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船頭穿過小巧的前艙,便來到寬敞的中艙。


    這中艙雖然比李公館的餐廳小一些,不過八仙桌四周一把把太師椅,坐上去還是寬敞的。


    艙裏金碧輝煌,就連每一根柱子上都刻著金色盤龍。四壁刻著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飛鳥。橫匾上鐫“湖光彩月”四字,兩側對聯為“龍船祥雲陽寶日,鳳載梁樹陰場月”。


    碧綠的波光從窗口射進艙內,輕風吹拂,好一個清涼世界。


    八仙桌上放著一套宜興紫砂茶具。王會悟給代表們沏上龍井綠茶,然後“嘩”的一聲。把麻將牌倒在八仙桌上,代表們都會意地笑了。


    她到後艙跟船老大打個招呼。遞上一包香煙,船便緩緩在湖麵上移動。接著,她走過中艙,來到前艙,透過艙門望著“風景”——倘有異常動向,隨即報告中艙。


    甩掉了跟蹤的密探,遠離人喧車囂的上海,如此安謐,如此秀麗,淺綠的湖麵上漂著翠綠色的菱葉,一塵不染,令人心曠神怡。


    湖上的遊船不算很多。偶爾有畫舫從近處經過,傳來留聲機的歌聲,代表們便嘩嘩洗起麻將牌來。


    將近中午,下起一陣小雨,遊人四散,湖麵上更為安靜。中國共產黨“一大”的最後一次會議,就在這時開始。


    代表們討論著黨綱和決議。那張放在李漢俊家抽鬥裏,被密探們所忽視的“廢紙”,此刻成為代表們字斟句酌的文件。馬林不在場,又缺了常常持異議的李漢俊和陳公博,討論的過程不像往日那麽激烈,十分順利地進行著。


    中午時分,一艘小船駛近,靠上大船。船娘遞上好幾隻竹編的大籠屜,裏麵是剛從鴛湖旅館送來的飯菜。


    這時,船老大把圓桌麵鋪在八仙桌上,十來位代表正好坐滿一桌。


    南湖的鰱魚、蟹、蝦,味道鮮美,代表們一邊吃,一邊稱讚著。


    最為奇特的是一大盆像元寶一般的菱,沒有角。王會悟介紹說;“這是南湖的特產,叫無角菱,又叫餛飩菱,肉多味甜。很奇怪,出了南湖,長出的菱就有角了!”


    如此有趣的菱角,代表們頭一回品嚐。


    飯罷,大船靠近湖心島,代表們漫步在煙雨樓,稍事休息。


    接著,會議又在船裏舉行。


    第一個獲得正式通過的,便是後來分別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以及從蘇聯轉來的共產國際檔案中發現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從英文稿和從俄文稿還原譯成中文,並無太多的差異。尤其令人注意的是,英文稿和俄文稿都缺少了第十一條。


    現據俄文稿,全文照錄於下:


    一、我們的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


    二、我們黨的綱領如下:


    (1)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援助工人階級,直到社會階級區分消除的時候。


    (2)直到階級鬥爭結束為止,即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時為止,承認無產階級專政。


    (3)消滅資本家私有製,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


    (4)聯合第三國際(引者注:即共產國際)。


    三、我們黨承認蘇維埃管理製度,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並以社會革命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國共產黨徹底斷絕與資產階級的黃色知識分子及與其類似的其他黨派的任何聯係。


    四、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並願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都可以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誌。但是在加入我們的隊伍以前,必須與那些與我們的綱領背道而馳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係。


    五、接受新黨員的手續如下;被介紹人必須接受其所在的地方委員會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為兩個月。考察期滿後,經大多數黨員同意,始得成為黨員。如果該地有執行委員會,必須經執行委員會批準。


    六、在黨處於地下狀態時,黨的重要主張和黨員身份應保守秘密。


    七、每個地方,凡是有黨員五人以上的,必須成立委員會。


    八、委員會的黨員經以前所在地的書記介紹,可以轉到另一個地方委員會。


    九、凡是黨員不超過十人的地方委員會,應設書記一人;超過十人的應設財務委員、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各一人;超過三十人的,應由委員會的成員中選出一個執行委員會。關於執行委員會的規定,下麵將要說到。


    十、工人、農民、士兵和學生等地方組織的人數很多時,可以派他們到其他地區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當地執行委員會最嚴格的監督。


    十一、(遺漏)。


    十二、地方執行委員會的財政、活動和政策,必須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


    十三、委員會所管轄的黨員超過五百人或同一地區有五個委員會時,必須成立執行委員會。全國代表會議應委派十人參加該執行委員會,如果這些要求不能實現,必須成立臨時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關於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和組織,下麵將要更加詳細地闡述。


