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響應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毛奇”和新民學會
其實，早在張國燾、張申府這“二張”來敲上海漁陽裏二號的黑漆大門之前，一位瘦長的湖南青年便已到那裏拜訪過陳獨秀了。
這位二十七歲，來自湖南韶山的精明能幹的年輕人，便是毛澤東。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已經結識了陳獨秀。
毛澤東在結束北京圖書館的工作之後，返回湖南途中，曾於1919年初來過上海。
這一回，是他第二次來上海。那是他又一次去北京之後，再回長沙，在1920年5月5日路過上海。
與陳獨秀的談話，給了毛澤東深深的啟迪。毛澤東曾與斯諾這麽談及： 1938年由複社出版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
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1]
那時候的毛澤東，確實處於一生的“關鍵性”時期，他的思想正在處於根本性的轉折之中。
就在這次去北京之前，他尚處於困惑之中，如他自己所言，是“睡在鼓裏”：
現在我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2]
我覺得好多人講改造，卻隻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那（哪）一步田地（即終極的目的）？用什麽方法達到，自己或同誌從那（哪）一個地方下手？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3]
外邊各處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樣未曾研究，一樣的睡在鼓裏，狠（很）是可歎。[4] 1921年前後上海出版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圖書
早年的毛澤東，同學們給他取了個雅號，曰“毛奇”。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0.26—1891.4.24），普魯士帝國和德意誌帝國的總參謀長。當年，毛奇和首相俾斯麥、國防大臣羅恩成為普魯士帝國的三巨頭。這位毛奇元帥，因在1870年普法戰爭的色當一役中，使法蘭西第二帝國覆滅而名震歐洲。同學們稱毛澤東為“毛奇”，不光因為毛澤東像毛奇那樣勃勃雄心，才智過人，而且為人也如毛奇那樣沉默寡言、嚴肅莊重。
毛澤東的早年密友、詩人蕭三的哥哥蕭瑜（又名蕭旭東、蕭子升）曾回憶說，他在一個小格子裏能寫兩個字，而毛澤東寫兩個字則起碼占三個格子。毛澤東那奔放不羈的字，那充滿豪情、“指點江山”、“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激揚詩句，都表明他是一位壯誌淩雲、誌向非凡的熱血青年。
不過，他也有不如那位毛奇元帥之處。毛奇精通七國語言，而囿於湖南鄉下閉塞環境中的他，諳熟中國古文，卻不懂外語。這樣，他無法像李漢俊、李達、張國燾、劉仁靜那樣從大量外文書刊中鑽研馬克思主義學說，他隻能讀在當時如鳳毛麟角般稀少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中譯本。然而，他一旦讀到了，很快就理解了，很快就將其轉化成為自己思想的指南。
“睡在鼓裏”的他，在第二次去北京時，讀到了三本使他頓開茅塞的書。他是這樣描述的：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曆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5]
這三本書，引起毛澤東思想上的根本轉變。隻是他的回憶中稍稍有一點誤差，那本《共產黨宣言》中譯本，他不是在北京讀到的，是他來上海之後或回到長沙之後讀到的。可能性最大是在上海讀到的。因為他在上海度過了近兩個月——1920年5月5日抵達，7月7日離開。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一般都以為是1920年8月出版，因為初版本上印的是這一出版年月。但是魯迅卻在1920年6月26日便已“得譯者陳望道寄贈《共產黨宣言》（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本年4月版）”[6]。毛澤東在上海拜訪過陳獨秀，結識了陳望道，因此他在上海得到《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可能性極大。
那三本書，以及跟陳獨秀的談話，促使毛澤東轉向馬克思主義，他從“鼓裏”睡醒了。他的理解力，遠遠超過他同時代的那些精通外文的青年們——盡管他隻能讀到極有限的中譯本。
如毛澤東所言：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7]
毛澤東跟陳獨秀會麵，除了“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還“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8]。
毛澤東是一位組織家。早在他二十二歲時油印、張貼“二十八畫生”的《征友啟事》時，就想團結、組織一班誌同道合者。
1918年4月，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嶽麓山劉家台子蔡和森家中，邀集一群好友開會，創建了“新民學會”。
那天出席集會的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維漢、蕭瑜、蕭三（即蕭子暲）、張昆弟、羅章龍、陳啟民等十二人。[9]
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
