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就在醞釀、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那些日子裏，一本薄薄的小書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場及時雨。
這本書比如今的小三十二開本還要小。封麵上印著一位絡腮胡子的人物的半身水紅色人坐像（再版本改用藍色），一望而知是馬克思。在馬克思坐像上端，赫然印著五個大字：共黨產宣言。
這初版本在1920年4月出版時，印顛倒了書名。連書名印顛倒了，都沒有發覺，這表明當時人們對於共產黨極度陌生，從未聽說。這一印錯書名的書，迄今隻存兩本，被確定為《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最早版本。這一版本現存於浙江溫州圖書館；這一珍本上蓋著“蔭良藏印”。蔭良，即戴樹棠的字。戴樹棠在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
《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初版本的另一本，1975年還曾在山東廣饒縣劉集村發現，書名同樣錯印為《共黨產宣言》。這個村子在1925年便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支部。書上蓋著“葆苣”印章，表明是山東早期中共黨員張筱田（又名張葆苗）的。這一珍本現藏於山東廣饒縣博物館[2]。
在1920年8月再版時，錯印的書名得以糾正，印為《共產黨宣言》。
現存於北京圖書館的《共產黨宣言》珍本，是這一再版本，但是封麵損壞。上海圖書館保存著完整的《共產黨宣言》再版本。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保存著1920年9月所印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再版本。
在《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封麵上還印著“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馬客思、安格斯合著，陳望道譯”。這“安格斯”，亦即恩格斯。中譯本全文共五十六頁。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的名著，他們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領。縱觀馬克思、恩格斯眾多的著作，這篇短小精悍的《共產黨宣言》概括了其中的精華。可以說，欲知馬克思主義為何物，共產黨是什麽樣的政黨，第一本入門之書，第一把開鎖之鑰匙，便是《共產黨宣傳》。尤其是此文寫得氣勢磅礴，文字精練，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動性，可謂共產主義第一書。世上能夠讀懂讀通皇皇巨著《資本論》者，必定要具備相當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而《共產黨宣言》卻是每一個工人都能讀懂、能夠理解的。 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文版，陳望道譯。陳獨秀、李漢俊校
《共產黨宣言》最初是用德文出版的。1850年出版了英譯本。接著，出版了俄文版（1863年）、丹麥文版（1885年）、法文版（1885年）、西班牙文版（1886年）、波蘭文版（1892年）、意大利文版（1893年）……《共產黨宣言》風行歐洲，倒是應了它的開頭的第一句話：“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
“幽靈”東行，開始在中國“徘徊”。
1905年，朱執信在《民報》第2號上，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要點。
1908年，在東京出版的《天義報》，譯載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以及恩格斯1888年為英文版《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言。
此後，《共產黨宣言》曾一次次被節譯，刊載於中國報刊。
1919年，年僅十九歲的張聞天在8月出版的《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上，發表《社會問題》一文，文末節錄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十條綱領。
然而，《共產黨宣言》在中國一直沒有全譯本。要成立共產黨，要了解共產主義，怎可不讀《共產黨宣言》呢？
第一個籌劃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時，便買過一本日文版《共產黨宣言》，深知這本書的分量。他曾想翻譯此書，無奈，細細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此此書的翻譯難度相當高，譯者不僅要諳熟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要有相當高的中文文學修養。
