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初創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s.y.”和它的書記俞秀鬆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意味著向正式建立中國共產黨邁進了一大步。
維經斯基來華的主要使命是“組織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及青年團”。建黨已在上海開始了。緊接著的任務便是建團。
幫助各國建團，原本是青年共產國際的任務。那是在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之後，在同年11月，歐洲十四國共產主義青年組織的代表匯聚柏林，成立了青年共產國際。蘇俄共青團的十七歲的代表拉紮裏·沙茨金在前往林柏之前，列寧與他作了一次長談。沙茨金不負列寧的重托，艱難地穿越正處於戰爭之中的幾個國家的邊境，這才秘密到達柏林。開完代表會議，他又成功地返回了蘇俄。
設在柏林的青年共產國際，那時還顧不上東方，沒有派出代表前往中國幫助建團。這樣，建團使命也就由維經斯基兼顧。
在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在上海誕生。第一個青年團組織，也是在上海誕生。
那是一個炎熱的星期日——1920年8月22日，八位年輕人在上海霞飛路新漁陽裏六號聚會。
陳獨秀、維經斯基、楊明齋也來到了那裏。
陳獨秀的身份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書記，維經斯基作為俄共（布）遠東局的代表，楊明齋作為翻譯。
那八位年輕人是俞秀鬆、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據施存統自己說，“我於1920年6月20日去東京”，因此不可能出席這次會議。但他作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八個創始人之一，則當之無愧）、袁振英、金家風、葉天底。
在這八個人之中，俞秀鬆、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袁振英六人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
會議決定成立青年團——名稱定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亦即“s.y.”（“社會主義”和“青年團”的英文的開頭字母分別為“s”、“y”）。 俞秀鬆俞秀鬆（後中）、羅亦農（前左）在外國語學社學習時的合影1958年11月19日劉少奇（左）和柯慶施（右）參觀上海漁陽裏六號團中央臨時機關舊址。
青年團的名稱，在中國有過幾度變遷；
1922年5月正式成立時，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5年11月，為了適應抗戰形勢，便於動員廣大青年參加抗戰，共青團改組，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青年救國會”、“青年抗日先鋒隊”等。
1946年，試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949年4月，正式成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957年5月，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之初，沒有年齡限製，連四十一歲的陳獨秀也是團員——凡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全部都是團員。直至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時也是如此，即黨員同時是團員。
到了1922年底，這才明確團員有年齡限製，即二十三歲以下。這樣，一批超過這一年齡的黨員，退出了“s.y.”。個別的超齡而仍需留在團內工作的，稱“特別團員”。
在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八個發起人之中，年紀最輕的是俞秀鬆，二十一歲。陳獨秀指派這位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年輕成員，擔任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負責人。負責人的職務，根據維經斯基的意見，也叫“書記”，這樣，俞秀鬆成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一任書記。