蕭瑜被推舉為總幹事，毛澤東、陳啟民為幹事。
蕭瑜如此回憶道：
我清晰記得我完成擬定學會規章的那個春日。擬定出的規章有七條，都非常簡明。毛澤東讀完後，未作任何評論。然後我們又把我們決定是第一批會員的每個人的優點重新核實了一番。我們一致以為他們都是合格的。他們共有九人，再加上我們兩人，學會共有十二名首批成員。憑著我們年輕人的那股熱情，我們自稱是十二個“聖人”，肩負時代的使命！我們也以為彼此之間是兄弟，有著共同的抱負與理想，有著相互的尊重與友愛。
一個星期天的早上，在第一師範的一個教室裏（實際上是在蔡和森的家裏），我們十二個人聚在一起，十分莊嚴地舉行了第一次正式會議。我把印好的新民學會規章分給每個人並征求他們的意見、疑問和評論。但沒有什麽新的意見提出。於是每個人又交了一點會費，我被當選為第一任秘書。我們決定不設會長一職，會議就結束了。新民學會就這樣宣告誕生了。盡管沒有什麽演說，但我們十二人之間已建立了更為密切的關係，我們獻身運動的雄心和熱情有了新的動力。我們都意識到，從現在起，我們的肩上擔負了新的責任。
毛澤東在會上一句話也沒說。我們都清楚我們的目的和會員應該做的事情，主張每個成員都應以切合實際的作風行事，而不應空談高論。學會中隻有一個喜歡為講話而講話者，那便是陳昌，此人以發表冗長演說聞名。我們這位同學來自瀏陽，與我偶然相識，於是成為好友，可即使是他，也沒有在新民學會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陳昌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組織者之一，1930年2月在長沙就義。
新民學會成立以後，大約每月舉行一次會議。盡管不是什麽秘密聚會，我們仍盡量少為人注意……[10]
這個新民學會，1920年發展到擁有七八十名會員。
盡管新民學會還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組織，但後來其中很多人成為中國共產黨骨幹。
毛澤東從上海回到長沙之後，他跟陳獨秀談及的組織“改造湖南聯盟”未付諸實現，倒是在1920年8月2日組織了湖南文化書社氣《文化書社緣起》中，一語道明書社的宗旨：
沒有新文化，由於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於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於沒有新材料。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於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願用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新書報雜誌，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民新研究的材料。[11]
文化書社經理為易禮容，“特別交員”為毛澤東。此外，聘請了李大釗、陳獨秀、惲代英等為“信用介紹”。
文化書社在湖南銷售《新青年》每期兩千冊，《勞動界》每期五千冊，還銷售《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資本論人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唯物史觀解說》等馬克思主義著作。
剛剛創辦了文化書社，毛澤東又組織了湖南“俄羅斯研究會”，這個研究會“以研究關於俄羅斯之一切事情為主旨”。
1920年9月23日上海《民國日報》刊登消息，作如下報道：
湖〔湘〕人組織俄羅斯研究會於本月16日開會，推舉正式幹事，薑詠洪總幹事，毛澤東書記幹事，彭璜會計於事，並推彭君駐會接洽一切。 [1]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32—133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2]《致周世釗信》（1920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474頁，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3]《致陶毅信》（1920年2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464頁，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4]《致陶毅信》（1920年2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早期文稿》，466頁，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5]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31頁，蘭聯書店1979年版。[6]王觀泉：《魯迅年譜》，第45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7]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31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8]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30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9]在蕭瑜《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曆》裏所陳述的是十二人，而在《毛澤東年譜》裏記載的是十三人。[10]蕭瑜：《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曆》，昆侖出版社1989年版。[11]長沙《大公報》，1920年8月24日。