開頭第一句話，要想妥切地譯成中文，就不那麽容易。
戴季陶主編《星期評論》，打算在《星期評論》上連載《共產黨宣言》。他著手物色合適的譯者。
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舉薦一人：杭州的陳望道！
陳望道乃邵力子密友，常為《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此人功底不凡，當能勝任翻譯《共產黨宣言》。
陳望道此人瘦削，那顴骨顯得更為突出，臉色黝黑，如同農夫。不過，他在書生群中頗為不凡，從小跟人學過武當拳，輕輕一躍，便可跳過一兩張八仙桌。
他原名陳參一，浙江義烏人。中學畢業後，曾到上海進修過英語，準備去歐美留學。後來未能去歐美，卻去了日本。興趣廣泛的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學經濟、物理、數學、哲學、文學。1919年5月，他結束在日本的四年半的留學生活，來到杭州。應校長經亨頤之聘，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當語文教師。 陳望道先生
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是浙江頗有聲望的學校。校長經亨頤曾留學日本，浙江名流，後來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其女經普椿為廖承誌夫人。經亨頤廣納新文化人物人校為師，先後前來任教的有沈鈞儒、沈尹默、夏丐尊、俞平伯、葉聖陶、朱自清、馬敘倫、李叔同、劉大白、張宗祥等。
陳望道進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之後，與夏丐尊、劉大白、李次九四位語文教師銳意革新，倡導新文學、白話文，人稱“四大金剛”。1919年底，發生“一師風潮”，浙江當局要撤換經亨頤，查辦“四大金剛”。邵力子在《民國日報》上發表評論，聲援一師師生。各地學生也紛紛通電聲援。浙江當局不得不收回撤換、查辦之命令。
不過，經此風潮，陳望道還是離開了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就在這時，戴季陶約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給了他日文版《共產黨宣言》，還給了他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作為對照之用。（據陳望道的學生陳光磊在1990年3月8日告訴筆者，陳望道生前與他談及，周恩來在50年代問及《共產黨宣言》最初依據什麽版本譯的，陳望道說主要據英譯本譯）（據雲，英文版《共產黨宣言》是陳獨秀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裏借出來的）
1920年2月下旬，陳望道回到老家——浙江義烏縣城西分水塘村過春節，便著手翻譯《共產黨宣言》。[3]這個小村跟馮雪峰的故裏神壇、吳晗的故裏苦竹塘，構成一個三角形。
陳望道避開來來往往的親友，躲進老家的柴屋裏。這間屋子半間堆著柴火，牆壁積灰一寸多厚，牆角布滿蜘蛛網。他端來兩條長板凳，橫放上一塊鋪板，就算書桌。在泥地上鋪幾捆稻草，算是凳子。入夜，點上一盞昏黃的油燈。
他不時翻閱著《日漢辭典》、《英漢辭典》，字斟句酌著。這是一本很重要的書，又是一本很難譯的書。頭一句話，便使他絞盡腦汁，這才終於譯定為：“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
其後，羅章龍曾試圖從德文版原著《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也深感“理論深邃，語言精練”。為了譯第一句話，羅章龍亦“徘徊”良久。如他所言：“對於這句話研究時間很長，覺得怎樣譯都不甚恰當，‘幽靈’在中文是貶意（義）詞，‘徘徊’亦然。”[4]羅章龍反複琢磨，結果仍不得不沿用陳望道的中譯文，然後加了一段注解，加以說明：“有一股思潮在歐洲大陸泛濫，反動派視這股思潮為洪水猛獸，這就是共產主義。”羅章龍思索再三，還是采用陳望道的譯文，足見陳望道譯文的功力和嚴謹。
江南的春寒，不斷襲入那窗無玻璃的柴屋。陳望道手腳麻木，就請母親給他灌個“湯婆子”。
煙、茶比往日費了好幾倍。香煙一支接著一支。宜興紫砂茶壺裏，一天要添加幾回茶葉。每抽完一支煙，他總要用小茶壺倒一點茶洗一下手指頭——這是他與眾不同的習慣。[5]
1920年4月下旬，當陳望道譯畢《共產黨宣言》，正要寄往上海，忽聽得郵差在家門口大喊“陳先生電報”。拆開一看，原來是《星期評論》編輯部發來的，邀請他到上海擔任編輯。
二十九歲的陳望道興衝衝提起小皮箱，離開了老家，前往上海，住進了三益裏李漢俊家。斜對過是邵力子家。
陳望道把《共產黨宣言》文連同日文、英文版交給了李漢俊，請他和陳獨秀校閱譯文。
陳望道住進三益裏，使三益裏又多了一支筆。他到漁陽裏見了陳獨秀。正在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便邀陳望道參加在新漁陽裏舉行的座談會。
