。
常常坐著自己專用的黃包車來的，是《民國日報》經理兼總編、副刊《覺悟》主編邵力子。
《覺悟》副刊在當時頗有影響，與北京《晨報》的副刊、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號稱全國“三大副刊”。《覺悟》副刊登過陳獨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
邵力子的家，離環龍路不太遠——法租界白爾路三益裏五號（今西門路泰和坊）。“三益裏”是因王姓三人出資建造的，“三人得益”，故名三益裏。邵力子是個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輛黃包車，總是來去匆匆。他在陳獨秀那裏坐了片刻，便要離去。他的雜務實在太多，不光是那張《民國日報》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學校發表演說。他甚至還擔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聯合會會長之職，要參加上海市馬路商界聯合會總會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國民黨黨員。然而，他卻傾向激進，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曾在《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上發表《主義與時代》一文，聲稱：社會主義已在人們心目中有很大影響，“這決非單為好奇的心理所促成，實在是時代潮流中已有需要這個主義的征兆”。
也正因為他熱烈讚頌社會主義，他跟陳獨秀有著共同的語言，也就不時光臨漁陽裏二號。
來自三益裏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還有他家斜對門的三位“大秀才”。
邵寓斜對門的三益裏十七號，住著李氏兄弟。這“二李”的大名，在本書序章中已經提及——李書城、李漢俊。後來，中國共產黨“一大”便是在李氏兄弟寓所召開的。不過，此時李氏兄弟尚未遷往貝勒路，而是住在此處——三樓三底的寬敞的石庫門房子。
在筆者訪問李書城家屬時，其遺孀薛文淑如此回憶：
在三益裏居住時，書城與外界往來甚少，不大出門，來訪的人也不多，整天在家看書。漢俊則與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邊樓下，我住在中間樓上，常常能見到朋友們找他。經常來的多是與他年齡相仿、穿長袍的先生，也有一兩位比他年長，還有兩位剪短發、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給我印象較深，但除了邵力子之外，其他來客我都不知道姓名。
我是剛從家鄉（引注者：薛文淑為上海鬆江縣人）到上海的，對外界一無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類的事。但是我覺得漢俊的這些朋友很異常，他們在一起經常發生爭論，有時像是在吵架，我以為一定是鬧翻了，可是第二天這些人還是照常來，從表情上看不出有什麽不愉快。
他們常深更半夜才出門，總是弄得聲響很大。我對這些人的情況感到奇怪。曾對書城提出，但書城說“漢俊他們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見他對漢俊的事是了解的。
書城早年投身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但他對以後袁世凱篡位、國民黨的退讓及軍閥混戰的狀況深感失望，而將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窮困，漢俊從小就受到書城照料，並隨他去日本讀書。漢俊以優異成績在東京帝國大學工科畢業後，因國內根本沒有搞建設的條件，便從事革命活動，這些都是書城予以支持和鼓勵的。他們兩人的性格都很剛直，脾氣都不好，但他們之間卻很友愛和睦，書城母親的規矩很多，她特別喜歡清靜，對別人走路的要求是“輕手輕腳”，說話的要求是“輕言細語”。我們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張大桌子上吃飯，大家都遵照母親“食不言，睡不語”的規定，能夠例外輕聲說話的隻有書城兄弟，他們總像在討論什麽似的，一般都是漢俊先說什麽，然後書城點頭表示同意，漢俊對他哥哥也十分尊敬。……
李書城家屬贈給筆者一幅珍貴的照片——當年李家在三益裏的合影。這張照片雖然殘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畫麵之中。兄弟倆長得很像，個子相仿，都戴一副金絲邊眼鏡，但李書城留著八字胡，看上去比李漢俊老成得多——雖然他隻比弟弟大九歲。
李氏兄弟乃湖北潛江人。父親李金山是潛江縣私塾教師，生三男四女，長子李書麟早逝，次子李書城便儼如長子，照料弟妹。1902年，十二歲的李漢俊在李書城的摯友吳祿貞幫助下，東渡日本。李漢俊極為聰穎，一口日語講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還精通英語、德語、法語。尤其是德語，非常流利。 這幀曆史照片，攝於當年的“李公館”。李公館的主人是同盟會元老李書城（後右一）。李書城的弟弟李漢俊（後右二）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
李漢俊最初喜歡數學，後來拜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帝國大學經濟部教授河上肇為師，轉向研究馬克思主義。當時，日文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閱讀馬克思原版著作。這樣，李漢俊成為當時中國最為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者之一。 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上海《星期評論》編輯部所在地孫中山