其實，早在張國燾、張申府這“二張”來敲上海漁陽裏二號的黑漆大門之前，一位瘦長的湖南青年便已到那裏拜訪過陳獨秀了。
這位二十七歲，來自湖南韶山的精明能幹的年輕人，便是毛澤東。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已經結識了陳獨秀。
毛澤東在結束北京圖書館的工作之後，返回湖南途中，曾於1919年初來過上海。
這一回，是他第二次來上海。那是他又一次去北京之後，再回長沙，在1920年5月5日路過上海。
與陳獨秀的談話，給了毛澤東深深的啟迪。毛澤東曾與斯諾這麽談及： 1938年由複社出版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
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1]
那時候的毛澤東，確實處於一生的“關鍵性”時期，他的思想正在處於根本性的轉折之中。
就在這次去北京之前，他尚處於困惑之中，如他自己所言，是“睡在鼓裏”：
現在我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2]
我覺得好多人講改造，卻隻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那（哪）一步田地（即終極的目的）？用什麽方法達到，自己或同誌從那（哪）一個地方下手？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3]
外邊各處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樣未曾研究，一樣的睡在鼓裏，狠（很）是可歎。[4] 1921年前後上海出版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圖書
早年的毛澤東，同學們給他取了個雅號，曰“毛奇”。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0.26—1891.4.24），普魯士帝國和德意誌帝國的總參謀長。當年，毛奇和首相俾斯麥、國防大臣羅恩成為普魯士帝國的三巨頭。這位毛奇元帥，因在1870年普法戰爭的色當一役中，使法蘭西第二帝國覆滅而名震歐洲。同學們稱毛澤東為“毛奇”，不光因為毛澤東像毛奇那樣勃勃雄心，才智過人，而且為人也如毛奇那樣沉默寡言、嚴肅莊重。
毛澤東的早年密友、詩人蕭三的哥哥蕭瑜（又名蕭旭東、蕭子升）曾回憶說，他在一個小格子裏能寫兩個字，而毛澤東寫兩個字則起碼占三個格子。毛澤東那奔放不羈的字，那充滿豪情、“指點江山”、“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激揚詩句，都表明他是一位壯誌淩雲、誌向非凡的熱血青年。
不過，他也有不如那位毛奇元帥之處。毛奇精通七國語言，而囿於湖南鄉下閉塞環境中的他，諳熟中國古文，卻不懂外語。這樣，他無法像李漢俊、李達、張國燾、劉仁靜那樣從大量外文書刊中鑽研馬克思主義學說，他隻能讀在當時如鳳毛麟角般稀少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中譯本。然而，他一旦讀到了，很快就理解了，很快就將其轉化成為自己思想的指南。
“睡在鼓裏”的他，在第二次去北京時，讀到了三本使他頓開茅塞的書。他是這樣描述的：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曆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5]
這三本書，引起毛澤東思想上的根本轉變。隻是他的回憶中稍稍有一點誤差，那本《共產黨宣言》中譯本，他不是在北京讀到的，是他來上海之後或回到長沙之後讀到的。可能性最大是在上海讀到的。因為他在上海度過了近兩個月——1920年5月5日抵達，7月7日離開。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一般都以為是1920年8月出版，因為初版本上印的是這一出版年月。但是魯迅卻在1920年6月26日便已“得譯者陳望道寄贈《共產黨宣言》（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本年4月版）”[6]。毛澤東在上海拜訪過陳獨秀，結識了陳望道，因此他在上海得到《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可能性極大。
那三本書，以及跟陳獨秀的談話，促使毛澤東轉向馬克思主義，他從“鼓裏”睡醒了。他的理解力，遠遠超過他同時代的那些精通外文的青年們——盡管他隻能讀到極有限的中譯本。
如毛澤東所言：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7]
毛澤東跟陳獨秀會麵，除了“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還“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8]。
毛澤東是一位組織家。早在他二十二歲時油印、張貼“二十八畫生”的《征友啟事》時，就想團結、組織一班誌同道合者。
1918年4月，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嶽麓山劉家台子蔡和森家中，邀集一群好友開會，創建了“新民學會”。
那天出席集會的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維漢、蕭瑜、蕭三（即蕭子暲）、張昆弟、羅章龍、陳啟民等十二人。[9]
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
蕭瑜被推舉為總幹事，毛澤東、陳啟民為幹事。
蕭瑜如此回憶道：