當李漢俊、陳獨秀校閱了《共產黨宣言》，再經陳望道改定，準備由《星期評論》發表的時候，突然發生了意外：編輯部在三樓陽台上開會，“決定《星期評論》停辦”！[6]
風行全國達十幾萬份的《星期評論》，為什麽突然停辦？
1920年6月6日《星期評論》被迫停刊。在終刊號所載《〈星期評論〉刊行中止的宣言》，道出了內中的緣由：
我們所辦的《星期評論》，自去年6月8日出版以來，到現在已經滿一年了。……近兩個月以來，由官僚武人政客資本家等掠奪階級組織而成的政府，對於我們《星期評論》，因為沒有公然用強力來禁止的能力，於是用秘密幹涉的手段，一方麵截留由各處寄給本社的書報信件，一方麵沒收由本社寄往各處的雜誌，自47期以後，已寄出的被沒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我們辛辛苦苦作戰，印刷排字工人辛辛苦苦印成的《星期評論》，像山一樣地（的）堆在社裏……
顯而易見，《星期評論》的進步傾向受到了注意，還來不及連載《共產黨宣言》，就被扼殺了。
此處摘錄1920年元旦出版的《星期評論》第31期上《紅色的新年》，便可略見當年《星期評論》的風貌：
（一）1919年末日的晚間，
有一位拿錘兒的，一位拿鋤兒的，黑漆漆地在一間破屋子裏談天。
（二）拿錘兒的說：
“世間的表麵，是誰造成的！你瞧！世間入住的、著的、用的。哪一件不是錘兒下麵的工程！”
（三）拿鋤兒的說：
“世界的生命，是誰養活的！你瞧！世界上吃的、喝的、抽的，哪一件不是鋤兒下麵的結果！”
（四）他們倆又一齊說：
“唉！現在我們住的、著的、用的、吃的、喝的、抽的，都沒好好兒的！我們那些錘兒下麵的工程，鋤兒下麵產的結果，哪兒去了！”
（五）冬！冬！冬！
遠遠的鼓聲動了！
勞動！勞動！
不平！不平！
不公！不公！
快三更啦！
他們想睡，也睡不成。
（六）朦朦朧朧的張眼一瞧，
黑暗裏突然透出一線兒紅。
這是什麽？
原來是北極下來的新潮，從近東卷到遠東。
那潮頭上擁著無數的錘兒鋤兒，
直要錘勻了鋤光了世間的不平不公！
呀！映著初升的旭日光兒，一霎時遍地都紅！
驚破了他們倆的迷夢！
（七）喂！起來！起來！
現在是什麽時代？
1919年末日24時完結了，
你瞧！這紅色的年兒新換，世界新開！
如此鮮明的進步色彩，宣傳“北極下來的新潮”（指十月革命），《星期評論》遭禁。
前來就任《星期評論》編輯的陳望道，尚未走馬上任，就告吹了。
幸虧因陳獨秀來滬，《新青年》編輯部（其實也就是他一個人）隨之遷滬，正需要編輯。於是，陳望道成了《新青年》編輯，從三益裏搬到漁陽裏二號陳獨秀那裏住下了。
《新青年》已是在全國最有影響的刊物，居各刊物之首，在國內四十三個省市設有九十四個代派處。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推出麵目一新的《勞動節紀念號》，版麵比往常多了兩倍，達四百來頁。
這一期刊出李大釗的《五一運動史》，刊出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全文，刊十五個團體、八家報刊熱烈讚頌這一宣言的文章——這一宣言是曆史性的文件，全稱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以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署名，早在1919年7月25日便已發出，鄭重宣布蘇維埃政府廢棄沙皇政府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和不平等條約。由於中國軍閥政府的阻撓，這一宣言遲遲未能在中國報刊發表。《新青年》以不尋常的姿態，對這一宣言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這一不尋常的姿態，表明陳獨秀明顯地倒向蘇俄。誠如蔡和森所言，《新青年》最初曾是“美國思想宣傳機關”，後來則既“宣傳社會主義”，也宣傳過美國“杜威派的實驗主義”，而從“勞動節紀念號”開始，“完全把美國思想趕跑了”，“由美國思想變為俄國思想”。
陳獨秀除了編《新青年》外，想方設法把《共產黨宣言》付印。隨著《星期評論》的停刊，局麵已顯得緊張，公開出版《共產黨宣言》會遭到麻煩。
陳獨秀跟維經斯基商量此事，維經斯基拿出了一筆錢作為經費。於是，在辣斐德路（今複興中路）成裕裏十二號，租了一間房子，建立了一個小型的印刷所——“又新印刷所”。取名“又新”，意即“舊日新又日新”。
“又新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書便是《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初版印一千冊，銷售一空。緊接著，在9月裏再版，又印一千冊。
為了讓讀者買到《共產黨宣言》，沈玄廬通過邵力子，在9月30日《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上，非常巧妙地發了一則新書廣告式的短文《答人問〈共產黨宣言〉底（的）發行》，署名玄廬。
此文妙不可言，故全文照錄於下：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們來信問《陳譯馬格斯共產黨宣言》的買處，因為問的人多，沒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欄答複你們問的話：