俞秀鬆這個後來跟斯大林有著友誼的人物，能幹而思想敏銳。他原名壽鬆，字柏青，曾用過化名王壽成。他後來在蘇聯工作時，叫“納利馬諾夫”。
他的浙江口音很重——他出生在杭州南麵不遠的諸暨，那裏是西施的故鄉。
對於俞秀鬆來說，人生的重要一步，是在1915年跨出的。那年他十七歲。考入杭州的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在那裏，他成為“四大金剛”的門生。這“四大金剛”便是前麵已經提及的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四位具有新思想的國文教員——陳望道、夏丐尊、劉大白、李次九。
這位來自小縣城的農村青年，受到新文化的洗禮。他很快就博得一個雅號，曰“三w主義”——英語中的誰、為什麽、怎麽樣都以“w”為開頭字母，他遇事總愛問“誰、為什麽、怎麽樣”，猶如“十萬個為什麽”。
五四運動風暴驟起，消息從北京傳入杭州城，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成了浙江的“北大”。滿腔憤懣，總想一吐為快，於是俞秀鬆和一班同學籌備辦一個刊物。參加者有二十七人，有第一師範的俞秀鬆、宣中華、周伯棣、施存統、傅彬然，第一中學的查猛濟、阮毅成，浙江公立甲種工業學校的汪馥泉、孫敬文、蔡經銘、倪維熊、楊誌祥和沈端先。沈端先比俞秀鬆小一歲，他也就是後來以筆名夏衍著名的作家。學生們沒有錢，怎麽辦刊物？每人捐了一塊“袁大頭”（當年的銀元上刻著袁世凱頭像，人稱“袁大頭”），又向校長經亨頤、向“四大金剛”、向沈玄廬募捐，拿到一點錢。
刊物在1919年8月下旬開始籌辦，定於10月10日出版創刊號，取名《雙十》——因為辛亥革命在1911年10月10日爆發，從此10月10日成為“中華民國”國慶日，稱為“雙十節”。
據夏衍回憶；
第一、二次集會的時候，我記得宣中華沒有參加，但是《雙十》出版之後，俞秀鬆和宣中華就明顯地成了這個小刊物的領導人。俞秀鬆，諸暨人，比我大一歲，但比我們這些人老練得多，最少可以說，他和宣中華兩個，已經不單是反帝的愛國主義者，而是明顯的受過十月革命洗禮的鬥士了。[1]
《雙十》出了兩期，編者們便不滿足於“中華民國”了。他們轉向激進，俞秀鬆提議把刊名改為《浙江新潮》。俞秀鬆親自寫了《發刊詞》，表明了這群二十歲的熱血青年們的熱望：
“第一種旨趣，就是謀人類——指全體人類——生活的幸福和進化”。
“第二種旨趣，就是改造社會”。
“第三種旨趣，就是促進勞動者的自覺和聯合”。
“第四種旨趣，是對於現在的學生界，勞動界加以調查、批評和指導。”
這班“小青年”的活動能量倒頗大，從報紙中縫所載“本刊代派處”便可見一斑：廣及上海、黑龍江、湖南、湖北甚至日本，內中既有“上海亞東圖書館”，也有“長沙馬王街修業學校毛澤東君”，均為這張小小的報紙“代派”，亦即發行。
《浙江新潮》第2期上，爆炸了一顆“原子彈”，使杭州城地動山搖。
《浙江新潮》第2期登了施存統寫的《非孝》。
施存統又名施複亮，與俞秀鬆同齡，是浙江“一師”販賣部的負責人。他事母甚孝，但對父親的殘暴甚為反感，於是有感而發，寫了《非孝》。
孝，向來是“忠孝節義”的封建道德的四大支柱之一。這篇《非孝》一出，當即一片嘩然。
浙江省省長齊耀珊、教育廳長夏敬觀這批“大人物”都披掛上陣，指責這小小的刊物《浙江新潮》倡導“非孝、非孔、公妻、共產”。由於刊物上注明“本社通訊處由浙江杭縣貢院前第一師範轉”，“大人物”們本來就視“一師”為眼中釘，因此借此發難，要撤辦校長經亨頤，驅逐“四大金剛”。
在學潮中，宣中華這位俞秀鬆的同鄉，被選為杭州學生聯合會理事長，領導學生們罷課，反抗浙江反動當局。
《浙江新潮》才出了兩期，便被警察封存。
當時在北京的陳獨秀，敏銳地注意到二十歲的俞秀鬆所主編的小報《浙江新潮》，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2號上，發表一則隨感，深為讚賞，全文如下：
隨感錄七四《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雙十》改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少年學會”出版的。《少年》的內容，多半是討論少年學生社會底（的）問題。很實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議論更徹底，《非孝》和攻擊杭州四個報——《之江日報》、《全浙公報》《浙江民報》、《杭州學生聯合會周報》（引者注：這篇“攻擊”文章署名“沈宰白”，即沈端先，亦即夏衍）——那兩篇文章，天真爛漫，十分可愛，斷斷不是鄉願派的紳士說得出來的。
我讀了這兩個周刊，我有三個感想：（一）我禱告我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報社封了，也要從別的方麵發揮《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續和“窮困及黑暗”奮鬥，萬萬不可中途挫折。（二）中學生尚有這樣奮發的精神，那班大學生、那班在歐美、日本大學畢業學生，對了這種少年能不羞愧嗎？（三）各省都有幾個女學校，何以這班姐妹們卻是死氣沉沉！難道女子當真不及男子，永遠應該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嗎？