    十四、黨員如果不是由於法律的迫使和沒有得到黨的特別允許,不得擔任政府的委員或國會議員。士兵、警察和職員不在此例。


    十五、這個綱領經三分之二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同意,始得修改。


    這個黨綱,便是中國共產黨“一大”的最重要的成果。黨綱明確地申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組織原則以及與其他政黨的關係。中國共產黨是依據馬克思主義學說為理論建立的。


    看得出,在那樣緊張的環境中所通過的黨綱,存在著疏漏之處。除了第十一條空缺——很可能是因為引起爭論,一時相持不下而刪去,卻又來不及補上合適的文字,第九條、第十三條中所提及的“下麵將要更加詳細地闡述”,實際上“下麵”沒有提及。很可能也是因為引起爭論,刪去了“下麵”的條文,以致造成前後文不銜接。


    盡管倉促成文,這個黨綱是中國共產黨曆史性的重要文獻,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建立,便沿著馬克思主義的軌道運行,堅決摒棄了當時頗為盛行的無政府主義。


    接著,在南湖的那艘畫舫裏,又通過了第二個文件,即《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決議分為六部分,即:一,工人組織;二,宣傳;三,工人學校;四,工會研究機構;五,對現有政黨的態度;六,黨與第三國際的聯係。


    其中第六部分全文如下:


    黨中央委員會每月應向第三國際提出報告。


    在必要時,應派遣特別全權代表一名到駐伊爾庫茨克的第三國際遠東書記處去。此外,要派代表到其他遠東各國去,以發展和配合今後階級鬥爭的進程。


    據李達回憶,那天的大會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張國燾的回憶錄中,也提起曾起草過《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這篇宣言未曾傳世,迄今未能找到。


    據李達回憶,宣言的大致內容如下:


    接著大會討論《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草案,這宣言有千把字。前半大體抄襲《共產黨宣言》的語句,我記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過的曆史,是階級鬥爭的曆史”。接著說起中國工人階級必須起來實行社會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說中國已有產業工人百餘萬,手工工人一千餘萬,這一千多萬的工人,能擔負起社會革命的使命,工人階級受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雙重剝劉和壓迫,已陷於水深火熱的境地,隻有自己起來革命,推翻舊的國家機關,建立勞工專政的國家,沒收國內外資本家的資產,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當時南北政府的本質,主張北洋封建政府必須打倒,但對於孫中山的國民政府也表示不滿。因此有人說“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數意見則認為孫中山的政府比較北洋政府是進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語句修正通過了,宣言最後以“工人們失掉的是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話結束。……[1]


    天色漸暗。大會進入最後一項議程,即選舉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構。考慮到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不過五十多人,各地的組織也不健全,所以決定不成立黨的中央委員會,隻建立中央局。


    就在選舉著手進行之際,湖麵上忽地傳來一陣“突、突、突”的響聲,會不會是警察局的汽艇?


    代表們收起了剛剛討論通過的文件,“嘩啦、嘩啦”搓起麻將來。


    “突、突、突”聲由遠而近,果真是一艘汽艇,不過,汽艇從畫舫一側一掠而過,並未前來找“麻煩”。事後知道那是嘉興城裏一位紳士的汽艇,與警察局無關。


    一場虛驚過去。選舉繼續進行,用的是無記名投票方式。


    中央局的人選很簡單,共三人,即書記一人,宣傳主任一人,組織主任一人。


    書記,當然非陳獨秀莫屬。這位《新青年》的創始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在當時享有很高的聲望。


    陳獨秀的表弟濮清泉(濮清泉又名濮德治,他說陳獨秀母親姓查,“和我母親是堂姐妹”)寫過《我所知道的陳獨秀》[2],內中有一段頗為重要的回憶:


    據陳獨秀告訴我,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他因事留在廣東,沒有參加,之所以要他當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荷蘭人馬林來中國傳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點。……


    果真,選舉結果,以集中的票數,一致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


    張國燾主持中國共產黨“一大”,擅長社會活動,也得到不少選票,被選為組織主任。


    李達負責中國共產黨“一大”的籌備工作,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代理書記,著譯過大量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被選為宣傳主任。


    在唱票時,忽地唱到李漢俊的名字。董必武問了一句:“是誰選的?”