一、《社會主義研究社》（引者注：《共產黨宣言》是以“社會主義研究社”名義出版的），我不知道在哪裏。我看的一本，是陳獨秀先生給我的，獨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來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馬路大自鳴鍾對麵”。
二，這本書底（的）內容，《新青年》、《國民》——北京大學出版社——《晨報》都零零碎碎譯出過幾章或幾節的。凡研究《資本論》這個學說係統的人，不能不看《共產黨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費了平常譯書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譯了出來，經陳獨秀、李漢俊兩先生校對。可惜還有些錯誤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經快完了，再版的時候，我很希望陳望道先生親自校勘一道！
此文以答讀者問形式刊出，而讀者的名字實際上是沈玄廬自擬的。他提醒讀者，此書“不能不看”，又強調譯者如何精心翻譯，而且書要再版。到何處去買呢？文中點明了地址。可是，又故意來個“障眼法”，說此書是供那些“研究《資本論》這個學說係統的人”看的。借用曲筆，為《共產黨宣言》一書來了個“免費廣告”！
《共產黨宣言》的發行，使那些“研究《資本論》這個學說係統的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們，得到了莫大的鼓勵。誠如成仿吾在1978年為依照德文原版譯出的《共產黨宣言》新譯本的《譯後記》中所寫的那樣：
當時的日譯本很可能是非常粗糙的，陳譯本也就難免很不準確。但是它對於革命風暴前的中國革命幹部和群眾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僅僅“有產者”、“無產者”、“階級鬥爭”以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樣的詞句，就給了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革命群眾難以估計的力量。
是的，《共產黨宣言》具有力透紙背、震撼人心的鼓動作用，使許多人豁然開朗，明白了許多道理：
“共產主義已經被歐洲的一切勢力公認為一種勢力”；
“至今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
“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隻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
“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
“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推動運動前進的部分”；
“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製”；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麵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隻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多年前發出的振聾發聘的聲音，通過一個個方塊字，終於在中國響起。
這本小書，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為什麽要建立共產黨，共產黨究竟是什麽樣的政黨。確實，這本書的出版，為正在籌備建立中的中國共產黨送來了及時雨！
陳望道立了一大功。陳望道寄贈兩本《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給周作人，其中一本請周作人轉給魯迅（這是陳光磊對筆者所談的。他記得，陳望道說過，當時與周作人通信甚多，寄《共產黨宣言》是由周作人轉去的，不是直接寄給魯迅。後來許多文章寫成陳望道直寄魯迅）。魯迅當天就讀了，並對周作人說了如下讚語：
現在大家都議論什麽“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一陣之後。這次埋頭苦幹，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大好事。 [1]《溫州發現國內最早版本的〈共產黨宣言〉》，《溫州日報》1998年2月25日。[2]《穿越黑暗歲月的一道霞光——〈共產黨宣言〉中譯首版本被發現的故事》，《濟南日報》1996年6月25日。[3]《陳望道文集》第3卷，《五四運動和文化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4]羅章龍：《椿園載記》，三聯書店1984年版。[5]倪海曙：《春風夏雨四十年——回憶陳望道先生》，知識出版社1982年版。[6]《關於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活動的回憶——陳望道同誌生前談話記錄》，《複旦學報》，1980年第3期。