李漢俊衣著很隨便，看上去像個鄉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華賓館看望一位德國教授，看門的印度人以為他是“癟三”不許他入內。不料，他以英語向看門者說明來意，那位印度人吃了一驚，隻得讓他人內。過了一會兒，德國教授送他出門，一路上以德語談笑風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來者，趕緊向他道歉。
李氏兩兄弟之中，李書城不去環龍路漁陽裏，而李漢俊則成了陳獨秀客堂間裏的常客。
李漢俊帶來另兩位“大秀才”拜訪陳獨秀。他們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廬。
戴、沈、李乃《星期評論》編輯部的“三駕馬車”。那時候，時興“評論”。在北京影響甚廣的，是陳獨秀、李大釗創辦的《每周評論》，創刊於1918年12月22日。上海這“三駕馬車”效仿《每周評論》，在1919年6月8日創辦了《星期評論》。此後一個多月，毛澤東在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7月14日問世。在這些“評論”之中，《星期評論》的發行量最大，達十幾萬份。
《星期評論》的編輯部最初設在上海愛多亞路新民裏五號（今延安東路）。1920年2月，遷往三益裏李漢俊家，難怪有許多“穿長袍的先生”和“穿裙子的青年女性”常常進出李寓。與李漢俊同編《星期評論》的戴季陶，亦非等閑之輩。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傳賢，原籍浙江吳興，生於四川廣漢。他比李漢俊小一歲，而經曆比李漢俊“顯赫”得多。李漢俊十二歲赴日，戴季陶十五歲赴日。戴季陶也是得兄長之助，才得以東渡。戴的長兄賣掉了土地，資助他從遙遠的四川前往日本。事出意外，年幼的戴季陶途經上海時，被流氓盯住，搶去他的錢財。戴季陶痛哭流涕，幸虧一位四川同鄉也去日本，看他實在可憐，帶他踏上了東渡輪船。
囊中空空如也的戴季陶進入日本大學法律係，發奮攻讀，學業優秀，日語流暢。富有社會活動能力的他，發起組織留日同學會，小小年紀，被推選為會長。在艱難困苦之中，度過了留學生涯。
回國之後，擅長文筆的他，考人天鐸報社當記者。由於文章出色，迅即升為主筆。他從“不共戴天”這一與“戴”相關聯的成語中，取“天仇”為筆名，發表眾多抨擊清朝政府的文章。
戴季陶命運的轉折點是1911年12月25日。這天，二十歲的他在上海碼頭，歡迎、采訪自海外歸來的孫中山，心中無限敬佩。孫中山也看中了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邀他去南京參加中華民國成立大典和大總統就職儀式。
不久，孫中山赴日訪問，戴季陶被任命為翻譯兼機要秘書。從此，他成為孫中山的忠實門徒。
在日本，孫中山與許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談時，唯戴季陶在他身邊。
此後，孫中山受袁世凱排擠，流亡日本，戴季陶亦侍奉在側。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戴季陶被任命為浙江支部長。
1917年7月，孫中山在廣州出任大元帥，戴季陶被任命為大元帥府秘書長。
1918年5月4日，因桂係軍閥操縱國會，決議改組軍政府，孫中山憤然宣布辭去大元帥之職。
5月21日，孫中山離開廣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孫中山在上海先是住在環龍路六十三號。兩個多月後，遷入華僑們集資購贈的莫利愛路二十九號（今香山路七號）住宅。[2]
於是，戴季陶也就在上海住了下來。他原本讀過許多馬克思主義著作，當李漢俊在1918年底從日本回到上海，便與他過從甚密，一起探討馬克思主義。他們對陳獨秀、李大釗主編的《每周評論》每期必讀，商議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戴季陶的社會聲望比李漢俊高得多、創辦時由戴季陶任主編。
沈玄廬此人，年長於李漢俊和欺季陶七八歲。他本名沈定一，字劍侯，浙江蕭山人。他當過清朝的官——雲南廣通縣知縣、武定知州、省會巡警總辦。後來，他因幫助中國同盟會發動河口起義，被人告發，無法在國內立足，隻得流亡日本。
在日本，沈玄廬研讀各種社會政治學說之後，以為社會主義學說最為正確。這樣，他開始鑽研日文版的社會主義理論書籍。
1916年，沈玄廬回國，出任浙江省議會議長。
當《新青年》創辦之後，這位當年的清朝“縣官”，積極為之撰稿。
在戴季陶、李漢俊籌備創辦《星期評論》之際，沈玄廬熱心加入，成為“三駕馬車”之一。
沈玄廬雖說年近四十，倒有許多天真可愛之處。比如，他主張平等，在家中要兒子、兒媳直呼其名，使他的許多朋友驚訝不已！
自從陳獨秀住進了環龍路漁陰裏，相距不遠的三益裏四支筆杆——邵力子、李漢俊、戴季陶、沈玄廬，便不斷被漁陽裏的“磁力”吸引過去了。
此外，還有一位常來拜訪陳獨秀的“筆杆子”，叫張東蓀。他原名萬田，字聖心，浙江餘杭縣人。他早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追隨孫中山。1911年，與梁啟超一起，在上海創辦《時事新報》。1912年，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府秘書。此後，他擔任北京大學、中國公部大學、燕京大學教授。1919年在北京創辦《解放與改造》雜誌，南下上海之後，與陳獨秀有舊，故常來敘談。此人也寫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也讀過一些日文版社會主義學說著作。張東蓀回上海，依然主編《時事新報》。
不論是邵力子、李漢俊、戴季陶，也不論是沈玄廬、張東蓀以至陳獨秀，都曾在日本留學，都懂日文。這些“秀才”，最初都是從日文版的圖書中，懂得馬克思主義的。 [1]《民國日報》，1920年2月23日。[2]尚明軒：《孫中山傳》，北京出版社10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