獨秀
陳獨秀確實有眼力，看出了《浙江新潮》“這班可敬的小兄弟”的勇氣和銳氣。果真，《浙江新潮》的主編俞秀鬆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員勇將；另一主編宣中華後來受到列寧接見，也是中國共產黨骨幹，於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第五日死於龍華；《非孝》作者施存統亦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角色；至於“那兩篇文章”的另一作者夏衍，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電影界地下工作的組織者、領導者。
《浙江新潮》在浙江被禁，俞秀鬆想在上海印第3期，到了上海未能辦成。正巧，看到報載少年中國學會王光祈在北京發起“工讀互助團”的啟事，便在1919年底來到北京。
俞秀鬆在北京大學見到了陳獨秀，並經陳獨秀介紹，來到北京東城騎河樓鬥雞坑七號，參加了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同時也在北京大學哲學係旁聽。
在工讀互助團三個月，難以維持生活。他下定了決心，在1920年3月寫給駱致襄的信中宣稱：“我此後不想做個學問家（這是我本來的誌願），情願做個‘舉世唾罵’的革命家！”
他在1920年3月27日離京返滬，找到了老師沈玄廬，經介紹到《星期評論》社工作。這時，他的老師陳望道也從浙江來到上海，也在《星期評論》社。
俞秀鬆、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這四位來自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浙江新潮”人物，進出於漁陽裏二號，團結於陳獨秀周圍，都加入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陳獨秀頗為賞識俞秀鬆的才幹。正因為這樣，在籌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之際，他指派了這位具有“奮發的精神”的俞秀鬆擔任了書記。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意味著向正式建立中國共產黨邁進了一大步。
維經斯基來華的主要使命是“組織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及青年團”。建黨已在上海開始了。緊接著的任務便是建團。
幫助各國建團，原本是青年共產國際的任務。那是在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之後，在同年11月，歐洲十四國共產主義青年組織的代表匯聚柏林，成立了青年共產國際。蘇俄共青團的十七歲的代表拉紮裏·沙茨金在前往林柏之前，列寧與他作了一次長談。沙茨金不負列寧的重托，艱難地穿越正處於戰爭之中的幾個國家的邊境，這才秘密到達柏林。開完代表會議，他又成功地返回了蘇俄。
設在柏林的青年共產國際，那時還顧不上東方，沒有派出代表前往中國幫助建團。這樣，建團使命也就由維經斯基兼顧。
在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在上海誕生。第一個青年團組織，也是在上海誕生。
那是一個炎熱的星期日——1920年8月22日，八位年輕人在上海霞飛路新漁陽裏六號聚會。
陳獨秀、維經斯基、楊明齋也來到了那裏。
陳獨秀的身份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書記，維經斯基作為俄共（布）遠東局的代表，楊明齋作為翻譯。
那八位年輕人是俞秀鬆、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據施存統自己說，“我於1920年6月20日去東京”，因此不可能出席這次會議。但他作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八個創始人之一，則當之無愧）、袁振英、金家風、葉天底。
在這八個人之中，俞秀鬆、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袁振英六人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