這本書比如今的小三十二開本還要小。封麵上印著一位絡腮胡子的人物的半身水紅色人坐像（再版本改用藍色），一望而知是馬克思。在馬克思坐像上端，赫然印著五個大字：共黨產宣言。
這初版本在1920年4月出版時，印顛倒了書名。連書名印顛倒了，都沒有發覺，這表明當時人們對於共產黨極度陌生，從未聽說。這一印錯書名的書，迄今隻存兩本，被確定為《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最早版本。這一版本現存於浙江溫州圖書館；這一珍本上蓋著“蔭良藏印”。蔭良，即戴樹棠的字。戴樹棠在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
《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初版本的另一本，1975年還曾在山東廣饒縣劉集村發現，書名同樣錯印為《共黨產宣言》。這個村子在1925年便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支部。書上蓋著“葆苣”印章，表明是山東早期中共黨員張筱田（又名張葆苗）的。這一珍本現藏於山東廣饒縣博物館[2]。
在1920年8月再版時，錯印的書名得以糾正，印為《共產黨宣言》。
現存於北京圖書館的《共產黨宣言》珍本，是這一再版本，但是封麵損壞。上海圖書館保存著完整的《共產黨宣言》再版本。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保存著1920年9月所印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再版本。
在《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封麵上還印著“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馬客思、安格斯合著，陳望道譯”。這“安格斯”，亦即恩格斯。中譯本全文共五十六頁。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的名著，他們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領。縱觀馬克思、恩格斯眾多的著作，這篇短小精悍的《共產黨宣言》概括了其中的精華。可以說，欲知馬克思主義為何物，共產黨是什麽樣的政黨，第一本入門之書，第一把開鎖之鑰匙，便是《共產黨宣傳》。尤其是此文寫得氣勢磅礴，文字精練，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動性，可謂共產主義第一書。世上能夠讀懂讀通皇皇巨著《資本論》者，必定要具備相當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而《共產黨宣言》卻是每一個工人都能讀懂、能夠理解的。 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文版，陳望道譯。陳獨秀、李漢俊校
《共產黨宣言》最初是用德文出版的。1850年出版了英譯本。接著，出版了俄文版（1863年）、丹麥文版（1885年）、法文版（1885年）、西班牙文版（1886年）、波蘭文版（1892年）、意大利文版（1893年）……《共產黨宣言》風行歐洲，倒是應了它的開頭的第一句話：“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
“幽靈”東行，開始在中國“徘徊”。
1905年，朱執信在《民報》第2號上，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要點。
1908年，在東京出版的《天義報》，譯載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以及恩格斯1888年為英文版《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言。
此後，《共產黨宣言》曾一次次被節譯，刊載於中國報刊。
1919年，年僅十九歲的張聞天在8月出版的《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上，發表《社會問題》一文，文末節錄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十條綱領。
然而，《共產黨宣言》在中國一直沒有全譯本。要成立共產黨，要了解共產主義，怎可不讀《共產黨宣言》呢？
第一個籌劃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時，便買過一本日文版《共產黨宣言》，深知這本書的分量。他曾想翻譯此書，無奈，細細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此此書的翻譯難度相當高，譯者不僅要諳熟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要有相當高的中文文學修養。