    劉仁靜答:“是我選的。”


    這是李漢俊獲得的唯一的一票。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如此說:


    我們就在船上開起會來,通過黨綱和黨的組織,並選舉陳仲甫為委員長,我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鶴鳴為宣傳部長,仲甫未到滬的時期內,由我代理。……


    他的這段寫於1942年1月的回憶,把書記記為委員長,把組織主任、宣傳主任記為組織部長、宣傳部長,這種以後來流行的職務稱謂當作當初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的職務稱謂,倒也沒有什麽。問題在於,周佛海自稱當選為“副委員長”。


    在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把此事講得比較清楚:


    “大會旋即一致推舉陳獨秀任書記,李達任宣傳,我任組織。在陳先生沒有返滬以前,書記一職暫由周佛海代理。”當時由周佛海代理書記,是因為散會之後,周佛海仍留滬度暑假。


    在留滬的四人之中——李達、李漢俊、包惠僧和他,選定由他代理書記。


    司馬璐先生在《中國共產黨黨史暨文獻選粹》一書中論及周佛海自稱“副委員長”時說:“周佛海在這個問題上有‘自抬身價’之嫌。”


    另外,關於南湖會議的日期,亦即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閉幕日期,許多當事人回憶是在法國巡捕騷擾大會的翌日——7月31日。現在,大多數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也認為這一日期準確可靠。


    不過,董必武在1929年12月31日致何叔衡的信中,寫道:“會場是借李漢俊的住宅。開到最後一次會的時候,忽被偵探所知,未及成會,李寓即被搜查。隔了一日,我們到嘉興東湖(引者注:應為南湖)船上,將會開完。”[3]


    這封信是董必武答複何叔衡的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一些問題而寫的。此信表明何叔衡很可能沒有出席南湖的閉幕式,不然董必武用不著如此詳細在信中答複他。


    信中說“隔了一日”去南湖,則應是8月1日。除了董必武之外,張國燾、陳公博等的回憶,也說隔了一日。


    不過,查閱1921年8月2日《申報》,卻報道8月1日下午嘉興狂風暴雨,吹翻了南湖遊船四五艘。8月3日、4日,《申報》還繼續報道此事。然而,在所有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回憶中,都未提及狂風暴雨之事。這表明南湖會議不可能在8月1日。


    也有人以為南湖會議在8月5日舉行。如蘇聯k.b.舍維廖夫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指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於1921年7月23日——8月5日在上海和嘉興秘密舉行。”啥維廖夫所依據的是駐赤塔紅色工會國際代表Ю.Л.斯穆爾基斯寫於1921年10月13日的一封信:“您大概已經知道,從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4]斯穆爾基斯與當時在上海的尼柯爾斯基以及弗蘭姆堡都有著直接聯係,而此信又是在中國共產黨“一大”閉幕不久寫的,有一定的可信性。


    不過,依據當時的形勢,那麽多的來自各地的代表在受到法國巡捕注意之後,仍滯留上海多日,直至8月5日才去嘉興,似乎不大合乎情理。


    在南湖遊船上的會議到下午6時結束,由張國燾宣布閉幕。代表們輕聲呼喊以下口號:


    “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5]


    當天晚上,代表們便乘火車返回上海。抵達上海時,已是夜色如黛了。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共產黨“一大”,就這樣結束了。


    從此,中國共產黨宣告正式成立,並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承認,作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開始活躍於中國的政治舞台。


    那艘在波濤中輕輕搖晃的畫舫,成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搖籃。


    南湖的畫舫,在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嘉興之後,都被拉去當運輸船,毀於戰火。從此,南湖上再也見不到畫舫。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南湖的遊人才漸漸增多,汽船代替了畫舫。


    解放後,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一大”,在南湖湖心島籌辦紀念館。不過,中國共產黨“一大”是在畫舫中召開,沒有畫舫供後人瞻仰終是憾事。


    於是,南湖革命紀念館找了許多當年的搖船人、船娘開座談會,回憶當年畫舫的模樣。又派人到無錫,找那些造過絲網船的老工匠開座談會。這樣,畫出了圖紙,做成了模型,送往北京審查。


    模型得到了認可。1959年,中央撥專款三萬元人民幣仿製(不是複製)畫舫,還另撥黃金二兩,供艙內裝飾之用。


    經過老工匠們精心建造,一艘嶄新的畫舫出現在南湖。這艘畫舫係在湖心島畔,裝了跳板,供瞻仰者進艙參觀。


    1964年董必武重遊南湖,步入畫舫,連聲說:“很像當年那艘畫舫,仿製很成功!”


    從此,畫舫從供內部參觀到公開展出。數以萬計的參觀者出入畫舫參觀,遙想當年在艙中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閉幕式的情景……


    這艘畫舫迄今仍停泊在南湖湖心島之側,煙雨樓旁。隻是參觀者太多,使艙板磨損加劇,不得不限定每日參觀的人數,以保護這艘現存的唯一的畫舫……  “紅船”內雕梁畫棟,是南湖當年一艘豪華遊船[1]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13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1980年版。[3]《“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1972年第6期蘇聯《亞非人民》雜誌首先公布這一保存於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的信。[5]《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一),23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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