會議決定成立青年團——名稱定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亦即“s.y.”（“社會主義”和“青年團”的英文的開頭字母分別為“s”、“y”）。 俞秀鬆俞秀鬆（後中）、羅亦農（前左）在外國語學社學習時的合影1958年11月19日劉少奇（左）和柯慶施（右）參觀上海漁陽裏六號團中央臨時機關舊址。
青年團的名稱，在中國有過幾度變遷；
1922年5月正式成立時，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5年11月，為了適應抗戰形勢，便於動員廣大青年參加抗戰，共青團改組，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青年救國會”、“青年抗日先鋒隊”等。
1946年，試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949年4月，正式成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957年5月，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之初，沒有年齡限製，連四十一歲的陳獨秀也是團員——凡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全部都是團員。直至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時也是如此，即黨員同時是團員。
到了1922年底，這才明確團員有年齡限製，即二十三歲以下。這樣，一批超過這一年齡的黨員，退出了“s.y.”。個別的超齡而仍需留在團內工作的，稱“特別團員”。
在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八個發起人之中，年紀最輕的是俞秀鬆，二十一歲。陳獨秀指派這位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年輕成員，擔任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負責人。負責人的職務，根據維經斯基的意見，也叫“書記”，這樣，俞秀鬆成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一任書記。
俞秀鬆這個後來跟斯大林有著友誼的人物，能幹而思想敏銳。他原名壽鬆，字柏青，曾用過化名王壽成。他後來在蘇聯工作時，叫“納利馬諾夫”。
他的浙江口音很重——他出生在杭州南麵不遠的諸暨，那裏是西施的故鄉。
對於俞秀鬆來說，人生的重要一步，是在1915年跨出的。那年他十七歲。考入杭州的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在那裏，他成為“四大金剛”的門生。這“四大金剛”便是前麵已經提及的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四位具有新思想的國文教員——陳望道、夏丐尊、劉大白、李次九。
這位來自小縣城的農村青年，受到新文化的洗禮。他很快就博得一個雅號，曰“三w主義”——英語中的誰、為什麽、怎麽樣都以“w”為開頭字母，他遇事總愛問“誰、為什麽、怎麽樣”，猶如“十萬個為什麽”。
五四運動風暴驟起，消息從北京傳入杭州城，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成了浙江的“北大”。滿腔憤懣，總想一吐為快，於是俞秀鬆和一班同學籌備辦一個刊物。參加者有二十七人，有第一師範的俞秀鬆、宣中華、周伯棣、施存統、傅彬然，第一中學的查猛濟、阮毅成，浙江公立甲種工業學校的汪馥泉、孫敬文、蔡經銘、倪維熊、楊誌祥和沈端先。沈端先比俞秀鬆小一歲，他也就是後來以筆名夏衍著名的作家。學生們沒有錢，怎麽辦刊物？每人捐了一塊“袁大頭”（當年的銀元上刻著袁世凱頭像，人稱“袁大頭”），又向校長經亨頤、向“四大金剛”、向沈玄廬募捐，拿到一點錢。
刊物在1919年8月下旬開始籌辦，定於10月10日出版創刊號，取名《雙十》——因為辛亥革命在1911年10月10日爆發，從此10月10日成為“中華民國”國慶日，稱為“雙十節”。
據夏衍回憶；
第一、二次集會的時候，我記得宣中華沒有參加，但是《雙十》出版之後，俞秀鬆和宣中華就明顯地成了這個小刊物的領導人。俞秀鬆，諸暨人，比我大一歲，但比我們這些人老練得多，最少可以說，他和宣中華兩個，已經不單是反帝的愛國主義者，而是明顯的受過十月革命洗禮的鬥士了。[1]
《雙十》出了兩期，編者們便不滿足於“中華民國”了。他們轉向激進，俞秀鬆提議把刊名改為《浙江新潮》。俞秀鬆親自寫了《發刊詞》，表明了這群二十歲的熱血青年們的熱望：
“第一種旨趣，就是謀人類——指全體人類——生活的幸福和進化”。
“第二種旨趣，就是改造社會”。
“第三種旨趣，就是促進勞動者的自覺和聯合”。
“第四種旨趣，是對於現在的學生界，勞動界加以調查、批評和指導。”
這班“小青年”的活動能量倒頗大，從報紙中縫所載“本刊代派處”便可見一斑：廣及上海、黑龍江、湖南、湖北甚至日本，內中既有“上海亞東圖書館”，也有“長沙馬王街修業學校毛澤東君”，均為這張小小的報紙“代派”，亦即發行。
