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林死於法西斯屠刀
紅色三步曲：紅色的起點 作者：葉永烈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馬林對於中國共產黨，有兩大貢獻。
第一，幫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
第二，製定了國共合作、建立統一戰線的戰略，使中國共產黨得以迅速發展。
雖然馬林關於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剛一提出，便受到了極其激烈的反對，他畢竟還是征得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同意和支持，帶著“襯衫文件”回中國召開西湖會議，說服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們。
此後，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三大”，馬林自始至終參加。就連陳獨秀本人，也在中國共產黨“三大”所作的報告中說：
起初，大多數人都反對加入國民黨，可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說服了與會的人，我們決定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從這時起，我們黨的政治主張有了重大的改變。以前，我們黨的政策是唯心主義的，不切合實際的，以後我們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國社會的現狀，並開始參加現實的運動。[1]
中國共產黨“三大”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貫徹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意見。
後來，在1935年8月19日，當馬林跟美國伊羅生教授談話時，曾回憶了他的關於國共合作的意見的由來[2]：
我提出這些意見時，從來沒有從莫斯科得到什麽具體專門指示的問題。我離開莫斯科時沒有什麽指示。我隻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蘭教聯盟運動中取得的經驗作為依據。……由此，你就能理解在中國努力同國民黨建立這種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經驗為依據的。
他提出的國共合作，人稱“斯內夫利特戰略”，亦即“馬林戰略”。
他一次次跟陳獨秀交談，一次次跟孫中山交談，終於促使陳獨秀與孫中山會談，終於促使孫中山在1923年8月派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問蘇俄……
共產國際在海參崴建立了遠東局，在1923年1月12日由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柯拉洛夫簽署第282號文件，任命馬林為遠東局第三號人物。
此後，馬林的工作又有變動，如他所說：
我被先後提議任駐廣州領事和俄羅斯通訊社（引者注：即塔斯社前身）記者，我拒絕了。後來，當我知道已作出上述人事變動的安排。我就離開了。[3]
馬林作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被降為“駐廣州領事”以至“俄羅斯通訊社記者”，是由於他的意見與共產國際領導——斯大林、加拉罕、鮑羅廷、羅易產生了分歧。
1923年10月，馬林被調離中國。
1924年初，馬林回到了莫斯科，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鑒於意見不合，1924年4月，馬林向共產國際辭職，回到了祖國荷蘭，參加荷蘭共產黨的工作，擔任碼頭工會秘書。
1925年，羅章龍赴德國漢堡出席國際運輸會議，與馬林相遇，彼此異常欣喜。會議結束後，羅章龍應馬林之邀，到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他的家裏。他家很不錯，花園洋房。那時，他的公開身份是教授。妻子也是荷蘭人。馬林以主人身份熱情款待羅章龍，留羅章龍在他家住了一星期，情同手足。
馬林雖已遠離中國，仍非常關心中國的命運。
馬林對羅章龍說道[4]：
中國是農業大國，無民主習慣，推翻一代統治者在中國曆史上極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製度卻有重重困難。唯有通過工人運動可以接近民主，縱有困難，不宜灰心，舍此以外達向民主的道路可謂徒勞！
一年之後，馬林的情況劇變：斯大林在共產國際以及聯共（布）開展反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鬥爭。馬林站在托洛茨基一邊。這樣，他無法再在荷蘭共產黨內立足，於1927年宣布退出。
1928年，當羅章龍到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六大”，正巧馬林也在莫斯科。馬林前往鷗林別墅看望老朋友。談及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後的艱難處境時，馬林對羅章龍說了一番頗為感慨的話：“中國問題，棋輸一著，我們大家都有責任，今後應正視錯誤，努力前進，曆史車輪自會循正當軌道邁進。”