開頭第一句話，要想妥切地譯成中文，就不那麽容易。
戴季陶主編《星期評論》，打算在《星期評論》上連載《共產黨宣言》。他著手物色合適的譯者。
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舉薦一人：杭州的陳望道！
陳望道乃邵力子密友，常為《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此人功底不凡，當能勝任翻譯《共產黨宣言》。
陳望道此人瘦削，那顴骨顯得更為突出，臉色黝黑，如同農夫。不過，他在書生群中頗為不凡，從小跟人學過武當拳，輕輕一躍，便可跳過一兩張八仙桌。
他原名陳參一，浙江義烏人。中學畢業後，曾到上海進修過英語，準備去歐美留學。後來未能去歐美，卻去了日本。興趣廣泛的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學經濟、物理、數學、哲學、文學。1919年5月，他結束在日本的四年半的留學生活，來到杭州。應校長經亨頤之聘，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當語文教師。 陳望道先生
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是浙江頗有聲望的學校。校長經亨頤曾留學日本，浙江名流，後來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其女經普椿為廖承誌夫人。經亨頤廣納新文化人物人校為師，先後前來任教的有沈鈞儒、沈尹默、夏丐尊、俞平伯、葉聖陶、朱自清、馬敘倫、李叔同、劉大白、張宗祥等。
陳望道進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之後，與夏丐尊、劉大白、李次九四位語文教師銳意革新，倡導新文學、白話文，人稱“四大金剛”。1919年底，發生“一師風潮”，浙江當局要撤換經亨頤，查辦“四大金剛”。邵力子在《民國日報》上發表評論，聲援一師師生。各地學生也紛紛通電聲援。浙江當局不得不收回撤換、查辦之命令。
不過，經此風潮，陳望道還是離開了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就在這時，戴季陶約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給了他日文版《共產黨宣言》，還給了他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作為對照之用。（據陳望道的學生陳光磊在1990年3月8日告訴筆者，陳望道生前與他談及，周恩來在50年代問及《共產黨宣言》最初依據什麽版本譯的，陳望道說主要據英譯本譯）（據雲，英文版《共產黨宣言》是陳獨秀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裏借出來的）
1920年2月下旬，陳望道回到老家——浙江義烏縣城西分水塘村過春節，便著手翻譯《共產黨宣言》。[3]這個小村跟馮雪峰的故裏神壇、吳晗的故裏苦竹塘，構成一個三角形。
陳望道避開來來往往的親友，躲進老家的柴屋裏。這間屋子半間堆著柴火，牆壁積灰一寸多厚，牆角布滿蜘蛛網。他端來兩條長板凳，橫放上一塊鋪板，就算書桌。在泥地上鋪幾捆稻草，算是凳子。入夜，點上一盞昏黃的油燈。
他不時翻閱著《日漢辭典》、《英漢辭典》，字斟句酌著。這是一本很重要的書，又是一本很難譯的書。頭一句話，便使他絞盡腦汁，這才終於譯定為：“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
其後，羅章龍曾試圖從德文版原著《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也深感“理論深邃，語言精練”。為了譯第一句話，羅章龍亦“徘徊”良久。如他所言：“對於這句話研究時間很長，覺得怎樣譯都不甚恰當，‘幽靈’在中文是貶意（義）詞，‘徘徊’亦然。”[4]羅章龍反複琢磨，結果仍不得不沿用陳望道的中譯文，然後加了一段注解，加以說明：“有一股思潮在歐洲大陸泛濫，反動派視這股思潮為洪水猛獸，這就是共產主義。”羅章龍思索再三，還是采用陳望道的譯文，足見陳望道譯文的功力和嚴謹。
江南的春寒，不斷襲入那窗無玻璃的柴屋。陳望道手腳麻木，就請母親給他灌個“湯婆子”。
煙、茶比往日費了好幾倍。香煙一支接著一支。宜興紫砂茶壺裏，一天要添加幾回茶葉。每抽完一支煙，他總要用小茶壺倒一點茶洗一下手指頭——這是他與眾不同的習慣。[5]
1920年4月下旬，當陳望道譯畢《共產黨宣言》，正要寄往上海，忽聽得郵差在家門口大喊“陳先生電報”。拆開一看，原來是《星期評論》編輯部發來的，邀請他到上海擔任編輯。
二十九歲的陳望道興衝衝提起小皮箱，離開了老家，前往上海，住進了三益裏李漢俊家。斜對過是邵力子家。
陳望道把《共產黨宣言》文連同日文、英文版交給了李漢俊，請他和陳獨秀校閱譯文。
陳望道住進三益裏，使三益裏又多了一支筆。他到漁陽裏見了陳獨秀。正在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便邀陳望道參加在新漁陽裏舉行的座談會。
當李漢俊、陳獨秀校閱了《共產黨宣言》，再經陳望道改定，準備由《星期評論》發表的時候，突然發生了意外：編輯部在三樓陽台上開會，“決定《星期評論》停辦”！[6]
風行全國達十幾萬份的《星期評論》，為什麽突然停辦？
