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暑假旅行團住進博文女校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樓下女學校，因為暑假休假，學生教員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靜得很，隻有廚役一人，弄飯兼看門。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飯給樓上的客人吃，並照管門戶。不許閑人到書房裏去，如果沒有他那位熟人介紹的話。他也不知道樓上住的客人是什麽人，言語也不十分聽得懂，因為他們都不會說上海話，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還有的說北方話。……
這是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共產國際》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的開頭一段。篇名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作者陳潭秋。
此文用俄文發表。當時，作者在蘇聯莫斯科，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十五周年而作。 中共“一大”代表以“北京大學署期旅行團”名義住在博文女校
這是早期的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紀念文章，頗有史料價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後才被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發現，譯成中文，刊載於《黨史研究資料》。為了譯成“7月下半月”還是“7月底”，譯者頗費了一番工夫——因為當時流傳甚廣的說法是7月1日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
陳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個臨時寓客”，據稱是“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
其實，這個“旅行團”如陳潭秋所寫的：
“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
那“九個臨時寓客”，是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包惠僧、張國燾。包惠僧剛到上海那天，是住在漁陽裏二號，張國燾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
張國燾常在博文女校，有時也睡在那裏，但他在上海還另有住處。
“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陳公博帶著太太來，住在大東旅社。
博文女校雖說是學校，其實不大，相當於三上三下的石庫門房子。坐落在法租界白爾路三九八號（後改蒲柏路，今太倉路一二七號）。也是一幢青紅磚相間的二層房子，典雅大方，屋裏紅漆地板。這所學校不過百把個學生。
博文女校怎麽會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們的“招待所”呢？
原來，“二李”都與這所學校校長頗熟。
傅文女校校長黃紹蘭，早年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堂。辛亥革命後，黃興出任南京留守處主任，黃紹蘭曾在黃興手下工作。1917年，黃紹蘭來上海，擔任博文女校校長，聘請黃興夫人徐宗漢為董事長。黃紹蘭的丈夫黃侃，字季剛，是北京大學文學係教授。
黃紹蘭、黃侃都是湖北人，與李漢俊有著同鄉之誼。
李漢俊的嫂嫂——李書城的續弦薛文淑，當時便是博文女校的學生。李書城、李漢俊都與黃紹蘭校長相熟。博文女校離望誌路李公館不過一站路而已。
李達的那位個子嬌小的妻子王會悟，當過黃興夫人徐宗漢的秘書，而徐宗漢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長。李達也與黃紹蘭認識。
黃紹蘭的家，也住在博文女校裏。時值暑假，學校空著。當黃紹蘭聽王會悟說：“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要借此住宿，一口就答應下來——這不光因為黃紹蘭與“二李”有友誼，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
旅行團陸陸續續到達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後公會住了些日子。毛澤東在博文女校住了幾天之後，看樣子代表們一下子還到不齊，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陳公博抵滬，那“九個臨時寓客”才都住進博文女校。
據包惠僧回憶： 中共“一大”代表毛澤東、何叔衡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住處
當街的兩間中靠東的一間是張國燾、周佛海和我住。張國燾也不常住在這裏，他在外麵租了房子。鄧中夏到重慶參加暑期講習會路過上海，也在這間住了幾天，靠西的後麵一間是王盡美、鄧恩銘住，毛澤東是住在靠西的一間。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個人住。……除了毛澤東是睡在一個單人的板床是兩條長凳架起來的，我們都是一人一張席子睡在地板上，靠東一邊的幾間房屋當時是空著的。[1]
付了兩個月的租金，隻住了20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黃兆蘭（引者注：應為黃紹蘭）校長接洽的。在署假中僅有一個學生，房子很多，學校裏沒有什麽人，很清靜。我們住的是樓上靠西的三間前樓。[2]
就在最後一位代表陳公博來到上海的翌日，即7月22日，在博文女校樓上開過一次碰頭會——包惠僧說“像是預備會”，而陳潭秋則稱之為“開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在大會開會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間房子內商量過一次（像是預備會），並不是全體代表都參加，我記得李漢俊、張國燾、李達、劉仁靜、陳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參加了，其餘的人我記不清楚。李達也把王會悟帶來了，我們在裏間開會，她坐在外間的涼台上。
陳潭秋則在他1936年發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中寫道：