在1929年，馬林在荷蘭建立了托派組織“革命社會黨”。此後，他以“革命社會黨”代表身份參加荷蘭國會。
不過1938年當托洛茨基組織第四國際時，馬林拒絕參加。
1940年，德國法西斯侵吞了荷蘭，馬林投身於反法西斯的正義鬥爭之中。他編輯了秘密發行的報紙《斯巴達克》，鼓勵荷蘭人民奮起反抗侵略者。
1942年3月6日，馬林終於落進了德國法西斯手中。
馬林在獄中堅貞不屈。4月7日至9日，在法庭開庭審訊他時，他怒斥德國法西斯。
他自知難逃厄運，在4月11日給女兒菩菩、女婿桑頓寫下了訣別的遺書[5]：
永別了，我的女兒，我的寶寶——永別了，我親愛的人！
孩子們，我無疑真誠地願為我的理想獻身。誰知驟然間死神將至，不可逆轉。但我心中坦然——多年來我始終是一個忠誠的戰士。告發我的人和法官們無不承認我死得光明磊落。這使我非常感動，因為人們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殫精竭慮，高舉我信仰的旗幟。奮鬥到最後一息…… 馬林夫婦
馬林最後寫道：
直至彌留之際，我都希望如馬來亞格言所雲：見義勇為。你們要互敬互愛。最後一次熱烈地吻你們。
這位久經考驗、意誌如鋼的共產黨人，在德國法西斯麵前不屈不撓。他寫罷壯烈的遺囑，便壯烈地走上刑場。
一位幸存的名叫普雷特爾的難友，後來在1945年11月6日寫文章給荷蘭《火炬》周刊，翔實地記述了他目擊馬林就義的悲壯一幕：
4月12日，星期天，我在睡夢中突然被噪雜聲震醒。當時大約是晚上9點鍾。七扇牢門被踢開，牢門前設了雙崗（引者注：這七間牢房原本空著）。我聽到大聲叫嚷：“非常危險的人來了！”德國人下達了指示，過了一會，我聽到每個牢房都關進了一位難友。牢房與牢房之間，隻要大聲說話，隔壁的人都可以聽到。我立刻聽到其中一個被囚禁的人說：“戰爭之前，荷蘭政府就在搜捕我。5月15日以後，德國人一直在追查我。如果我不是出了事故，如果不是被送進醫院，他們永遠也找不到我。”當時斯內夫利特安慰著說：“我們大家感到自豪的是，我們是荷蘭第一批為國際事業而被法院判刊的人。我們必須為國際事業而犧牲。”
監獄防衛很嚴，每十五分鍾牢房的燈便被打開，目的是通過監視孔看看是否有人自殺或企圖逃跑。同時還有兩名憲兵在窗外走來走去，手裏還拿著手電筒晃來晃去。……
大約早晨6點鍾時，有人通知他們說，赦免請求被拒絕了，而且將立刻執行。斯內夫利特當時間，他們是否可以手拉手一起受刑。這個要求也遭到了拒絕。“你們要把手放在背後受刑。”斯內夫利特又問，槍斃時他們是否可不戴遮眼布，這個要求被允許了。斯內夫利特又問，他年紀最大，是否可以最後槍殺他。我還聽到他說：“同誌們，作為你們的長者，這份權利應當讓給我，我不是當過你們的領導人嗎？”
所有人都可以抽一根雪茄煙。有人說：“好，我們抽吧！荷蘭國家付煙錢。”然後，斯內夫利特接過話頭說：“今晚我到了奧萊佛山（引者注：《聖經》中說耶穌曾關押於那裏）。當我青年時代參加運動的時候，我的神父對我說：如果你堅持你的信仰，小夥子，你就大著膽子向前走吧！我確實進行了鬥爭，而且一直堅持我的信仰，恪守我的信念，相信國際的事業。還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鬥爭，但未來是屬於我們的。”……
接著便出現了一個令人感動的時刻：“讓我們舉起手來”，在臨死前一個鍾頭，七個人挺起胸膛唱起了《國際歌》。多麽豪壯的旋律！何等感人的歌詞啊！我曾出席過多次音樂會，可從來沒聽過這樣感人肺腑的合唱。……
然後，他們被裝進了一輛汽車。9時20分，第一槍子彈響了。……
我非常欽佩這些英雄臨危不懼的氣概，我有必要將其寫出來。他們無私無畏，無限忠誠於他們的事業。我毫無保留地為貴刊寫下了這些細節，因為我是唯一和這些英雄度過最後幾小時的見證人。[6]
就這樣，馬林在142年4月14日視死如歸地倒在德國法西斯的槍口之下，終年五十三歲。
馬林對於建立中國共產黨，有著特殊的功勳。正因為這樣，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李玉貞、楊雲若等不遠萬裏前往荷蘭，仔細查閱馬林檔案，這才查清了馬林之死的真相。特別是馬林的女婿桑頓，把珍藏多年的馬林絕命書取出，複印贈給中國朋友，使中國讀者得知馬林就義前的遺言，更加敬佩這位“真誠地願為我的理想獻身”的異國英雄。 [1]《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261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談話記錄——關於1920—1922年的中國問題》（1935年8月19日），《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23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談話記錄——關於1920—1922年的中國問題》（1935年8月19日），《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23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4]羅章龍：《國際代表馬林》，《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1110—111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5]馬林：《致女兒女婿的信》（1942年4月11—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344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6]李玉貞、杜魏華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第一，幫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