1920年6月6日《星期評論》被迫停刊。在終刊號所載《〈星期評論〉刊行中止的宣言》，道出了內中的緣由：
我們所辦的《星期評論》，自去年6月8日出版以來，到現在已經滿一年了。……近兩個月以來，由官僚武人政客資本家等掠奪階級組織而成的政府，對於我們《星期評論》，因為沒有公然用強力來禁止的能力，於是用秘密幹涉的手段，一方麵截留由各處寄給本社的書報信件，一方麵沒收由本社寄往各處的雜誌，自47期以後，已寄出的被沒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我們辛辛苦苦作戰，印刷排字工人辛辛苦苦印成的《星期評論》，像山一樣地（的）堆在社裏……
顯而易見，《星期評論》的進步傾向受到了注意，還來不及連載《共產黨宣言》，就被扼殺了。
此處摘錄1920年元旦出版的《星期評論》第31期上《紅色的新年》，便可略見當年《星期評論》的風貌：
（一）1919年末日的晚間，
有一位拿錘兒的，一位拿鋤兒的，黑漆漆地在一間破屋子裏談天。
（二）拿錘兒的說：
“世間的表麵，是誰造成的！你瞧！世間入住的、著的、用的。哪一件不是錘兒下麵的工程！”
（三）拿鋤兒的說：
“世界的生命，是誰養活的！你瞧！世界上吃的、喝的、抽的，哪一件不是鋤兒下麵的結果！”
（四）他們倆又一齊說：
“唉！現在我們住的、著的、用的、吃的、喝的、抽的，都沒好好兒的！我們那些錘兒下麵的工程，鋤兒下麵產的結果，哪兒去了！”
（五）冬！冬！冬！
遠遠的鼓聲動了！
勞動！勞動！
不平！不平！
不公！不公！
快三更啦！
他們想睡，也睡不成。
（六）朦朦朧朧的張眼一瞧，
黑暗裏突然透出一線兒紅。
這是什麽？
原來是北極下來的新潮，從近東卷到遠東。
那潮頭上擁著無數的錘兒鋤兒，
直要錘勻了鋤光了世間的不平不公！
呀！映著初升的旭日光兒，一霎時遍地都紅！
驚破了他們倆的迷夢！
（七）喂！起來！起來！
現在是什麽時代？
1919年末日24時完結了，
你瞧！這紅色的年兒新換，世界新開！
如此鮮明的進步色彩，宣傳“北極下來的新潮”（指十月革命），《星期評論》遭禁。
前來就任《星期評論》編輯的陳望道，尚未走馬上任，就告吹了。
幸虧因陳獨秀來滬，《新青年》編輯部（其實也就是他一個人）隨之遷滬，正需要編輯。於是，陳望道成了《新青年》編輯，從三益裏搬到漁陽裏二號陳獨秀那裏住下了。
《新青年》已是在全國最有影響的刊物，居各刊物之首，在國內四十三個省市設有九十四個代派處。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推出麵目一新的《勞動節紀念號》，版麵比往常多了兩倍，達四百來頁。
這一期刊出李大釗的《五一運動史》，刊出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全文，刊十五個團體、八家報刊熱烈讚頌這一宣言的文章——這一宣言是曆史性的文件，全稱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以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署名，早在1919年7月25日便已發出，鄭重宣布蘇維埃政府廢棄沙皇政府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和不平等條約。由於中國軍閥政府的阻撓，這一宣言遲遲未能在中國報刊發表。《新青年》以不尋常的姿態，對這一宣言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這一不尋常的姿態，表明陳獨秀明顯地倒向蘇俄。誠如蔡和森所言，《新青年》最初曾是“美國思想宣傳機關”，後來則既“宣傳社會主義”，也宣傳過美國“杜威派的實驗主義”，而從“勞動節紀念號”開始，“完全把美國思想趕跑了”，“由美國思想變為俄國思想”。
陳獨秀除了編《新青年》外，想方設法把《共產黨宣言》付印。隨著《星期評論》的停刊，局麵已顯得緊張，公開出版《共產黨宣言》會遭到麻煩。
陳獨秀跟維經斯基商量此事，維經斯基拿出了一筆錢作為經費。於是，在辣斐德路（今複興中路）成裕裏十二號，租了一間房子，建立了一個小型的印刷所——“又新印刷所”。取名“又新”，意即“舊日新又日新”。
“又新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書便是《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初版印一千冊，銷售一空。緊接著，在9月裏再版，又印一千冊。
為了讓讀者買到《共產黨宣言》，沈玄廬通過邵力子，在9月30日《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上，非常巧妙地發了一則新書廣告式的短文《答人問〈共產黨宣言〉底（的）發行》，署名玄廬。
此文妙不可言，故全文照錄於下：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們來信問《陳譯馬格斯共產黨宣言》的買處，因為問的人多，沒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欄答複你們問的話：