7月底大會開幕了，大會組織非常簡單，隻推選張國燾同誌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同誌與周佛海任記錄。就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開幕式…… [1]包惠僧：《包惠僧回憶》，3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包惠僧：《包惠僧回憶》，第30—3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這是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共產國際》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的開頭一段。篇名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作者陳潭秋。
此文用俄文發表。當時，作者在蘇聯莫斯科，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十五周年而作。 中共“一大”代表以“北京大學署期旅行團”名義住在博文女校
這是早期的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紀念文章，頗有史料價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後才被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發現，譯成中文，刊載於《黨史研究資料》。為了譯成“7月下半月”還是“7月底”，譯者頗費了一番工夫——因為當時流傳甚廣的說法是7月1日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
陳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個臨時寓客”，據稱是“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
其實，這個“旅行團”如陳潭秋所寫的：
“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
那“九個臨時寓客”，是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包惠僧、張國燾。包惠僧剛到上海那天，是住在漁陽裏二號，張國燾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
張國燾常在博文女校，有時也睡在那裏，但他在上海還另有住處。
“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陳公博帶著太太來，住在大東旅社。
博文女校雖說是學校，其實不大，相當於三上三下的石庫門房子。坐落在法租界白爾路三九八號（後改蒲柏路，今太倉路一二七號）。也是一幢青紅磚相間的二層房子，典雅大方，屋裏紅漆地板。這所學校不過百把個學生。
博文女校怎麽會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們的“招待所”呢？
原來，“二李”都與這所學校校長頗熟。
傅文女校校長黃紹蘭，早年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堂。辛亥革命後，黃興出任南京留守處主任，黃紹蘭曾在黃興手下工作。1917年，黃紹蘭來上海，擔任博文女校校長，聘請黃興夫人徐宗漢為董事長。黃紹蘭的丈夫黃侃，字季剛，是北京大學文學係教授。
黃紹蘭、黃侃都是湖北人，與李漢俊有著同鄉之誼。
李漢俊的嫂嫂——李書城的續弦薛文淑，當時便是博文女校的學生。李書城、李漢俊都與黃紹蘭校長相熟。博文女校離望誌路李公館不過一站路而已。
李達的那位個子嬌小的妻子王會悟，當過黃興夫人徐宗漢的秘書，而徐宗漢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長。李達也與黃紹蘭認識。
黃紹蘭的家，也住在博文女校裏。時值暑假，學校空著。當黃紹蘭聽王會悟說：“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要借此住宿，一口就答應下來——這不光因為黃紹蘭與“二李”有友誼，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
旅行團陸陸續續到達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後公會住了些日子。毛澤東在博文女校住了幾天之後，看樣子代表們一下子還到不齊，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陳公博抵滬，那“九個臨時寓客”才都住進博文女校。
據包惠僧回憶： 中共“一大”代表毛澤東、何叔衡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住處
當街的兩間中靠東的一間是張國燾、周佛海和我住。張國燾也不常住在這裏，他在外麵租了房子。鄧中夏到重慶參加暑期講習會路過上海，也在這間住了幾天，靠西的後麵一間是王盡美、鄧恩銘住，毛澤東是住在靠西的一間。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個人住。……除了毛澤東是睡在一個單人的板床是兩條長凳架起來的，我們都是一人一張席子睡在地板上，靠東一邊的幾間房屋當時是空著的。[1]
付了兩個月的租金，隻住了20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黃兆蘭（引者注：應為黃紹蘭）校長接洽的。在署假中僅有一個學生，房子很多，學校裏沒有什麽人，很清靜。我們住的是樓上靠西的三間前樓。[2]
就在最後一位代表陳公博來到上海的翌日，即7月22日，在博文女校樓上開過一次碰頭會——包惠僧說“像是預備會”，而陳潭秋則稱之為“開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在大會開會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間房子內商量過一次（像是預備會），並不是全體代表都參加，我記得李漢俊、張國燾、李達、劉仁靜、陳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參加了，其餘的人我記不清楚。李達也把王會悟帶來了，我們在裏間開會，她坐在外間的涼台上。
陳潭秋則在他1936年發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中寫道：
7月底大會開幕了，大會組織非常簡單，隻推選張國燾同誌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同誌與周佛海任記錄。就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開幕式…… [1]包惠僧：《包惠僧回憶》，3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包惠僧：《包惠僧回憶》，第30—3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