第二，製定了國共合作、建立統一戰線的戰略，使中國共產黨得以迅速發展。
雖然馬林關於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剛一提出，便受到了極其激烈的反對，他畢竟還是征得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同意和支持，帶著“襯衫文件”回中國召開西湖會議，說服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們。
此後，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三大”，馬林自始至終參加。就連陳獨秀本人，也在中國共產黨“三大”所作的報告中說：
起初，大多數人都反對加入國民黨，可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說服了與會的人，我們決定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從這時起，我們黨的政治主張有了重大的改變。以前，我們黨的政策是唯心主義的，不切合實際的，以後我們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國社會的現狀，並開始參加現實的運動。[1]
中國共產黨“三大”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貫徹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意見。
後來，在1935年8月19日，當馬林跟美國伊羅生教授談話時，曾回憶了他的關於國共合作的意見的由來[2]：
我提出這些意見時，從來沒有從莫斯科得到什麽具體專門指示的問題。我離開莫斯科時沒有什麽指示。我隻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蘭教聯盟運動中取得的經驗作為依據。……由此，你就能理解在中國努力同國民黨建立這種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經驗為依據的。
他提出的國共合作，人稱“斯內夫利特戰略”，亦即“馬林戰略”。
他一次次跟陳獨秀交談，一次次跟孫中山交談，終於促使陳獨秀與孫中山會談，終於促使孫中山在1923年8月派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問蘇俄……
共產國際在海參崴建立了遠東局，在1923年1月12日由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柯拉洛夫簽署第282號文件，任命馬林為遠東局第三號人物。
此後，馬林的工作又有變動，如他所說：
我被先後提議任駐廣州領事和俄羅斯通訊社（引者注：即塔斯社前身）記者，我拒絕了。後來，當我知道已作出上述人事變動的安排。我就離開了。[3]
馬林作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被降為“駐廣州領事”以至“俄羅斯通訊社記者”，是由於他的意見與共產國際領導——斯大林、加拉罕、鮑羅廷、羅易產生了分歧。
1923年10月，馬林被調離中國。
1924年初，馬林回到了莫斯科，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鑒於意見不合，1924年4月，馬林向共產國際辭職，回到了祖國荷蘭，參加荷蘭共產黨的工作，擔任碼頭工會秘書。
1925年，羅章龍赴德國漢堡出席國際運輸會議，與馬林相遇，彼此異常欣喜。會議結束後，羅章龍應馬林之邀，到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他的家裏。他家很不錯，花園洋房。那時，他的公開身份是教授。妻子也是荷蘭人。馬林以主人身份熱情款待羅章龍，留羅章龍在他家住了一星期，情同手足。
馬林雖已遠離中國，仍非常關心中國的命運。
馬林對羅章龍說道[4]：
中國是農業大國，無民主習慣，推翻一代統治者在中國曆史上極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製度卻有重重困難。唯有通過工人運動可以接近民主，縱有困難，不宜灰心，舍此以外達向民主的道路可謂徒勞！
一年之後，馬林的情況劇變：斯大林在共產國際以及聯共（布）開展反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鬥爭。馬林站在托洛茨基一邊。這樣，他無法再在荷蘭共產黨內立足，於1927年宣布退出。
1928年，當羅章龍到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六大”，正巧馬林也在莫斯科。馬林前往鷗林別墅看望老朋友。談及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後的艱難處境時，馬林對羅章龍說了一番頗為感慨的話：“中國問題，棋輸一著，我們大家都有責任，今後應正視錯誤，努力前進，曆史車輪自會循正當軌道邁進。”
在1929年，馬林在荷蘭建立了托派組織“革命社會黨”。此後，他以“革命社會黨”代表身份參加荷蘭國會。
不過1938年當托洛茨基組織第四國際時，馬林拒絕參加。