一、《社會主義研究社》（引者注：《共產黨宣言》是以“社會主義研究社”名義出版的），我不知道在哪裏。我看的一本，是陳獨秀先生給我的，獨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來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馬路大自鳴鍾對麵”。
二，這本書底（的）內容，《新青年》、《國民》——北京大學出版社——《晨報》都零零碎碎譯出過幾章或幾節的。凡研究《資本論》這個學說係統的人，不能不看《共產黨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費了平常譯書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譯了出來，經陳獨秀、李漢俊兩先生校對。可惜還有些錯誤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經快完了，再版的時候，我很希望陳望道先生親自校勘一道！
此文以答讀者問形式刊出，而讀者的名字實際上是沈玄廬自擬的。他提醒讀者，此書“不能不看”，又強調譯者如何精心翻譯，而且書要再版。到何處去買呢？文中點明了地址。可是，又故意來個“障眼法”，說此書是供那些“研究《資本論》這個學說係統的人”看的。借用曲筆，為《共產黨宣言》一書來了個“免費廣告”！
《共產黨宣言》的發行，使那些“研究《資本論》這個學說係統的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們，得到了莫大的鼓勵。誠如成仿吾在1978年為依照德文原版譯出的《共產黨宣言》新譯本的《譯後記》中所寫的那樣：
當時的日譯本很可能是非常粗糙的，陳譯本也就難免很不準確。但是它對於革命風暴前的中國革命幹部和群眾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僅僅“有產者”、“無產者”、“階級鬥爭”以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樣的詞句，就給了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革命群眾難以估計的力量。
是的，《共產黨宣言》具有力透紙背、震撼人心的鼓動作用，使許多人豁然開朗，明白了許多道理：
“共產主義已經被歐洲的一切勢力公認為一種勢力”；
“至今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
“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隻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
“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
“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推動運動前進的部分”；
“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製”；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麵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隻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多年前發出的振聾發聘的聲音，通過一個個方塊字，終於在中國響起。
這本小書，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為什麽要建立共產黨，共產黨究竟是什麽樣的政黨。確實，這本書的出版，為正在籌備建立中的中國共產黨送來了及時雨！
陳望道立了一大功。陳望道寄贈兩本《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給周作人，其中一本請周作人轉給魯迅（這是陳光磊對筆者所談的。他記得，陳望道說過，當時與周作人通信甚多，寄《共產黨宣言》是由周作人轉去的，不是直接寄給魯迅。後來許多文章寫成陳望道直寄魯迅）。魯迅當天就讀了，並對周作人說了如下讚語：
現在大家都議論什麽“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一陣之後。這次埋頭苦幹，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大好事。 [1]《溫州發現國內最早版本的〈共產黨宣言〉》，《溫州日報》1998年2月25日。[2]《穿越黑暗歲月的一道霞光——〈共產黨宣言〉中譯首版本被發現的故事》，《濟南日報》1996年6月25日。[3]《陳望道文集》第3卷，《五四運動和文化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4]羅章龍：《椿園載記》，三聯書店1984年版。[5]倪海曙：《春風夏雨四十年——回憶陳望道先生》，知識出版社1982年版。[6]《關於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活動的回憶——陳望道同誌生前談話記錄》，《複旦學報》，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