我清晰記得我完成擬定學會規章的那個春日。擬定出的規章有七條，都非常簡明。毛澤東讀完後，未作任何評論。然後我們又把我們決定是第一批會員的每個人的優點重新核實了一番。我們一致以為他們都是合格的。他們共有九人，再加上我們兩人，學會共有十二名首批成員。憑著我們年輕人的那股熱情，我們自稱是十二個“聖人”，肩負時代的使命！我們也以為彼此之間是兄弟，有著共同的抱負與理想，有著相互的尊重與友愛。
一個星期天的早上，在第一師範的一個教室裏（實際上是在蔡和森的家裏），我們十二個人聚在一起，十分莊嚴地舉行了第一次正式會議。我把印好的新民學會規章分給每個人並征求他們的意見、疑問和評論。但沒有什麽新的意見提出。於是每個人又交了一點會費，我被當選為第一任秘書。我們決定不設會長一職，會議就結束了。新民學會就這樣宣告誕生了。盡管沒有什麽演說，但我們十二人之間已建立了更為密切的關係，我們獻身運動的雄心和熱情有了新的動力。我們都意識到，從現在起，我們的肩上擔負了新的責任。
毛澤東在會上一句話也沒說。我們都清楚我們的目的和會員應該做的事情，主張每個成員都應以切合實際的作風行事，而不應空談高論。學會中隻有一個喜歡為講話而講話者，那便是陳昌，此人以發表冗長演說聞名。我們這位同學來自瀏陽，與我偶然相識，於是成為好友，可即使是他，也沒有在新民學會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陳昌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組織者之一，1930年2月在長沙就義。
新民學會成立以後，大約每月舉行一次會議。盡管不是什麽秘密聚會，我們仍盡量少為人注意……[10]
這個新民學會，1920年發展到擁有七八十名會員。
盡管新民學會還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組織，但後來其中很多人成為中國共產黨骨幹。
毛澤東從上海回到長沙之後，他跟陳獨秀談及的組織“改造湖南聯盟”未付諸實現，倒是在1920年8月2日組織了湖南文化書社氣《文化書社緣起》中，一語道明書社的宗旨：
沒有新文化，由於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於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於沒有新材料。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於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願用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新書報雜誌，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民新研究的材料。[11]
文化書社經理為易禮容，“特別交員”為毛澤東。此外，聘請了李大釗、陳獨秀、惲代英等為“信用介紹”。
文化書社在湖南銷售《新青年》每期兩千冊，《勞動界》每期五千冊，還銷售《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資本論人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唯物史觀解說》等馬克思主義著作。
剛剛創辦了文化書社，毛澤東又組織了湖南“俄羅斯研究會”，這個研究會“以研究關於俄羅斯之一切事情為主旨”。
1920年9月23日上海《民國日報》刊登消息，作如下報道：
湖〔湘〕人組織俄羅斯研究會於本月16日開會，推舉正式幹事，薑詠洪總幹事，毛澤東書記幹事，彭璜會計於事，並推彭君駐會接洽一切。 [1]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32—133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2]《致周世釗信》（1920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474頁，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3]《致陶毅信》（1920年2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464頁，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4]《致陶毅信》（1920年2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早期文稿》，466頁，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5]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31頁，蘭聯書店1979年版。[6]王觀泉：《魯迅年譜》，第45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7]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31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8]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30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9]在蕭瑜《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曆》裏所陳述的是十二人，而在《毛澤東年譜》裏記載的是十三人。[10]蕭瑜：《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曆》，昆侖出版社1989年版。[11]長沙《大公報》，1920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