《浙江新潮》第2期上，爆炸了一顆“原子彈”，使杭州城地動山搖。
《浙江新潮》第2期登了施存統寫的《非孝》。
施存統又名施複亮，與俞秀鬆同齡，是浙江“一師”販賣部的負責人。他事母甚孝，但對父親的殘暴甚為反感，於是有感而發，寫了《非孝》。
孝，向來是“忠孝節義”的封建道德的四大支柱之一。這篇《非孝》一出，當即一片嘩然。
浙江省省長齊耀珊、教育廳長夏敬觀這批“大人物”都披掛上陣，指責這小小的刊物《浙江新潮》倡導“非孝、非孔、公妻、共產”。由於刊物上注明“本社通訊處由浙江杭縣貢院前第一師範轉”，“大人物”們本來就視“一師”為眼中釘，因此借此發難，要撤辦校長經亨頤，驅逐“四大金剛”。
在學潮中，宣中華這位俞秀鬆的同鄉，被選為杭州學生聯合會理事長，領導學生們罷課，反抗浙江反動當局。
《浙江新潮》才出了兩期，便被警察封存。
當時在北京的陳獨秀，敏銳地注意到二十歲的俞秀鬆所主編的小報《浙江新潮》，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2號上，發表一則隨感，深為讚賞，全文如下：
隨感錄七四《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雙十》改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少年學會”出版的。《少年》的內容，多半是討論少年學生社會底（的）問題。很實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議論更徹底，《非孝》和攻擊杭州四個報——《之江日報》、《全浙公報》《浙江民報》、《杭州學生聯合會周報》（引者注：這篇“攻擊”文章署名“沈宰白”，即沈端先，亦即夏衍）——那兩篇文章，天真爛漫，十分可愛，斷斷不是鄉願派的紳士說得出來的。
我讀了這兩個周刊，我有三個感想：（一）我禱告我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報社封了，也要從別的方麵發揮《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續和“窮困及黑暗”奮鬥，萬萬不可中途挫折。（二）中學生尚有這樣奮發的精神，那班大學生、那班在歐美、日本大學畢業學生，對了這種少年能不羞愧嗎？（三）各省都有幾個女學校，何以這班姐妹們卻是死氣沉沉！難道女子當真不及男子，永遠應該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嗎？
獨秀
陳獨秀確實有眼力，看出了《浙江新潮》“這班可敬的小兄弟”的勇氣和銳氣。果真，《浙江新潮》的主編俞秀鬆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員勇將；另一主編宣中華後來受到列寧接見，也是中國共產黨骨幹，於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第五日死於龍華；《非孝》作者施存統亦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角色；至於“那兩篇文章”的另一作者夏衍，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電影界地下工作的組織者、領導者。
《浙江新潮》在浙江被禁，俞秀鬆想在上海印第3期，到了上海未能辦成。正巧，看到報載少年中國學會王光祈在北京發起“工讀互助團”的啟事，便在1919年底來到北京。
俞秀鬆在北京大學見到了陳獨秀，並經陳獨秀介紹，來到北京東城騎河樓鬥雞坑七號，參加了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同時也在北京大學哲學係旁聽。
在工讀互助團三個月，難以維持生活。他下定了決心，在1920年3月寫給駱致襄的信中宣稱：“我此後不想做個學問家（這是我本來的誌願），情願做個‘舉世唾罵’的革命家！”
他在1920年3月27日離京返滬，找到了老師沈玄廬，經介紹到《星期評論》社工作。這時，他的老師陳望道也從浙江來到上海，也在《星期評論》社。
俞秀鬆、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這四位來自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浙江新潮”人物，進出於漁陽裏二號，團結於陳獨秀周圍，都加入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陳獨秀頗為賞識俞秀鬆的才幹。正因為這樣，在籌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之際，他指派了這位具有“奮發的精神”的俞秀鬆擔任了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