1940年，德國法西斯侵吞了荷蘭，馬林投身於反法西斯的正義鬥爭之中。他編輯了秘密發行的報紙《斯巴達克》，鼓勵荷蘭人民奮起反抗侵略者。
1942年3月6日，馬林終於落進了德國法西斯手中。
馬林在獄中堅貞不屈。4月7日至9日，在法庭開庭審訊他時，他怒斥德國法西斯。
他自知難逃厄運，在4月11日給女兒菩菩、女婿桑頓寫下了訣別的遺書[5]：
永別了，我的女兒，我的寶寶——永別了，我親愛的人！
孩子們，我無疑真誠地願為我的理想獻身。誰知驟然間死神將至，不可逆轉。但我心中坦然——多年來我始終是一個忠誠的戰士。告發我的人和法官們無不承認我死得光明磊落。這使我非常感動，因為人們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殫精竭慮，高舉我信仰的旗幟。奮鬥到最後一息…… 馬林夫婦
馬林最後寫道：
直至彌留之際，我都希望如馬來亞格言所雲：見義勇為。你們要互敬互愛。最後一次熱烈地吻你們。
這位久經考驗、意誌如鋼的共產黨人，在德國法西斯麵前不屈不撓。他寫罷壯烈的遺囑，便壯烈地走上刑場。
一位幸存的名叫普雷特爾的難友，後來在1945年11月6日寫文章給荷蘭《火炬》周刊，翔實地記述了他目擊馬林就義的悲壯一幕：
4月12日，星期天，我在睡夢中突然被噪雜聲震醒。當時大約是晚上9點鍾。七扇牢門被踢開，牢門前設了雙崗（引者注：這七間牢房原本空著）。我聽到大聲叫嚷：“非常危險的人來了！”德國人下達了指示，過了一會，我聽到每個牢房都關進了一位難友。牢房與牢房之間，隻要大聲說話，隔壁的人都可以聽到。我立刻聽到其中一個被囚禁的人說：“戰爭之前，荷蘭政府就在搜捕我。5月15日以後，德國人一直在追查我。如果我不是出了事故，如果不是被送進醫院，他們永遠也找不到我。”當時斯內夫利特安慰著說：“我們大家感到自豪的是，我們是荷蘭第一批為國際事業而被法院判刊的人。我們必須為國際事業而犧牲。”
監獄防衛很嚴，每十五分鍾牢房的燈便被打開，目的是通過監視孔看看是否有人自殺或企圖逃跑。同時還有兩名憲兵在窗外走來走去，手裏還拿著手電筒晃來晃去。……
大約早晨6點鍾時，有人通知他們說，赦免請求被拒絕了，而且將立刻執行。斯內夫利特當時間，他們是否可以手拉手一起受刑。這個要求也遭到了拒絕。“你們要把手放在背後受刑。”斯內夫利特又問，槍斃時他們是否可不戴遮眼布，這個要求被允許了。斯內夫利特又問，他年紀最大，是否可以最後槍殺他。我還聽到他說：“同誌們，作為你們的長者，這份權利應當讓給我，我不是當過你們的領導人嗎？”
所有人都可以抽一根雪茄煙。有人說：“好，我們抽吧！荷蘭國家付煙錢。”然後，斯內夫利特接過話頭說：“今晚我到了奧萊佛山（引者注：《聖經》中說耶穌曾關押於那裏）。當我青年時代參加運動的時候，我的神父對我說：如果你堅持你的信仰，小夥子，你就大著膽子向前走吧！我確實進行了鬥爭，而且一直堅持我的信仰，恪守我的信念，相信國際的事業。還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鬥爭，但未來是屬於我們的。”……
接著便出現了一個令人感動的時刻：“讓我們舉起手來”，在臨死前一個鍾頭，七個人挺起胸膛唱起了《國際歌》。多麽豪壯的旋律！何等感人的歌詞啊！我曾出席過多次音樂會，可從來沒聽過這樣感人肺腑的合唱。……
然後，他們被裝進了一輛汽車。9時20分，第一槍子彈響了。……
我非常欽佩這些英雄臨危不懼的氣概，我有必要將其寫出來。他們無私無畏，無限忠誠於他們的事業。我毫無保留地為貴刊寫下了這些細節，因為我是唯一和這些英雄度過最後幾小時的見證人。[6]
就這樣，馬林在142年4月14日視死如歸地倒在德國法西斯的槍口之下，終年五十三歲。
馬林對於建立中國共產黨，有著特殊的功勳。正因為這樣，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李玉貞、楊雲若等不遠萬裏前往荷蘭，仔細查閱馬林檔案，這才查清了馬林之死的真相。特別是馬林的女婿桑頓，把珍藏多年的馬林絕命書取出，複印贈給中國朋友，使中國讀者得知馬林就義前的遺言，更加敬佩這位“真誠地願為我的理想獻身”的異國英雄。 [1]《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261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談話記錄——關於1920—1922年的中國問題》（1935年8月19日），《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23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談話記錄——關於1920—1922年的中國問題》（1935年8月19日），《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23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4]羅章龍：《國際代表馬林》，《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1110—111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5]馬林：《致女兒女婿的信》（1942年4月11—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344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6]李玉貞、杜魏華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